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领袖们的长相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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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浦之战中被俘虏的太平军铜版画

青浦之战的太平军铜版画(根据法国少尉布兰克的一张照片绘制而成，原照片已下落不明)：

1862年5月12日，卜罗德准将指挥的法国远征军与斯特维利将军率领的英国远征军攻取了太平军掌握的重镇青浦。

青浦地处一片平原，由各种防御工事及周围多条河道守护，可谓易守难攻。炮兵部队花了几个小时才打开了几个缺口。甲板上的士兵准备通过一条主要的沟渠到达城墙脚下。

在当天的战斗中，一直处于先锋的非洲第3轻骑兵营在印度锡克兵以及英国步兵第31团的帮助下，从左侧向敌人进攻，将太平军从防御的隐蔽处驱赶出去，迅速夺取了这座城市，并将众多俘虏聚集在靠近城门的大片平地上。

之后，卜罗德准将便任命非洲第3轻骑兵营的少尉布兰克(Blanc)先生与一位英国军官一同看守太平军俘虏，并照顾混杂在俘虏当中的妇女与儿童，他们中好几个人在爆炸中受了伤。

铜版画中满是蹲在地上，等待分发食物的太平军俘虏。此时，两名特派员在卡努特上尉的陪伴下，命令翻译人员召集太平军在轻骑兵的看守下走到平地上来^[1]。

二、程学启照片考

曾随英法联军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随军记者，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的费利斯·比托(Beato Felice)于1860年在戈登官署拍摄有一张相片，照片中人物为一脚蹬皂靴，顶戴花翎朝冠，身着长袍马褂的男子，照片下方的标注写有“general ching”，ching可能是“程”的音译，程将军也就是程学启。^[2]

程学启曾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部下，跟随太平军转战皖西，屡立战功，累官至“弼天豫”，后率军降清，凭借安庆战功，程学启升从三品游击，后擢为正三品参将，并受命自立营头，创建淮军“开字营”。平定苏州后，授一品封典骑尉世职，赏穿黄马褂。

同治三年（1864）春，程学启率军进攻嘉兴，利用地雷炸裂城池百丈，与太平军肉搏作战，突然被洋枪击中头部左太阳穴偏后，立时晕倒，被部将刘士奇抬回大营，再转送苏州医治，虽稍有起色，终因脑浆崩流，三月十日伤重不治而卒，年仅三十六岁。朝廷赠其太子太保，谥“忠烈”，又恩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

程学启死后，葬于安庆小龙山殷庄程家老屋。程学启元配高氏、继配高氏夫人，一同祔葬于此。

程学启的照片曾被登载在1971年8月8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太平天国真相》一文，作者馀子误认为是“洪秀全真容照片”，1992年9月27日的《南方日报》未经辨识，竟盲目转载，标题为《太平天国领袖真容传世：洪秀全照片被发现》。

《东南文化》的记者施善苹与周志生因此事去函广东花县洪秀全纪念馆询问，该馆负责人于1992年10月21日回函答复：“得到这张照片的朱丽芬是1991年6月招工到我馆工作的。这两张照片从香港寄到朱的手后，没有经任何考证，更没拿回馆给领导看一下，从到手到登报，一切都是保密性进行。这种行为，作为一个从事文博工作的同志来说是极不严肃的，有损我们文物工作者的形象，由于她的无知，我们接到了不少信和电话，有询问的，更多的是责怪的。我们请教广州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观点也和我们一样：‘照片是假的’。目前，我们正派人到省、市及广州一些大学的图书馆查找资料，准备作重要的考证说明。”^[3]

洪秀全最为痛恨满清统治者，太平天国发布有多篇战斗檄文历数满清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在《原道觉世训》一文中，他称清廷为“四方头，红眼晴，蛇魔阎罗妖之妖徒鬼卒。”

潘钟瑞的《苏台麋鹿记》也记载：“贼以官为妖，见朝衣、补褂、翎顶之类，以为妖器。”

身为太平天国领袖的洪秀全，怎么可能像照片上那样身穿“妖器”呢？^[4]

经过审慎的考究之后，发现费利斯·比托所拍摄的程学启照片与光绪二十七年《宫太保忠烈程公遗像》十分相像。

照片上还标识有一段文字：

Description；One of the four 'Wangs' or Kings appointed by Hung Hsiu-chuan to act as his Generals in the Taiping Revolt。

这段文字意思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担任统帅，被洪秀全任命为王或四王之一。

可是费利斯·比托在照片所记年份是Date：1860 (19th)，而程学启程降清的时间是1861年。

宁乡枫木桥牛角湾的刘典后人收藏，后为陈胜生购得的程学启、刘典、韩进春三人合影，拍摄时间为1863年5月28日，拍摄地点在上海：

咸丰十一年（1861年）前后，意大利人桑德斯在上海开设照相楼，英国人约翰·汤姆逊等外国摄影师也赶赴上海从事摄影活动。

中国人在上海首创公泰照相楼、苏三兴照相楼晚至1877前后。

145年前，刘典、程学启、韩进春合影于上海，可见不是出自意大利人桑德斯之手，即为英国人约翰杰作，他二人的作品，今日已是凤毛麟角，要寻觅一件真品十分困难。

相片上三人，中间的刘典文静而有几份俊逸，但眼神坚定，神情专注，着浅色绣花方马褂；他的左侧是程学启，身材不高，貌若文弱书生，长相并无剽悍戾凌之气；右侧的韩进春则可见几分质朴，方头大脸，体格强壮，神情略见憨厚。

程学启与韩进春皆着深色方马褂，清代上层人物的常服打扮。三人的合影是在专业摄影棚中摄制，背景为布幔蓝天，左侧摆置一欧洲式小圆桌，桌上立一座钟；右侧为一竹制中西合璧三角几，上有一茶壶，壶旁蹲伏一瓷制白兔。黑白合影相片已褪变呈深褐颜色，且有几处被玻璃粘附撕裂。^[5]

相片背板为杉木质，其上用米汤粘贴一张宣纸，上面墨笔书有几行字：

曾国藩与湘军遗珍三品
同治二年五月，浙江按察使臬司刘典和江西参将韩进春、水陆两军总领程学启，统领楚军大战逆匪，楚军大捷，二十八日上海相会并照相纪念。

拍完这张照片后，程学启统率淮军各部进攻苏州。苏州既平，程学启授一品封典骑尉世职，赏穿黄马褂。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淮军总攻嘉兴城，太平军殊死抵抗。

十八日午后，程学启亲率领敢死队攻城，被洋枪击中头部左太阳穴，三月十日逝于苏州，年仅三十六岁。朝廷赠其太子太保，谥“忠烈”，又恩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

合影中的程学启与费利斯·比托所拍摄的程学启照片并不相像。

所以，又有人推测，费利斯·比托所拍摄的清朝官员照片是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的胞弟韦俊，而非程学启。

费利斯·比托所写的general ching并非“程将军”，而可能是指“正将军”，即“正”字营统领。1860年韦俊降清之后，就在湘军中担任正字营统领。

结合《贼情汇纂》中对韦俊的描述“年约三十，面黑高鼻无髭”来看，照片中的男子与“年约三十，面黑高鼻无髭”的描述十分类似。^[6]

也许这桩公案的真相只有等戈登的后人公布其收藏的程学启与戈登的合照才能彻底揭开。

三、如今现存的两张太平天国领袖的照片

太平天国诸王照片皆毁于战火或清廷的人为销毁。而网上流传的“太平军凌迟照片”都是1900年之后西方人拍摄的，在1860年代的技术条件下，银版照相需要长时间的曝光，人必须保持静止不动，一般人物照都在室内照相馆拍摄，不大可能有人在户外拍摄处刑照片。

可喜的是，2021年上半年，中国历史影像研究专家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在他最近的文章中曝光了一张太平天国戴王黄呈忠的高清照片和一张太平天国首王范汝增的模糊照片。^[7]

两张太平天国王爷的肖像出自乔治·哈特的家族相册^[8]，泰瑞·贝内特现在只发了太平天国首王范汝增的模糊照片，他声称等将来出版相册集时再公布范汝增的高清照片。

照片拍摄于英国商人乔治·哈特（George Hart）在宁波的家中，时间可能是1862年年初，5月10日则是太平军撤出宁波的日子。

攻占宁波以后，太平军对英、美、法外国人“福礼修好”，与宁波的英、法、美领事划定外侨通商区域，禁止两军交战。同时，太平军对天主教教堂进行保护。在此融洽环境下，英国商人哈特便给驻守在宁波的两名太平军军官拍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

照片顶部呈圆弧形，这是十九世纪立体照片的典型特征，早期的立体照片都以两张一组存世。

从照片可以看出，三人衣服较厚，应拍摄在冬季，黄呈忠穿着棉袍，戴着保暖的帽子，手里捏着一块手巾，坐的是兽皮椅子。身后站着两个太平军随员，左边的卫兵手持武器，表情肃穆，右侧的卫兵面孔黧黑，外套马甲，系一条腰带，左手持一面旗子，应是黄呈忠的旗手或排尾。

《慈溪县志》记载，太平军的装束是“红巾系顶，锦带围腰”。

左侧卫兵头上系的应是红色头巾，右侧旗手腰间围的是锦带，头上系的是彩色的方巾。^[9]

1862年12月9日，太平军占领宁波后热衷于与当地的外国人建立友好关系，试图说服他们继续在太平军的统治下经商。

《盾鼻随闻录卷八·独秀峰题壁·上元生员吴家桢〈金陵纪事杂咏〉》：

连朝跣足走长街，昨日新穿厚底鞋；更羡红靴时样好，何年旅帅进官阶？

《金陵癸甲纪事略》：

“贼之伪服色，如伪王帽用龙凤，马褂袍靴绣龙凤不拘。伪侯相帽用凤，伪检点帽用麟，袍带均穿黄色。杂职红色。马褂均黄色，靴皆红色。伪将军伪总制帽用狮。伪监军伪军帅帽用虎，均红袍黄褂靴黑色。”

《中兴别记·卷一》：

“于伪衣冠也，僭尚黄，交衽宽袂。伪天王及诸伪王冠缀黄缎八片为额绣云龙，饰珠玉，号八宝冠，袍靴皆黄绣。伪勋爵冠袍同王，红靴。伪检点、伪指挥黄冠绣麟，袍靴同。伪检点、伪指挥黄冠绣麟，袍靴同。伪勋爵伪将军伪总制黄冠绣狮。伪监军、伪军帅黄冠绣虎，袍靴同。伪师帅、伪旅帅红冠绣彪，伪司马绣鹤，皆蓝袍黑靴。”

可见太平军多赤足，有穿鞋者俱厚底，太平天国前期，指挥以上穿红靴；太平天国后期，旅帅以上穿红靴。范汝增脚上正是穿着厚底红靴。

以上三幅衣冠像都是林宇腾先生依据泰瑞·贝内特发现的1861至1862年宁波地区守将范汝增、黄呈忠照片所画，原照片版权由泰瑞·贝内特所有，画作版权由林宇腾所有。

黄呈忠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范汝增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们都是侍王李世贤的部将，屡立战功，黄呈忠授殿左军主将，封宝天义 ，范汝增授讨逆主将，封进天义。

在范汝增，黄呈忠克复宁波前，宁波是一个盗贼横行，烟毒泛滥的城市，不仅是抢劫，还有外国人绑架中国人出卖猪仔的事件。

但是太平天国克复宁波之后，据英国的怡和洋行档案《1862年1月6日格林致香港怡和洋行信》说：“我们再没有听到盗匪抢劫的事情。”

二月七日来信又说：

“过去两周，一箱鸦片都没有买得出去，中国中间人传说，太平天国领袖不许运鸦片到内地去。”

从英国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黄呈忠、范汝增保护治安、严禁鸦片的成绩。

同时，对于平定物价，物资交流、农业生产以及与外国人的友好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也都尽了他们的努力。

格林三月八日信说：

“米价已经下跌了，有好些米船从南方来，日内就可到达，今天米价每石三元四角五分，铜钱已涨价，小量的兑换，一个墨西哥银元只换到一千三百七十五文，不几天前我们还能换到一千四百三十文的。因为有几条泉州船从乍浦开来，所以糖也落价了。……有大批山东船正在装运北路货，北路市场对福州纸的需要正好。
目前太平军正掌握全省或其大部分，他们允许欧洲人凭他们领袖的路凭到乡下任何地方去旅行，对外国人好像是非常急于培植友谊，保持信誉，所以只要我们当局不干涉太平军，我预料本口将有很好的生意
可做。这儿已到了一些生丝，茶叶也有来货。”

