在那个年代，我们是这样推荐工农兵学员的

工厂所推出的这10名 “工农兵学员”， 1名为1967年招工进厂的工人，其他9名都是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的新工人，其中没有一名工厂领导的子女或亲属，甚至没有一名本厂职工的子女或亲属，本来在推荐的预选对象中曾有一名本厂退休老工人的子女，但也在最后的录取阶段被淘汰。所有推荐工作都在阳光下进行，没有任何暗箱操作。我在此回忆当年在工厂参与推荐“工农兵学员”的经历，也是客观反映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真实情况，以及出现问题的真实内情。

第一次出问题：群众推荐突出政治，临阵换将有如儿戏

我1972年调重庆三四零三工厂工作，以前是在部队农场，农场有2名同事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学医，所以知道通过有推荐上大学的事。到了工厂，厂里当时已有2名“工农兵学员”在清华大学读书，一人在清华大学焊接专业首批试点招生时入学，一人在1971年清华大学电气专业进修班招生时入学。

刚到工厂，就听说厂里首次推荐工农兵学员就闹出临阵换将的风波：上级分配工厂一名清华大学焊接专业的试点招生指标，厂里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确定一名从事焊接工作的优秀复员退伍军人去清华大学焊接专业学习。在得知自己能到清华大学去读书，这位青年焊工非常兴奋，就邀请一同复员进厂的战友们喝酒，以示庆祝和告别。没想到有人暗中向厂革委和驻厂军代表反映，说该焊工的父亲在解放前曾当过学校童子军的教官，还说该焊工上大学的目的不是代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他请战友喝酒炫耀是把上大学当成了个人光宗耀祖的喜事。结果可想而知，厂革委和军代表当即决定换人，另推荐一名1967年进厂的学徒工到清华大学读书。这位意外顶替去清华读书的学徒工喜出望外，那位被无辜换下的焊工倍受打击。要说喜事临门庆祝一下有什么错？错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以政治口号评论个人表现，据此换人有如儿戏。正是：好运一夕转，黄粱梦一场。谗言坏好事，嫉妒心得偿。

上管改，当时最响亮的工农兵上大学口号

第二次出问题：领导批准是个关键，无心得罪导致被换

进工厂当年，我又亲眼见证一起更换推荐对象的风波：1972年上级分配一名西安交通大学的招生指标，经群众推荐，领导已确定一名知识青年进厂的优秀学徒工为第一推荐对象。但很快就发生更换推荐对象的事情，这位学徒工的父亲是市里重点工程四川维尼纶厂建设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当学徒工的领导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去做家访时，不巧碰上指挥部有人来紧急汇报建设工程问题，学徒工的父亲就先去处理工作问题，过后才来接见这位领导，向他表示歉意，并感谢领导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培养。但这位领导心里很窝火，认为自己是被人看不起，才会被冷落一旁，暗自忿忿不平。回厂后这位领导马上决定更换另一名备选推荐对象去西安交通大学读书，并放话从此不再推荐这学徒工上大学。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是我当时的领导在负责，因在同一个办公室，我也知道其中内情。在确定推荐意见后又随意更换推荐对象，明显掺杂个人恩怨，群众对此也有议论。正是：办事要公正，群众有杆秤，秉公能成事，为己必伤人。

第三次出问题：学校录取本应择优，考生上访又出难题

1973年，上级分配一名合肥大学英语专业招生指标，因我的领导调离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具体工作就落在我身上。这一年，国家在招生办法中尝试增加文化考试，我按照文件要求认真做好工作计划，仔细做好推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经个人报名，群众评选，文化考试，组织推荐，最终确定三名预选对象：二名知识青年进厂的学徒工和一名技校毕业的技工。文化考试是参加全省统考，合肥大学来重庆招生的英语老师对三名预选对象还进行了英语的口试。合肥大学招生组的军代表告诉我，这次招生是总参委托合肥大学培养外语人才的招生，毕业后军队将从中挑选为国防事业服务的人才，所以学校很看重文化考试结果。考试成绩出来，一名知识青年学徒工总成绩第一、技校毕业技工总成绩第二、另一名知识青年学徒工总成绩第三，工厂的推荐意见就是以文化考试的排名顺序把第一、第二、第三候选对象推荐给合肥大学招生组选择。

