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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鲁迅如何招回中国文化传统之魂｜《狂人日记》发表105年

2023-05-16 12:1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发了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第一篇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也是“鲁迅”这个署名第一次在文学史上出现。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谈到自己的《狂人日记》，他说《狂人日记》是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小说中，狂人在他的日记里说，好像看到四周那些乱七八糟的字，都是“仁义道德”这几个字眼，都在讲仁义道德，是虚假的；而只有他看到这些字眼背后真正的深义，就是礼教吃人。这一段文字在百年后，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名句。可以说，人们对《狂人日记》的读解从未停止。

不少读者都会认为“狂人”是代表中国五四时代的革命分子，启蒙运动的化身。那么，“狂人”到底为什么会发狂呢？与鲁迅同时代的人，已经写有多篇文章论述“礼教吃人”的主题，那么，鲁迅的特别之处在哪里？他用什么形式来衬托这个主题？

在《狂人日记》发表105周年之际，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李欧梵的讲稿《重读鲁迅：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在课堂上，李欧梵教授尝试以鲁迅的观点来总结中国的文化传统，“鲁迅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持一个批判的态度，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而是反对主流思想和文化中的虚伪。”

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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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文

本文为节选，出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

《觉醒年代》

我今天最后这堂的题目叫作“魂兮归来”，基本上是讲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和纠葛。

鲁迅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作家了。所以我要问：为什么现在还要讲鲁迅呢？你们可能觉得闷死了，特别是从内地来的同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老师一直都在教鲁迅，教得你们可能都不想听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到了21世纪初，读鲁迅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可以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鲁迅，所以每个人的答案不同。可能有同学心里想，鲁迅的思想已经和现代财经挂帅的社会脱节了，已经毫无意义，但不敢说出来；也有同学觉得，到了这个“后革命”时代，把鲁迅和革命连在一起这种论述也已经过时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讲？至于我自己呢？我研究鲁迅已经很多年，时常觉得够了，应该放下，不搞鲁迅了。可是，每次遇到中西文化上的大难题——比如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我必定会想到鲁迅。这次要总结（中国的文化传统）了，于是忍不住又把鲁迅的阴魂招回来，所以我这次讲的题目就是“魂兮归来”。不过“招魂”有两层意义：不仅是我招回鲁迅之魂，而且还想探讨鲁迅如何招回中国文化传统之魂。

重读鲁迅：

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

我们读鲁迅作品的时候，一定要先读他的那篇有名的“呐喊自序”，这篇文章解释了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原因，非常重要。“呐喊自序”的主题是，鲁迅经过了各种坎坷的境遇和失望之后，最后才决定走文学这条路：我不学医了，我要从事文学，为的是拯救中国人民的灵魂。

《觉醒年代》

可是没有人呼应，他感到非常孤独。所以这篇文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寓言：“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我初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想到范仲淹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鲁迅的感受不同。当年范仲淹登上岳阳楼，是何等气派！他知道知识分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鲁迅已经没有那种信心了，并且有点怀疑。如果你忧也好、乐也好，根本没有人呼应的话，又当如何？他的朋友，也是《新青年》的健将金心异（钱玄同）说，既然有几个人醒觉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灭这个铁屋子的希望。后来鲁迅引了一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不是鲁迅创的，是一位匈牙利诗人Petőfi说的。于是鲁迅就写起小说来了。

金心异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找出一条绝处逢生的路。金心异的说法当然是乐观的，鲁迅接受的理由是否也如此？我猜并不尽然。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理由本身就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你虽然不能肯定铁屋永远不会倒塌，但不能肯定它必然会倒塌，从两个“不能肯定”的对撞之下他找到一线生机。

鲁迅研究者都把这座铁屋比作中国传统，但却往往忘记了这个寓言背后的悖论。如果我们在这个悖论上面再加上一层悖论，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座铁屋子——中国传统——的存在，鲁迅也不会立志开创一个新文学的文体——新小说。范仲淹就从来没有想到写小说，苏东坡也没有写，一直到了冯梦龙，才有闲情编撰“三言”。总而言之，鲁迅写小说的前提就是要打破中国传统，如果对这个传统毫无质疑，他也不必写小说了。重要的是，“质疑”并不代表全盘否定，因为鲁迅感觉到，即使传统的“铁屋子”打倒了，它的阴影仍在，阴魂不散。所以我认为鲁迅的“立言”和古代知识分子的立言至少有以下区别：非但没有和“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连在一起，而且是不得不立的，否则就没有理由存活下去。这是一种从绝望中得到希望的人生观。