四月二十一日信又说：

“乡间的太平军对外国人相当的好，他们已在建立海关，任何通过海关的货物，都付少量的关税。”

1861年下半年攻占宁波后，黄呈忠还只是太平军中“天义”的官衔，属于中层军官，第二年1862年春黄呈忠才被封为戴王，因此，黄呈忠未穿龙袍，只穿棉袍或长衫。

经过技术修复之后的高清图片，黄呈忠下巴有刀伤，右眼疑似半瞎，经过历次战阵，黄呈忠的左胳膊已经没有了，右手疑似缺少了几根手指^[10]，一看便知是从刀光剑影中拼杀出来的狠角色。

这种“狠角色”在太平军将领中并不少见，美国学者莱博(Steven A. leibo)翻译的《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记述了太平天国归王邓光明身上大大小小的枪伤：

“他非常勇敢。他将留在他身上的20余处伤痕袒露给我看，以作为证据。这些创伤中的绝大部分是枪伤，其中一粒子弹射中了他的臂膀；另一粒子弹穿过了他的身体，钻进其右乳头的下部。”

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考证过黄呈忠的部下“小镜子”潘起亮是小刀会成员。^[11]

黄呈忠在宁波接受维多利亚主教采访时说他参加过上海小刀会起事，原因是他被上海县令虐待^[12]，因此黄呈忠本人极有可能也是小刀会成员。

戴王黄呈忠算是太平天国里少有的能够“功成身退”之人，1865年2月16日黄呈忠攻克了漳浦，5月15日失守之后，便不知所踪。

范汝增则在天京沦陷之后，1864年春，走浙江德清，至湖州。8月，护送幼天王洪天贵 福往安徽广德、宁国县，转战皖、浙间。

1864年9月中旬，在安徽歙县 建口战败受伤，太平军都被敌人打散了，范汝增最终历尽了千辛万苦，才走到江北遵王赖文光的东捻军军中。

他在东捻军的地位，排在赖文光、任化邦 、牛宏升之下，而在张宗禹、李蕴泰之上。

1865年12月24日，东捻军在山东寿光县覆败，范汝增战死于山东寿光南北阳河与弥河间。

四、太平天国服饰考

太平天国进天义范汝增头戴的风帽与明崇祯年间的妇人所戴风帽(雪帽)几乎别无二致。

越南阮朝命妇也穿戴风帽，盖汉制衣冠之遗存：

风帽自古即为汉族传统衣帽，大红缎子男风帽，为官民富豪戴用；女风帽花色更多，多与披风斗蓬配套，为行路御寒或发病时戴用，近代则多见于儿童风俗虎头帽。

风帽大概起源于魏晋，成形于唐宋，明清不过沿用而已，太平军将领穿戴风帽，可能是为了束发方便。^[13]

唐代诗人罗虬《比红儿诗》之二二：

“若使红儿风帽戴，直使瑶池会上看。”

《清稗类钞》：

“风帽，冬日御寒之具也，亦曰风兜。中实棉，或袭以皮，以大红之绸缎或呢为之。僧及老妪所用则黑色。范成大诗：‘雨中风帽笑归迟。’盖宋时已有之矣。”

太平军将领的冠帽有角帽、风帽、凉帽等制，角帽即为朝帽上饰龙凤图纹。

太平天国众官员平时戴风帽，遇到重要集会则戴礼帽，又称角帽或金冠。

根据《贼情汇纂》的记载，天王洪秀全的金冠前立一片双龙双凤帽额，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金冠以纸骨制作，雕镂龙凤，粘贴金箔，冠前立花绣扇面式冠额，中列金字“天王”王号：

“洪逆冠如圆规纱帽式，上缀双龙双凤，凤嘴左右向下，衔穿珠黄穗二挂，冠后翘立金翅二，冠前立花绣冠额一，如扇面式，亦绣双龙双凤，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鎏金为“天王”二字。”

按照太平天国礼制，诸王全黄风帽，侯至两司马则红风帽黄边，以黄边宽窄区分官职高低。^[14]

《向荣奏稿》记载：

“逆首洪杨各伪王则戴绣龙黄风帽于内，上戴龙凤金冠，全掳戏班行头，以为伪服。如黄龙袍龙帽，则伪王分用，红袍紫袍金盔，则丞相以下自分等次攫取，盖彼时尚无金绣诸匠作为之执役也。”

英国肯特郡的皇家工兵博物馆（Royal engineers museum）收藏的太平天国绣龙连爵衔冠额风帽(taipinghood with tiara)，藏品编号：GGC287、GGC284，由General Charles Gordon(戈登家族后人)捐出，RE Museum博物馆的副馆长Mr. James Sot拍摄实物照片。

此冠额风帽的形状像如意云头，下方是双云龙戏珠，中间有盘金长方形，隐约可见褪色的“王”字，左右绣牡丹云蝠，冠顶绣一云凤。以上均为打籽刺绣。风帽则黄缎刺绣，盘金双龙戏珠，边绣寿山平水及花卉。可惜帽额上书写的爵号已经褪色（如挥春上用金墨书写），但是依稀可见“王”字，证明此冠额风帽应为太平天国王爵级的人物所有。^[15]

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对太平天国风帽形制有详细记载：

“贼初入城皆着尖头风帽，红色黄边谓之朝帽。贼尚黄，黄边愈阔官愈大，官名绣于帽边上，丞相帽全黄，黄衫红鞾。侯亦黄帽，绣龙于帽边，黄衫黄鞾…夏日令制凉冠。用布骨两块瓦合之。形似毡帽头而稍大，蒙以红绸，镂花成孔以通气，外围以边如荷瓣，额加一块似山字形，旁绣两小龙，中绣官名用红字形。”

焦亮（洪大全）于永安突围以后，走到古苏冲地方，被清军追及俘虏时，“头戴风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盖太平军在永安建制时，已有穿戴风帽的习气。

太平天国红火珠红尾龙黄风帽与天王洪秀全双凤朝阳龙袍残件实物（英国皇家工兵博物馆收藏)：

太平天国黄缎蓝火珠蓝尾龙风帽实物复制品，林宇腾先生用adobe illustrator绘制出原图，再由友人godwutong联络厂商跟进、斥资，以传统刺绣方式仿制而成：

2023年5月，大英博物馆“晚清百态”特展(China’s hidden century：1796-1912)展出的太平天国黄缎五爪龙褂、绣龙连爵衔冠额风帽与米色厚底龙靴：

这件太平天国黄缎五爪龙褂是湘军将领席宝田俘虏幼天王洪天贵福缴获所得，不知是何原因，流落海外，收藏于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Cincinnati Art Museum），大英博物馆借展，编号为1929.170。

这次大英博物馆的“晚清百态”特展，连同英国皇家工兵博物馆收藏的太平天国米白缎绣龙厚底靴与绣龙连爵衔冠额风帽也一齐借展展出，绣龙连爵衔冠额风帽编号为8201.1.23。

1861年3月，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艾约瑟到天京进行宗教活动，向洪秀全送去一篇题为《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的论文。洪秀全阅览之后将题目改为《上帝圣颜惟神子得见论》，并用朱笔对文章进行删改评点。此洪秀全朱批真迹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在本次“晚清百态”特展中展出：

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是通过馈赠、遗赠、购买、交换等多种方式收藏，但其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的疯狂掠夺；二是清末民国时期的盗墓销赃和清朝皇室私卖，最后导致这些珍贵文物流失国外。^[16]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London University’s Birkbeck College）的现代中国史研究教授朱莉娅·洛弗尔说，太平天国的物质文化被摧毁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只有这几件藏品可以帮助人们想象这个已经失落的世界，这个世界曾经以南京为首都，并控制了中国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英国皇家工兵博物馆（Royal engineers museum）收藏的米白缎绣龙厚底靴(Tai-Ping Boots)：

米白缎绣龙厚底靴由米色缎料缝制而成。米白缎绣龙厚底靴盘龙八条，间绣云蝠花卉^[17]。

英国皇家工兵博物馆（Royal engineers museum）收藏的太平天国明黄缎绣龙厚底靴(可能是英王陈玉成或者幼天王洪天贵福的龙靴)^[18]：

明黄缎绣龙厚底靴与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的记载即“靴底墙亦绣金龙”一致：

“相传洪逆之靴黄色，即靴底墙亦绣金龙，上嵌珠宝。” ​​​

清代文献《清稗类钞·朝靴》记载：

“朝靴，凡靴之头皆尖，惟着以入朝者则方，或曰，沿明制也。而道士之靴亦方其头。”

这一段记载解释了清朝尖头朝靴和方头朝靴的分别。

从满清皇室贵族的朝服画像中，我们的确看到了方头朝靴。清代衍生的尖头朝靴，逐渐脱离明朝的方头形靴制。尖头朝靴的最大特征是由小腿至脚掌面有缝线位，瓦合左右两边成形，靴头尖锐，厚底独立、无上扬包裹脚趾位置。

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设立了典金靴衙，制作红黄缎靴。厚底靴皆方头而包裹脚趾，沿用明制而增添绣花绣龙。天王、东王、北王等诸王着黄缎靴。以绣龙条数分等差，天王靴上绣有九龙。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参照满清禁令不严的明代方头朝靴，是复兴明代靴制的一种体现。

清代典籍记载的关于太平军马褂的相关材料——

《曾国藩奏稿·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记载，1854年5月1日，湘军在湖南湘潭大捷，俘虏“一头戴胎金双龙大纱帽，身穿黄缎马褂，下穿红缎绣龙腿裤，背负令旗，自称五军统领大元帅罗，口音似广东人，问其名，坚不吐实，桀骜万状，当即斩决”。

《鳅闻日记·下卷》：

“有夏军帅者更为狂妄， 竟穿蟒箭衣，团龙黄马褂，坐轿乘马，马前用童儿八人，各执洋炮旗枪，衣装如小长毛。”

《张兴保供词》（京城巡防处审讯录供）^[19]：

“...贼中三个丞相，李姓、林姓出来，马上俱挂铃铛，以下的官皆不准挂铃铛。火药是前在怀庆府买来的，硫磺用土熬硝配成的，但归姓计（吉）姓总制所管…贼中不许穿长衣服，恐打仗时行走不便…现在独流的贼目李姓，林姓，计（吉）姓，俱是丞相，俱穿红袍、黄马褂、头戴风帽，上绣有两条龙。”

这件太平天国黄缎四团绣花绣龙马褂由湘军将领席宝田的族人收藏，解放后捐给南京市博物馆。曾于2011年5至11月在香港海防博物馆首次借出展览，它是太平天国南王以下的王爵马褂，中国境内唯一现存的太平天国服饰实物。

黄缎绣龙马褂系用上等黄缎彩线制成，袄短袖肥，中式圆领口，质地华贵，做工考究。其身长57.5厘米、腰长71厘米、下摆宽78厘米、袖长132厘米、袖口宽33.4厘米，重457克。马褂前后和双肩各绣有一条五爪团龙，前后团龙的左右下方各绣两团牡丹，牡丹上方织云蝠纹。马褂的前后下摆和两袖口绣满了寿山云水纹，蕴涵江山永固之意。^[20]

洋枪队指挥官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后人捐献，英国Royal engineers museum工程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太平天国十二团龙黄缎马褂：

康熙年间的曹庭栋将马褂的渊源上溯到隋代养马人所穿的貉袖。

《老老恒言》：

隋制有名貉袖者，袖短身短，圉人服之，盖即今之马褂，取马上便捷，家居之服亦以便捷为宜。仿其裁制，胸前加短，襟袖少窄，长过肘三四寸，下边缝联，名曰紧身。随寒暖为加外之衣，夹与棉与皮必俱备，为常服之最适。

乾嘉时代的赵翼则认为，马褂的渊源不仅可以追溯到隋代的貉袖，唐代的半臂，甚至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的半袖。《三国志·魏志》成书于西晋时期，《说文》成书于东汉时期，二者所载的“半袖”与“䙃”，均被视为马褂的远祖。