没想到竟然在学校复审阶段又出问题。招生组的军代表告诉我，因为出现意外情况，他们不可能按照工厂的推荐顺序，即按文化考试的成绩来确定录取对象了。招生组本来是准备择优录取第一候选对象，但突然有考生来找他们反映情况，来人强调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根正苖红，被工厂派到中学担任工宣队员。虽然本次文化考试成绩只考第二名，但他学习愿望特别强烈，希望学校能录取自己。同时他还告诉招生组，文化考试成绩第一的推荐对象家庭有问题，他父亲虽是儿科专家，但解放前做过国民党军医，因结发妻子患病不能生育，又娶小老婆生孩子，解放后虽然与结发妻子离了婚，但仍旧住在一起，孩子们都称她为大妈。学校招生应贯彻阶级路线，如果不看家庭出身只按考试成绩录取他不服气。这突发的情况给招生组出了难题，招生组本来已决定接收文化考试成绩第一的知识青年学徒工，他是工厂推荐的第一候选人，不但文化考试成绩优秀，口试英语的成绩也很好。对这个考生反映的情况，招生组本来认为政府既然允许这样的家庭状况维持至今，就应该不是个大问题。但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招生组坚持把第一候选人招到学校，那个反映情况的考生不罢休再直接反映到学校，我们也不敢保证就不会发生学校将考生退回推荐单位的情况，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对已录取的考生将会是很大的打击。经再三考虑，我们招生组的意见是：即使我们不招成绩第一的考生，这个成绩第二的考生我们也不要，我们宁愿招收成绩第三的考生，考试成绩虽然差点但他没搞小动作。结果，文化考试最差的第三候选人幸运的上了大学。正是：择优录取本公平，暗施小计耍聪明，谁知结果不如愿，受益并非设计人。

因为本年度的高校招生出现了张铁生事件，全国文化考试成绩最终都作了废，交白卷的张铁生还成了“反潮流英雄”。事后，区文教组召集全区参加文化考试的单位开会，区文教组向主任一上来就做自我批评，说自己觉悟不高，本以为自己来自企业，不会重犯走封资修教育路线的错误， 没想到还是“穿新鞋”走了以考试成绩取人的“老路”，希望大家都认真回忆一下，看我们区里有没有交白卷写信的，一定要把我们区里的“张铁生”挖出来。会上有参加过阅卷的人发言：我们区里确实也有在白卷上写字的考生，但写的是“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并不象张铁生那样理直气壮，大家听了哈哈一笑。我没有发言，但心想厂里同样发生不按文化考试成绩录取的事情，说出来脸上也不光彩。因为文革停止高考招生，堵死了千千万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但消除不了人们想通过上大学来改变个人命运的愿望，1970年高等学校进行招生试点，让人们又重燃上大学的希望，谁不想上大学呀？我也非常想，虽然文革开始时我只读到初中三年级，但我自信自己是个读书的料，如果不受文革影响，我肯定能考上大学。现有了当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而且看到自己的同事不断有人被推荐上大学，想读书的愿望也更加强烈。我曾向政工组的领导申请去读书，领导说你所在岗位本来就缺人，现在不可能推荐你。无奈之下也只有服从工作需要。上学指标是稀有资源，想竞争可以理解，可以正大光明的去竞争。但文革本来就是造反的年代，“反潮流”的张铁生这样做了，厂里上访的考生不也一样吗？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从试点招生到我负责的这次招生，分别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选择三个环节上，各出了一次问题。

