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与杨崇瑞校长

傅惠 北京脉搏

妇产医院的免费病房

一、学校的筹建过程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于1929年11月建于北平。当时，临时校址在灯市口71号，计民房44间。略加修缮，学校随即成立并开始招生，于1929年11月6日正式开课。

当时学校定名为教育部、卫生部合组助产教育委员会附设第一助产学校，后又改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由教育部、卫生部联合聘任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博士为校长，主持校务。

在建校的同时附设了一所产院，作为学生实习场所。按照学校初期制定的五年计划，学校应有容纳本科生90人和附设专业班学生30人的宿舍，以及单身职工宿舍。产院应有80张产床的病室（称休养室）。

因此，原灯市口71号的校址显然是不够用的。于是购买了交道口南大街84号一个王府宅地的全部房屋和麒麟碑胡同6号房。另在麒麟碑胡同兴建一栋三层楼房，连同原有房屋共计187间，占地面积约9亩多。

1931年7月将灯市口的学校及产院一部迁往交南大街，是为北院。灯市口校址称为南院，附设助产士训练班在此上课。其后，为便于行政和教学管理，将南院移并北院。

随着学校学生逐年增加，就诊住院的孕妇、产妇日渐增多，北院房屋也不敷使用，遂于1934年10月购置南兵马司房屋一所，计88间，辟为第二院，作为图书馆、礼堂、学生宿舍、饭厅、自修教室及学生疗养室等。

将第一院的学生宿舍与图书馆改为病室，产床由原有的50张增加到75张。五年中学校与产院经过六次修缮扩建，按当时的社会条件，可称为比较完善了。学校及产院的环境，清幽安静，为学生及住院产妇创造了良好条件。

1931年，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杨崇瑞校长（左一）和保婴培训班的毕业生

二、学校的教学设置和教材

学校初成立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规定学制二年，本科学生相当高中毕业。1935年又改为三年制，实际上是大专性质的学校。学校还设有助产士研究班和训练班、护士助产训练班等，作为学校的特科。此外，另设助产士师资训练班，以培养助产学校的师资。

中国以前没有助产教育，自然也没有助产教材可资参考。学校聘请有多年教学和临床经验的专家、教授来校讲课，以其讲稿汇集成册，经学校教务会议修改、补充、审定并经讲课人同意后编辑成教材。教材的编纂，为各省市相继举办的助产学校提供了蓝本。

学校注意培养学生有多方面的才能。在专业课程外，还增设社会学、心理学和医院管理学等。学生于毕业前都得到产院和其他实习单位去实习。为使学生了解社会，学校还组织他们参观其他医院、文教单位以及育婴堂、监狱等。

三、学校的行政组织、人事安排和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

第一助产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下设教务、医务、事务三个股。每股各设主任一人。教务、医务两股各下设医师、实习指导员十数人，分别办理有关教务、教材以及产院的医疗医药管理和孕产妇的护理等工作，并兼管理图书馆。事务股负责学校及产院的财务和一切行政、事务工作，下设事务员、办事员、雇员、工人等。

校长杨崇瑞对人事特别注意，宁缺勿滥。教务主任曾宪章系协和医院护士学校毕业多年的老护士，曾到英国助产学校进修过一年，对助产教育及医院管理甚有经验；医务主任杨葆俊系协和女子医科大学毕业；医师兼讲师常树新、陈桂云、陈碧玺、贾玉荣、田凤銮、屈锦琴、汤润德、周萼芬、叶式钦、于淑安等都是协和医科大学或香港大学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其中有五、六位曾留学欧美。

还另聘有名誉讲师：公共卫生专家李廷安、左吉、张维，妇产科专家李士伟、林巧稚，儿科专家诸福棠、沈骥英，防疫专家容残荣，社会学家张鸿钧等20多人。还设有专职的实习指导员杨泳霓、左顺贞等10多人，按时指导和监督学生实习。

