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无理痛骂胡适，郭沫若无理痛骂鲁迅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10/6
鲁迅两骂胡适
鲁迅一生骂人甚多。
但所骂是否占理，须具体个案具体分析，而不应为尊者讳。
试以其两骂胡适为例。
1925年，嘲讽胡适“催人呕吐”
1、胡适主张学校是教学机关，不应该卷入党派斗争漩涡，鲁迅骂他出卖灵魂令人作呕
鲁迅年长胡适10岁。
二人之友谊，始于1918年（共同为《新青年》撰稿），终于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而生嫌隙）。
胡适日记中，记载了不少这段时期二人交往的具体情形，如“与启明（周作人）、豫才（鲁迅）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演讲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①
鲁迅出版《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曾誉之为“一部开山的创作”；
鲁迅对胡适的《西游记》、《水浒传》研究，提供过不少帮助，也称赞过胡适的某些文章“警辟之至，大快人心！”②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
胡适也受波及，第一次被鲁迅极辛辣地不点名嘲讽（之前也有过讥刺，但程度较轻），说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③
此番嘲讽的大致原因如下：
女师大风潮蔓延到北大，北大评议会部分人士认为教育部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乃是教育界罪人，在投票程序并不合法的情况下（如主持人违规参与投票以打破六票对六票的均势，临时宣布评议会无表决权之议案、强行付诸表决等），投票宣布北大独立，与教育部脱离关系。
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于事后发表公开信，呼吁学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
胡适的这些言论，引发了鲁迅极大的不满。④
2、女师大风潮中，学生粗暴剥夺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鲁迅指责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率警殴打，断绝饮食”，并非事实
20年代高校“学生自治会”权势过大，与女师大风潮有极大关系。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经感慨，五四运动后，北京高校的学生已然失控：
“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⑤
蒋梦麟自己也曾因未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而被他们封锁学校，关在了校长室里。
1924年，杨荫榆接掌女师大，正值该校“学生自治会”势力最为鼎盛之时。
杨留美归来，对国内高校情形颇为隔膜，孜孜以整顿纪律为先。先是开除了三名迟到两个多月的学生，后又反对学生介入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之政争，遂遭“学生自治会”条列九条“罪状”，宣布剥夺其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将其驱逐。
杨只好在外租房办公，向教育部求助。⑥
虽然鲁迅在文章中痛责杨荫榆对学生“率警殴打，断绝饮食”，但据李四光亲眼所见，倒是巡警们都被卸了武装，被女学生们看守着，“吓得像狗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先生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而试图返回校长室办公的杨荫榆，“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⑦
至于学生后来被强行驱离，已是杨荫榆辞职之后的事情。
女师大风潮，孰是孰非，实不难定论。
胡适因主张“学校为教学的机关”，应“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而被鲁迅嘲讽为出卖灵魂、“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催人呕吐”，标志着鲁迅主动斩断了与胡适的昔日友谊。
自此之后，鲁迅再无一信致胡适；言及胡适，也总是语带讥讽。
如1924年1月5日，鲁迅尚称赞胡适的一篇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至女师大风潮后，则一再讥讽“作序只能推胡适之”，自己“并非博士般角色，何敢开头？”。
1927年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劝他不要去北京，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⑧
顾的话自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却也显示鲁迅对胡适的攻击力度之大，已是文化界公认的事实了。
对这些攻击，胡适似尚不以为意，1926年还曾致信鲁迅，想要劝他与陈源停止论战，重归于好。
当然，此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积极回应。
1929年，胡适又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
（图注：许广平与鲁迅合影。许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的领头人物。风潮有国共两党介入，许也在风潮期间加入了国民党（曾征询鲁迅的意见）。胡适主张学校远离政潮、远离党派斗争，恰有意无意击中了鲁迅的敏感之处）
1933年，骂胡适是“帮忙文人”
1、宋庆龄等人成立带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民权保障同盟”，胡适被推选为北平分会负责人
1933年，鲁迅第二次痛骂胡适（之前也一直有嘲讽，但还算不上痛骂）。
这一次，鲁迅非常直接地点了胡适的名。
先是骂胡适乃是为虎作伥却又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⑨
后又嘲笑胡适颠倒黑白 ——“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⑩
