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台湾型男——没有颜值、没有背景，萧万长：「在那个可以做事的年代，没有人会挡你。」（上）

不知何时开始，政治圈像影视圈，也流行「人设」。四、五十年以前，政治人物不必人设，不必办演唱会，不必蹭网红，只要好好做事。他们常常很无趣。

「微笑老萧」就是这样，自1980到2010年左右，台湾人民对萧万长熟悉到近乎没有新鲜感，他永远只有一号表情，但多数人不知道在招牌微笑之后，他这个小外交官出身的公务员，肠胃很差，三十岁出头第一次出使国外，就曾胃痛到把车停在路边，也不知道他在烟酒谈判时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更不知道他的晚期肺癌在控制十三年之后却中风。

2020年底他「桥脑栓塞」，左半边瘫痪。经过三年坚毅地复健、运动，现在，八十四岁的他除了身边多一根拐杖，依旧擡头挺胸。

「年年萧万长，事事萧万长」，自1970年代晚期起，他常常替台湾参加各种国际谈判，并五度代表总统参加APEC领袖会议，即使在卸下副总统重任后退休，仍带领工商团体奔走欧美亚及大陆，并成立「两岸企业家峰会」，替他们架设高层平台。

多数人看到他的风光，但是，极少人知道在庞大的压力和工作之下，他除了肠胃不好，牙齿也只剩一颗。他在副总统将满周年前夕，肺癌确诊，术后良好，家人正为他挺过癌症的考验而安心时，老天又用一记重拳把他打崩在卧室。

中风后，他在荣总加护病房醒来，微笑老萧不笑了，第一句话是「我好累」，这应该是大脑在生死交关那一刻快速回放了一生影片，他的直觉反应。当他发现自己连在床上坐起来都办不到时，很少露出沮丧之情的他悲伤了：「为什么是我？我不烟不酒，也不交女朋友，为什么是我？」

父母留给他的是最好的身教

他一直是一个「标准公务员」（以前这句话是形容一个人正派规矩可信赖），连生活作息都很自律、严谨，为什么老天对老年的他不罢手？

能怪天吗？

他自小勤劳，到老都不太会玩，没有娱乐。他的父母卖菜，都是文盲，萧万长放学后就要帮忙记帐、扛东西，这也让他自少年起就是高低肩。萧妈妈长年气喘，严重时，睡觉只能半躺，以免喘不过气，萧万长晚上常用瘦小的身体与妈妈背靠背，让她有一点支撑，可以平顺呼吸，而他就利用那个时间读书、做功课。

这样长大的萧万长是学霸。他以第一志愿考上政大外交系，八学期拿七次第一名，并以第一名考入外交研究所。他大三就参加高考，也是第一名（普通行政组），毕业后参加外交特考，还是第一名。当年政大图书馆有一个固定的角落，同学都知道那是萧万长的位子，因为他只要没课就「钉」在那里。

这个学霸毕业后原本可去哈佛念书，但录取通知书寄到嘉义家中，妈妈拿给邻居看，大家七嘴八舌，劝她不要让儿子去：「出国就不会回来了。」因为有一个邻家孩子赴美读书以后，变成「党外」，看不顺眼台湾政府，留学变成长期留美。妈妈把哈佛录取通知书藏了起来，他当时正在服役，很久以后才知此事，错过了回复哈佛的时间。

「我很认命。」他常这样说。一般人以为「认命」很消极，他的认命是「务实」，省下怨天尤人的时间和力气，把「操之在人」的部分放下，把「操之在我」的部分做到最好，脚踏实地。他错过了哈佛，却在台湾从一个外交部小职员，一步一步以实力晋升到国贸局长、经济部长、经建会主委、陆委会主委、行政院长，最后成为副总统。其中还一度奉命返乡参选立委（时任总统兼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告诉他，那是有人要「害」他，但李赞成并鼓励他参选），打败争取三度连任、拥有民视资源的立委蔡同荣，他成为第一位参选的政务官。