《陔馀丛考》卷三十三：

凡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战裙。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疑即古半臂之制。《说文》：无袂衣谓之䙃。赵宦光以为即半臂，其小者谓之背子。此说非也，既曰半臂，则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马褂；其无袖者，乃谓之背子耳。刘孝孙《事原》：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则唐初已有其制。
……
《唐书》：韦坚为租庸使，聚江淮运船于广运潭，令陕尉崔成甫着锦半臂、缺胯绿衫而裼之，唱得宝歌，请明皇临观。又曾三异《同话录》有"貉袖一条"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帛为之，仍用夹里，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仅起于唐、宋。按《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着帽披缥绫半袖，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则短袖由来久矣。

清代训诂学家郝懿行对马褂的渊源又进行了考证，认为“半袖即半臂，是则汉魏以来已有此制矣”。

郝懿行将罩甲、对襟衣和马褂视为同一事物，并将马褂的历史前推至汉魏时期的半袖(半臂)。

既然明朝曾明令只有骑马者才能穿着对襟衣，则对襟衣必然具备便于马上骑射的特征。由此看来，将对襟衣等同于马褂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创始于明武宗时期的罩甲，则与对襟衣一脉相承。故此，郝懿行称罩甲与对襟衣、马褂之间“状类一同”，只不过区别在于罩甲边缘有题识，便于行军打仗中区分士兵身份。

《证俗文》^[21]：

……半袖即半臂，是则汉魏以来已有此制矣……“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即对襟衣。案对襟衣便于骑马，今俗谓之马褂其之制状类一同，而其边有缘、中有题识，武士之服也……罩甲之制，正德闲创自武宗，今日士大夫有服者。

到了清末，文廷式明确将前代史籍中的“貉袖”、时俗所称“马褂”与清代典章中的“行褂”三者等同起来。

《纯常子枝语》卷三十二：

宋曾三异《因话录》云：“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名曰貉袖。闻起于御马院，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著短袖，以其便于控驭耳。今士大夫亦服之。”余按：今世所行马褂，殆与此类。汪芙生《松烟小录》云：“揣曾氏说与今日行褂正相似。”《会典》：“行褂长与坐齐，袖长及肘，用石青色。

章太炎则认为，诸葛亮发明的筒袖铠，后来演变成了马褂。

诸多清代学者已将马褂的渊源追溯到汉魏时期的半臂或筒袖铠，明洪武年间的对襟衣则是清代黄马褂的“近祖”^[22]。

由此可见，马褂并非满人的传统服饰，明代初期便有和马褂相关的服饰实物与其它传世文物。^[23]

明万历年间，于慎的《行宦迹图》中有马褂的初始形态——罩甲：

崇祯丁丑（1637年）的周鼎《左良玉出师图》，图中有明代骑马乐手穿罩甲：

河北省阜城县出土的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廖纪墓室的一组绿釉陶俑(1件穿罩甲骑马男俑、13件仪仗俑)：

陕西博物馆，英国V&A museum收藏明代罩甲陶俑：

关于罩甲出现的年代颇具争议。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引《酌中志》记载，认为罩甲自明武宗始^[24]。；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罩甲在明宣宗甚至更早的洪武时期已经出现^[25]。

此外，古籍中关于“罩甲”一词的记载，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元代吴昌龄杂剧《西游记》中妖怪大王与孙悟空对战时的穿着描写：“金盔幌日，金甲凝光，盔上缨飘山雉尾，罗袍罩甲，淡鹅黄勒甲绦，盘龙耀彩护心镜，绕眼辉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锦围裙，柳叶绒妆。”由于元代仅一条文献，没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描述，与明代罩甲是否为一物尚且不能确定，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所以不再赘述。

《明太祖实录》^[26]已经提及罩甲的起源：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士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

刘冬红认为《明太祖实录》所述的“对襟衣”即后世罩甲，由此推知罩甲在洪武时期已有。可是问题在于《明太祖实录》所记载“对襟衣”是否等同于“罩甲”？明代的“对襟衣”可以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商喜《明宣宗出猎图》中找到图像对应。

有人认为明宣宗所着的“对襟衣”为“方领黄色罩甲”，并不真确。将该图放大细看，可见明宣宗所着“对襟衣”腰间有规律排布的褶皱，与自然衣褶有明显区别，但熟悉服装工艺的话可以判断这是打褶才会有的效果。这说明这件对襟衣并非上下通裁，而是腰间拼布而成，且下身未见开衩。

而明代版画中罩甲的典型形制为上下通裁，中间无褶，下身开衩，缀以丝穗，显然二者并非同一制式，即明宣宗所着“对襟衣”并非“罩甲”。

罩甲可能是由明宣宗所着“对襟衣”发展而来。由《明太祖实录》可知“对襟衣”是为便于骑马而设计。该制式上下拼缝、腰间打褶，因此下身有足够的余量以方便骑马、狩猎等日常行动。因为下身活动空间足够，所以没有侧面开衩的必要，有利于在军事活动中保护大腿。而正德以后出现的罩甲，上下通裁，为了增大下身的活动空间，采用开衩的方式方便行动。由于内穿铠甲保护了大腿，罩甲侧面开衩并不影响防护。这样的裁剪方式比宣宗时期更加简洁和节省布料，从文献来看，这种转变当始于正德时期。

《戒庵老人漫笔》^[27]记载：

“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袄减短。正德间创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

该书作者李诩，生活于正德年间，其记载可信度较高，结合明武宗自由散漫、具有创造力的性格，以及明武宗对罩甲的喜爱与推崇，这种服饰首创自明武宗时期较为可信。

综合以上所述，李春雨、陈芳认为罩甲出现于正德时期，《明宣宗出猎图》中明宣宗所着“方领黄色罩甲”为洪武时期骑马所着“对襟衣”，该制式是罩甲的前身。明武宗改变了宣宗时期的剪裁，采用上下通裁，下身开衩的方式，使其结构更加简洁，制作方便且节约布料，以形成今世之罩甲^[28]。

李春雨与陈芳整理了明清古籍中出现的不同种类罩甲：

罩甲分为两类：用甲片编成的，形如对襟短褂；或用布为面里，中间不敷甲片。

明代罩甲并非铠甲，而是以纺织品制成的对襟短袖长褂，是穿于铠甲之上保护铠甲的戎服；并且明初的“对襟衣”与罩甲的形制、结构有明显差异，但“对襟衣”可能为明代罩甲的前身。武宗时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结构的调整以成其制并固定下来成为罩甲。

沈从文认为，罩甲有短至齐腰部，具有实用价值，像是南北朝的两当。

总共有三种不同组合材料，即鱼鳞、锁子、柳叶。也有长将齐足，下垂丝袍穗，上绣种种花纹。

刘永华认为罩甲分两种，“一种是用甲片编成，形如对襟短褂，有腿裙而无披膊，有腿裙者一般都为将官服用，士兵则穿无腿裙的短罩甲。另一种纯用布为面里，中间不敷甲片，开始只有军队使用，后来逐渐传播到民间”^[29]。

由此可见，刘永华与沈从文二人均认为罩甲有长有短，有甲片与无甲片等多种形制。其中不敷甲片，纯用布里的罩甲，李春雨与陈芳认为这是罩甲的唯一种类，这种罩甲的材质是纺织品，是一种套在甲胄外面的戎服，起着隐藏、保护铠甲的作用。

从明清的笔记、文集、方志、小说对罩甲的描述来看，其颜色丰富且多和纺织品共同组成名词，比如黄绸罩甲、青绫罩甲、黄衫罩甲、紫茸罩甲等等，也可证明代罩甲为纺织品的可能性极大。

参考《酌中志》、《戒庵老人漫笔》可知，明代罩甲是以纺织品制成的对襟长褂，其材质有纱、绫、锦、绸等，下垂丝穗，上绣多种纹样，常因其颜色、纹样的不同在罩甲前加修饰词以区分种类。

因此，罩甲虽然是纺织品，但仍用于实战，常与刀、箭等搭配使用，属于军备范畴，而且衣长过膝，“短罩甲”则是其后来的演变，在清朝有其对应的名称，即马褂。

对襟马褂是清代服饰中的一种行服褂子，长不过腰，袖仅掩肘，以便乘马射箭。

清代“马褂”与“罩甲”已不作区分。

在清代，罩甲、马褂形制类似，均指骑马所服对襟衣。

《清稗类钞》^[30]记载：

“马褂较外褂为短，仅及脐。国初，惟营兵衣之，至康熙末，富家子为此服者，众以为奇，甚有为俚句嘲之者。”

从形制来看，马褂可能是在罩甲的基础上进行了缩短衣身，略延长调整袖子，清初为营兵所着，后来演变为日常服饰。

明代罩甲是以纺织品制成的对襟短袖长褂，其最初运用于实战中，是套在铠甲之上的戎服，以起保护、隐藏铠甲的作用。清代马褂可能是将明代罩甲衣身、袖子加以缩短改进而来。明武宗正德年间创制的罩甲，极有可能是清代马褂的前身。

明清之际的朝鲜人李民寏在《建州见闻录》中提到，建州女真的服饰文明极其落后，便向朱明王朝抢掠所得的“鲜好”服饰，使满洲服饰制度从“杂乱无章”走向“贵贱有别”。

《建州见闻录》：

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刺绣，则唐人所为也。衣服则杂乱无章，虽至下贱，亦有衣龙蟒之绣者。闻胡中衣服极贵，部落男女，殆无以掩体。近日则连有抢掠，是以服著，颇得鲜好云。战场僵尸，无不赤脱，其贵衣服可知。

另有例证表明，太平军仍然沿用明代战裙。

咸丰三年五月十六日《向荣等奏报督兵攻打金陵获胜等情摺》^[31]：

“击毙各贼内有伪总制一名，旅帅，司马等...黄风帽二顶、黄战裙一条。”

咸丰四年^[32]：

“歼毙伪总制…取绣金龙黄马鞍、绣花黄战裙。”

五、太平天国帽制大全与龙袍制度

宋代汉人的巾帽和太平军的绸帽十分相似：

《虏在目中》：

“贼便帽，用绸缝一长筒，将线缩成花纹，下用飘带，扎于额上。”

太平天国“旨准颁行”《钦定士阶条例》的帽制大全有明代幞头官帽的元素：

科举制度是太平天国沿用明清体制最多，改变最少的部分，即便是干王洪仁玕也只是改变取士的名字，而且留下了三鼎甲未改。

太平天国袍服制度方面，《贼情汇纂》记载：

“至伪服仅黄龙袍、红袍、黄红马褂而已，其袍式如无袖盖窄袖里圆袍，洪逆黄缎袍，绣龙九条，杨逆绣龙八条，韦逆绣龙七条，石逆绣龙六条，秦胡二逆绣龙五条，伪国宗绣龙从各伪王制，偏侯马丞相绣龙四条，伪检点素黄袍，伪指挥至伪两司马皆素红袍。其等差则于黄红马褂内分别。”
“洪逆黄马褂绣八团龙，正中一团绣双龙，合九龙之数，杨逆绣八团龙，韦石秦胡四贼皆绣四团龙，自伪侯至伪指挥皆绣两团龙。自洪逆至指挥皆于前面正中一团绣伪衔于其中，伪将军至伪监军黄马褂前后绣牡丹二团，伪军帅至伪旅帅红马褂前后绣牡丹二团，俱绣伪衔于前面团内，伪卒长两司马红马褂，不绣花， 前后刷印二团，书伪衔于团内。其伪衔之字亦分金字红字黑字，如帽之制，皆由各典袍衙绣锦衙制造，此伪服之制也。”

然而《贼情汇纂》记载并不真确，朱树谦先生在《关于<贼情汇纂>的作者及记事下限》中总结：“作为张德坚主持的湘军探编所编纂的《贼情汇纂》，成书后不存在不断删增修改的问题。它的记事下限迄于咸丰五年”。

也就是说，《贼情汇纂》在成书时没有在服制方面增修，记述的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仅限于1855年，其最新情况也没有增补编录。

所以，《贼情汇纂》对于太平天国服饰部分的资料错误甚多。例如《贼情汇纂》中记载，“丞相朝帽用凤，师帅朝帽用龙但去一爪”及“伪侯伪丞相绣龙四条，伪检点素黄袍，伪指挥至伪两司马皆素红袍”。

