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丨从强学会到《时务报》：《师友绪余》中的梁启超

原创 艾俊川 中国出版史研究1

摘要

Abstract

光绪二十一年（1895），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考试之前，他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落第后又一起组织强学会，这成为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开端。在强学会创办前后，梁启超主办《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两份报纸，开启了他的新闻出版生涯。本文通过对《师友绪余》中梁氏书札的解析，钩沉其走进出版领域前后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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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Key words

《师友绪余》强学会《时务报》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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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uthor

艾俊川，《金融时报》编辑。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1期。

图：梁启超

强学会是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推动成立的新型组织，并对它抱有“学校与政党兼而一之”的高度期待。但强学会活动时间短暂，它的实体机构强学书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成立，到十二月初九即被朝廷封禁，为时只有两个月，梁启超在此期间主笔的《中外纪闻》，更是只存续一月有余，出刊18期便告终结。强学书局后改为官书局，梁启超被屏除在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前往上海，与人合办《时务报》。对这段历史，梁启超曾有所追述，时人也留下一些资料，大致脉络是清楚的，但梁启超在强学会的活动细节，今人了解得并不多，一个原因是缺少他当时的自述材料。

图：强学会

幸运的是，吴保初所辑《师友绪余》保存了梁启超写给他的三封信。这些信恰好作于从强学会到《时务报》期间，从当事人角度披露了相当多的历史细节，而且吴保初与寿富等友人之间的通信，很多也与梁启超有关，均有助于了解梁氏这段重要的政治和新闻出版经历。这些资料以前未见研究者引用，本文标点整理，略作笺释。

吴保初与《师友绪余》

Wu Baochu and Shi You Xu Yu

吴保初（1869—1913），字彦复，号君遂，安徽庐江人，淮军将领吴长庆之子。光绪中，吴保初以荫生入都，先在兵部学习，后任刑部山东司、贵州司主事，秋审处帮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他“上疏言朝政时事，多他人所讳言者”，被尚书刚毅压制，不得上达，遂辞官归里。

图：吴保初三十七岁小像

吴保初倜傥能文，又是名父之子，交游广泛，时人将他与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并称“四公子”。他思想激进，赞成变法，戊戌事变后作《哭六君子》诗，并在第二年的春天，“略检箧衍所存往时师友赠答之作，裒为一集，虽一字之寡、千言之富，亦都存而录之，名曰《师友绪余》，志不忘也”，附在诗集《北山楼集》后，排印行世，保存了一些与戊戌变法相关人物的作品。

《师友绪余》存世不多，公开可见的有天津图书馆藏本。我自己也收藏一本，但与天津图书馆藏本内容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别是，我的藏本录有梁启超的三封信十三首词、康广仁的两封信、袁世凯的一封信和寿富的两封信，天津图书馆藏本却没有这些内容。经过比对，两本书是用同一副木活字版刷印，但天津图书馆藏本刷印在后，印时删除了相关内容，并将受到影响的版面重新排版。如梁启超的信和词，在书中共占8页，页码从四十六至五十三，而天津图书馆藏本第四十五页的下一页，版心页数为“四六至五三”，以1页代8页。显然，这是在删除大量内容后，为保留其他已经印好的书页并弥合阙页采用的权宜之计。这也说明，我的藏本是该书的初排初印本。

图：《师友绪余》（光绪二十五年初排初印本）

图：天津图书馆藏《师友绪余》被更改的版面和页码

含有梁启超等人书信的《师友绪余》，还有另一个现象，即梁启超的名字写成“梁任厂”，康广仁的名字写成“康大厂”，用的都是化名，可见吴保初在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春天即刊行师友赠答之作，实有深意，“志不忘”变法君子并保存他们的作品，是一个重要目的。在当时情势下，此举非常危险，以至于吴保初最后不得不把这些作品删除。这个本子能流传到今天，实属幸运。