萧万长从未立志做大官，他从小唯一的「立志」是绝不做商人。他看到父亲从商，生意那么好，工作那么辛苦，却家无恒产，爸妈常为钱关起房门吵架，大哥也只念到小学就要帮忙家里工作。其实，他父亲不是没有赚到钱，而是乐善好施，乡亲去世没钱埋葬，萧爸爸就会捐棺木。父亲常告诉他：「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所有财产都是假的。」萧万长才刚进国贸局时，父亲就严厉地告诉他：「绝不能贪，一定要廉。」萧万长每次返乡祭祖，面对祖先牌位，挺直腰杆，都会想到父亲这些话，他充满感恩：「我父母目不识丁，留给我的是最好的身教。」

中华民国要强大，一定要靠经贸

他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唯一的期望就是「要有国际观」，外交系是早年台湾学生探向世界的热门科系。他的同学，全班三十多人，几乎都是以外交系为第一志愿。1962年他刚进入外交部时，我们邦交国有七十多个，但七○年代外交重挫，先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然后是1972年中日断交（当年我们不会说是「台日断交」，中华民国认真而庄严地称自己是「中国」）、1979年中美断交。台湾媒体七○年代常用「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形容我们的严峻处境，总统蒋介石呼吁大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2016年起，我们又连丢九个邦交国，现在邦交国只剩十三个，台湾已无感，真的「处变不惊」了。

萧万长在外交部工作十年，已是亚太司科长，驾轻就熟，但他看出台湾的外交困境，建议要有「应变」计划，以免断交慌乱，这是他的务实，但被长官指责是「失败主义」，他很灰心。务实的他更看出「经贸」才能在国际场合交到朋友，「中华民国要继续强大，一定要靠经贸」。他渴望到国贸局工作，自请辞职，外交部不舍，用「商调」的方式，让他转到国贸局做「稽核」，希望有机会再把他调回。

谁也没料到这个不惜降调的年轻外交官，后来以「经贸外交」替台湾在国际困境中披荆斩棘，而且带领出口导向的台湾和世界一步步接轨，以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为目标，逐步让台湾从像一个草莽出身的青少年转大人，优雅、文明地遵守世界规范，这是一个漫长、巨大的艰辛工程。

更可贵的是，在中美断交全台不知所措那一刻，萧万长在华府以不到十个工作天（实际作业约五天），替台湾争取到美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后来更是突破国内外困难，加入GATT（WTO前身），开出一条大路。台湾这个极小而特别的海岛，在世界地图上堂堂正正地立足了。

1972年萧万长刚开始跨足经贸，从零学起，「我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他很清楚：「这对我是很大的冒险。」他白天工作，晚上去政大公企中心上课，学习贸易理论与实务，全然陌生而新鲜，他一点都不觉得困难，有兴趣极了。除了上课，他也阅读档案，别人认为枯燥，他却兴味盎然，他这个门外汉很快对台湾经贸有纵深而全面的了解。

他的外交专业也在国贸局很快获得重视。当年台湾纺织品出口很强，美国给予配额限制，国贸局副局长邵学锟带着有外交背景的萧万长赴美参加谈判会议，竭尽所能替台湾争取最大利益，萧万长在现场既做翻译，还做笔记，晚上回到饭店，立刻写好当天报告，邵学锟第二天一早即可传真回台北，很有效率。

国贸局前身是「外贸审议委员会」（后又改名为「外汇委员会」)，是台湾财经决策机构，前两任主委为徐柏园、尹仲容，1969年二度改组为国贸局，第一任局长是汪彝定，他很快发现萧万长这个年轻人。萧万长才到国贸局一年，汪彝定就召见了他，给他一本英文书，提醒他：「每天的业务都会强迫你快速学习，但是，培养国际视野必须常常读书。」两三周后，汪彝定打电话来：「我给你的书看了没有？有什么心得？」孺子可教，汪彝定常常丢给他几本书读，对他影响深远。汪彝定就像当年萧万长在政大外交系的老师李其泰一样，对他的未来充满关切，既是严师，也是贵人。

汪彝定是安徽人，西南联大毕业，公职最高职务除了台糖董事长之外，就是经济部次长。当萧万长升任经济部长后，拜访恩师，汪彝定告诉他：「你当上部长，我比自己当上部长还高兴。」汪彝定在回忆录《走过关键年代》里对自己作为第一任国贸局长培育新人，「看见几位后进……脱颖而出，为国家栋梁。」极感欣慰，他举例的第一人就是萧万长，并提及「万长兄曾有人以极好的条件想拉他去民间机构工作，我和他的朋友说，万长是要给这个国家做更大贡献的，你不要拉他。我没有看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