这场痛骂，牵涉到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该会的成立，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捕，有很大关系。
1931年底，宋庆龄曾遵照共产国际指示，向蒋介石传达了苏联欲“以蒋经国换牛兰”的提议，遭到拒绝；
稍后，苏联动用“佐尔格小组”营救牛兰夫妇，宋庆龄又向佐尔格提议“派100名优秀共产党员前往南京，在那里进行武装”，由宋亲自率领，把牛兰夫妇从监狱里救出来。
但苏方认为宋的这个计划，是因邓演达被害而在“极其冲动和愤怒的情况下提出的，她并没有完成它的迫切意愿”，故没有响应。
大略同时，共产国际出资，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了刊物《中国论坛》，“致力于……掀起释放鲁埃格及其妻子（即牛兰夫妇）的运动”。
1932年7月，宋庆龄又发起成立“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主要成员有蔡元培、杨杏佛、史沫特莱等。⑪
8月，牛兰被国民政府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死刑，随后被赦，改判无期。
宋庆龄领导的营救活动也改头换面，在美共党员伊罗生的帮助和指导下，于该年12月另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⑫
盟内一般地下党员，对组织背景，多隐约有所察觉。
如胡愈之（曾任同盟执行委员）晚年讲到：“这实际是第三国际下面的‘济难会’。……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是它的分会，这是我个人理解。”⑬
至于被推选为北平分会负责人的胡适，则要经历一番风波，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2、胡适不认同宋庆龄“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反对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
1933年1月30日，北平分会正式成立。
31日，胡适等三人出奇不意前往北平军人反省院，实地考察政治犯之待遇。政治犯们向胡适等诉说了脚上带锁、饭食营养不足、可读书不能看报、没有暖气等问题。为防止犯人因恐惧而隐瞒情况，胡适特意用英语与被关押的苏联塔斯社驻北平记者刘质文（地下党人）进行了长谈。
孰料2月4日，胡适却接到史沫特莱自上海寄来的一份匿名材料，“其文甚长，凡五页，详述反省院中种种惨酷的死刑拷打，列举私刑种目甚多”， 与胡适实地考察之所见，差距极大。
该函还附有宋庆龄的签名英文信，命令北平分会立即根据该匿名材料，向当局抗议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⑭
胡适相信自己的调查，比匿名信所言要更接近事实。
故建议上海总社调查匿名信的来源和可信度。稍后，胡适发现北平居然有人冒充自己，向报社投送所谓来自“河北第一监狱政治犯”的匿名信 —— 投信人自称住在胡适家中，匿名信是胡适吩咐他交给报社的 —— 遂认定前一封来自上海的匿名信也同属伪造，且感觉“此间有人专做这种事”（胡适比照后认为两信笔迹相同）。
鉴于宋庆龄已在多家媒体上公布了所谓来自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匿名信，2月5日，胡适致函《燕京新闻》编辑部，如实讲述了自己在反省院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匿名信的怀疑态度。
至2月22日，胡适显然已经嗅出了民权保障同盟背后的政治色彩，故在接受《字林西报》采访时，非常直白地批评了同盟的宗旨：“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政治嫌疑犯必须同其他罪犯一样，按照法律处理。”⑮
略言之，胡适反对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
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会决议开除胡适。
鲁迅投了赞成票，并于稍后在多篇文章中，对胡适点名嘲讽、痛骂。
（图注：1933年，鲁迅与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右起】合影。伊、宋、史均有共产国际背景。胡适被开除后，蔡元培曾对胡感慨：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
胡适：鲁迅晚年很痛苦
1933年，鲁迅还曾痛骂过“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1936年又嘲笑“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⑯
对这些言论，胡适没有回应。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
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胡适在回信中说：“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⑰
1956年，胡适致函雷震：“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
1959年，胡适又对吴相湘感慨：“鲁迅……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1935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⑱
这种惋惜之情背后，自有诸多难以言说的物是人非，局外人或许难以理解。
惟今人回顾鲁迅一生之“骂史”，重新验证是非，仍是必须。
（图注：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
注释：