事务主任程明德系北京法学院毕业，副主任兼管会计齐长琳系燕京大学预科毕业。可以说，学校医务、教务、事务各方面的负责人，都是事业心强、经验丰富、很有能力的领导者。由于学校领导有方，招收的学生质量也较高，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成为北平市有名望的学校之一。

教职员工的薪金级别，按教育部规定，由校长评定。总的来说分为两级，一为聘任人员级；一为委派人员级（包括雇员在内）。聘任技术人员的薪金按其资历深浅和专长，由校长与被聘任者面商拟定，一般由140元至400元不等，每级20元。

委派人员的薪金也按其资历及文化程度由校长拟定，其中技术人员与事务人员的薪金略有区别，一般由45元起至200元止，140元以下每级10元，以上每级20元；雇员则低于45元，有少到12元的。工人工资则在10元上下。校长薪金由卫生署批定，每月560元，不在学校支取。当时物价较低，每袋面粉40斤，大洋2元，工资收入较少的，生活也还安定。

四、学校的校训和实习基地

学校的校训是杨崇瑞校长拟定的：“牺牲精神，造福人群。”这八个字刻在一块高约一米的碑石上，现在我们还能见到这块校训碑石，它立于麒麟碑胡同东西妇产医院一座三层楼房的临街墙脚。

学校的实习基地除附设产院外，还有其他有关医疗机构，学生按时轮换去实习，以取得不同的经验。学校周围十几条胡同为助产学校的实习地段。在地段内的孕妇的保健检查，产妇生产、产后护理以及新生儿的护理，都由在地段工作的助产士负责或指导。

一些女工多的工厂也是学校的实习基地。学校与工厂卫生科合作，对女工的孕期、临产期进行保健检查。

在农村也设有实习基地。杨崇瑞校长是燕京大学校董事会董事。学校与燕京大学在清河镇合作设立了社会调查实验区，举办宣传妇幼卫生的图片展览，分期训练农村旧接生婆，教给她们科学消毒接生的知识和手术。

遇到产家来请接生，学校派人不分昼夜，随请随到。那时的农村，交通不便，许多乡村小道崎岖不平，人们以驴马作交通工具。所以学校派往清河镇的实习指导员崔润生，让下乡实习的女生首先练习骑驴。

五、学校和协和医院的联系

第一助产学校初创时期，就得到协和医院的帮助。协和医院的林巧稚、朱章赓、诸福棠、严镜清等多人担任或兼任本校讲师。助产学校每届毕业生及各项训练班学员都须去协和医院有关各科实习1至3个月。

杨崇瑞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驻协和医院的代表兰安生博士，早期在协和医院时即相识共事。在兰安生博士的协助下，助产学校的教务与医务人员中，先后有八人前往美国、英国和丹麦进修一年；有七人在国内进修一年，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奖学金。

六、办校二十三年的成绩与解放后学校的改制

第一助产学校从1929年11月到1952年学校撤销，共23年的历史。23年中培养本科学生32届，毕业生共450多人。办助产士训练班四次，毕业学员22人；护士助产特科8个班，毕业学员50人；助产士研究班5个班，毕业学员48人。此外，助产士师资训练班毕业16人，第二期因“七七”事变而停办。

解放后，学校对卫生部选送的一批从老区来的妇女干部，进行了助产专业的训练。

学校附设产院，前十年接生达3．3万人次，到产妇家接生为13448人次。后十年（1939-1949年），因政局动乱，学校负责人及教职员屡有变动，所有工作统计资料都有散失，无法统计接生人次。

第一助产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现在大部分担任医院院长、护校校长、科主任等领导工作。她们是新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骨干力量。

1952年，第一助产学校撤销，省市卫生厅局均设置了卫生学校，有护士班、助产士班、医士班、药剂员班、检验员班等。原助产学校附设产院改为东四妇产医院，直属中央卫生部。

