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图片038】“四人帮”之姚文元（组图）（20余张）（附文） -- KHC

附文两则，仅供参考。

张中披露为姚文元辩护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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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0高龄的张中先生是审判“四人帮”时姚文元的辩护律师。近日，他披露了当年为姚文元辩护的内幕。

接受任务

1980年10月5日，张中踏上了京城之行的航班。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大律师韩学章。张中说，那是一次绝密之行，都知道有重大任务，但不知究竟是什么任务。

到了北京，张中和韩学章即去司法部报到。当他们被安排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时，谜底才揭开，原来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当时，公安预审、检察院等总共数百人封闭式集中在一起，其中被召集的律师有20人，这些律师全是被指定的。某地有两位律师听说要为罪大恶极的“四人帮”辩护，怎么也接受不了，最终没有来报到。所以，最后报到的律师总共18人。

封闭运作

尽管是封闭运作，可外国记者的嗅觉相当灵敏。日本记者最先找来，非得要求采访，理当被谢绝。为了躲避国外记者，所有参加审判活动的人员马上转移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并在大门口增加解放军站岗人数，做到保密工作万无一失。

张中说，在封闭运作过程中，不是看某一个被告人的材料，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材料都要看。仅材料就看了一个多月。王洪文、张春桥、黄永胜、邱会作不要委托律师辩护，并拒绝接受法庭指派的辩护人。江青要求著名律师史良辩护，可史良当时已经80高龄，不可能出庭辩护。当法庭审判人员向她言明这个情况后，她也接受了为她指派的辩护人。结果江青胡搅蛮缠，百般刁难，先后为她指派的张思之律师和傅志人律师吃足她的苦头，都不愿为她辩护。后来开庭时，江青没有律师为她辩护。最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只有姚文元、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5个被告人接受了律师辩护，18名律师最后只有10人出庭辩护。张中和韩学章被指定为姚文元辩护。

会见被告

张中回忆说，他与韩学章律师曾先后两次会见姚文元，核对了解一些事实。由于秦城监狱在京城郊外，路途较远，他们早上6时起床，9时赶到那里，上午谈两个小时，下午也谈两个小时。姚文元配合律师调查，陈述了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认错不认罪。

张中和韩学章会见姚文元之后，又反复研读了姚文元的材料，随后起草辩护词。经过反复研究，最终为辩护词定下了一个原则：既要原则性，又要法律性，更要实事求是，是姚文元的罪行就是姚文元的罪行，不是姚文元的罪行也不能强加在他头上。

实事求是

辩护词的开场白是这样写的：“审判长、审判员：法庭一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本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我们在确定反革命集团中的各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既要把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与从犯加以区别，又要把各主犯之间在反革命集团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以区别。江青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为首者，被告人姚文元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这一事实已经被充分的证据所证明。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姚文元的某些犯罪活动是在江青指使下实施的……”

进而，辩护词对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姚文元的某些罪行逐一作了辩护。其中关于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辩护词写道：“起诉书第46条指控姚文元于1976年5月7日，在北京对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陈冀德回上海后，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作了传达，因而起诉书认定，这是为上海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起诉书的这一指控，辩护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他（姚文元）的这句话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认识。请法庭注意，被告人讲这句话是在1976年5月，正是天安门革命事件被镇压之后，也正是‘四人帮’猖狂一时、得意忘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被告人姚文元完全没有预料到1976年10月他们将被覆灭，他也没有预料到那时他们要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因此，被告人的这个讲话，与后来的上海武装叛乱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姚文元对这一罪不应负刑事责任……”

姚文元出狱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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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tom.com　 2005年03月18日16时16分??来源:????河北日报－书刊报

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满出狱。他站在那间他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看了看四周，对着屋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囚衣，换上了家里人早已送来的一套新中山装。

　　狱警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真麻烦你们了。”狱警严肃地说：“不要客气，回去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姚文元点点头连说：“说得对，说得对！”他提着自己在监狱里的东西，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办理完了一切出狱手续，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此时，家里的人早已在大门外面接他来了。

　　姚文元在亲人们的陪同下，提着东西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这位昔日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在排队的人群中，将头上帽子压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认出自己。当火车在上海火车站停靠，姚文元下车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被捕时的情景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此时既表示怀疑，可又不愿放弃有可能升为“常委”的机会，为了稳妥，便决定找一下张春桥，再将情况弄清楚。他来到了张春桥住地，知道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了一份会议通知。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他刚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当场指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

　　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4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姚文元了解到，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江青参加，这使他放了心。