①胡适日记，1922年3月10日；1922年8月11日； ②鲁迅，《致胡适》，1922年8月21日； ③鲁迅，《答KS君》，1925年8月28日刊发于《莽原》周刊第19期； ④胡适等，《致北大同事公函》，1925年8月21日； ⑤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P137； ⑥可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 校长篇》之“杨荫榆”一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⑦李四光，《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原载于1925年8月22日 《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7期； ⑧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 ⑨鲁迅，《王道诗话》，1933年3月5日。该文底稿系瞿秋白所作，经与鲁迅商议、修改后，以鲁迅的笔名送《申报·自由谈》发表； ⑩鲁迅，《“光明所到……”》，1927年3月15日； ⑪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P346-348； ⑫邵雍，《伊罗生、〈中国论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收录于《中国思想·中国学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⑬胡愈之：《关于民权保障同盟》，《胡愈之文集（第6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P39； ⑭⑮本两小段引用之胡适往来书信，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 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520-544； ⑯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1933年3月22日；鲁迅致曹靖华，1936年1月5日； ⑰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 ⑱胡适致雷震，1956年4月1日；胡适致吴相湘，1959年3月4日。
鲁迅与左翼青年的骂战
鲁迅和左翼青年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和谐。
1、郁达夫：鲁迅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在与攻击他的青年搏斗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1938年，好友郁达夫在香港《星岛周刊》刊文回忆鲁迅，其中写道：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邨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①
鲁迅乐于提携青年，是出了名的。
那么，为何又会有这么多青年攻击鲁迅，以至于其“全集的十分之六七”，都是与青年们“搏斗”的产物？
2、左联成立前，青年们围攻鲁迅三年之久，郭沫若骂得最狠，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
郁达夫当然没有诬蔑青年的意思。
事实上，从1927年始，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确曾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
成仿吾说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已堕落到“趣味文学”的绝路上；
冯乃超嘲笑他“醉眼陶然”，成了社会变革的落伍者；
钱杏邨说鲁迅笔下“没有光明”，只会“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淆青年的耳目”，若不“接受批评，幡然悔悟”，则前路“只有死亡”；……。
这当中，要数郭沫若（小鲁迅十岁）骂得最狠。
1928年夏，郭化名“杜荃”，刊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对鲁迅大扣帽子，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②
这种攻击，直到1929年底才告终止。
李立三要求太阳社、创造社停止攻击鲁迅（据夏衍讲，“太阳社那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指示吴黎平、潘汉年等人“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③
潘汉年因曾参与攻击鲁迅，被鲁迅反讽为“年轻貌美、齿白唇红，……是天生的文豪”，故找了未参与围攻鲁迅的冯雪峰，要他去向鲁迅疏通，请鲁迅出来做新成立的“左联”的盟主。
（图注：郭沫若化名骂鲁迅的文章，刊于创造社官方刊物《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3、左联前期，鲁迅作为盟主备受尊崇，但盟内青年们并不认同和服从他的意见
做了左联的盟主，并不意味着鲁迅在思想上获得了盟内青年们的认同。
夏衍在晚年坦承：“在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与鲁迅还是有差别的。”④
所以呢，左联的行动，事实上并不以盟主鲁迅的意见为准。
1930年4月底，左联召开“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要求所有盟员都要动起来，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劳动节变成一个“血光的五一”。
盟主鲁迅没有被通知参加此次会议。
所谓“血光的五一”，其实就是赤膊上阵 —— 夏衍在南京路飞行集会上侥幸脱险，碰到李求实，李大发牢骚：“这样就等于把同志们主动地送进巡捕房”；夏衍和孔德沚一起趁夜色去街上刷“武装保卫苏联”的标语，孔也有“连自己都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的怨言……
至于夏衍自己，“我听了有同感，但是连‘我同意’这句话也不敢说”，因为“每次运动之后，小组长和支部书记都得向上级汇报，哪些人没有参加”，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了不积极、有怨言者，轻则被批评、公开警告，重则被打成“右倾”逐出组织。
周扬也反思当时的左联实际上“成了第二党”，“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
鲁迅是反对这种街头政治运动的，在他看来，上街刷标语发传单搞集会，不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
他曾援引过列宁的话为虎皮，主张真正的革命者应优先致力于风俗、习惯上的改革。⑤
但他的话没有人听。
茅盾回忆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
