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展现出蓬勃气象，党外各界对此地无不充满好奇。

1945年一个夏日的午后，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当日，毛泽东亲赴机场迎接，他握住其中一位老者的手，意味深长地说道：黄老，我们又见面了。

这位老者就是黄炎培。

怎么叫又见面？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回忆，在后来两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到：“1921年我就听你（黄炎培）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的欢迎会上，做了一次讲演，你当时讲中国有多少毕业生，有多少失业，列举大量的数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国民党政府专制擅权，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导致国共关系几近破裂。国内和平呼声越来越高，黄炎培等社会贤达和爱国人士心急如焚，希望能够前往延安访问，促成两党团结。

黄炎培等人感觉到，中共不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对当时中国大局是不利的。由此，作为第三方的黄炎培等人向延安去信，延安回了，请黄炎培等参政员访问延安。

黄方毅说，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人们朝气蓬勃，自由自在，不像国民党当局宣传的那样。此外，他感到延安政风特别开明，一般都不称官衔，毛泽东就叫毛泽东或者老毛，而且专门有个黑板报可以提意见。黄炎培一句话总结说：离我的理想不远了。

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第一次正式的会晤。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居住在陕西延安杨家岭，他在这里与黄炎培讨论“周期率”。五天之内，长谈了十几个小时。

黄炎培说：“一家一人一国一团体。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人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后来见情况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下了……总之最后慢慢就崩溃了。所以我希望中共诸君，现在办得是很好的，将来能够能避免这种人亡政息的这种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这段对话被称为“窑洞对”。

延安之行使得黄炎培对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共加深了了解，在《延安归来》一书中，他写道：“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方毅解释道，“第一，黄炎培觉得中共有希望，将来能够有大作为，能够得天下，第二，他又担心中共坐了天下，会重蹈这种规律。所以，他希望中共能够打破这个规律，能够做一个长久的执政党。二人肯定是谈得来，才能谈到这么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赵宾介绍，黄炎培通过在延安的实地考察，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前途和他的命运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毛泽东的回答认定了民主是打破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

此时，“要和平、求发展”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共同心声，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便和胡厥文等人一起筹创了由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建国会。

民建中央原副秘书长安冠英介绍，民主建国会的宗旨就4个字：民主和建设。对政治上要求民主，经济建设上也要求民主。

在延安的所见所谈，对黄炎培是莫大的鼓舞，也奠定了他筹组民建的思想基础。后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再度会见黄炎培及重庆工商界各团体，畅谈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道路，又一次提振了黄炎培等人创立民建的信心。

黄方毅回忆道，黄炎培一直把向共产党传递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向工商业者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作为民建的主旨任务。

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曾是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在这里，毛泽东指挥了渡江战役。而黄炎培正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的第一位客人。

据黄方毅回忆，他们的谈话重温了延安“窑洞对”。黄炎培说：“好，我就拭目以待了，看共产党怎么治国。”毛泽东答道：“不对，你不能拭目以待，你不能做旁观客，你要做主人，你要做共产党人的诤友，要跟我们时时提出你认为不对的地方。”

后来，黄炎培经常向毛泽东建言，总共写了90多封信件，其中涉及到许多重大问题，均直言不讳。毛泽东也坦诚相待，给黄炎培回了60多封亲笔信。

黄炎培在信中提到，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农村高征购，城市经济萧条，紧缩银根，就用几个词：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毛泽东不仅接受了，还把黄炎培请去，把黄炎培的信打印成政务院的文件下发。

76年前与毛泽东坐而论道的黄炎培，后来曾代表民建发言，他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座大厦已提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愿景昭昭，尽显无双国士的风骨与担当。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黄方毅发言道，习近平主席对党外人士肺腑相告：“‘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不忘历史，不忘初心，我们应当跳出，最终也一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

“民建会不仅在历史上，就是在现在，他也敢于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真实的建议和意见，敢于说真话，敢于做诤友。那么你要在这个方面你帮助中共把国家的各项事业做得更好。”安冠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