　　姚文元就在这种复杂而多虑的情况下，于7点4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开会。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他被人领到东廊的休息室。这时，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当听到宣读后他并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去，而是表现得很平静，没有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做好准备的行动人员，此时竟没有了“用武之地”，就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

　　无法辩掉的罪责

　　可以说，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十名主犯中，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护本领”，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将自己罪责说成只是“工作责任”。对于这一点，林彪那伙耍枪杆子的不必说，就连姚文元之前耍惯了笔杆子的陈伯达，此刻也望尘莫及。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获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

　　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

　　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

　　姚文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答道：“关于曹荻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画过圈，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这一点要负责任。”

擅于玩弄文字游戏的姚文元在这里用了几个很特别的程度副词。在谈到与张春桥共同密谋迫害曹荻秋时，他用了“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这里的“专门”二字很值得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他没有否认自己参与迫害曹荻秋这个事实，曾讲过这个问题，但不是专门讲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讲一讲，你如何定罪？

　　另一点就是他说自己“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这里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为迫害已是事实，但也只是“画过圈”，属于一般的工作问题，并不是自己“一定”要这么做，罪行自然不同了。

　　还有在最后，他也只承认“这一点要负责任”。原上海市委在张春桥的控制下，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经他们“审查”圈阅，并根据他们所定调子修改后，才能正式上报党中央。

　　由此不难看出，姚文元无论如何狡猾地为自己辩护，他在迫害陈丕显、曹荻秋，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反革命行动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赖不掉的。

　　在狱中家事突发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在入狱后，他不像江青一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

　　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这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在服刑的时间里，姚文元还遇到了烦心事，那就是家里的财产纠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病逝，留下了一笔遗产，1986年，姚文元母亲周文修为继承姚蓬子的遗产扯起了风波，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要姚文元这个亲儿子表态。

　　事情终于通知了正在服刑的姚文元，此时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对于财物之事早已看穿，于是他写信给妻子，动员她在这个事情上对母亲让步。

　　由于姚文元表现了灵活的态度。这件闹到了监狱的家事，最后终于平息。

　　摘自《采风报》

相关链接：

【老照片013】“四人帮”之张春桥(组图)

http://www.cchere.net/article/38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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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图片023】“四人帮”之王洪文（组图）（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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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图片0XX】“四人帮”之江青（组图）（上）即将贴出，敬请留意。

• 【老图片078】“四人帮”之江青（组图）（中）
• 【老图片059】“四人帮”之江青（组图）（上）
• 有。

关于姚文元在出狱的部分完全是编造，他从出狱到现在完全在软禁状态，没有行动自由。而且最近才移至上海郊区某处，之前一直是在无锡。他在狱中的表现并不是配合，检讨没怎么写，倒是写了不少左派作品，比如有个几十万字的什么科学史。他是一直坚持极左思想，他是否向中央进言，从这点看，不可信。

关于家产纠纷部分，也是编造，姚蓬子被发回的东西中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了。他以前开作家书屋时挣下的一些珍贵字画和书籍已经不见了。发回的都是一些不值几个钱的旧书和少量金钱。当时姚文元的母亲、妹妹和姚的妻子对于这些没有什么纠纷，只是大家协商怎么处理，当然也问了姚文元的意见，姚说因为早年和父亲划分界限，其后也没有尽孝，所以放弃继承权。可实际上，那些遗留物品不少还是留给了姚的子女（姚妻已过世）。

关于其他方面，因为人证和物证的原因，没有办法做核实。

比如张春桥就死了两次，但愿不会有第三次。又比如谢静宜究竟是哪里人？能不能找你的朋友核实一下。

他的亲属和负责看管他的人，应该是比较确凿的。

我的朋友中没有人深入知道张春桥和谢静宜下落的，让你失望了

如果他也不太“配合”的话，那“四人帮”可真是死不改悔的XX派。呵呵。

姚文元 1976 年 4 月 5 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日记

姚文元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路线错误下台就完事，居然追究刑事责任，邓小平也算是黔驴技穷了。

事实上这帮人个人素质相当低，公报私仇就整死了不少人。这与早先中共幼稚时期的肃反有很大的不同，像夏曦这样的人有多少成分是因个人因素而整人？而且陈云早早表态不赞成死刑，就是因为把矛盾限制在党内斗争的范围之内。

四人帮 干事都是走党到政府这条线，没法判，除非改宪法。

审判书第一稿的时候居然把长沙告状算一个！改了之后也是非常非常勉强，性质上就是党内斗争，

不能说错误大就可以把性质改变。

“像夏曦这样的人有多少成分是因个人因素而整人”，这句话本身完全是主观判断，不可能用来判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