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上海

原创 曹树钧 上海通志馆

1946年1月，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曹禺赴美讲学。2月初，曹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生活了8年之久的巴山蜀水，抵达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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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阳关三叠送君行

到上海后，曹禺住在黄佐临家中。两位老友久别重逢，分外亲热，经常促膝谈心直至深夜。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得知曹禺、老舍抵沪，特地举行了一次会员大会欢迎他们。曹禺在会上见到了张骏祥、郑振铎、李健吾、凤子等许多老友，还见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部主任、原清华大学教授费正清先生。这次他们赴美就是费正清教授推荐、介绍的。

费正清

开会之前，有人提议要留一个纪念。叶圣陶先生当即挥毫签名，老舍接笔写了一个极小的名字，他幽默而又谦逊地说：“大人物写大字，小人物写小字。”在欢迎会上，曹禺激情难抑，他说：“想不到新老朋友在这儿见面，真是愉快。8年来的心情是没有法子讲的。朋友们都在追寻唯一的真理，我们知道这真理目前是什么。”他又谈到目前各地方的老百姓生活都维持不了，更谈不上文化。为了要使老百姓生活安定，使他们懂得自己责任的重大，他们是未来新组织中的主人，以后自己再写作品，与其谈太大的问题，不如说与老百姓接近的具体问题……他的话获得了与会者的共鸣。

会议结束之后，开始聚餐。喝酒时，老舍特别高兴，向人握手敬酒，并找人挑战猜拳。曹禺成了他第一个挑战对象。“来，家宝！” （曹禺原名万家宝）曹禺红着脸说：“不行，不行，我不会。”“不会就学嘛，这难道比你写剧本还难？”无奈，曹禺被硬拉着同老舍猜拳，结果曹禺多输了一杯酒。

老舍

聚餐结束，众人在旁边的小间里接着搞余兴节目。老舍先唱了一段京戏。众人知道曹禺自小是个京戏迷，早年在南开中学念书时就多次粉墨登场，演过《南天门》的主角曹福、《打渔杀家》里的梁山好汉肖恩，工老生，于是也硬拉他唱了一段。接着吴祖光、顾仲彝、陈西禾、赵景深诸位先生各唱了一段。吴祖光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一段曹禺在四川江安教书时闹耗子的故事。他连说带演，引得全场哄堂大笑，连曹禺自己也笑出了泪花。他边笑边责怪吴祖光：“瞧你，又出我的洋相！”不料，坐在一旁的黄佐临忽然慢吞吞地说：“家宝常有抖肩胛的习惯，这我可以证明。或许就是这次惊吓造成的。” 他的这一补充，又引起人们的一阵哄笑。

最后，赵景深唱了一段昆曲《折柳阳关》作为送别，老舍唱了段《草桥关》压轴，众作家这才尽欢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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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黑夜到了尽头

曹禺在美国讲学，由于思念祖国心切，关注祖国的未来（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所以他讲学不到10个月就急着归国，应邀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任教，讲授“编剧学”“名剧分析”等课程。同时经黄佐临介绍，他担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

不久，他根据抗战胜利前后的生活体验，创作了电影剧本《艳阳天》。此剧写一个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的律师和一个曾经当过汉奸现为巨商者作斗争的故事。在结尾处，他用充满了整个空间的洪亮乐声，用洒满大地的阳光，暗示黑夜即将走到尽头，阳光灿烂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电影《艳阳天》

这部电影由曹禺亲自执导，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担任电影导演。他组织了阵容强大的摄制组，由“话剧皇帝”石挥和大明星李丽华主演。因为是第一次当电影导演，而拍摄工作以及照明、摄影、录音、制片等方面远比舞台演出要复杂得多，曹禺忙得不可开交，但心情却十分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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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真假曹禺

从美国回到上海，曹禺还遇到一件令他气愤万分的怪事。

一天，《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罗明来找曹禺，说有要事相告。罗明原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是曹禺的学生。是约罗明来家，还是曹禺亲自上门去谈？为这事，曹禺与他的两个学生兼好友张家浩、李恩杰商量了好久。曹禺自来上海，因为怕引起当局的注意，一直深居简出，住处也仅少数人知道。所以商量结果，他决定自己到圆明园路中央社上海分社罗明的临时宿舍去谈。一见面，罗明便将一封信交给曹禺。这是一位女工写的揭发信，告发曹禺与她同居后又把她抛弃了。这突如其来的诬告，气得曹禺直打哆嗦。没等曹禺开腔，罗明忙安慰他说：“万先生，您别急，偶尔干了这样的事也没啥了不起！”这使曹禺更加生气，他涨红了脸说：“这是造谣！这是诬蔑！我怎能做出这样的事！”罗明一看曹禺发火了，知道他误会了万老师，忙向曹禺道歉，连声骂自己不该怀疑老师。曹禺愤愤地说：“这件事非要搞清楚不可！”还没等曹禺去查，那女工又接二连三地找罗明，要他为她伸张正义。曹禺气愤地对张家浩说：“这简直是阴魂不散！”他让学生李恩杰找到那位女工，约好在南京路新雅酒家会面。