而实际情况是甲寅四年“旨准颁行”的《天父圣旨·卷三》中提到：“（龙）四爪便是妖蛇，丞相亦准用凤”。

可见太平天国在甲寅四年取消了四爪龙，以后都用五爪龙，丞相也被荣获准予用“凤”。

《天命诏旨书》承诺“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即军帅职级以上的指挥、将军、总制、监军都是允许穿龙袍。《鳅闻日记·下卷》记载，慷天福钱桂仁统领下的“军帅”，就是“穿蟒箭衣，团龙黄马褂”。

清廷方面的奏稿也证明太平天国“军帅”以上官阶的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都身穿龙袍，符合《天命诏旨书》承诺的“龙袍角带在天朝”。

《贼情汇纂》指出天王9龙袍，东王8龙袍，北王7龙袍，翼王6龙袍，燕豫二王5龙袍，侯及丞相4龙袍，检点素黄袍，余下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至两司马都是“素红袍”，明显与清廷奏稿和太平天国官方文书不同。

既然《贼情汇纂》关于太平天国袍服制度的记载并不足以采信，那么，我们看看曾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生活过的文人士绅的著作是怎么记述太平天国袍服制度的。

上文提到过张汝南所著的《金陵省难纪略》就是一例。《金陵省难纪略》是张汝南经十余月从天京逃出、迁杭州之后所口述，其子张元熙、张元英在光绪十六年印书时写的例言：“是书成于咸丰六年，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脱身后，张汝南日夜难忘所历，“爰即在城之日亲见之事纪为是编，借以舒其愤懑”，他著书的态度很严肃，“惟东北贼递杀一节，系访闻确切得以附入，其他传说，俱有不实，概不兹录”。可见该书记载的是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至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史实。

《金陵省难纪略》对太平天国袍服制度的记载：

“…黄衫上织龙，下织水，东王三十六龙，北翼递减，黄鞾亦绣龙。天贼冠未见，典金冠制此物能知之，其黄衫织龙倍东贼，长四尺有四寸，袖八寸。东贼止长三尺有六寸。织匠织此物能知之。伪官向不准着长衣，惟朝会则红衫黄马褂或红马褂，后有令谓当习体统。平日须长衣，即大衫夹袄也，谓之长袍，不系腰。冬日着皮袍亦不系腰。朝仪官取人家蟒袍去马蹄袖缝其系而著之名朝衣，着方鞾。其后各书手俱准长衣着鞾。然未加官职，不准着风帽，但以黄巾里头或制黄帽如剧中武松所戴者。其风帽用黄边，自卒艮始才及寸。红衫自旅帅始，不得加马褂黄马褂则自总制始。若广西人为功勋，虽无职之小仔， 亦得着黄靴。贼伪国丈贵丈风帽无边俱用全红。夏日令制凉冠。用布骨两块瓦合之。形似毡帽头而稍大，蒙以红绸，镂花成孔以通气，外围以边如荷瓣，额加一块似山字形，旁绣两小龙，中绣官名用红字形，似僧家昆卢帽，后支一物如汤匙，匙边垂红钱长寸许，顶前支一红绒缨，顶中心以色帛袭诸小禽兽伏于上，形似水闹剧中虾蟹龟蚌诸妖状。丞相以鹤，侯以凤，王以龙，龙又多寡不同，天王龙则九，自丞相以下别以兽，其或不以兽，则顶之左右加绒缨备五色，此亦名朝帽也。女伪官一如朝典各伪官，有绣锦伪将军，伪总制，军帅等 ，女官俱隶于伪绣锦衙。女官无帽制，抹额以黄绉，其服或红或黄，职如男，衣式仍女制，若王娘及内女官不得知。贼渠伪王娘衣多绣月于中为补子，伪正宫绣双凤，副宫单凤，有月照四海，月照五湖，月照凉亭，月照水阁等名色。”

同样，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文人鹤樵居士的《盛川稗乘》记载了天将沈枝珊的龙袍：

“贼中伪爵天将， 极为尊贵，仅下王爵一等，枝珊由锡天福超升得之，喜出望外。金龙扎额，绣龙黄袍，其弟兄俱称王兄，王弟，百计媚贼，觊得士号…每用堂做戏，枝珊中坐高座，后架团龙黄伞，坐褥桌围俱用绣龙黄缎，头戴金翅龙帽，绣衮黄袍，南面而坐，辜客东西列侍，盖贼中天将威严尊贵，较之伪王不过龙袍上少绣四龙而已(伪王绣龙二十四条，天将绣龙二十条)。”

天将仅低王爵一级，龙袍上就少绣四龙。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每一爵阶，龙袍上的绣龙相差四条。

林宇腾先生与godwutong合作，根据“太平天国黄缎绣八团龙马褂缎料”实物，以adobe illustrator绘制原图，再由godwutong联络厂商跟进、斥资，以现代机织方式仿制整件黄缎绣八团龙马褂：

综合各种材料，我们可以简单概要太平天国的爵官龙袍制度^[33]：

天王洪秀全的龙袍上绣龙40条。
东王杨秀清龙袍上绣龙36条。
西王萧朝贵龙袍上绣龙36条。
南王冯云山龙袍上绣龙32条。
北王韦昌辉龙袍上绣龙32条
干王洪仁玕龙袍上绣龙32条。
翼王石达开龙袍上绣龙28条。
忠王李秀成龙袍上绣龙28条。
英王陈玉成龙袍上绣龙28条。
列王的龙袍上绣龙24条。
天将至六爵龙袍上绣龙20条。
丞相龙袍上绣龙16条。
丞相之下的“检点”、“指挥”帽用“麒麟”， 龙绣龙12条。
“将军”、“总制”帽用“狮”， 龙袍上绣龙8条。“监军”、“军帅”帽用“虎”， 龙袍上绣龙4条。
“军师”龙袍上绣龙4条，又拥有《天命诏旨书》承诺的“龙袍角带在天朝”。

太平天国诸王现存龙袍实物的款式是清代最常见的常服袍样式——窄袖一裹圆袍。一裹圆袍的满文为“Hūhūba”，即“呼呼巴”，被注明为“Selfen akū sijigiyanbe hūhūba sembi”，即没有开裾的袍（sijigiyan），指的就是有厂字领大襟、马蹄袖、两边不开气儿的长衣(常服)。

《金陵省难纪略》的“贼冠服”中记载了东王杨秀清龙袍的详情：

“…黄衫上织龙，下织水。东王三十六龙，北翼递减，黄鞾亦绣龙。天贼冠未见，典金冠制此物能知之。其黄衫织龙倍东贼，长四尺有四寸，袖八寸。东贼止长三尺有六寸。织匠织此物能知之。”

这件在外国发现的东王爵级黄缎八团龙马褂并不是完整的马褂，而是黄色绣龙缎料。根据古代服饰裁剪、左右瓦合缝裂的习惯，判断它是属于马褂的左半边 。黄缎料上绣有3条完整团龙及2条半团龙。

以马褂左半边摊开的方式观察：胸口的正团龙，缺少尾巴部分；腹部绣一团行龙戏珠 ，面向胸口团龙；局部则绣一完整正团龙；后背的正团龙同样只有一半，就是龙尾部分， 如果把胸背两边团龙合绣，就是一个完整正团龙，它与肩上正团龙格式一样，完全是一个模子复制，唯独龙角上的火焰方向不同；最后一团行龙戏珠，绣于后腰位，也面向后背的正团龙；黄缎上满布五色祥云红蝠、下摆及袖端绣五色平水立水并点缀犀角、书卷、牡丹。

这块黄色绣龙缎料除了腰腹绣团行龙与太平天国博物馆马褂腰腹刺绣团花不同外，其余部分完全一样，利用电脑合成技术，把缎料分割，再合并成一件完整的8团龙马褂，我们便可以还原左右对称的东王爵级黄缎八团龙马褂原形^[34]。

郭存孝所著的《太平天国博物志》“满盘金线龙袍”——东王三十六团龙黄袍实物：

干王洪仁玕黄缎绣花三十二金衮龙袍，上绣满云彩红蝠，点缀牡丹，胸背、两肩、下摆共绣八团龙，其余都是游龙与降龙，合计三十二金龙，袖端及下摆绣五色立水及平水，袍身长128cm^[35]：

太平天国以黄色为尊，红、洋红、洋紫、绿次之，偶有月白色或蓝色(幼天王洪天贵福逃出天京时穿月白龙袍、佑王李远继穿蓝绣龙马褂)，翼王石达开的米色龙袍当属罕见。

满清入主中原后，男性蟒袍为前后开裾，如果是八旗宗室可配四开裾，女性服饰则是左右开裾。

翼王石达开的米白缎八吉祥纹绣花二十八金衮龙袍御赐便服左右开裾，长约33cm，并且依照汉族传统除去马蹄袖(无袖盖)，这是太平天国的袍服与满清的“一裹圆袍”在形态款式上最大的差异，有别于清朝官员蟒袍，也迥异于清代女蟒袍，显示出太平天国力图恢复汉家衣冠，与满清衣冠制度抗衡到底的雄心。

1852年，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便曾大力怒斥满清衣冠乃“胡衣猴冠”：

“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紫光阁所藏的《平定粤匪陆战图》，太平军的服饰是交领右衽，头戴头巾，是典型的汉人衣冠。

早在先秦时期，华夏各诸侯国的服饰皆以上衣下裳、束发右衽为主要特征，蛮夷戎狄之地则为“披发左衽”。

《古文尚书·毕命》：

“四夷左衽，罔不咸赖。”

《论语正义》：

“披发左衽，乃戎狄之俗，楚虽南夷，未有此制。”

华夏民族服式的“右衽”，体现的是“尊左”观念；日常生活中，华夏民族服式以“右衽”为外衣常制服式，而内衣可能并没有特殊要求，即内衣可右衽，亦可左衽或对襟等；蛮夷之服式，可能存在着左衽、右衽及对襟等多种形式。

根据现存的史料档案分析，组织绘制平定太平天国战图者应当是晚清时期的满族宫廷画家庆宽。

庆宽，字筱珊，别号松月居士，晚年号尘外野叟，又号信叟，为满洲正黄旗人，原籍铁岭。庆宽青年时期曾得到光绪皇帝之父醇亲王奕譞的赏识，进入醇王府作画，随后又至皇宫内务府供职，任员外郎，奉旨组织画家并亲自参与画了大量的宫廷纪实绘画，庆宽还曾参加恢复重建颐和园的设计工作。

这类战图几乎是当时人画的当时事，其失真的地方相对比较小，当然在绘图中，满清宫廷画家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对于太平军有明确丑化，对于满清将领则过度美化。

战图的纪实价值在于比较真实地还原了当时战场上的态势。画面均为全景式的构图，参照舆图，很完整地展现了战场的全貌：当地的地形地势、冲突双方的阵型、胜负关键的节点、清军大小指挥官的姓名（用榜题的形式注明），都一一在画面上生动的说明。

绘制战图的画家即便没有亲身参加某一场战斗，也应当是在和战争的参与者了解了非常具体细致的情况之后才执笔，从而使观画者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画幅中又并非只描绘时空中的某一瞬间，而是某一个战役里不同时间段内发生的若干片段。

曾国荃在长篇画作完成之后，给友人的信中得意洋洋的表示这些战图画的非常好，看了这些画作就像回到当年征战的沙场。

《英军日记对太平天国政权的记载》：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相貌狡诈，但奇怪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他们的相貌似乎都发生了变化，男子变得善良英勇，女性也变得柔美起来。”

石达开龙袍由三大块米色缎料缝制成主体，缎料是清代八枚缎，袍内是绦色纱料。左右袖各另接一块直桶状直袖。龙袍上绣龙合计28条。袍上胸、背各盘一正团龙。团龙下是双龙戏珠，形态是降龙。降龙左右各盘一游龙戏珠 ，仿若游向胸口团龙。降龙之下，下摆之上，左右各盘一行龙，同样戏珠，此布局前后袍身是一样的。而左右两局则各盘一龙，形态类似团龙。两袖各盘6龙，即排列前3龙后3龙。形态方面，袖上盘龙，游向胸口团龙。另一袖上盘龙，则是单降龙戏珠，最后一条袖端盘龙，同样运用了游龙戏珠状。

众多盘龙中，唯一的亮点是胸背的正团龙。团龙形态与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的黄缎四团绣花绣龙马褂两肩团龙一模一样。