事不过三总结改进，同类配对平和心态

1974年，上级下达工厂三个指标：清华大学一名，重庆大学一名，哈尔滨电工学院一名。为避免再出现问题，先通知各基层单位做好选拔推荐工作，七个车间及科室共推荐9名预选对象，经征求团委意见，再按每个指标配两个候选对象，最后确定6名候选对象。为避免因心态不平衡再出问题，3个招生指标把同样家庭出身，同样社会关系，同样文化程度的推荐对象按同类配对组合成三组：清华大学指标配2名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初中文化，都是车间青年突击队队长；重庆大学指标配2名领导干部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初中文化，都是优秀团员；哈尔滨电工学院指标配2名职员（父亲为企业经理、院所工程师）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高中文化，都是优秀团员。因为6名推荐对象都是厂里公认的优秀青年，以相同的家庭出身，相同的文化程度，相似的个人表现配对候选，彼此不感觉比别人有多大的优势，所以心态平静。整个评选推荐过程波澜不惊，顺利确定3个学校的最终录取对象，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上级机关也非常满意，马上又给我厂追加一个华中工学院的招生指标，原来是局属其他工厂也出现推荐闹矛盾的问题，局属一家工厂为推荐谁去华中工学院上学闹得不可开交，严重影响工人和领导之间的团结，最后把矛盾上交到上级机关，希望上级帮助解决。结果上级机关干脆收回该厂指标，转给我厂进行推荐。我厂马上将本次落选的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工推荐给华中工学院，学校非常满意，工厂也乐得一年能推荐出4名工农兵学员。

1974年改进推荐办法立见好处，大家都愿意接受同类配对的新办法，以后年度推荐照此办理再没出问题，直至1977年最后1名上海机械学院招生工作顺利完成。因为当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推荐招生就此宣告历史终结。对此我的感受是，这种以推荐方式招生的办法，虽然不象网上有的文章所写的那样不堪，但明显带有文革年代特点，办法设计存有缺陷，因为必须通过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工厂中很多有强烈读书愿望并且文化基础很好的青年工人，即使个人报了名，也难得到群众的推荐，得到领导的批准，连成为预选对象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很难保证真正的公正公平，推荐招生寿终正寝当为其时。

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1977年，刚结束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邓小平敏锐地选择恢复高考来作为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为打好这一仗，独具慧眼的邓小平，果断将招生办法“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中的“单位同意”一条去掉，立竿见影的敞开了报考的大门。用自愿报名的考试，来取代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依据，昭示着社会的思想结构开始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重新肯定知识的价值，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再次拥有了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接到恢复高考的通知，工厂马上组织广泛宣传，并举办了高考复习班，请学业优秀的老大学生帮助将准备报名高考的职工进行高考复习。许多青年职工涌跃报名，那些在推荐招生期间得不到推荐机会，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上学的普通职工，终于得到可以争取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1977年11月，我作为工厂应考人员的领队，带领工厂自愿报考人员到重庆第三十四中学考场参加全省统考，这些有着强烈上大学愿望，但在以前根本不可能被领导批准的青年职工，满怀希望的走进考场，为改变个人命运努力拼搏。他们中有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考生，在报名高考后，白天坚持上班，晚上天天复习到深夜，他做妇产科医生的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还想法让他吃了十几个胎盘来补养身体。勤奋的付出终有回报，他被华中工学院录取了，工厂参考人员中高中文化的考生，几乎全被大学录取，创下工厂年度上大学人数的历史记录。当时我作为考生的单位领队，在考场开考十五分钟后能在领队休息室看到试卷，可以了解考试的内容和难度。我下班回家，就有一些未报名应考的青年职工来打听考试内容，听我讲了试卷情况后，许多人都后悔没报名参加恢复高考后首次统考，决心立即进行复习，准备参加来年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学正常的高考招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开办，各种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高等教育形式以及各种高等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人们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难事，只要你有学习愿望，总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完成高等教育的方式。虽然工厂领导从工作出发不支持我脱产去考大学，但我还是通过参加业余自学考试，拿到中央电视大学首次开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证书，也算了却一桩心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