图：《师友绪余》初排初印本中的梁启超书信

这个初印本又是一个校改本，有人用墨笔加以增删，或整首删除，或调整顺序，或修改注释，或删去敬抬空行，做这个工作的，不排除是吴保初本人。其中，作者注释“梁任厂，字任厂”被改为“梁启超，字任厂，广东新会举人”，文内的“任厂”改为“启超”；“康大厂，字大厂”，被改为“康广仁，字幼博，广东南海人，候补主事”。下面，就按照改注复原的文字，将梁启超的三封信移录于此。

梁启超的三封信

YuLiang Qichao's three letters

论强学会书

君遂先生有道：承示并寿君书，敬读。两公忧时之心，如将见之，钦佩靡似。寿君所言，字字金玉。此事措手之难，如久病之人，病根盘穴腑脏，以全力去病，病去而人死矣。办事之人过于持重，犹可徐导之也，其有一二借持重之名而因以图其私窟，则疾不可为也。要之其初心，惟可以图利之事乃始为之，一切当行之事，悉置不问。有倡是说，未启口而先拒之，若稍与辨论，则以词色加人，日日扬言于众曰：此局惟彼一人创之，局事亦惟彼一人主之。一切来者，若皆攀附彼之声气，诸事末从干预。夫此局之创，非出其手，此间知之者想亦不尠，而其间一二通达大体之人，皆困于簿书，不能营办琐事，令此间局面若惟一人独主，以至于此，奈何。以公议去之，非不可行，然同室操戈，大局必散，此病去人死之说也。同人皆有必欲保全之意，而彼有不惧决裂之心，此千古小人所以胜君子之技，匪今斯今，可为浩叹。别院整顿之举，同志主持者尚有其人，弟人微言轻，亦不欲过问。小会之举，自为约束，虽大局无恙，亦当为之。何以故？入会者甚众，大率当官人多、读书人少，虽有善心，未必能俛焉学诵，会虽成而学不克有进，其势必有稍密之功课以待官闲而好学者。小会之与大局，原属并行不悖，未尝有冰炭于其间也。今之时流，于一切致用实学类能言其一二，而不能深通以尽其故，此人才之所以不成而国之所以弱也。我辈同志，率受此病，故严定功课，各执专门，互相挟持，务底有成，此小会区区之意也，虽无大局之波澜，亦将行之。执事以为如何？今此间与小会者，日来所课，尚不荒殖，他日可望成就一二。知公拳拳，拟奉邀入会，俾得亲近，有所就诲。并约祁、寿两公，想不见弃。顷所云云，以公相爱之深，忧世之切，故敢贡其一二，局中矛盾，路人所笑，本未尝一以告人，尚幸秘之。启超顿首。

作别札

君遂贤兄先生：重岛辽隔，阙侍数月，鄙怀歉仄，匪可言喻。汉功昆明，楚客泽畔，大局之忧，与君同之。书局复开，仆以婞直见挤，人情本当尔尔，亦何足云。顷归意甚速，欲得一言以为宠，谨奉纨扇，想不见弃。伯福亦久未见，并思得赠言，不审君能为我代致之否？行期在二十间，日内当图良觌，以罄所怀。启超顿首。

别后书

君遂兄长足下：国门分携，倏已两月。抟沙易感，怀思可知。自顷入洛，游谒虽众，而落拓寡聊，含沙屡遇，相知相爱，惟在足下。纵复重岛辽隔，合并苦稀，而感念之情，靡时云已。去秋迄今，事变累易，横流无极，魑魅喜人。业每败于垂成，病即加于小愈，凡兹陈迹，君所共见，太息之外，更无他言。弟顷居海上，与黄公度观察、汪穰卿进士创一《时务报》，冀以开广风气，佽助见闻。此间为南北总汇之区，视首善之晦盲，似有差别。顾事变太速，岁不我与，聚室而移王屋，捧土以塞孟津，绵力薄材，恐无所补，得寸得尺，竭吾心所能至而已。黾勉图功，经费支绌，惟赖报章风行，乃可支持。今邮上公启三十本，乞斟酌其可否与同志共维持之。此局若定，或可为他日学会、议院一切之基也。顷已布告各省同志，请其相助，惟皖省未得其人，若君所知有可以语于此者，便望相告，铭感奚如。近学想益进。数年以后，人血满地，恐更无从容弦诵时，望及时交勉之而已。君智慧才力，独出冠时，惟冠盖京华，销磨太甚，尚望稍节酬应，以劭大业。猥托相爱，不敢以谀词进，想弗嗔之。出都时承惠述德碑文，谢谢。照象一躯，敬呈左右，聊寄远思。伯福所学成就想益远大，格于例、伤于贫，不能行其志，奈何。此次匆促，未及致书，相见时为弟问讯也。启超顿首。