1954年东四妇产医院下放给北京医学院作教学医院；1956年转属北京市卫生局；1957年因北京实施分区医疗，又划归东城区卫生局领导。是时病床由解放前的75张发展到90张。设门诊为孕、产妇作产前检查与产后护理指导。1964年东四妇产医院开始增添妇科和计划生育门诊。1980年产科病床增至104张。1983年因实施对孕妇围产期保健的需要，病床又增至120张。

七、杨崇瑞校长

杨崇瑞生于1891年9月6日河北通县燕郊镇兴都庄。家系中农，高曾祖到父亲都是读书人。她在通县潞河中学附设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贝满女子中学读书。四年毕业后考入协和女子医科大学，学习六年。

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杨崇瑞在北京读中学和大学时，逢寒暑假才返家。毕业时，她的父母希望她留在北京工作。以她获得的优异成绩（她同班同学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三人，她列第一），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杨崇瑞心情很矛盾，当面答应了父母的要求。但回到学校后，却立即束装就道，与学校师友和同学一一告别，登上火车，奔向德州。到那儿才给父母寄信，表明她已到山东德州博济医院作妇产科医师。后来她父亲回信支持了她的志向。

她到德州不久，当地发生了大水灾，医院的三层楼房被大水淹没了两层。有些医务人员为逃避水灾离开了医院。杨崇瑞却每天从三楼窗口爬进爬出，携带药品，乘小船到灾民集中地给他们看病。她这样工作了3个多月。

水落以后，灾民重返家园，她仍每天到各村镇为灾民小孩治病，直到奉命撤回医院。因为杨崇瑞自幼生长在农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施诊给药，工作认真，态度亲切，所以，杨大夫的名声传遍了各村镇，院方和同事对她也十分称赞。

她在德州工作了三年后，接受了天津医院的邀请。当她向院长提出要离开博济医院时，美籍院长挽留她，希望她再工作一年，然后保送她到美国深造。但因杨崇瑞事先已与天津医院约定，不能推辞，第一次去美国学习的机会就这样被她辞掉了。

在天津医院，她兼任护士学校的教学工作。在业余时间，她还去南开大学进修英文。三年后，她在天津医院工作的合同期满，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再度进修。这时是1922年。又过了三年，她担负起各科的临床和教学工作，后来被任为妇产科主治医师。

为了开展妇幼卫生保健工作，杨崇瑞接受北京市灯市口慈善医院的邀请，合作办理女工健康门诊，每周二次。在此前后，还在朝阳门外设一妇产科门诊，为孕妇及妇科病人检查和治疗，并安排转院工作。

在钱粮胡同保婴事务所内建立不对外公开的节育门诊；与北京《晨报》合编《人口副刊》，宣传节育有关技术问题，这是她作计划生育工作的开端。

一天，杨崇瑞接到遵化县一位农民来信，说他们乡下很多刚生下来的小孩得“四六风”而死，他的两个孩子都是这样死去的。这次，他妻子在月子里得了月子病也死了，请医院大夫设法救救大人和孩子！

杨崇瑞心急如焚，报告上级后，立刻组织人力携带药品、器械赶赴遵化县农村。她深入到各村各户，与老年妇女谈家常，把多年来各村发生产后死婴的情况作了调查，又到各村接生婆家中访问，取得第一手资料。

她又到三河、玉田两县深入各村调查。结果经生化实验表明，新生儿“四六风”死亡，是由于破伤风杆菌传染而引起的；产妇的月子病则是因为在接生时没有做到无菌消毒所致的产褥热，严重的也可死亡。

新生儿破伤风的死亡率在这个地区高达200‰；产妇的产褥热死亡率也高达40‰左右；加之小孩麻疹感染肺炎的死亡，死亡率更高。当时农村有句俗话：“只见娘肚大，不见儿走路。”可见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

杨崇瑞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取得这项调查成果，为以后的妇幼卫生工作打下了基础。

鉴于杨崇瑞的调查成果，协和医院选派她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公共卫生，并考察欧美各国助产教育情况。1927年，杨崇瑞学习期满回国，当她乘邮轮到达上海时，当时上海《新闻报》特派记者采访了她。她简洁地回答记者说，今后她要为祖国的妇幼卫生及助产教育事业奋斗终生。

