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两秀才：吴佩孚和陈炯明

吴、陈二人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吴佩孚是旧时代的最后守护者，而陈炯明是新时代的先驱开拓者。他们的文化基因，有着很多相通、相同之处，政治理想也有许多互相契合之处，从历史的时间线上看，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但他们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两个悲剧人物。

　　民国初年，在中国的政坛上，有两颗同时冉冉上升的新星，璀璨夺目，备受全国注目，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是北方的吴佩孚和南方的陈炯明。

　　说来也巧，两人都是前清秀才出身，两人都是书生从军，都很会领兵打仗，两人都是至性至情的性格，廉洁自守，为人忠直，宁折不弯，又生于同一个年代，一南一北，似有延津剑合之势。所以当时的舆论就常把他们相提并论，称为“南陈北吴”，“南北两秀才”。

　　吴佩孚和陈炯明，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迥异之处。把这两个人摆在同一坐标系上对比，颇为有趣。

　　这两个人究竟有些什么异同呢?

　　首先，两个人都是宪政主义者，都以官僚、政客为敌。两个人都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尽快制定宪法，建立真正的宪政政制。吴佩孚在1920年打垮了亲日的皖系政府后，马上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国是。吴佩孚为国民大会定出原则：由国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参与或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操纵。宗旨是国民自决统一善后、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地方不得借口破坏。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互举一人为初选，如无工商等会组织，宁缺毋滥。初选会员由各省复选五分之一。大会由各省县农、工、商学各会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吴佩孚的制宪，处处对国民敞开，处处对官僚设防，因此受到北方官僚政客集团的强烈抵制，大骂吴佩孚是英、美傀儡。奉系张作霖更发表激烈反对的通电，指中国人民还没有达到处理国家大事的程度，这件事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甚至不惜以开战阻止。张作霖怎么知道人民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呢?因为他手中有二三十万奉军，所以他什么都知道。

　　1921年，陈炯明也发表了一个通电，敦请全国各省区派代表，到上海制定国宪，建立永久和平之基。他说：“民国建立于今十年，祸乱相寻，迄无宁岁。内则群奸卖国，外则军阀擅权，宇内河山分崩离析。推厥原因，良由大法不立，国基未固，至使强徒暴客，各肆其奸，言国是者或侈谈集权，或倡言统一;徒饰外观，终无实际。循是以往，国将不国。”所以他不赞成在广州搞非常国会，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要搞就搞全国承认的、有宪政基础的国会，制定和实行全国接受的宪法，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凭藉。

　　这个通电，同样遭到南方官僚政客的强烈反对，有四十多位非常议员联名，要求弹劾陈炯明。还有部分官员提议对陈炯明撤职查办，指责他“擅出主张，甘冒不韪”，骂不解恨，还要给他扣上一顶“通敌附逆”的帽子。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要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

　　吴佩孚与陈炯明都想通过实行民宪，打破官僚政客集团对国家政权的垄断，他们都遭到官僚政客集团的围攻，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吴佩孚被自己的部下背叛，武力赶了下台;而陈炯明也因为与孙中山政见不合，被撤职下台。

　　官僚政客集团从来不愿意给中国人民一个机会，让他们用事实来回答张作霖的那个问题：人民到底有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所以陈炯明感叹：“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

　　吴佩孚与陈炯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吴佩孚认为，中国要实行民宪，必须先全国统一，在中央集权之下，逐步推动。这是他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家无一日安宁的局面后，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基于这种思想，他强调国民大会，地方不得借口破坏。吴佩孚的政治主张，要点盖有：废除巡阅使和各省督军;裁兵;组织超然内阁;召集国会，制定宪法;划分租税，国税概归中央;各省设省长，直接对中央负责;军队归于国家，军饷由中央发放;各地治安由国军与省警分别担任。1919年五四运动时，吴佩孚支持学生，他曾发出这样的质问：“试问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耶?抑以政府为主体耶?”这种口吻，与陈炯明非常相似。

　　陈炯明也经历着同样的时代，目睹着同样的现状，他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认为，既然哪路军阀都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不如先实行地方自治，从县自治起步，选举县议会，然后到省自治，选举省议会，制定省宪法，最后选举国会，制定国家大法，成立全国联治政府，实行类似美国的联邦制。他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吴佩孚和陈炯明都以美国的联邦制为理想。吴佩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悬挂华盛顿的肖像，希望能像华盛顿联合十三州那样统一中国;而陈炯明则希望能像华盛顿那样建立一个十三州自治的统一国家。有趣的是，吴看重的是十三州的联合，而陈看重的是十三州的自治。因为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既不统一，也无自治。

是先自治，后统一，还是先统一，后自治?前者有可能是和平统一，而后者必定是武力统一。正是由于这种看似不太重要的分歧，在中国引起了剧烈的冲突，导致吴佩孚、陈炯明南北两秀才几乎同时下台。最后是什么主张胜利了呢?既不是先统一，后自治，也不是先自治，后统一，而是南方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不要自治”的主张。中国从此走了另一条道路。

　　吴佩孚与陈炯明，对1919年后在中国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都经历了一个从赞赏、支持，到反对的过程。