《别后书》的后面，还有“附录所书词十三阕”，梁启超跋云：“丙申三月将出都，濒行，君遂兄长索拙著，以近为词应之。启超记。”所书词作均见于《梁启超全集》，今略。

《论强学会书》与

梁启超在强学会的活动

Qichao's activities in Qiangxuehui

梁启超的第一封信，作于强学会存续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十月至十二月，“论强学会书”及另两封书信的题目，当为吴保初所拟。

梁氏《饮冰室诗话》记与寿富的相识说：“乙未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可见梁启超与吴保初交往，也始于强学会时期。

这封信，是对吴保初转来的寿富书信的回复，所涉事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强学会及强学书局内部矛盾的看法，二是介绍在强学会内组织“小会”的情况。寿富的来信，也见于《师友绪余》，即《论强学会条规书》：

论强学会条规书

君遂执事：日者蒙以条规见示，适有客在座，匆匆奉复，未尽所怀，今更申其议，伏望垂察。当事诸君过于持重，诚有使人郁郁处，梁君毅然另为约束，岂非丈夫。惟寿富不无过虑者，以为斯议果成，局中先分疆界，势既为二，人必左右袒，一出一入，是非以生，同室操戈，势所必至。当斯会之始，举国非笑，谓为不成，今幸规模粗具，然非之者尚十四五，观望者亦十二三，若局事蒸蒸日上，将必天下向风；若局事或有二三，瓦解亦可立待。同舟以济，尚恐难成，若更参差，息驾何所。此事成败，大局所关，设不幸所言或中，谋者未成，成者先废，将毋大失梁君之本意乎？夫公议者胜人而不为人所胜者也。梁君所欲为者，本皆会中应有之义，若并此不能，尚何名为强学？今若邀集同志，平心与之徐商，使是非大明，人人开悟，当局诸君，将必舍己相从。若其不从，是违公议，违公议者，公议亦违之，当局者将不自安，尚何局事之能持，则梁君之议，当行于合会，又何烦别为约束乎？寿富闻之，非常之功，惟忍乃济，迈俗之议，阅久自明，今者惟忧人力之不厚，人心之不坚，与其别白是非、另生枝节，何如相忍以济、培其本根。若力厚势成，是非大定，则亦贤者持柄、愚者退听耳。斯时肩荷大事者，非梁君辈其谁？若不出此，将必是非互腾，尽失本意，势分力薄，奏功无期，在会者思去，局外者不前，人心忧疑，大事去矣。寿富不幸生逢斯世，有死国之义，无戡乱之才，惟冀风气宏开，人才日出，上安君父，下遂私图，故当斯举之兴，闻而起舞，今知局事如此，不胜恟惧，以与执事相知久，故敢贡其私意。伏惟恕其狂瞽，幸甚。寿富顿首。

图：寿富《论强学会条规书》

（《师友绪余》初排初印本）

对强学会研究来说，寿富的这封信是一份重要史料，它至少透露了如下信息：强学书局为人把持，强学会名存实亡；梁启超毅然奋起，欲有所约束，并拟定了“条规”；梁的计划如果实现，强学会内部将会分裂，甚至危及生存。为此，寿富不赞成梁启超的行动，劝他“平心徐商”“相忍以济”，以退让维护大局。