杨崇瑞当时还兼任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她和卫生事务所负责人及一些热心医务的人士共同研究出两项办法：一是组织人力先将北平市挂牌开业的360多名旧式接生婆，分期分批加以轮训，使她们懂得妇女生理卫生知识，做到完全消毒接生，消灭“四六风”；对月子里的产妇注意进行消毒和护理，防止产褥热。这种训练是一种比较短期的应急措施。

二是组织北平市的助产教育委员会。早在1926年，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年会就通过了这项议案，可是当时因故搁置下来。1928年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年会开幕时，杨崇瑞在会上宣读了助产教育论文，详细阐述助产教育对于当时我国的迫切需要，对有关助产学校教育之设施，课程及实习等，列有周密规划。该文旋由中华医学杂志发表，赞助者颇不乏人。时值国民党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开始设立卫生部，特别市设卫生局，省设卫生处。北平市卫生局呈准聘任医学专家及社会名宿李德全、郑河先、宋友竹、曾宪章、杨崇瑞等五人筹组成立北平市产科教育委员会，同时筹设北平市卫生局接生婆讲习所及助产士训练班，与此同时草拟“中国助产教育意见书”，呈送国民政府卫生部。这份意见书不啻是助产教育的催生剂。而杨崇瑞都参与了计划，博采众议，以迄于成。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成立前后，杨崇瑞撰著了《妇产科学》、《妇幼卫生学》、《妇幼卫生工作纲要》等著作，均由国家出版社出版。

第一助产学校成立之后，杨崇瑞同大家一样，轮流在学校地段服务区服务。她服从地段助产士的分配，随负责地段的助产士一同到孕产妇家中访视，进行健康指导或亲自接生。

本科第七班毕业生、现任协和医院老干部处处长的冯新贞同志回忆说：“杨校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她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严己严人的工作态度，在当时校内外是享有盛名的。

当年，我们许多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都希望在医院内而不愿外出到地段去接生。一是认为外面条件比医院差得多，容易出事故，担风险，责任大；二是在产妇家里，还得做家属的工作，情况复杂，工作难做。

杨校长了解到我们这种心理，以身作则，规定她自己也担任院外接生的工作。她的这一做法，增强了学生对地段接生的必要性的认识。”有位当年的助产士回忆说：“一次我充当杨校长的助手出外给产妇接生。这个产妇皮肤很娇气，连使用红汞药水消毒都过敏，家属也比较挑剔。但是杨校长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顺利地给产妇接了生。在回院途中，杨校长对我说：‘出外接生麻烦事多啦，遇到麻烦，就要多动脑筋，知识也就增长得快。有所为，才能有所得。’我原来怕跟她一起出去接生，到后来非常愿意和她出外接生。跟她一起工作，不但使人在医疗技术上受益，还提高了在特殊情况下的应变能力。”

有的产家坚持要杨校长亲自去接生，她知道后，立即同值勤的地段助产士前去，从未拒绝或指派其他高级医师代替她去。一次，地段助产士电话报告说有一家产妇难产，要请校长亲去处理。

她听说后立即前去，经她详细检查，诊断出胎儿可能是一个双头异常儿，结果，确是一个双头的异常产儿。经杨崇瑞的精心手术，大人的生命保住了，产妇全家非常感激。

在建立北京西北郊清河镇的实习基地时，学校经费甚有困难。杨崇瑞向一位受过正规教育，在袁世凯时代富有盛名的女大夫金韵梅劝募，得大洋3000元，终于把农村学生实习基地建立起来了。

一次，学校派往农村实习基地的实习指导员崔润生为一位横位产的产妇接生，因产程过长，崔自己不能处理，急忙给杨校长打了长途电话。学校有一辆小卧车，遇有紧急救护之事才使用（杨校长上下班都是坐自用人力车）。