受着尊崇的主帅，只好对茅盾自嘲：“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其实，“我还是写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权。
1930年秋，因为“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盟员蒋光慈愤然退出组织；
同年冬，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郁达夫，也因为强调“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被开除出了左联。⑥
4、左联后期，青年们的攻击，让鲁迅“寒心而且灰心”，生出了幻灭之感
1931年底，左联上街之风回落，转而致力于文化领域的批判。
首当其冲被批的，是学者胡秋原提出来的“自由人”观点。
胡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局限于阶级和政党，应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上发声，允许革命文学存在，也要允许小资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存在。
鲁迅没有直接参与对“自由人”的批判（但他并不认同胡秋原的“自由人”文艺观，文章《论“第三种人”》曾隐晦而尖锐地嘲讽了胡秋原）。
只是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刊登诗歌《汉奸的供状》，恐吓胡秋原“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后，鲁迅公开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想要挽救该诗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 冯雪峰当时正与胡秋原接触，欲通过胡来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
鲁迅的文章，安抚了胡秋原，却激化了左翼文学青年们对鲁迅的不满。
祝秀侠化名“首甲”、钱杏邨化名“方萌”、田汉化名“郭冰若”，刊文批判鲁迅反对辱骂和恐吓，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在“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号召革命的诗人不要怕“见血”，只要骂的对象没错，“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⑦
负责编辑刊发那首恐吓诗的周扬，此后与鲁迅关系之恶劣，更是众所周知。
在鲁迅眼里，周扬不过是个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奴隶总管”。
1934年底，鲁迅曾对着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抱怨“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1935年秋，在给胡风的信里，鲁迅曾如此形容周扬和自己的关系：“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很好的）……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
政见不同，鲁迅眼里的左翼文学工作，往往也难入周扬的法眼。
1936年春，在给王冶秋的信中，鲁迅留下了这样的抱怨：“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因为不做事，责备也就没有了。……我们这一翼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1934年春，左翼青年们的攻击，已让鲁迅生出了幻灭之感。
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曾感慨：“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⑧
1935年春，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又说：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⑨
1936年春，冯雪峰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自延安重返上海。
鲁迅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但冯雪峰也算不得鲁迅的“知己”—— 据胡风披露，冯曾私下对他如此评价鲁迅：“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⑩
当然，即便如此，鲁迅仍坚持留在了左翼文学阵营之内。
1936年托人送给毛泽东的火腿，即是明证。
（图注：左，1988年，邓颖超会见胡秋原；右，胡秋原1938年出版的著作。鲁迅虽然反对恐吓胡秋原，但他并不认同胡秋原提出的“自由人”文艺观，在文章《论“第三种人”》中，鲁迅曾尖锐嘲讽胡秋原的这种理念）
注释：
①郁达夫，《忆鲁迅》； ②《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倡导中对鲁迅的围攻》，《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P168-185； ③吴黎平，《长念文苑战旗红 —— 我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点滴忆》，收录于《左联回忆录》； 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 ⑤鲁迅，《习惯与改革》； ⑥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 ⑦首甲等，《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收录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1卷》； ⑧鲁迅，《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 ⑨鲁迅，《致萧军、萧红》，1935年4月23日。鲁迅，《致萧军》，1935年4月28日； ⑩胡风，《鲁迅先生》，收录于《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