按照康、梁的理想，强学会是一个讲求新学、议论时政，“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的组织。但实际上，京师强学会是以御史台、翰林院的京官为主建立起来的，首倡者为陈炽、文廷式、沈曾植、康有为等人，赞助者有李鸿藻、张之洞等大员，构成复杂，议论各异。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其间发挥了组织引领作用，但在强学书局成立之前，康有为已于八月二十九日离京，未参与强学会创办的后期工作，只留下梁启超在京，先后主办《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虽然梁启超做的实际工作在今天看来十分重要，但他只是一个举人，在一群京官中人微言轻，也未进入决策层，难以左右大局。强学书局成立后，丁立衡、张孝谦、熊余波等人主持局务，“有欲开书坊者，有云宜专卖国朝掌故书者，有云宜卖局版经书者”，康、梁设想的讲学、议政功能均无从谈起，以救国热情组织起来的强学会，眼看办成了一家旧书店，维新同人当然痛心疾首，因此寿富说“当事诸君过于持重”，“使人郁郁”。

而且此时，当局数人也矛盾重重，最后张孝谦排挤掉其他人，独自把持局务，令事情更不可为。梁启超信中道出当时情形：“要之其初心，惟可以图利之事乃始为之，一切当行之事，悉置不问。有倡是说，未启口而先拒之，若稍与辨论，则以词色加人，日日扬言于众曰：此局惟彼一人创之，局事亦惟彼一人主之。”针对这种局面，梁启超不赞成寿富提出的通过“公议”迫使当局者改弦更张的建议，因为真正不顾及强学会分裂和存亡的人，正是当局之人：“以公议去之，非不可行，然同室操戈，大局必散，此病去人死之说也。同人皆有必欲保全之意，而彼有不惧决裂之心，此千古小人所以胜君子之技，匪今斯今，可为浩叹。”

面对乱象，梁启超并未旁观，而是采取行动扭转局面。他撰写《学会末议》一文，在同人中传看，申说学会宗旨；拟定《强学会条规》，试图对会务进行约束；同时他还发起一个“小会”，坚持讲学活动。

寿富信中说，“梁君毅然另为约束，岂非丈夫。惟寿富不无过虑者，以为斯议果成，局中先分疆界”，可见梁启超拟定的《强学会条规》，将对强学会的主事者形成约束，并且难被他们接受，必然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文件。

梁启超组织的“小会”，也有当时的人提到，“京中同志十余人（卓如、伯唐、子封、穗卿、刚甫诸君及钝丈、樵父子）起一小会，迟大会十日而亡”，但语焉不详。今合梁启超与寿富之信而观之，可知其大概。

梁启超说：“小会之举，自为约束，虽大局无恙，亦当为之。”“小会”是在“大会”内部成立的，在“大会”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如有“小会”坚持作为，当然是一种拨乱反正，从而构成约束。他透露出“大会”当时的颓状：“入会者甚众，大率当官人多、读书人少，虽有善心，未必能俛焉学诵，会虽成而学不克有进，其势必有稍密之功课以待官闲而好学者。”多数会员无心学习，学会名存实亡，因此需要为好学者另立一个“小会”。他又阐释了“小会”的宗旨：“今之时流，于一切致用实学类能言其一二，而不能深通以尽其故，此人才之所以不成而国之所以弱也。我辈同志，率受此病，故严定功课，各执专门，互相挟持，务底有成，此小会区区之意也，虽无大局之波澜，亦将行之。”

于此可见，强学会内的“小会”，是梁启超在“大会”功能丧失、无法开展活动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个专注于讲授、研习致用实学和专门功课的同人集会，初始会员只有十人，来自强学会内外。梁启超邀请吴保初和寿富及祁姓某公加入强学会小会，并说“今此间与小会者，日来所课，尚不荒殖”，说明已经开始活动。但“小会”是在强学会弊端暴露后成立的，寿命又只比“大会”多十天，所以梁启超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已接近强学会的尾声了。

