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我」利益為權衡標準
筆:但是在變與不變、修正與不須修正之間,其是非高下頗難決斷,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法則可為衡量的標準?
蔣:近年來我常反芻父親的思想與教誨,深覺有一點值得提出來供大家參考,那就是「人本」主義。
我想在對許多事下決定時,考慮的關鍵都應該在「人本」上。但你是人,我也是人,是否考慮你、我的利益即可?那就不對了。小團體比個人重要,大團體又比小團體重要,而整個社會、國家、民族的利益,自然又比任何一種團體重要。凡事衡量大我的利益,以整體為著眼點,就會八九不離十了。
鼓吹戰略思想有深一層的用心
筆:和您談到這裡,深感您並不只是口才好,而是思想豐富而有理則,您深入淺出的解說,令我們充分瞭解您的理念,請問您如何訓練自己能以這樣清晰而有邏輯的方式來表達?
蔣:身為一個國軍將領,都曾花功夫學過「表達」。表達的要領,在於先瞭解訴求對象與表達目的,必須確實掌握目標,才能設想出好的表達方法,否則就是「無的放矢」。在一次次的表達過程中,要非常關心結果,並觀察聽眾的反應,這樣慢慢就能歸納出各種有效的方法,以做到「彈無虛發」。
簡單地說,要能因人、因事、因地、因時製宜,並且有決心要達到目標,這樣的表達就會有效果。
依我個人的體驗,在說話過程中舉例說明,往往頗有效果。但例子不能亂舉,引喻失義可能比不舉還糟。通常我們若有理則訓練,對某一事物徹底瞭解、消化之後,再經過歸納、整理,清楚而有層次地說出來,表達效果就不會差了。
再說到思想的理則訓練,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我協助推動戰略學會的活動,鼓吹戰略思想。
所謂戰略思想,並非只在狹義地告訴大家我國戰略地位有多麼重要,而是想廣義地讓大家懂得:思想要有條理,本末先後要弄清楚,目標、方法、工具三個層次也要有概念,這樣做事、說話才不致漫無章法、缺乏效果。
思想理則是先終後始,亦即先設想目的,再尋求方法;而行動理則是有始有終,從頭開始循序漸進。這二者的不同,我們也應有所瞭解。
大學上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可見古人亦講求思維理則。而現代生活更形複雜,現代人非有這種思想訓練不可。
有時殺雞也要用牛刀
筆:這種戰略思想如果直接用到戰爭上,又是怎麼樣的情況呢,您可否為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蔣:前面說過,戰略思想簡單歸納起來就是講求:目的、方法、工具。比方說我們如要對付一個碉堡,先看目的是要攻克、擾亂、還是完全殲滅?然後根據目的來設想方法,也就是訂定戰術,是包抄?是圍剿?還是全力火攻?……接著視方法選擇使用的軍械,看要用到化學劑、機關槍、手榴彈、火箭砲、還是坦克車?有時殺雞也要用牛刀,牛刀不一定用得上,但擺出來嚇唬敵人一下也好。這樣掌握目的,策畫手段,再善用工具,就不致有無謂的犧牲,也才會克敵致勝。
如果擴而大之談到國家戰略,就包括政、經、軍、心四方面,「政、經、心」是廣義的政治,佔75%,軍事則佔25%。但軍事可決定國家存亡,不可兒戲,是故父親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將軍事提高至30%;而這裡所謂的政治,也就是廣義的政治,不光指內政和外交。
武力最好不用,但絕不能沒有,否則不可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軍事準備愈充分,武力愈強大,就愈有能力防止戰爭的發生,這就是「以戰止戰」的道理。
君子和而不同
筆:您在談話和演講中,不但善用譬喻,而且還會講些笑話,甚至還唱起流行歌曲,我們相信這對提高聽眾的興趣會有益處。但我們更佩服您的「勇氣」,因為您不但公開承認愛聽、愛唱流行歌曲,且還曾上台與歌星合唱,有些人或許會覺得這樣做有損其「威嚴」,而您卻毫不在乎?
蔣:只會板面孔,算不上是「威嚴」;至於唱歌,我以為是一種情感的表達和發洩,用不著隱藏,所以很自然地聽了、唱了。我一直以為這是件很普通的事。
筆:聽說您還常常上西門町去看電影?
蔣:這不也是件很普通的事嗎?有人在電影院碰到我,居然問我:「你也到電影院來電影呀?」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我喜歡看電影,不上電影院看,要上哪兒去看呢?
筆:您是這樣一個開放、幽默、睿智、進取的人,平時一定難免會碰到一些不長進、不通氣的人,您為什麼都能親切相待,而不會不耐煩呢?
蔣:所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們不必期望大家的思想觀念趨於一致,真要那樣,這個世界也就沒什麼意思了。因此,我們同意「同意」,也應能同意「不同意」;如果我們對別人有「受不了」的感受時,又焉知別人不會受不了我們?所以古人說,君子是「和」而「不同」。
如果真的碰到思想閉塞的弟兄,我立刻會想到:是不是我們沒有提供他良好的訓練與教化?我會因此而感到慚愧,並且設法再加強幹部訓練工作。
說到這裡,我要順便提一件事,就是國內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工作須求未能銜接起來,國內剛從學校出來的人,幾乎不能工作,一切得從頭教起,這種職前教育因此顯得非常重要。而西方國家的情況就不同了,他們自幼即有一種邏輯的訓練與習慣,表達與處事都頗懂得方法,亦有就事論事的精神;當他們開始工作時,只要給一本手冊,其中指示些大原則,他們就懂得照著去行,而且多半不會出錯。這二種不同的情況,值得我們深思。
國軍水準大為提高
筆:如撇開戰技與士氣不談,我們國軍整體的教育水準大致如何?