杨校长接到电话，立即乘车出发。当时公路是碎石路面，常年不修，车辆颠簸很厉害，不足20公里的路程，汽车行走了40多分钟。到达后，胎儿已窒息在产妇子宫中。杨校长取出死胎，保住了产妇。从此，杨崇瑞的名声传遍附近几个县的村庄。

有一次，附设产院接受一位来不及办理住院手续的临产孕妇，立即送进产房，产妇顺利生下一女孩。奇怪的是她不肯说出姓名，身边也没有陪伴的人。最后她才说：她没有钱交费，孩子也不要了，请求放她走。

杨校长得知情况后，立即代为付出各种费用，并送给她十几元钱。本来生下的孩子可送往育婴堂，但杨校长深知育婴堂婴儿的情况，便把这个孩子收为义女抚养，并委托一位同事代为照管。一直把她培养到大学毕业。她的名字叫杨广仁，现在台湾。

杨崇瑞一直关注并致力于计划生育工作。在课程上编有《节制生育与技术措施》。在东单煤渣胡同四十六号，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钧等设立节育技术指导门诊，为生育密、儿女多而经济上又贫困的人免费服务。

1936年秋，杨崇瑞以第一助产学校校长的名义邀请德籍的节育提倡者山额夫人来我国讲学。杨校长去车站迎接她的情形，被当时《世界日报》记者拍了照片，做了报道。

大意是：“有所谓的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当时杨崇瑞常年穿布旗袍，而发辫盘绕于头上）前往迎接……居心叵测，值得注意……。”

在这种舆论下，杨校长仍和林巧稚等大夫，请山额夫人在协和医院礼堂讲学两次，题目为《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听众达1600多人，多为医务工作者。第一助产学校的全体学生参加听讲。可以说，这是我国早期举行的一次关于节育的国际技术交流。

杨崇瑞一生先后七次出国，到过美、英、德、法、瑞士、丹麦及菲律宾等18个国家。在国内除东北外，其他各省市都有她的足迹，所到之处，她都和省市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商洽发展助产学校及发展妇幼保健机构等问题。

在抗日战争中，为收容伤病员，她去河南鸡公山，为筹设有2000张病床的医院而四处奔走。北平沦陷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停发了学校的经费。当时，杨崇瑞正代表中国参加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部召集的会议。

接到学校的电报，她立即复电：可在原来存在国外银行的“特款”内提取支付。原来由她负责经手为学校募捐的款项，以“特款”存入国外银行，按外币币值计数，使其价值不受国内物价波动影响而贬值。由此也可略知她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

1937年，杨崇瑞调往南京卫生署主持计划与指导全国妇婴卫生及助产教育工作，并兼任中央助产学校校长。第一助产学校校长职务由周萼芬副校长代理。日本侵入北平后，第一助产学校仍照杨校长的指示：一是继续招生，坚持办校，经费由附设产院各项收入维持；二是如果发生特殊情况，被日伪接收，业务停顿，所有教职员工薪金即在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助产学校的特别存款内提取。周萼芬代校长维持到1943年7月，日本人突然占领学校。当时许多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离校，经过不少周折奔向大后方成都。杨崇瑞闻讯，立即由重庆赶到成都，和四川省卫生处处长陈志潜商议组成了四川成都妇幼保健所，所有来川的教职员和学生都被安排了工作。

1947年杨崇瑞回到北平，仍任第一助产学校校长。在她的努力下，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1948年，杨崇瑞受卫生署推荐，被聘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组副组长。

在此期间，她到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妇幼卫生工作，并进行研究指导。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杨崇瑞接受人民政府的邀请，抛弃她的高级职位和优厚待遇，回国参加祖国妇幼卫生事业的领导和建设工作。

杨崇瑞回国途经香港时，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经我党地下组织想方设法，她才得以脱险到达北京。到京后，杨崇瑞出任新中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1983年7月杨崇瑞逝世，享年92岁。她为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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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京记忆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与杨崇瑞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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