翼王石达开龙袍的袍身绣五彩祥云、红蝠、牡丹、八吉祥。八吉纹包括法螺、轮、宝伞、莲花、宝瓶、盘长。虽然缺少了鱼与白盖，但仍然是太平军选择的服饰元素。

翼王石达开龙袍有五颗鎏金铜纽，袍长130厘米，推测石达开的身高大约有170厘米，太平天国不见朝带制度，袍长剪裁比满清服饰更加合身。

龙袍圆领部分是洋红色，衣领金线绿底缘，上绣牡丹、菊花、蝴蝶、南瓜、莲花及红蝠。它们寓意：捷(虫缱)报富贵(牡丹)寿(菊)，瓜瓞(蝶)绵绵，接(蝼)莲富贵，富贵洪福(红蝠)。这些刺绣图案都是太平天国诸王追求富贵荣华的期望。

龙袍下摆绣五朵牡丹、蓝色平水上两边各缀一对犀角书卷及五色立水寿。立水成曲线，没有使用1870年代外国进口的深紫色，可以判断是在同治初期之前成品，也符合道光、咸丰年间大量使用牡丹的刺绣特色。光绪年后，立水多改成直线，比例增加至袍身的三分之一。米白缎龙袍下摆的刺绣，可以看出与太平天国的黄缎绣龙马褂同出一辙。

龙袍宽袖无马蹄形，刺绣基本与下摆同， 独缺牡丹。它的形态与清代梨园戏服不同，没有白色水袖。

清代蟒袍很少有墨书印记，而翼王石达开米色龙袍襟内的绦纱则墨书：“御库呈敬，便服”。

伶人戏服襟内有墨书、硃印及墨印，见于故宫博物馆实物收藏。例如“国王衣”、“五色龙套一件、“女豆水田衣”、升平署图记小南府外头学含淳堂”、“南府外头学同乐园”、“如意”、“同春”、“长春”、“景中学”、“大戏记用”等等。

根据林宇腾先生的推断，翼王石达开的米色龙袍可能是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从天朝御库中拿来赏赐石达开的龙袍(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也谈到自己曾被洪秀全赐予龙袍)。

翼王石达开米色龙袍更是体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南京刺绣织造的精湛技术。

将太平天国黄缎四团绣花绣龙马褂套穿在翼王石达开的米白缎八吉祥纹绣花二十八金衮龙袍御赐便服上，更能够看到太平天国服饰制度的原貌^[36]。

六、各方对太平天国诸王的外貌记述

天地会首领洪大全（焦亮）被俘后，招供的关于太平天国诸王姓名、籍贯、官职、封号、长相及其他情况：

在焦亮的供述中，有关于太平天国诸王的信息错漏百出，并不足以采信。

比如将20岁的石达开说成是39岁，籍贯广西贵县人说成是广东增城人，而且太平天国永安建制之后，并无“丞相右翼王”或“丞相左翼公”之职。永安封王之后，秦日昌（纲）是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而非丞相左翼公。

《永安封王诏书》中明确写的是“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证明石达开的封王与其余四王受封同时。

而赛尚阿俘获的天历中石达开的职衔也是“左军主将翼王”，然而《洪大泉供》中石达开的职衔却是“天官丞相右翼王”，这显然是来自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长白清供》的“丞相右翼公”。

赛尚阿一方面见到太平天国文书中石达开的职衔是“翼王”，一方面又见《长白清供》说秦日纲是“丞相左翼公”，又知道太平天国丞相有“天官”、“地官”之分，于是将“丞相右翼公”改为“丞相右翼王”，前加“天官”，又将秦日纲职衔前加“地官”，以使其对称。这可能就是“天官丞相右翼王”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号的来由。^[37]

但是根据苏州大学朱从兵教授在《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刊登的《太平天国“翼王”爵号诞生考——对永安封五王诏的质疑》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相关文献表明，洪秀全封东西南北翼五王有一个先封东西南北四王后封翼王的过程”，“当时流传的许多太平军首领名单反映了‘翼王’爵号之‘翼’字来源于业已存在的‘左翼公’和‘右翼公’，秦日纲曾任左翼公，石达开曾任右翼公”。

按照朱从兵教授的推断，“翼”应有“双翼”，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上有一个“两翼”时代^[38]。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39]（简称《曾水源等禀》）的文末也提到过“东北王两翼王下”。

焦亮于被捕之时供认，曾经在广东认识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外国学者多以为他就是天地会所说的“天德王”本人，洪秀全也许原本是他的部下，在《太平天国诏谕》（北平研究院1935年版）一书之中，有“封洪秀全为太平王”八个字。

1853年3月12日上海《字林西报》记载，太平军到达湖北，有一位天地会会友姓郭，起兵响应，不知道洪秀全已经自立炉灶，还以为洪秀全仍是“天德皇帝”的部下。这位“大将军郭”在一篇“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初六日”的布告上说：“清朝两百年来滥用小人，不恤民意。我天德皇帝赫然震怒，起兵以来三年于兹”。

沈懋良的《江南春梦庵笔记》记载，洪秀全在南京曾镌刻一座石碑纪念死难诸王，亲自书写“天堂路通”四个大字作碑额，下面书刻小字，列出了过去遇难、逝世（包括内争）的22个王的王号及姓名，比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奋王罗大纲、彰王林凤祥等，“愍王洪大全”排第21位，其前一位是英王陈玉成。

萧一山说焦亮（洪大全）的王号为“天德王”，而碑上称作“愍王”，这是洪秀全的追改，与其他诸王一致，因为其他诸王的王号都是一个字，焦亮“愍王”的“愍”是王号而非谥号，太平天国没有授立谥号的制度，碑上诸王都没有谥号就足以印证。

不过，只有焦亮的王号用“愍”字，说明洪秀全对焦亮有“悼惜之意，是号而兼有谥之用也”。

咸丰十四年（1864）3月20日，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在写给他留湖南家中的儿子左孝威的家书中，讲到镇压太平军的情况。

当时左宗棠率领湘军在江西北部乐安县，与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京卫军大将李尚扬的10万人马激战。经历3次大捷，擒拿李尚扬斩首，侍王李世贤“带丧而逃”，信上提到李世贤军中“所供之天德王，一金像妖神，长九寸许，并被夺获”，左宗棠家书中的“天德王”有可能是焦亮。

从左宗棠家书得知，焦亮已死多年，而太平军仍然携有天德王金像同行，尤其侍王李世贤对洪大全如此尊敬，这就是焦亮生前地位特别重要的证明。

但以上所列举之《江南春梦庵笔记》和《太平天国诏谕》皆伪书野史，并不足以征信。^[40]

外国学者根据对天地会的研究，认为太平天国许多制度来自天地会，包括军师制。

焦亮在永安突围中被牺牲是杨秀清和萧朝贵共同谋划的结果，焦亮的供词百分之八十是真的，因为俘获焦亮的赛尚阿是将相关供词给当时的湖广总督叶铭琛，他们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没有必要为了邀功而夸大担造战果。

他们更是发现如果焦亮真如所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太平军中无足轻重的人物，那么清军根本没有必要将焦亮送到北京献俘，被俘的翼王石达开，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此观点可备一说，但仍显论证不足，暂取“钦差大臣赛尚阿为避免问责，夸大战果，抬升焦亮身份”一说。

根据陶短房先生的看法，太平天国如果真的吸取天地会制度，洪秀全就不可能自立天王，更不可能建立太平天国的“朝廷”，否则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变成“大明逆臣”，自立天王本身便说明了洪秀全对天地会的态度，《天兄圣旨》也认为天地会和清廷的斗争是“妖杀妖”。^[41]

“天德”则是天地会假托的“朱三太子”年号，嘉庆时便已在民间流传，到焦亮死后多年还在继续，同样与太平天国毫不相干。至于为何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携有天德王金像同行，便不可知了。

广东天地会洪兵的策士所写的《军机文房司事肖秋湄上大元帅策》记载：

南京豪杰，所以先设天德王虚位为主。盖王位既立，而后各乡税亩钱粮，始无割据之患，军粮可以永赖，苛政可以悉除。

可证在广东天地会当中流传着“设天德王虚位以为主”的传闻，这样的传闻有可能在广东福建的地下社会以讹传讹，谣传成“洪秀全是天德王部下”的说法。^[42]

《贼情汇纂》中关于太平天国诸王（除了冯云山和萧朝贵）的外貌描述：

法国驻华公使翻译官加勒利（Callery）和法国驻华公使医官伊凡（Yvan）合著的《太平天国初期纪事》（L'lnsurrection En Chine：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á La Prise De Nankin）^[43]记载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年三十七岁，人极矮瘦，非常精明，富于机变”。

《向荣奏稿·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前奏附片之一》：

罗大纲即罗亚旺，系伪指挥，陷镇江后亦封伪王，年约四十余岁，须髯长多，易于辨识，现踞镇江府署。

《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关于太平天国开国诸王的描述：

洪秀全，伪太平天国伪天王，广东花县人。现年四十三岁，面阔须长，身痴肥，稍知盲辞笔意。
杨秀清，伪东王九千岁，广东嘉应州人。迁于广西浔州武宣县乡，现年三十二岁，面窄青白色，目常有疾，须微黄，身短。
萧朝贵，伪西王八千岁，广西浔州武宜人。年最少。身长多力，与东贼邻，尝并耕。
冯云山，伪南王七千岁，广西浔州桂平人，年三十余，面陋身中，稍读书，与天贼接，恨相见之晚，遂相与密结。
韦昌辉，原名韦正，伪北王六千岁, 西浔州桂平人。现年二十九岁，面窄黑黄色，微须，身长瘦，性奸狠，稍识字，家务农。
石达开，伪翼王五千岁，广西浔州武宣人。现年二十三岁，面略白，须微黄，身中，性较和平，家稍裕。
秦日纲，伪燕王千岁，广 西浔州人。约三十余岁，面中凹，黄须，身中，业豆腐，首从东贼倡乱。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

东王杨秀清，年三十五岁，身材短小枯瘦，面麻，嘴唇上生着稀疏的胡髭。

《仪征县禀拿获并处决胡发明经过情形》（1853年5月29月）：

那伪东王，小的上岸不多时，在南京见过一次，年约四十余岁，头戴黄风帽，身穿蓝缎绣蟒的袍，在城上招呼放炮。

《向荣奏稿·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前奏附片之一》：

间有窥见者，据称：该逆年约三十余岁，身材中等，面色黄黑，眉骨高耸，鬓黄微白，指爪约皆三四寸。该逆每出，头戴黄风帽，身穿马褂、绣袍、缎靴皆黄色，两眼带极大墨晶镜，或用黄白，面俱遮障，总不欲人见其真面目也。

这是林宇腾先生绘制的东王杨秀清画像：

林宇腾先生绘制的西王萧朝贵的画像：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

“西王萧朝贵是这一群王中最年少、英俊而勇敢的阿溪里（注：阿溪里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英勇无敌）。
凡遇交战成，他都奋不顾身，身先士卒，指挥军队极其周密，证明他有过人的识见。他风姿倜傥，容貌活泼，皮肤很黄，长方形的脸上，除了宽大的鼻孔和倾斜的眼睛以外，没有其他蒙古人种的特征；他没有胡须，他是他的战友中天赋最高的人，年纪不到三十岁。”

《贼情汇纂》：

“（萧朝贵）年三十余，面貌凶恶，性情猛悍，每率群丑，与我兵苦战。”

《中兴别记》：

“萧朝贵貌恶性悍，且多力。”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

南王冯云山是广东省的一个文人，他应过几次科举，曾得到过功名，年三十二岁，据说他的同学都非常爱戴他，他们认为他有极大的才能。他没有胡须，性格有点像青年人，虽然在纷扰的军营生活中，他仍然尽可能过着孤独的生活，从事文学研究。

林宇腾先生绘制的南王冯云山的画像：

林宇腾先生绘制的北王韦昌辉的画像：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

北王韦昌辉是叛军中的阿雅克斯。他的身材很高，肤色黝黑如马来人，他的黑髭和棕色皮肤看上去不大分得清。他只有二十五岁，他的膂力和勇猛造成他在叛军中很高的地位。

民国时，芜湖乡的乡民自发在被清廷拆毁的韦家祖祠附近，用旧的“北帝庙”改建了一座“昌辉祠”，祠堂两边高悬对联“金田起义倾清室，天国告成列北王”。传言昌辉祠里的韦昌辉金盔金甲，白面长髯，与岳王庙里的岳飞相似。^[44]

庆宽^[45]所画的《御制平定太平天国战图》中便有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天官副丞相林凤祥东光县连镇被擒图：