　　直皖战争时，苏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就发表政论文章称：“吴佩孚已在中国发生的事变中竖起他的大旗，显然在这一旗帜之下，中国新内阁一定采取有利于苏俄的方针。”据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回忆，当时“在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文。他们认为孙文是不管用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

　　中国共产党也想和吴佩孚合作。赞扬他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并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吴佩孚投桃报李，对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也予以宽容和支持，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吴佩孚“如宣传成立劳工局呀，赞成劳动立法呀，颁发肖像奖章呀，延见工人代表并赠送川资呀，无往而不企图笼络工人”。因此，当时京汉路的工人运动，发展甚为蓬勃。

　　同一时期，陈炯明在闽南推行政治改革。积极训练军队，整饬军纪，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广邀新学人士，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1920年元旦，《闽星日刊》以“红年大热”为标题，祝贺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他还曾写信给列宁，表达敬佩之情。一时间，“‘过激派’蔓延到八闽去了”的谣言，甚嚣尘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到闽南参观后，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英、美两国的外交情报，都把陈炯明称作“布尔什维克将军”。陈独秀甚至去见陈炯明，劝他出来领导共产主义运动。

　　但最后，吴佩孚、陈炯明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合作，都以流血悲剧收场。吴佩孚因镇压“二•七罢工”，从一个“爱国进步军人”，变成“帝国主义忠实走狗”。而陈炯明也因与孙中山的分道扬镳，从“革命的马前卒”变成了“逆伦反常”的“千古罪人”。吴佩孚之败，败于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陈炯明之败，败于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前后相隔亦不过两年而已。冥冥之中，似乎真有某种命运的关联。

　　那么，吴、陈在近代史上，究竟应该如何定位?他们是中国进步的推动者吗?他们是民宪政体的殉道者吗?这个问题的背后，错综复杂，经纬万端，实在不是简单的“非白即黑”二元论可以回答，也不是本文寥寥数千字可以说透。

　　要为他们作一个历史的定位，除了要看他们的政治主张，还要看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很多政治主张，从字面上理解都很相似，但其实动机、目标、实现路径，都相差霄壤。吴佩孚出生在山东，陈炯明出生在广东。这两个地方，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都有着非常强烈的代表性。山东是圣人之乡，广东是南蛮之地。但广东又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的前沿，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第一道门户。

　　吴佩孚考取秀才后，因为得罪乡间豪绅，被革去秀才，当兵前摆写春联的摊子维生，喜欢读六壬八卦、奇门遁甲一类的风水算命书。他潜心研究《周易》，推崇孔孟的道德学问，著有弘扬传统道德的《循分新书》《明德讲义》和《正一道铨》等书，他的最大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内圣外王的道德完人。

　　陈炯明考取秀才后，选择入读海丰县速成师范学堂，因为办报纸，同样不能见容于当地乡绅。他毅然到广东法政学堂读书，显然他对现代政治知识的兴趣，远高于对传统道德学问的兴趣。因此，与其说他是秀才出身，不如说他是法政学堂出身。他后来参加了同盟会，一方面积极投身反清革命，以武力反对皇权专制，一方面又是广东省的咨议局议员，通过合法的途径，推动禁烟、禁赌、废除就地正法、创办平民教育的实现，为地方百姓造福。

　　陈炯明也尝著书立说，但不是吴佩孚那种以恢复经学正统和推广教化为宗旨的旧学问，他的《中国统一刍议》，试图解答中国自推翻清朝帝制之后，为什么不能顺利进入民主共和政制?为什么会出现连年不绝的内乱?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通过民主的道路应该怎么走?等等一系列的疑问。

　　吴、陈虽然都是秀才，但这个传统功名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吴佩孚是从头扎青巾，手提大刀，驰马杀敌起家的，是真正的行伍出身;而陈炯明是读师范、读政法、做议员起家的。不同的起点，对他们两人日后许多的政治主张与实践，都有不同的影响，留下了鲜明的不同印记。

吴、陈都有着某种程度的道德洁癖，这也是两人的相似之处。吴佩孚在政治上有洁癖，奉行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与外人勾结、不做督军、不抢地盘的“五不主义”。他失败时坐火车经过租界，就是不肯下车，不踏租界一步。陈炯明在政治上、私生活上都有洁癖，自称不知钱是何物，不知女色为何事。他有两枚图章，一枚是“不二色”，另一枚是“不蓄私财”。他确实身体力行。

　　自从陈炯明与孙中山分鑣后，有不少人诬称陈炯明与吴佩孚暗中勾结，还捏造了多封陈致吴的“密电”。两人在精神上有“勾结”，是可能的，那叫“共鸣”;但在政治上结盟，可能性则甚微，因为两人都是原则性特强的人，投机取巧的事不愿做，要他们为某种短期的政治利益放弃原则，他们做不到。

　　从文化的根本上来说，吴、陈二人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吴佩孚是旧时代的最后守护者，而陈炯明是新时代的先驱开拓者。他们的文化基因，有着很多相通、相同之处，政治理想也有许多互相契合之处，从历史的时间线上看，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但他们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两个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