青年曹禺

曹禺约李恩杰、张家浩作陪，早早来到新雅酒家。不一会，这位女工来了。他们先不暴露身份，请她坐下来谈。谈了许久，这位女工感到奇怪，就问：“你们不是说曹禺也要来吗？怎么还没有来呢？”“我就是曹禺！”这时曹禺不慌不忙地说。不料，那女工竟勃然大怒：“你们骗人！你们把我骗来同曹禺见面，可他没来，你们冒充他，你们也是坏人！”原来，女工遇到的那个假“曹禺”，是冒充曹禺之名来行骗作恶的。曹禺十分同情眼前这位女子的遭遇，他告诉她：“你的确受骗了，你碰到的那个‘曹禺’，才是真正的坏人。”这位女工打量站在自己面前的曹禺，见他谈吐和蔼、态度诚恳，这才恍然大悟。她向曹禺哭诉自己因为这件事连工作都丢了。女工是查到了，可那个坏人怎么查也查不出来。在那样一个黑暗动乱的社会，只能不了了之。这件事激起了曹禺极大的义愤，他多次同朋友、学生谈起。在电影《艳阳天》中，他也寄寓了对这黑暗社会的极度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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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快来听听那边的声音”

1948年深秋，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逼近长江，曹禺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彻底垮台了。这时，他和共产党人的联系也更紧密了。他参加了刘厚生、方琯德等地下党人组织的读书会。在南市兰馨里经常和梅朵、任德耀、张石流等剧专毕业的进步青年一起学习社会科学并讨论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当时，曹禺住在南京西路平安电影院附近的花园坊。每当外面戒严，曹禺就挑灯夜读，读的书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书籍；也读赵树理的小说，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问题》等。 有时他深夜从床上起来，扭开收音机，把指针拨到熟悉的位置上。一个低低的、亲切的声音，清澈有力地报告着：“邯郸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这是那边的声音！苦恼、疲倦，顿时一扫而空。

时政书籍

一次曹禺正聚精会神地在收音机旁听着，突然，“笃、笃、笃” 响起三下敲门声，这是他的学生张家浩的暗号！他立即打开门，果然是张家浩，手里拎着一个大口袋闪了进来。张家浩是国立剧专第四届毕业生，是曹禺十分喜爱的学生，此时是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秘书。曹禺在江安创作的名剧《北京人》定稿，就是委托张家浩亲自交给张骏祥导演的。离开江安之后，张家浩常在生活上照顾曹禺。曹禺演出的上演税、著作发行等工作也都委托他代理。他俩既是师生，又是无话不说的好友。今天张家浩除将曹禺在文华影业公司的月薪带来，还从大口袋中取出一个小油箱和几斤鸡蛋。

“你怎么买这么些东西？”“不，万先生，这些是李玉茹先生托我捎给您的。她说，物价天天飞涨，请您无论如何要收下。”李玉茹是曹禺这一时期结识的又一位朋友。他们多次交往，谈艺术、谈人生。李玉茹曾向他倾诉过她坎坷辛酸的经历，曹禺听了也为之唏嘘不已。他甚至萌发了创作欲望，想以李玉茹的身世为原型再写一个电影剧本，剧名都起好了，叫做《一个女伶的一生》。此刻，见到李玉茹托张家浩捎来的物品，虽然只是几斤油、几斤蛋，然而在这金圆券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废纸的年头，这些东西寄托着李玉茹的一片深情。

“下次见到李先生，请你一定好好谢谢她。”曹禺有点动情。“来，快来听听那边的声音！”曹禺让张家浩坐到收音机旁，他已经不止一次在万先生家收听解放区的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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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我来了”

1948年冬，北平解放，全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当时上海社会已经秩序混乱，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考虑到曹禺的安全，决定让他飞往香港转解放区，具体动员工作由张瑞芳等人担任。

张瑞芳是曹禺在抗战时期就结识的挚友。此时，她在上海养病，也住在平安电影院附近。曹禺常和爱人方瑞去看望她。40余年后，笔者采访张瑞芳，张瑞芳回忆说：“当时我有一种想法，要保护这些文化人。当时金山与我断了联系，我什么都同曹禺讲。告诉他我是党员，周先生（就是周恩来总理）是我的单线领导人。曹禺在重庆时就见过总理，他也很愿意同我谈总理，谈总理对他的多次帮助。在多次交谈中，我动员他到解放区去。曹禺很信任我，要我转告党，他想去解放区。在决定去解放区后，曹禺心里特别高兴，诗兴勃发，临走前写了一首诗，题名《我来了》，表达了他向往光明的激动心情。可惜，这首诗的底稿后来丢失了。”

临走前，曹禺与李玉茹作了一次长谈。他情真意切地对她说：“你是一个演员，没有田，没有地，不要离开上海。你应当留在上海，好好演戏。不要相信社会上的谣言，也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胡说。你是穷苦人出身的京剧演员，那边对你会欢迎的。”分手时，曹禺送给李玉茹一套巴金主编的《新文学丛书》和一捆书，勉励她继续多读好书，不断充实、提高自己。

1949年2月8日，曹禺乘“霸主号”飞机飞往香港。同年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曹禺与马寅初、叶圣陶、赵超构等人化装成商人，登上去烟台的轮船，前往解放区。

文章选自上海通志馆 《上海滩》杂志社主编：“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上海滩》丛书”之《戏剧人生：沪上百年戏苑逸闻》（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

编制：冯光亮

审校：石梦洁

签发：吴一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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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曹禺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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