梁启超和寿富的信，还有助于解决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即强学书局开办时期，强学会究竟有无实体存在。

不同于上海强学会有完整的章程等文件可以引用，考察京师强学会的历史，只能根据当事人或知情人的零星记载。在这些记载中，同人们筹备的是“强学会”，但成立的组织却是“强学书局”。特别是书局成立后，参与者多称“强学书局”，少有称“强学会”者，这令人怀疑在强学书局正式成立后，强学会已不存在，或强学会从未正式存在过。但吴保初为梁启超和寿富两封信拟的名字，都包含“强学会”名称，虽属事后追述，仍是当事人的说法。寿富信中则说“梁君所欲为者，本皆会中应有之义，若并此不能，尚何名为强学”，显示“强学会”确有实体。梁启超说“入会者甚众……会虽成而学不克有进”，并发起“小会”，对应的都是强学会，这是最重要的当事人对强学书局与强学会并存的直接说明。

对强学会和强学书局的关系，其实从《上海强学会章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上海强学会的章程，但以很大篇幅，讲一个“局”或称“强学总局”“分局”“书局”的运作规则、强学会会员与“局”的关系。这说明，上海强学会发起后，随即成立“强学书局”，作为学会的办事机构，落实办会宗旨，处理日常事务。入会者向书局入股或捐款，然后成为会员。京师强学会的运作模式也是如此，强学书局是强学会的办事机构，学会通过书局才能运行，这也是为何强学书局主持人的行为会关系到强学会的兴衰存亡。强学会与强学书局二位一体、同时存在。

《作别札》与

梁启超退出强学书局

Liang Qichao's withdrawal from qiangxuehui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御史杨崇伊以“奏为京官创设强学会，植党营私，大干法禁，谨据实究参，仰乞圣鉴事”上疏，要求查办强学书院（即强学书局）。此疏所参为“强学会”，列举的事实却是“强学书院”的行为，于此也可见强学会与强学书局的关系。

吴樵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京会闻发难于卓如之文。渠有《学会末议》一篇，甚好，脱稿后曾以示樵，不知局中谁人献好，闻于政府（原注：闻系常熟），遂唆杨崇伊参之，而杨与合肥之子为儿女亲，因此亦可报复。”强学书局招股时，李鸿章欲入股三千两，被同人拒绝，再加上政见不同，李遂扬言报复。杨崇伊与李鸿章为姻亲，此举有挟嫌报复的嫌疑，导火索则为梁启超撰写《学会末议》。

杨崇伊参奏后，强学书局于十二月初九被查抄封禁。

强学书局有京中官员的大量股份，他们自不会坐视被封，于是运动解禁，至当月二十二日，由御史胡孚宸上《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折》，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次年正月十二日，总理大臣李鸿藻奏请将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二十一日奉上谕准许，交工部尚书孙家鼐管理。二月二十一日，孙家鼐奏定章程，官书局随后开业。

图：孙家鼐与康有为

在筹备官书局期间，孙家鼐拟定了管理官书局的二十三人名单，大多数为参与强学书局的京官，梁启超却被屏除在外。三月，梁启超应黄遵宪之请，赴上海筹办《时务报》。《作别札》说“书局复开，仆以婞直见挤”，又说“行期在二十间”，即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二、三月间。

吴保初从信中得知梁启超的遭遇，立即向孙家鼐进言，请他收回成命，延聘梁启超。三月十二日是孙家鼐的生日，他去祝寿时当面请求，后孙家鼐两次回拜，皆未相遇，吴保初于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即收入《北山楼集》的《上孙尚书书》，略云：