那么我们就先谈谈鲁迅的两篇小说，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两篇小说我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可是每一次都会得到一些新灵感，有的是受其他鲁迅研究者的启发而得来的。

《觉醒年代》中，鲁迅写下《狂人日记》第一笔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第一篇新小说。大家一定认为“狂人”当然是代表中国五四时代的革命分子，启蒙运动的化身。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发狂呢？原因并不像一般教材中说得那么简单：因为当时的世界非常封建，他觉得他的思想不能得到众人的接受，所以怀疑别人都在迫害他。而迫害的根源就是“礼教吃人”。因为他每天在家里看古书，才发现古书字里行间写的都是礼教吃人，所以发狂了。我想这种论调你们听了几千几万遍，实在听烦了。你们的感受是对的，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鲁迅的这篇小说只讲这两个主题，我们不必看它。因为别人——同时代的人——已经写了好几篇比鲁迅写得更精彩的论文，就是讲礼教吃人的，比如吴虞和陈独秀。

《狂人日记》

我们现在讨论《狂人日记》的出发点是，鲁迅用什么形式来衬托这个主题。这就牵涉到一个最重要的文体上的特色，那就是《狂人日记》开头的序言。大家都知道这个序言是用文言写的。为什么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第一篇要用文言写序言呢？为什么不写一篇白话文的序呢？这就是文学形式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也许你可以说，这篇序言根据的是中国传统的规范——中国传统文学的小说开头有一个所谓“楔子”，就是一种序言式的短故事。但是鲁迅的这篇序言，短短的；文言文平平淡淡，和他早期在日本写的文言文——如“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大异其趣。可是这篇小序，读来却十分空洞，似乎勉强交代一下《狂人日记》的由来而已。说这个狂人得了一种所谓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complex），他觉得自己被迫害了。读起来好像很普通，其实内中大有文章。因为整部“日记”在叙述形式上是受这篇序控制的，序里说这个狂人后来好了，去“候补”去了，就是买了个小官做，进入了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以他的日记中的狂人胡语全部一笔勾销，包括“救救孩子……”这句话。你可以看出来，其实鲁迅的第一篇文章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写出来的，他想用这种办法来震撼当时的读者。

我们可以把日记中记载的“狂人”的读书心得和儒家传统做一个对比。儒家很多大儒，特别是宋明理学里面的朱熹、王阳明，他们每天读书，把心得拿来跟学生共享，比如朱熹的《传习录》、王阳明的《近思录》等等。它们的文字也比较浅显，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白话的文体。然而《狂人日记》的十三段日记，每一段都不是完整的，和朱熹、王阳明很不一样。任何读者都不会觉得朱熹和王阳明发狂了。另外一个问题是：鲁迅既然是写小说，为什么这篇小说没有什么故事？主人公“狂人”的外貌也不太清楚，他多少岁？有没有头发？头发是翘起来的，像韩愈一样齿发动摇？这些都没有交代。换言之，这不像一篇写实小说。整个描写的角度，是从狂人最主观的内心出来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是狂人内心的意识流——当然他不用“意识流”这个词。狂人在一个月光的晚上开始觉醒，然后一路把他的意识段段续续地记下来；他既然是发狂了，所以他的语言是不规则的，他的思路也是凌乱的，没有条理，不像韩愈《原道》的结构，一句一句，前呼后应，逐条论证。大家可能还记得，《原道》开章明义，第一句就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义道德”，韩愈刚好把这四个字突出了，变成《原道》最基本的四条原则。而鲁迅却把它的整个论述解构了，他把韩愈心目中认为最基本的道德变成一种最可恶的东西。狂人在他的日记里面说，好像看到四周那些乱七八糟的字，都是“仁义道德”这几个字眼，都在讲仁义道德，是虚假的；而只有他看到这些字眼背后真正的深义，就是礼教吃人。这一段也变成中国现代文学里面的名句了。