战图中的林凤祥仅头裹红巾，身穿青衣深色马甲，红腰带，黑裤红靴。

道光二十九年任布政使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述过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的穿着与相貌：

“余到大营，问知李开芳在僧帐内坐，见余等入，亦知起立。该逆头裹花洋布手巾，身穿月白紧袖小袄，青色绉绸单裤，短袜，红色绣花鞋。面色黄白，瘦颧耸立，双目下注，两鬓皆长发。”

张守常在《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46]记述过，民国初年，画家李苦禅在高唐县城上高小时，曾听学校的一个工友说，李开芳身材高大：

“李是高唐人，民国初年在县城上高小时，听学校的一工友说的，这位工友早年在北京做过掏粪工…李苦禅还听说，李开芳是‘大个子’，身材高大。”

左宗棠在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一写给曾节相的信中记述过侍王李世贤的长相：

昨夺获侍逆二月二十九日与翟逆（贼中二十九即我之三月初八）。
十八日我军进攻时，亲见侍逆带数贼，亲带洋炮巡行垒中，须短矮肥，年四十余，面白，前有蜈蚣龙旗数面绕之。陈金培指认此即侍逆。然则言此贼与伪对王已赴大江南岸者，误也。

侍王李世贤是忠王李秀成的堂弟，二十几岁正值青年的李世贤竟被左宗棠说成是四十岁矮肥须短的中年人，莫非军旅生涯使人早衰？

湘军将领彭玉麟说太平天国堵王黄文金是“紫面，白须”，太平天国昭王黄文英在《南昌府又供》说“他(黄文金)今年三十三岁，相貌凶恶，一手能举两百斤”，帕特里克·内利斯(Patrick Ness)在《太平军战守湖州亲历记》记述黄文金“身材魁梧英俊，初显肥胖，但一段时间之后，因过度劳累，他消瘦了”，黄文金的后人说他“广额丰颐，虎目含威”。

太平天国顾王吴如孝的铜版画最为真实，英国人曾经亲眼见过他。

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登载的铜版版画《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The Rebels of Taipings in Nankin》(1855年7月，驻镇江府及化州的殿左五检点吴如孝涼帽图) ，铜版画中的吴如孝戴着用红色硬纸板做成的头盔，顶上有一头狮子形象，还有一个流苏为装饰。

戈登《关于1863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的事件的备忘录》^[47]记述了纳王郜永宽的身材相貌：

纳王中等身材，肤色黑，约30岁，有着十分机智又讨喜的面容。他是五浦本地人，穿着简单的丝绸服饰，包着黑头巾。

“Inspector of the Heavenly Custom House财神帽素黄袍的太平天国天海关敛天安梁凤超版画”^[48]：

Bedwell writes：“The first thing that atracted our atention was a procession of truculent ruffians headedby a tll,gaunt,grotesquely atred man in a yellow robe (身穿黄袍),wearing a large tinsel crown,hisattendant holding a yellow umbrella over him;he was a ferocious-looking fellow,and never deigned tocast his eyes upon us as he passed,but kept up a continued orationin high-pitched nasal key.Theragamuffins who formed his entourage scowled at us,no doubt having in memory their punishment bythe Elgin expedition.Our venerable and honoured missionary friend Muithead told us that the title of thisrum-looking chap was 'Inspector of the Heavenly Custom House'(天海关)！Next day we soughtan interview with him at his Yamen,to obtain a pass pemiting us to.visit the city;he kept us for twohours while he was dipensing'Justice',viz,giving sentence to some poor trembling wretches beforehim.Armed with this pass,we went through the woe-stricken city,following by an evilooking crowd,and reached the house occupied by an American missionary(Roberts,I think),Who had been for sometime with the Taipings as their foreign adviser.This gentlemanalso wore a yellow robe and tinsel crown,and greeted us in good American Englishit was with effort we restrained our merriment at theridiculous figure he cut.”Two of thesc grotcsquc chicfs, with a samplc of Taiping rabblcdom, appcaron page 137.3

头戴财神帽的天海关敛天安梁凤超的描述(NANKING VISITED-DREADFUL DESTRUCTION OF LIFE-A PASSPORT OBTAINED)：

“…II one of these forts is the 'Heavenly Custom House',where'His Excellency'Liang (witha long title and a military command of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thousand troops, as they told me )resides although in not much state.He received us,dressed in a yellow crape robe,and wearing on his head a sort of crown made of gilt paper,and resembling those that we seen upon the heads of the Chinesegod of wealth.(财神帽)”^[49]

英国人记述的“财神帽”与《避寇日记》的记载一致：

“(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一日， 符天福钟来濮讲道理...身上衣黄衣，脚上穿黄鞋，底厚三寸，年约四十左右，从局中迎至翔云馆戏台上，镇人蜂拥台下而观，身上穿一蓝袍，头戴一九龙冠，即财神帽，脚穿黄靴。”

曾被太平军任命为掌书先生的李圭在《思痛记·下卷》中记载了太平天国归王邓光明的相貌：

“一日，归王下令各队目，分排(牌)面、排(牌)尾两起具册，送往点名。逆踞坐大堂，衣黄袍，戴黄绸贼式便帽，年三十许，面白皙，两腕珠宝钏，各三四事，帽攒大珠十数粒。”

顾深的《虎穴生还记》记载了太平天国安爵陈玉书的相貌(此陈玉书非彼陈玉书，广西桂平县的陈玉书是上帝会元老，他在1860年已经被幼天王洪天贵福封为义爵)：

“午刻，忽闻外面锣鼓喧天，枪声震地，咸曰：‘可出看庥天安游街．’于是皆出。只见第一队大锣四面，军健马牌五六十人，各执皂旗．第二队五六十人，各执鸟枪，连环施放．第三队马牌八对，黄伞六顶，龙凤黄旗两对，蜈蚣旗四对，步伐整齐，人声寂静．第四队皆是马队，居首者头戴黄缎绣龙兜，束以金抹额，上缀红绒球，身穿黄缎绣龙褂，黄绉马衣，足蹑五色绣花鞋，锦鞍银镫，按辔徐行，年约五旬左右，方面大耳，三眼须，橘皮脸…”

《伦敦新闻画报》刊登过其它几幅英国人绘制的太平天国将士的铜版画：

当太平天国士兵的头发留长了以后，他们会把头发绾起来盘在脑后，再裹头巾戴帽子。此帽子即《金陵省难纪略》记载的武松帽。

《金陵省难纪略》：

“……然未加官职，不准着风帽，但以黄巾裹头或制黄帽如戏中武松所戴者。”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9章的“忠王举行军事会议图”^[50]也有出现武松帽。

七、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天王洪秀全

这是参加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1866年2月出版，载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封面的天王洪秀全画像，此画像不实，呤唎没见过洪秀全，仅凭想象。

1864年法国画刊《伦敦画报》(Le Monde Illustre)刊载的铜版画“天王洪秀全与随从在南京城”（也有人说画中之人并不是洪秀全，而是太平天国的一个王），此为西方人描绘太平天国领袖最为清晰完整的画像：

南京泮池书店主人张舜铭藏有洪秀全半身画像真本，题Hung Siu Jshucn The king of Great Peace字样，张舜铭说这张洪秀全半身画像是从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那里购得，为陶德曼所收藏的中国伟人画像之一。

此半身画像传言是洪秀全率领太平军到湖南时所绘，面阔高颧，浓眉大眼，鼻翼丰隆，短须微髭，眉宇间隐约有杀伐决断的英气，眼神坚毅，非平庸之相，俱与历史记载相符，可能是真件。但罗尔纲认为，画像中的服饰与发式均存在问题，还不能断定是洪秀全真实相貌。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记载：

“金田起义时，两广天地会，纷纷反抗满清，宣布他们的皇帝名天德……且将画像广播于众，其目的在示人民以恢复明朝衣冠。”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中的天德王画像，天德是天地会首领应用的年号，原系天地会的一张宣传画，画中记述天德事迹及口供甚详，可能是焦亮（洪大全）。

焦亮曾称天德王，为天地会之首领，因此托于明裔，故服明朝衣冠，被俘时年方三十岁，与画像壮年之貌及龙袍高冠者相合。假如是洪秀全画像，就必戴风帽，有胡须，是一个40岁以上面阔高颧的人，而绝非穿戴明朝衣冠三十岁左右面貌清秀的人。

这幅画像从1906年《民报》第五号起，就误传为洪秀全像，日本的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采用过这幅画像，凌善清写的《太平天国野史》，卷首也采用这幅画像，并为之说明：“洪秀全，广东花县人，身材适中，美秀而文，两目斜上，严重有威。”

而根据《贼情汇纂》、《蛮氛汇编》、《粤匪杂录》等书记载，都说洪秀全有须和戴风帽，由此可见，天地会的天德王画像不是天王洪秀全的真像。^[51]

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1850年代出版的《中国的基督教——其传教的历史和现在的叛乱》（The 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and of the present Insurrection）一书，其扉页收录了洪秀全的画像^[52]：

该画像可能是根据185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初期纪事》扉页的“天德王”画像改绘而成。

林宇腾先生所画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龙袍风帽画像复原图^[53]：

天地会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大洪会在九江府外贴出晓谕，末列洪秀全、萧朝贵、杨秀清、冯芸山（即冯云山）、石达开等年貌籍贯，其描述洪秀全年貌籍贯^[54]：

“洪秀全身高面麻，黄须，年四十一岁，广东花县人。”

《瓮牖余谈》卷六《洪逆颠末记》：

“距金田数十里，有剧盗，伪号天德，素在大黄江口劫行旅，拥众积赀自雄，官军无如何，洪逆遂往投之，奇洪逆状貌，与之歃血订盟，结生死交。”

《浔州府志》：

“(洪)秀全身痴肥，略识字，父母早死，素饮博无赖，与冯云山倡上帝会，秀全为教主。”

《金陵兵事汇略》卷一：

“秀全本郑姓，原籍广东花县，生于嘉庆十七年壬申，身痴肥，略识字。”

咸丰二年剿捕档内载洪大泉（全）于咸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辰时在信阳州所“供出盗营逆匪名单”^[55]：

“洪秀泉（全）伪称太平王，四十一岁，身高面赤，微黄须，花县人。”

《金壶七墨》卷四《洪秀泉》：

“秀全少尝读书，粗识文义，故体质肥钝，了无异人处。”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馆藏的《洪大全供词》：

“洪秀全年四十一岁，身高面赤，微麻黄须，广东花县人，自封伪太平王。”

《张兴保供词》（京城巡防处审讯录供）^[56]：

“我听说伪太平王洪秀泉，是红脸有须，与东西南北各王，俱有贼妇十几人。”

“保守者”《起义军的宗教特征——写给〈中国邮报〉的编辑》：

“洪秀全个子不高，但仪表堂堂，举止得体。他对中国文学有一定的造诣，但算不上非凡出众。”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

“洪秀全号称太平王，身材颇高，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上，带着勇敢而自信的神情。他的年纪大约四十多岁，胡须和头发已经斑白。”

美国浸礼会牧师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记述了第一次见到洪秀全的情形^[57]：

“对其人的描写：他的外貌和常人无异，约5英尺四五英寸高；身体结实，圆脸，五官端正，相当漂亮，约在中年，举止文雅。”

罗孝全投书《中国陆上邮报》，记述他在1860年11月12日第二次见到洪秀全^[58]：

“今天，我被领去拜见天王。他比我想像中的样子要好看得多。他高大，体格强壮，五官端正，蓄有漂亮的经过很好修饰的黑胡须，声音悦人。”

洪秀全5尺四五寸高，如果按照英尺换算，只在162-165厘米之间，这样的身高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不可能被多方将“身形高大”作为洪秀全显著特征。

如果罗孝全所采用的尺寸单位是清尺。清代裁衣尺一尺为35.5厘米，裁衣尺一寸为3.55厘米，5尺四五寸当在191.7-195.25厘米之间，显然又过高了。

罗孝全跟一名叫做吴士礼（G. J. Wolseley）的英国军官讲述过他获得“面见天王圣颜”的殊荣^[59]：

…但据罗孝全先生说，他们欺骗了他，他刚进入接见厅，天王就大声说，“让我们拜天父”；这样一来，由于不能拒绝和他们一起赞美上帝，罗孝全先生便跪下了……

当罗孝全走进朝堂时。洪秀全大声说道：“让我们一起拜天父！”罗孝全不由自主地跪地匍匐在洪秀全的面前，没有机会直面平视洪秀全。再加上罗孝全的言谈一贯有夸饰之嫌，所以他在天朝宫殿面见洪秀全的说法，并不可信^[60]。