上孙尚书书

两蒙高轩枉过，有失迎迓，罪甚罪甚。……近日朝廷以书局属公，实欲公之造就人才，以待国家异日之用，斯事虽细，关系天下，则公安可不广罗俊乂，上承明诏？窃见广东举人梁启超，年二十四，奇才淑质，独出冠时，综贯百家，凌跞一代，九州万国之纪，旁行斜上之书，莫不取其精华，得其指要。绮岁不廉之誉，方之蔑如；何休学海之称，奚足拟美。求之近日，诚为罕觏。今以不合当世，思褰衣远去，公倘不以年少少之，折节往拜，慰而留之，延揽入局，于大局不无小补。……梁君行期甚急，愿公速图之，不胜大愿。

图：吴保初《上孙尚书书》（收入《北山楼集》）

他写好这封信后，先寄给寿富看，寿富并不赞成他的做法，两次回信请他三思。这两次 来信，即初印本《师友绪余》中的《论留任公书》和《再答》。因涉及早岁友人对梁启超的评价，且资料罕见，全文移录于此：

论留任公书

君遂老弟足下：日昨为风所中，头晕骨痛，大有伤寒意。任公事似须细思详酌。老弟爱才之心，实为近今所罕，但惜不在高位，在高位者又无此副心肝，此时事所以难也。某大臣奉旨管理书局，当广求异材，以开风气，方于时事有益。乃不出此，尽散股分，惟奏举二十二人办理局务，则其有先入之言已可见矣。任公去岁在局，职司掌笔，本为局中不可少之人。今乃不在二十二人之列，此必有以好事狂妄谮任公者，盖所以必欲谮之者，实恐任公分其权也。老弟身往力荐任公，某大臣若以爱才为心，当殷殷下问，如恐失之。乃言者殷然，听者漠然，是其心不重任公，并不重老弟之言，明矣。老弟谓渠两次过访，似为任公之事，设如所度，讵不大佳，但恐仍是老弟爱才之心耳。故欲老弟亲往探之，若果为此，上书不晚；设不为此，渠疑任公倩老弟营求，于事无济，于己于人皆有损。君子爱人以德，老弟爱之，当保全其名节，详筹其出处。任公才识，安往不得，某大臣不知求任公，任公乃求某大臣耶，必不然矣。迩年营求之风炽，在上位者动以营求轻天下士，故士之自立者，往往矫情以震之，盖不得已也。夫任公留京，于任公毫无益处，于书局则大有益。若令某大臣疑任公营求，必轻视之，必不留任公。不惟不能留任公，转使某大臣疑任公为营求之士，是老弟爱之适以害之也。兄之呶呶为此者，既重任公，又重老弟，诚不欲任公与老弟为人所轻也，望详度之。原书文字甚佳，姑存兄处，如某大臣诚有求才意，即当奉还。兄富白。

再 答

今日大人先生之心最难测度，恐其以老弟为卓如游说，则老弟无置身地矣。设更以卓如倩老弟游说，则并卓如无置身地矣。此事所关不小，望更细心酌之。鄙意以为今日某大臣过访相左，或是谢寿，老弟未可造次上书也。原件奉缴。

寿富深知孙家鼐排斥梁启超，其后有复杂原因，并不会因吴保初一言而改变做法，且以梁启超的才识和当时的官场陋习，也无必要去乞求高官延聘，因此极力劝阻吴保初办理此事，并暂留了他写给孙家鼐的信。最终不知吴保初是否递交了这封信，但可看出，他为梁启超的前途奔走，完全出自对梁之思想和才华的激赏。梁启超此时年方二十四岁，二人相识不过数月而已。

图：寿富画像

在对吴保初的研究中，常见一种说法，谓梁启超初来京师，系吴保初向孙家鼐举荐，使他得露头角。此说的源头是陈诗所撰《吴北山先生家传》。其传略云：

吴北山先生家传

先生尤善知人，丙申邂逅新会梁启超于京师，时工部尚书寿州孙文正公家鼐方领自强书局，先生与有雅故，致书荐启超，（下文节引《上孙尚书书》，略）……孙公于是礼聘启超，为订章程，启超旋游湘，后卒以才名显。