《狂人日记》看似没有条理，其实是有条理的。《狂人日记》一共分十三小节，最长的是哪一个小节？你如果仔细研读就可以发现，是第十小节；最短的呢，是最后一个小节，只有两句，最后一句是什么？你们的老师一定讲过：“救救孩子……”对吧？所以大家就说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这个狂人最后呼吁大家不要再吃人，希望下一代的人不再做这种吃人或者被吃的恶性循环的牺牲品。中国古代学者和文人看书，常做考证，在清朝乾嘉时代考证成了显学。我们可以说，鲁迅笔下的狂人也在做考证，结果考出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礼教吃人。

鲁迅的这篇小说基本上是小说和笔记合在一起的混杂文体，而混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要衬托出这位狂人所写的文字的魔力。换言之，如果不用这种办法，而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写实手法来写，读来就会啰啰嗦嗦，整个的心理深度和戏剧性就没有了。鲁迅用这种办法，将传统的文学资源改头换面，摸索出他自己的一种崭新的叙事方法，而这种叙事的方法是非常主观的。很多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这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是因为它的视角最主观，语言几乎是个人意识流式的。而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如果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为开端，时间比鲁迅的小说还要晚几年。

丰子恺绘

那么我们继续再讲他的一篇比较长的小说，就是《阿Q正传》，这可能也是中国小说史上被讨论最多的一篇。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据说当时的读者，特别是北京的知识分子，都觉得写的是自己。可是鲁迅心目中的阿Q，并不是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那么鲁迅怎么创造出阿Q这个形象的？我们从“呐喊自序”里面就得到很多线索。大家还记得，鲁迅记述他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日俄战争的一幅幻灯片，上面那个可怜的中国农夫被日本警察斩首，其他的中国人在旁观，他就领悟到只有身体而没有灵魂是不行的，所以他希望用文学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那么中国人的灵魂在哪里？他需要创造一个人物，从这个人物身上和他的经历里面来突出灵魂的重要性。于是阿Q诞生了。阿Q是一个反英雄，也就是说，是一个最不英雄的英雄，英文叫作anti-hero，他恰和项羽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太史公描写项羽一身是胆，他的英雄本色是以行动表现出来的，最后壮烈而死。阿Q呢？这个反英雄毫无本色可言，脑子里面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最后莫名其妙地被枪毙了。周作人解读阿Q这个形象，认为这个“Q”字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眼睛、鼻子和嘴的空白面孔，面孔后面有条辫子，所以就变成那个Q字了。我觉得讲得有一点道理，但还不够。小说的题目顾名思义，作者是在为阿Q作传。鲁迅在第一章序言中故作正经：“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几句话初看像是在敷衍、讽刺，其实寓意很深。这一章序，他煞费周章，做了一大堆考证，比《狂人日记》那篇序的篇幅大多了。他非但煞费周章，而且装模作样，说是要为阿 Q 作传非常困难，能做什么传呢？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就从中国传统里面找出一大堆传记的先例和规范出来，如列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名目繁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典范就是太史公的“列传”。阿Q不能像项羽一样被放在“本纪”里面，本纪当然不行，阿Q怎么可以跟皇室并列呢？那么为什么不叫作“阿Q列传”呢，或可列入小偷列传之流？好像又不大适合。最后他说算了，就叫作“正传”。为什么是正传呢？来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这一句套话，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是说书人常用的话语。

既然闲话休提，为什么前面讲了那么多闲话？我认为鲁迅故意要把这篇小说和中国传统连在一起，做一个“反证”的尝试。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序言的每一个字的安排都是故意的，可是每一个字放在哪里都恰到好处，这就是鲁迅反讽的功力。他觉得要颠覆传统的模式，第一个要件就是要模仿到一个荒谬的程度。这也是鲁迅克服所谓“影响的焦虑”的方法，他把脑子里藏的自《史记》以来的各式各样的传记模式全部列出来，然后全部抛弃。最后他说：我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胜过以前所有的作品，就是我写的这个人物，以前的传记里面从来没有人写过。于是用了一个古时候不入流的小说家的套话：“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开始说他的故事了。这是我的一个解释，也再次证明鲁迅和传统的密切关系。

上面引的序言第一段有一句话：“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谁的思想里有鬼？阿 Q 的、为阿 Q 作传的故事叙述者，或是鲁迅自己？我觉得三者都是。先从阿Q讲起。