而通过对洪秀全传世龙袍的袍身长度反推，我们可以估测天王洪秀全身高当在174厘米左右，这样的身高在清代属于“身材颇高”的类型。

洪仁玕口述，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笔录的《太平天国起义记》：

“（洪秀全）步履端庄严肃，身材高大，面目椭圆，容颜甚美，鼻高，耳圆而小，每发笑则响震全屋。发黑须长而作砂红色，体力特伟健，知识力亦绝伦，恶人避之若凂，而忠诚者则趋与交游。”
“洪秀全自幼即得人亲爱，以其品格坦白而正直故。彼性情活泼而友善，但不流放恣，因其才能优越于同窗学友，每以诙谐之言，向人调侃，常令人深觉其谑，但其友人仍甚喜听其所言，以其言每含有真确而高尚之思想，不得不承认其聪明特出也。自一八三七年得病后，彼之人格，乃完全改变，其态度高尚而庄严，坐时体直容壮，双手置膝，两脚分列而从不交股，辄正襟危坐，不俯不仰，亦不斜倚左右，如是者历数小时无倦容。彼目不斜视，亦不反顾，行时步履，不疾不徐，常现庄严态度。自后寡言鲜笑，多人觉其性情迥异前时，则每讥笑之，其行为奇怪异常。”

《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的洪秀全状貌极为详尽，虽然不免有夸大的地方，但洪仁玕自幼即与洪秀全比邻而居，不可能向壁虚造，所见所闻，较为真确，可信的成分，当属不少。

英国驻宁波领事富礼赐(Robert J.Forrest)的《天京游记》^[61]：

“天王今年五十一岁，身材高大，体格壮健。”

宋居仁根据洪全福的转述：

“天王面长丰满，红须，身高，手垂过膝。”

《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

“洪秀全在赐谷村领导拜上帝时，多数是在晚饭后，大家都在王家书房里，约二、二十个人，男男女女都有。由洪秀全主讲，开口就是‘赞美上帝’。钟锦辉(当时年约十岁)常在夜间去看他们拜会，他见过洪秀全，听他说洪秀全人高高的，脸红红的。有一次拜会时，听说官兵来了，大家就散走了。洪秀全身上常常带着一把剑，见到石头菩萨，就说这是“石妖”，举剑就斩。 ”

《法兰西公使赴天京记》^[62]：

有法国教师入城（天京）住两日一宿，回舟时携带书籍多种，皆系太平王编纂，卷首刻天王图像。

根据《法兰西公使赴天京记》的记述，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诸书，卷首都刻有洪秀全的画像，但现在遍查太平天国颁行的书籍，并未发现卷首有绘刻天王图像，所以法国教师的说法，有待考证。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看到洪秀全尸体的情景：

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袍包裹。

同时他也在《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详细记述了洪秀全尸体的状况：

该逆尸遵邪教，不用棺木，遍身皆用绣龙黄缎包裹，虽裤脚亦系龙缎。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右膀肉犹未脱。验毕戮尸，举烈火而焚之。

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

闻洪秀全尸已至，死两月矣，尚未坏，中衣皆绣龙，头秃，须已微白。

此图出自《荡平发逆图记》，画的是湘军在天王府的正殿金龙殿挖出洪秀全遗体的场景。殿中站立的妇人就是引导湘军掘墓的天王府女官、道州人黄氏，洪秀全的遗体横陈于柱旁。

不过，幼天王洪天贵福的供词写的是洪秀全尸体埋在天王府御花园的山上，和黄姓女官的指认有出入。

八、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翼王石达开

这是林宇腾先生依照明代水陆画，画出翼王石达开的便服像：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

副丞相石达开相貌奇丑，极瘦，肤黑如炭；他的长颈项支持着骨瘦的脸和尖形的头，他是一个文人，据说过去所发布的檄文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

《贼头目姓名籍贯单》：

“(石达开)面黑长颈微须。”

《粤匪杂录·洪大全供太平军首领名单》：

“(石达开)面黑微须”。

由于情报来源的不同，描述角度的不同，以及观察者审美观的不同，对石达开体貌特征的记述存在明显的差异。石达开不仅面孔由“面黑”转变为“面白”，身材也从“长大”更换成了“身中”^[63]。

《万大洪晓谕》：

“(石达开)面白微麻。”

《粤匪纪略》：

“(石达开)面短方，身中，有须。”

《向荣奏稿·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前奏附片之一》：

“石达开封伪翼王，年约三十余岁，面长色白微发(须)，并无疤记，专议贼党功罪赏罚，即在督署之北设立银库，伪名圣库，该逆居守其中。”

《贵县志》记载，石达开“姿貌魁秀”。

《北华捷报·关于1856年太平军在江西的记述》^[64]：

“一位头衔`五千岁'的石姓将军（石达开）。他三十岁，中等身材，但体格健壮，能征善战。他爱兵如子，用兵如神，(在江西)未尝一败。”

稗治文(E.C.Bridgman)的《关于天京事变的补充书信》（1857年1月3日）：

“他们说，翼王，即第六位，长相好看、身材颇高，勇敢但不残忍。”

《石达开回师广西调查报告·宜山龙海公社吴老年口述》：

“(我父亲)亲眼见过石达开，说石达开个子高高的，年轻英俊，十足是一个当王的长相。”

《石达开回师广西调查报告·贵县桥圩公社魏非光口述》：

“石达开到桥圩时，我阿公见过他，听阿公说，石达开高个子，穿白衫，又文雅又威武。”

《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

“(石达开)身穿白上衣，长得又高大，是个漂亮少年。”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在江西临江湘军的一次军宴上，临江贡生谢某说他见过石达开，石达开本人长得“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初九日丁酉，晴。清晨驾小舟至樟镇水师营，拜水师统领彭雪芹观察，谈良久。周统领邀饭，遣与来迎。是日，同座雪芹观察，同甫刺史及中军滕都閫，尚有客一二人，下午散归舟。周营中见临江贡生谢某于众中昌言伪翼王石达开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语甚狂悖，余顾问何人，周帅觉余意，遽遣之去。

晚清文豪王闿运的弟子费行简，其父亲曾是骆秉章幕僚，费行简本人也与唐友耕、刘蓉等人的亲属多有接触，对擒杀石达开的过程较为了解，而费行简在黎元洪主政时期，曾被四川省推为省代表，参与商讨组阁等事宜，在四川当地属于头面人物。

费行简以沃邱仲子为笔名发表《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主要记述石达开被俘之后的大体经过。在文中费行简说石达开面“白暂”，并特别指出“前谓其面黑者误”。

由此可见，石达开应当是一个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喜欢身穿白袍的俊逸青年。令人不禁想起南梁盛传的关于陈庆之的童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谈及各王优劣才能时“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

《曾文正公奏稿·卷十·陈明石逆情形片》记载，曾国藩认为“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谲。”

《中兴别记》​：

“(曾国藩奏疏)贼内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频年扰皖、豫窜鄂境者，为逆首陈玉成；其援庐州、援九江、陷江宁大营，两援武汉、两窜江西、见复窜扰浙江者，为逆首石达开。两贼不除，无论官军为其牵制，不能以全力尽注江宁，且皖、豫地属中原，四通八达，一方有急，数省震摇，兼之江淮之间，民气难驯，自弁为盗贼渊薮，假使剃猕不速，或致蔓延日广，为害滋深。”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咸丰丁巳与王朴山》记载，左宗棠认为石达开“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

骆秉章在一篇奏议中认为石达开“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是“首恶中最狡悍善战。”

凌善清的《太平天国野史》说石达开”自永安趋湖南，攻长沙，破岳州，汉阳，武汉，经安省而下金陵，与清军大小数百战，独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石敢当’，所至多避之。”

史学家简又文认为，石达开远征历时七年(其余各部活动，直至同治十年未算)，所过地域共十五省(苏，皖，赣，浙，闽，桂，湘，粤，黔，滇，鄂，川，西康，陕，甘)，行程约五万余里(翼王本部约二万里，石镇吉，赖裕新，曾广依，李福猷等部共约三万五千里，余部活动，及分化各部之回师未计算在内)，比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走的还要远，实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长征之一。

翼王石达开最终兵败大渡河，为感激将士多年舍命跟随之情，义气深重的石达开分发路费，将大部分财物分发给了部众，同时为了保全三军将士性命，他只好致书骆秉章。

虽然他曾经致书过骆秉章(一说唐友耕)，但绝不是现在流传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

费行简曾于1897年从军署印房档案中分三次抄出当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和成都将军崇实会讯石达开的四次口供，另外翻阅了大量当时的公牍，因此，费行简所写的记述文可信度较高。

《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

除刘杨所讯，笔者未经目睹，余三次曾于1897年从军署印房档案中抄出。
虽为友人广西唐倬章借观，未及归还，彼已身故，遂志佚落，但大体尚能记出。
第二劝降问答。彼时滇，黔，陕，甘军务吃紧，川将能战的不多，骆很想招石征滇。遂派朱诒孙、唐友耕、许培身三人数往劝降，其问答之词，朱唐皆有手折呈报。
第三当时公牍。有为先父所述的，有为笔者见于档案中的。
第四父辈目睹事实：先父既诸老辈所目睹而追语笔者的当时事实。
其他传闻故事，恐不可靠，故未敢采录。

根据费行简的记述，参与对石达开劝降的张仙洲曾读过石达开写给骆秉章的原信件，里面有“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之语，而如今流传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却没有这句话。

张仙洲说的“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当时骆秉章就任四川总督，暗中派人在民间散布童谣：“若要川民乐，除非石头开花马生角”(“角”与“各”谐音，“马生角”就是“骆”)，给自己宣传造势。石达开说“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是在反问骆秉章，“你杀了我，四川就能太平了吗？”

今版《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曾辑录在唐友耕儿子唐鸿学所编的《唐公年谱》，在书中改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上款为：“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用语并不相符。

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也很有问题。

根据太平天国颁布的《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亥改用开字”，太平天国的“癸开”纪年绝不应该书写成“癸亥”。

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首义四王之一，不可能把纪年写错。

在五月初九日的前半个月——四月二十三日，《翼王石达开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训谕》中，署信日期——“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俨然按照太平天国的纪年书写。

癸亥年的“五月初九日”石达开早已被俘，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写信呢？^[65]

信中又写“阁下如能依书赴奏，请主宏施大度”，这又是一大错误，石达开不可能称清朝皇帝为“主”，太平天国的文书中“主”皆指称上帝。

唐友耕的弟弟唐友忠是当时阅信人之一，他曾回忆信中内容：“他（石达开）硬气极了，没一句软话，还带着点讥诮之词。”

同为当时阅信人之一、刘蓉的亲家翁，回忆石达开在书信中，要求骆秉章对所部“勿快意杀戮，请遣送回桂，湘，黔诸省”。

骆秉章接到石达开的信后，佯称答应，乘机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石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只好解除武装，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湘军营帐，甘愿成为俘虏。

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从大渡河旁的紫打地突围后，沿大渡河而下到达利吉堡，在利吉堡度过的前一晚，按照清军要求，预定遣散的4000人已自行遣散完毕，只留下2000余名亲信士卒。

当天，石达开携其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等至洗马姑乞降。

石达开一行到达清营，当即被羁。

赖执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大地蒙难纪实》：

“四月二十二日，越西营参将王应刚，亲谒王垒劝王牺牲一切，保全部下生命。王英雄气概，视死如归，毅然许之。”

13日，总兵唐友耕自北岸抵达，命杨应刚将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押送过河，而将2000余名太平军押至大树堡，由唐友耕部都司唐大有与副将张福胜等在四面驻兵防守，并谎称“允以数日休息，给资遣还”。

6月17日，唐友耕还假装要招抚，石达开见所部没有渡河，才恍然大悟，发现清廷所谓的遣散部众、一律免死、解甲归田的许诺全是谎言，招抚完全是骗局，“阴甚悔恨”，但为时已晚。

18日，唐友耕将石达开父子及部将五人押送四川省城成都。次日，知府蔡步钟等即密派各营过河，当即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石达开部将200余名、士卒2000余名全部斩杀于大树堡。