从上述当事人信函可知，此说与真相大相径庭，应予更正。

《别后书》与

《时务报》的推广

The promotion of Biehoushu and Shiwubao

梁启超离京去上海，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二十日前后。《别后书》说“国门分携，倏已两月”，当作于五月。

《时务报》于七月初一创刊，此时正进行紧张的前期推广。梁启超给吴保初写信，寄去公启30份，希望吴在京师向同人推销报纸，并推荐家乡安徽的联络人。吴保初于是作《蕲同人阅时务报小启》，略云：

蕲同人阅时务报小启

乃者梁君卓如，特在沪滨创立时务报馆。观其体例，首陈治道，继译新闻，采国风于六洲，置苦口于万户。虽迹类商鞅，言同邹衍，而略其形似，要厥指归，知长沙痛哭，乃心汉家；杜牧罪言，输忠唐室。针膏起废，此洵活国之扁仓也。蒙嘉美卓如之心，思推广其意，兹购得三十分，以次递传，足供百人浏览，限三日专足走取，原报外不索分文，其有愿自购者、有愿助款者，各听其便，不有博弈犹贤乎已，诸君子或亦有意于此邪？

乃者梁君卓如，特在沪滨创立时务报馆。观其体例，首陈治道，继译新闻，采国风于六洲，置苦口于万户。虽迹类商鞅，言同邹衍，而略其形似，要厥指归，知长沙痛哭，乃心汉家；杜牧罪言，输忠唐室。针膏起废，此洵活国之扁仓也。蒙嘉美卓如之心，思推广其意，兹购得三十分，以次递传，足供百人浏览，限三日专足走取，原报外不索分文，其有愿自购者、有愿助款者，各听其便，不有博弈犹贤乎已，诸君子或亦有意于此邪？

吴保初一边倡议阅读《时务报》，一边自购30份报纸供同人分阅，并号召大家订购和捐助，为梁启超的办报事业出了一份力。

梁、吴二人京门分别时，梁启超为吴保初书写自作词十三阕，吴保初则作《送任父之申江》诗送别：

送任父之申江

吾友梁任父，飘零真可哀。

少年入京国，下笔挟风雷。

亦有新亭泪，斯人贾谊才。

江湖须自重，呇獭久相猜。

他们二人的交往时间只有短短数月，见面不多。梁启超去上海后，又去长沙主办时务学堂，吴保初则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辞官归里，戊戌政变时未在京师，随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多年，二人再未晤面。但吴保初对比他小四岁的梁启超，可谓一见倾倒，除了在事业上多方帮助，甚至还学习梁启超的文风。在梁启超被通缉后，冒险刊行他的作品，尤可见吴保初的真情。梁启超在书信中也对吴保初多有期勉，《别后书》谓“君智慧才力，独出冠时，惟冠盖京华，销磨太甚，尚望稍节酬应，以劭大业”，实中吴氏之病。吴保初交游泛滥，不只梁启超指出，寿富也曾规劝，言“妨学者大半皆在交游”“愿左右毅然自克”，但终其一生，未能去除这一名士习气，梁启超进以药言，足见知爱。

通过《师友绪余》初印本保存下来的梁启超与寿富、吴保初等友人的往来书信，可以对梁启超在强学会时期的经历有更深的了解。强学会在成立之初，就因参与者的广杂、主事者的偏颇，陷入分崩离析、名存实亡的境地。为扭转局面，梁启超撰写《学会末议》、拟定《强学会条规》、发起“小会”，使用各种方法试图将强学会拉上正轨，却点燃导火索，导致强学会和强学书局被封禁，自己被逐离场。康、梁心目中的强学会，是一个学校与政党兼而为一的社会组织，而实际上在短短几个月的筹备期和运行期中，强学会“学校与政党”的功能无从实现，唯一成功的工作，是梁启超主办出版了《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两种报刊，为中国和他自己，开启了新的历程。

原标题：《艾俊川丨从强学会到《时务报》：《师友绪余》中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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