有一位日本学者，叫作丸尾常喜，特别写了一本书，就叫作《“人”和“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引用了大量的中国民俗史料和民间故事，来重新分析《阿Q正传》。他认为“阿Q”这个名字指的就是“阿鬼”，Quei 就是鬼的谐音，他的形象代表了民俗中鬼的影子。阿Q是一个孤魂野鬼，因为他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祭祀，而不得不挨饿流浪。阿Q住的土地原来就是“冥府派出所”，鬼住的地方。他活动的地方未庄就是鬼庄。丸尾认为：鲁迅关注的“国民性”，指的是“国民的灵魂”存在的方式。根据中国的民间信仰，人死皆为鬼，人在阳间、鬼在阴间，都是“灵魂”存在的形式。鲁迅就是从“鬼”这个出发点来探讨中国人的灵魂。丸尾的说法也许太过“对号入座”，但也有他的理论根据：他引了一篇鲁迅早期（1912）发表在《越铎日报》的一篇文章，可能是他和周作人两兄弟合写的（即使是周作人执笔，那个时候两个人的观点也很相似），里面谈到“种业”这个概念。我现在特别用幻灯打在大银幕上，给各位看看：

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于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附以习惯所安，宗教信仰，重之于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遗传之可畏，有如此也。

这一段引言是用文言文写的，大意应该很清楚。“种业”是一个人类学观念，指的是一个种族的风俗习俗积累的成果。它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彝德”，是由千百年积累的习俗和信仰造成的。彝德非但存在于人的世界，而且还牵涉到鬼的世界，因为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至关重要。周作人曾经说过（鲁迅也没有反对）：日本文化的特色是“神”（日本的宗教是“神道”）；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鬼”，因为中国人的通俗宗教（popular religion）混佛道于一炉，人和鬼的两个世界是相通的。这种“种业”的积累，代代遗传，没完没了。它不是知识分子精英造成的，而是能在普通人身上看得出来；不在活的人，而在死的人。所以庸众和死人的世界变成了文明的主宰力量和权威。

把这一段话放在阿Q身上，正是丸尾的方法。用这种“遗传学”作为鲁迅探讨中国国民性的理论根据，中国读者可能觉得太过分。但作为一个参照系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反思。

丰子恺绘

我们可以把《阿Q正传》当作一篇“反面教材”：鲁迅用一个非英雄式的人物，一个没有心灵只有身体的人，来反映中国人传统文化的匮乏；阿Q代表的不是精英文化，也就是说，和我们在这门课上念的教材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为什么鲁迅不为中国创造出一个“精神斗士”和现代项羽呢？为什么阿Q被卷入一个革命的漩涡？我认为，辛亥革命恰是考验这个“中人”的精神和品格的所在，用来衬托出作者以文学创作为中国人治病的重要性。如果把阿Q 放在“铁屋子”的寓言里面，我们可以说他反映出来的恰是觉醒的必要。不过阿Q终其一生还是没有醒过来。最近著名学者汪晖写了一篇很精彩的长文，分析阿Q经历里面的六个时辰，他差一点就觉醒了，就差那么一点，最后还是被枪毙了。如果和《狂人日记》比较，后者里的主人公显然能够自觉，而前者的主人公还处在一个朦胧的状态，只不过受到外在的刺激之后，才有反应。如果阿Q属于“中人”或死者，那么，鲁迅怎么样写“上智”者即精英知识分子呢？他们是有灵魂的中国人吗？事实上鲁迅的小说里面有不少是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狂人日记》的下一篇就是《孔乙己》，描写一个过气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位知识分子的脑子里想什么呢？他穷得要命，只想喝酒，最后被打瘸腿了，越来越穷，死掉了。到了《彷徨》集子，关于知识分子的描写更多，《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几乎每一篇里面的知识分子都是思考型的、探索灵魂的人物，然而都是郁郁不得志，不是死就是病，到最后有一种孤独的心态。这种人物，又如何能打倒传统“种业”文明遗留下来的“铁屋子”？我觉得反传统不能全靠外在的力量，如西化的精英分子或革命家（至少鲁迅对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失望的），而需要用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本身。治标必先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