蔣:教育水準一年年都在進步中。當年有的士兵斗大的字識不得一擔,今天絕對沒有這種情形了。非但能讀書看報,對許多現代科技產品,如電腦什麼的,都熟悉得像對電視機一般。這是多年來我們努力為軍中教育扎根,大力推動學、術訓練所得到的結果。這種對國軍的養成教育,使得部隊水準一年年提高,總使我感覺十分的欣慰與驕傲。
筆:您過去擔任戰爭學院與三軍大學校長時,為國軍的學術修養出了很多力,能不能談談那段時間的心得?
蔣:那時我是軍中學術研究團體的領導人,我要負責給許多軍官教育,並期望這些軍官將所學帶到部隊去傳授開來,因此必須不斷充實自己、隨時作好準備。這段時間,我在讀書、準備講義和教材、授課、以及與其他教官的討論中,所獲甚多,並曾把心得整理出版。每天向這個教官吸收一點、向那個教官吸收一點,很快就能豐富許多,在這種環境中工作,實在非常幸運。
受過「慎思、明辨、篤行」的薰陶
筆:您一直有這樣的進取心,是因受父親的影響,從小即有很強烈的使命感和很高的自我期許,還是後天逐步自我訓練而成的?
蔣:家庭的影響一定很大,後天的自我訓練也有。父親一生手不釋卷,並花許多時間思考、歸納,他對我們也有著同樣的要求。後來我們兄弟漸漸長大了,他常和我們聊天、討論事情,甚至「考」我們對某件事物、某個問題的看法,帶領我們走上慎思、明辨、篤行之路。
因此我和哥哥一直都有種想法,就是即使我們無法為父親帶來任何榮耀,起碼得中規中矩,不要給父親帶來任何煩惱,或丟他老人家的臉。
筆:這種父子之間思想的交流、心靈的溝通,實在非常可貴,您們是否因此不斷提昇自己的思想境界,俾能夠得上做父親談論的對手?
蔣:這種心態是有的,但從無止境。因為父親每回都會談起一些新的問題,要我們去蒐集新的資料,每回都有新的功課,使我們從不敢以為自己算得上是父親思想與談論的「對手」。但也就這樣日積月累地,懂得廣泛而深入地去探討問題。
今生不悔,來世亦仍願獻身軍旅
筆:像您這樣優秀、傑出的人,如果不當職業軍人,而往其他行業發展,相信一定也會非常有成就。因此,如果有機會讓您重新來過,您還會選擇當軍人嗎?
蔣:是的,我還會選擇當軍人。當了一輩子的軍人,我從來沒有懊悔過。
筆:可以告訴我們原因嗎?
蔣:因為這是愛國、報國最直接的途徑。而且當軍人,尤其如果想當一個好軍人,在體格、學術、膽識、魄力、反應力、組織力……的要求上,可能比其他行業嚴格得多,可以趨使人不斷地求進步。
當軍人,在戰時往往還須付出他最寶貴的東西——生命,這種無私、無我、成仁取義的胸懷,是一種生命境界的極致。
筆:您當年選擇當軍人,是自己的意思,還是父親的意思?
蔣:是自己選擇,當然也受家庭的影響。
態度樂觀、積極、前瞻
筆:抗戰時,您自德國、美國受訓回來即投入戰場,而當年美國、德國的戰備與士兵素質都是最好的,您進入我們的部隊後,會不會有點失望和不適應?
蔣:沒有不適應。因為我在德國時,自願選擇加入最辛苦的山地兵,就是為了日後要回國與國軍同甘共苦。
至於失望與否?我想也沒有,而是充滿了希望,因為基本上我是個樂觀而積極的人。但也不是成天活在希望中,罔顧現實,而是願意努力在現實基礎上力求改進。
我們做事的態度基本上要能踏實,但不能太遷就現實,太遷就了就變成「短視」,未來就沒有希望;卻也不能完全不遷就,罔顧現實的指望往往會架空。
父親曾給我一個教導:「我們要不時往後看,在以往的經驗中得到教訓;但也要不時向前看,根據過去的教訓來策畫將來。」
父親主張存誠、務實,要我們懂得適應環境,再設法改造環境、創造環境。
一直得比別人付出更多
筆:您的家世,有時可能是您個人發展的助力,有時則可能造成一種阻礙,譬如,有人或許把您視作特權階級,有時對您過度的阿諛,有時又對您過度的防備;甚至有的長官為表白自己的公正,為撇清自己無意「拍馬屁」,在有機會時,寧可給別人而不給您,以致使您失去許多和一般人一起競爭的機會,這種情況一定有吧?
蔣:是的,這種情形是會有的。幾十年下來,我和哥哥也習慣了,也不覺有什麼特別之處。
最大的壓力則是在,別人做到80分的程度,可能已有不少人讚好;而我們必須設法做到120分,多半人還是視作理所當然,甚至說:當然嘛,他當然做得好嘛……。
這種事碰得多了,也就適應了,只有要求自己竭盡所能多做一點。
筆:為了不願被人嫉妒或防備,也為了表明您並無意與人競爭什麼,您因此特別瀟灑不羈、不拘行跡?
蔣:不,我從不曾刻意去「表演」什麼,而且我素來討厭矯揉造作。我的言行,都是自然的流露。
筆:但這會不會存在您的潛意識裡呢?
蔣:哈,哈,如果真是在我的潛意識裡,你也不確定,我也不確定,我們永遠無法證明是否有其事,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