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社会的艺术是浮于地表的，始终难以真正走进人们心中。
蔡楚生在中比较注重社会价值的考量，他曾表示：“我相信‘失掉了社会价值，就没有艺术的存在’这话是对的”，这足以看出他在电影中对于社会价值的看重。
立足于社会的电影重新反馈到社会当中不仅能够唤起观众对自身生活的认同感，还能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积极审视与思考，同时，电影也由此产生了社会价值及相关功能。
在近代中国，传统的中国女性大都囿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藩篱之中，仍然没有觉悟与能力思考解放自身的问题。
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一片就是取材于艾霞自杀的现实事件，时下重要社会问题的参与构成了影像的一部分。
而影像的完成又反哺着现实，影像与现实互文的完成，使彼此的意义都更加丰富。
对于近现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寻求富国强邦之路是一个重大历史使命，在这任重而道远的追寻过程中，妇女解放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可以看出，对于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广大知识分子们来说，妇女问题是千百年来封建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议题，追求性别平等、妇女解放是历史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艺界开始陆续出现这类题材的艺术作品。
这部由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拍摄于1934年，影片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女演员艾霞自杀的事件。
以女性个体的悲惨经历为中心，对女性自身内心以及女性在当时社会中艰难的生存境遇的探讨表达较为深刻。
同时折射出广阔的社会现实以及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充分体现出蔡楚生对于广大女性命运的密切关注。
就“余美颜”事件进行评述，痛斥旧家庭、恶社会之黑暗人世。美颜真不可多得之奇女子也。其勇于冲突，与迅于觉悟，实非常人之为。
蔡楚生在文章中对旧家庭、恶社会进行批判之余，对余美颜的勇敢与牺牲精神表示肯定和赞扬。
而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电影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影像比其他传统媒介艺术更直观地投射现实、抵达现实，观者透过窗去看窗内的世界，也可以反过身来观望自己所处的世界。
这也能直接联系到电影的“公众性”和“社会性”，正是因为这扇窗透出的能量，它能够强有力地介入社会生活。
因此除了对于现实的隐秘展现，也有许多电影是直接联动着现实的。
中国电影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电影《阎瑞生》便是根据当时轰动全城的社会案件所拍摄的；由杨耐梅自导自演的《奇女子》，便是取材于“余美颜事件”；再到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都是根据当时真实的社会事件所的。
影片上映之后，很快就引发了舆论轰动与民众热议。
尽管主演阮玲玉随后迫于舆论及社会等多方压力不幸自杀，却更值得我们深思。对于个体来说，电影有着面向个人层面的深度探索。
正如戴锦华老师多次提到的“电影是一面镜子”的理论，透过影像，可以打破时间、空间、地域等任何物理界限，让我们可以反观自身，审视自己，看到自己的迷恋和局限。
尽管《新女性》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体悟其中掩藏在黑白影像之下的情绪，即使是在今天，透过黑白影像传达出来的力量仍是巨大的。
我们通过其中的现实隐喻体认到自己生活经验的缺失或不足，进行自省。
更重要的是，电影这面镜子囊括着更加宏观的意义，如对身份、性别等议题的映照。
这些是指向整个社会结构，整个人类系统的，也是一种细致入微的时代体察。
《新女性》塑造的两个主要女性人物韦明和李阿英，同为女性，命运却截然不同。
影片的最后韦明疾声呼喊着“救救我！我要活！”却最终不幸死去；与之相反，李阿英则带着革命女性特有的坚韧意念走向了光明。
相比之下，韦明想要寻求的独立之路显得单薄而悬浮，而李阿英则已经具备了比较明确的变革意识，并不断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前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妇女解放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或者说孤立地看待妇女解放是断然无法使之得到真正解决的。
作为女性来说，只有不断明确个体意识，并积极朝着正确的革命群体意识靠拢，将之真正融入到民族解放的议题中去，才是能够实现问题解放的真正出路。
这不仅意味着对电影工作者的要求应该更高，更意味着电影与国家、社会、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实际有着切肤相关的互动关系。
同时，通过影像完成与现实之间的互文，电影对于社会的意义也更加明确了，当电影能够保持真实的呈现与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将达到更加和谐的循环，并且互为参照。
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强调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要遵守道德理性的原则。
自我价值观在这里体现为一种包含个体价值在内的群体价值观，换句话说，这种精神价值也可以看作是表现为由自我价值导向群体价值的表现。
蔡楚生导演为人温和谦良，平易近人，始终恪守“以义为上”的理念。
做事情既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又富有人情味，乐于助人，正道直行，是我国百年电影所标榜的杰出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踽踽独行者。
蔡楚生导演虽是学徒出身，但他一直勤奋刻苦，潜心钻研，将毕生热爱倾注于电影艺术中。
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才能和艺术水平，逐渐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上颇负盛名的电影编导艺术家。
显而易见，一名优秀艺术家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其艺术来表达，尤其他享誉中外的典范作品《渔光曲》，不仅受到当时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广受影界专业人士的好评。
这一作品的成功问世，为之后的电影艺术提供了高水平范本的同时，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葆有着熠熠生辉的社会价值。
“义以为上”的价值理念，蔡楚生导演在其中作了详细表述。
如在《渔光曲》一片中蔡楚生导演将镜头聚焦于一个贫苦渔民的家庭，切实描绘出上下两代人于水深火热中奋力挣扎的坎坷境遇。
始终践行着他本人提出的“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痛苦”的电影艺术理念，同时通过强调人的道德价值追求。
从人物的个体欲求与社会道德规范的统一中寻找价值，赋予作品一种理性和人文主义精神。
作品以两个普通渔家孩子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呈现出在旧中国农村和城市中极为广泛的社会生活景象。
影片在讲述小猫、小猴两兄妹坎坷人生经历的过程中，渗入了作者进步的思想理念、高瞻远瞩的社会视野及真切的人文关怀。
作品将叙事结构的严谨性与表现内容的开放性完美结合，成为早期中国电影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典范文本。
另外，导演自身所具备的人格魅力，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也比较自然真实的流露出来。
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及《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一经上映，便引发了社会上热烈的关注和反响。
观众被影片中呈现出来的“义以为上”的价值理念所影响，而之后的众多艺术者，也在不同程度上为作品中蕴含的传统古典艺术表达所吸引和感染，试图开始在自己的艺术中展开新颖表达和精神转向。
从艺术者自身出发拓展到观众集体，其中暗涵的“义以为上”的价值理念逐渐由导演个人的自我价值进一步过渡升华为群体价值，进而传达出广为深远的社会价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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