骆秉章对石达开的审讯，共有三次。第三次骆秉章病重，由刘蓉，杨重雅代讯。

那时石达开已知2000多名亲信士卒在大树堡被杀之事，词气极是强硬，怒斥道：“骆秉章不是说‘本朝从不杀降’吗？而今又如何？天下有本事推翻满清的人多得很，不一定非要我石达开不可！”

杨重雅欲与之辩论，石达开当场拂袖而起，二人只好命人将石达开押出。

泄露此事的是按察司司狱张某，此人原是南京人，据他后来说，太平军在金陵不事焚掠，远胜湘军，极不忍心见石达开不明真相而死。

薛福成的《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记载，在一次强渡大渡河之前，石达开便曾对手下表示：“今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就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因泣稽颡，众皆泣稽颡。”

都履和的《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也记载，在大渡河边的最后几天，石达开曾题诗于石壁，有“大军之食乞谁籴，纵死涐江定不降”之句。

四川官府一共提审了石达开等人5次。这一期间，朱诒孙、唐友耕和他兄弟、许培身等人轮番到关押石达开的臬台监狱劝降数次，无功而返。

见石达开不肯归降，更怕突生变故，因为此时民间风传石达开的残余势力已渗透到成都准备劫狱，清廷方面决定立即用刑。

骆秉章在奏稿写道：“谨援陈玉成之例，当即恭请王命，将石达开极刑处死。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臬台监狱旁边的三合土院坝之内被凌迟处死，死时年仅32岁，甚为悲壮，被凌迟时割了一百三十多刀，一声不吭，旁观的人都惊呼为“奇男子”，死后清军生啖其肉，尸骨无存。

周询《蜀海丛谈》：

“石之死处，在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督标箭道。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

• 关于石达开行刑地点，有五种说法：科甲巷的臬台监狱、上莲花街的督标箭道、北较场、督院街口的“院门口”、东较场口。

这里采用的是蒋蓝征询成都文化学者郑光路、蒋维明、谢开体，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李殿元、张绍诚等人的意见，细考出石达开受刑地点位于成都科甲巷侧的臬台监狱内的说法。^[66]

在对凌迟工艺进一步细化的谱系中，曾国藩的贡献不亚于他为后世提供的“为官心得”和处事箴言。

这位温文尔雅、吃透了传统文化精髓的大儒，对凌迟来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就是在割去受刑者的肉以后，还要撒上几层盐巴。

而骆秉章在这条血肉之路上再出老谋深算之奇计——割开身体之后，用烙铁再细细烫一遍创口，不能让犯人死得太快了，缺乏看点。这个改良主义的设计，首批试验者就是石达开一行。

他还特意嘱咐刽子手使用“鱼鳞剐”，要一小块一小块、很精细地、很均匀地切分石达开一行，并且准备生石灰，出血即撒。

当年他在长沙城只是用大炮击毙了西王萧朝贵，并不解恨。他很想看看太平军中声望最高的翼王，皮相之下到底藏着什么反骨。

如果说，曾国藩的改革是为了加剧受难者疼痛以泄心中的大怒火，那么，骆秉章的改良就是为了延续受刑者的痛苦——防止因失血过快而死亡，使得受刑过程变得过于单调，缺乏高潮和结尾。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记录了成都刽子手的传承谱系：

“当同治及光绪时，有范某者，为城守营之领旗马兵，夙称刽子手中之巨擘，自弱冠以至七十余岁，手刃及剐之人，不可数计。每斩一人，给钱一千文，剐则三千文。后之行刑者，亦无一不是范之弟子。在省城言杀人事，亦无不知有范某者。”

爱新觉罗·载淳在1862年登基，石达开等人的剐刑，在成都自然不会从“刽子手中之巨擘”范某的手中逸出。

关于行刑的刽子手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成都民俗学者蒋维明《科甲巷与石达开之死》（见《锦江文史资料》第八辑，成都市锦江区文史委员会2004年1月编印，第60-63页）的考证，刽子手有3人为师兄弟，铆足了劲喝下几碗烧酒。他们上身赤裸，着大红裤子，双肩披红。即便如此，蜀地的溽热已经让他们大汗裹身。

其中一个叫余宝，出自师爷段一刀门下。段一刀60年前在东较场凌迟处死过白莲教36岁的首领冉天元，最后剖腹挖心，孜孜以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的细腻赢得看客们的一致称道，因为刀法精湛，四川总督特授银牌。

从时间上推测，范某与段一刀，极可能是师兄弟。

周询在《芙蓉话旧录》描述了四川一地的凌迟技术细节：

“剐人时，先以刀划人犯之额，再以铁爪扯下额皮一大片，垂至眼际。续以刀划两乳上，各作一斜十字形，始剁其手足，手由腕际，足由膝际剁下。然后戳心剖腹，取出五脏，最终方刎头。其状至为残酷，皆杀父母及谋杀本夫之重罪犯也！”

《蜀海丛谈》中记述了当时的行刑背景——“天色昏暗，密云不雨。”

《蜀海丛谈》又记载：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趺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唯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
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
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
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梆。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

1863年6月25日，川督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在位于督院街的总督衙门提审了石达开及其手下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石达开临刑前仍不忘和完颜崇实、骆秉章“对簿公堂”，并且“昂头怒目视”，始终不愿屈服。

骆秉章问道：“你石达开虽在今日就戮，但对应你此生所作所为，也算值得。你想想，自你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在你手上的就有多人。今日你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

石达开怒斥这一切皆是成王败寇，放声大笑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

曾任湘乡县知县的扬州人朱诒孙，受骆秉章委派，负责对石达开当面开导，劝他投降，事后朱诒孙连称晦气，自谓“降未劝成，反大讨没趣。”

别人问他为什么，朱诒孙答道：“石达开对我讲，‘昔日曾与你在湖南见过面，但迄今尚不知道你是哪里人？’我说是扬州人。他就问我，‘你读过(扬州)《十日记》’吗？这不是当面骂我吗？直到他走了，我脸上还觉得发烧。”

可见到了清末，汉人仍未忘却满清入关之后所实行的惨无人道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剃发易服的魔鬼行径，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将士永不遗忘如此无边血仇，反而镂心刻骨，将其视为汉人所受之弥天耻辱，而对鞑清采取彻底无情之报复，这是汉人出于保护民族共同体的本能，纯粹的自卫反击之举，而不关乎其它。

任乃强的《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记载，石就刑之日，有邛崃人李某，时方壮年，通过特殊关系，买通狱吏，混入狱中隐藏，亲身目睹了当时悲壮的一幕：

“石王与曾仕和对缚于十字桩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额头皮，上掩双目，次剜双腕。曾文弱，不胜其楚，惨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可耳。’曾遂切唇无声。凡百余刀，剜全体殆遍。初流血，嗣仅淡血，最后仅滴黄水。刑终，气早绝矣。”

混入狱中观看行刑的邛崃人李某看到，石达开被凌迟时，其手下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二人不胜其苦，惨呼不已，他见状说道：“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即为什么不能忍这一时半会的疼痛呢？如果是我们俘虏了他们，也是要如此对待他们的。

四川布政使刘蓉在《养晦堂文集》中为石达开的境遇感到悲痛惋惜：

“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
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

刘蓉又作《复曾沅浦中丞书》致信曾国荃，信中写道：

“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去大渡河前线阻截石达开的黄彭年写的《黎雅纪行》提到，五月初五日，石达开被唐友耕解送到雅郡荣经：

“刘公传迅，（石达开）枭桀之气，见于辞色。”

黄彭年的《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里面提到：

“据供自金田起事之后，与洪逆分合及共事伪党，扰窜各省情形，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决非他贼所能假冒。”

骆秉章的《奏为生擒逆首并剿灭发逆巨股疏》：

“臣会同成都将军臣崇实督饬在省司道亲提该犯鞫讯，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村起事即封伪王及鼠扰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枭杰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

这些见过翼王石达开的满清大小官员口吻一致，都说他“枭杰之气，溢于颜面”，“词句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语”，天生自带强大气场，一见便知绝非平常人物。

正如蒋蓝的《梼杌之书》中所写：

“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恰在于，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轻慢的字就是丧尽天良。
受苦并不一定是受死，而更是受辱，门徒必须准备好不被理解、被人歧视、甘于放弃信念之外所有累赘的人。
如果说，钉十字架就象征自我否定和甘愿受苦，那么，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没有自我否定，只有血肉淋漓的奉献。
…绑在十字木桩上的石达开，像一头摊开的蜘蛛。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身体不是迷宫。身体也不是仙境。鲜血汩汩，在忍耐疼痛的自控力之下喷薄而出。痛激发了一种生存的本能，那是对生命的本能屈服。锯子锯的是骨头，而不是灵魂。另一种穿透了灵魂的痛，却在历史的长河里，屈身为桥。无论是怎样的圆凿方榫，石达开已经实现了一种荣耀：他彻底交出自己，吃完了自己的身体所匿藏的痛。他没有被疼痛毁灭，疼痛使他拔升，在浑身凉意中，明白自己33年的人间历程，在阳光突然穿越头皮的最后时分，已经成了！”

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派遣来华的医药传教士、政治观察家麦高文撰写的通讯中的一段评语：

“在残存的太平天国首领中，除翼王石达开外，其余状况几乎一无所闻。
这位年轻领袖，作为目前太平军的中坚人物，各种报道都把他描述成为英雄侠义——勇猛无畏，正直耿介，无可非议，可以说是太平军中的培雅德（培雅德是法国著名将领和民族英雄，他率军抵御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大军入侵，勇猛无畏地捍卫了祖国的疆土）。
他的性情温厚，赢得万众的爱戴，即使那位采取颇不友好态度的《金陵癸甲庶谈》的作者，也承认这一点。”

清朝行刑之时，如果父子都被判死刑，一般是在父亲眼前先杀儿子，再杀父亲。这是让受刑者肝肠寸断，发挥“罪与罚”的最大功效与震慑。

如果儿子不是死刑，也要其在刑场跪着看父亲受刑。要的就是雷霆之撼，要的就是噩梦不断的人生，要的就是惨无人道的恐怖折磨。捻军首领张乐行父子如此，石达开父子亦是如此。

民国文人汪恸尘的《苦榴花馆杂记》：

“曩闻人言，石见囚后，旨下，命处极刑，所谓凌迟是也。寸寸剐割，遍体无完肤，吭未断，气息仅属。石闭目咬牙，不作一语，始终无惨色。
濒死，忽闻有嬉笑声，盖其垂髫稚子，方缚跪于前，年幼无知，犹顾眄与伍伯戏，面目端秀，憨态可掬，观者咸恻然。石心动，启眸视之，长叹一声，泪盈眦颊而绝。”

凌迟受刑时，石达开“闭目咬牙，不作一语，始终无惨色”。当他濒临死亡时，忽然听到身边有孩子的嬉笑声，原来是他五岁左右大的儿子石定忠年幼无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正在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酷刑，仍在和旁边的狱卒玩闹，石达开听见儿子的笑声，张开双眼一看，长叹一声，热泪盈颊而气绝。

世间之惨事，莫过如此也。

根据蒋蓝在1995年四川省档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中，找到的《清政府处决翼王石达开的公文》（1863年7月8日）记载，石达开的首级“用石灰腌罨，木笼装盛，以备解献京师，传示各省。”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伍仕谦1979年发表的《关于巴县档案》记载，石达开的首级到达重庆时，因为已经腐烂而埋葬。

但是根据现藏于四川省档案馆的《同治二年理民府填发的给巴县府递解石达开首级回销》和《重庆府转发以极刑处死石达开并传首级被害各省告示札》两份文书，表明石达开的头颅尽管腐烂，但还在法律传递的继续运作之中。因天气继续炎热，头颅腐烂严重，进入湖北后，经请示后被丢弃。

但令人不解的是，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档案里，还有一份璧山县知县给巴县知县的递解石达开首级的“移文”（交接手续），落款时间是同治二年六月初九日（1863年7月24日）。

而巴县发出的递解石达开首级的官札落款时间是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1863年7月14日），璧山县、巴县均紧邻重庆府，距离东边的理民府有一段距离，难道石达开头颅在川东巡游一趟，又送回来不成？

其实不然。

时任大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爵士在《赫德日记》记录道：“长期以来，一直转战于四川省和陕西省边境的太平军大将石达开被骆秉章所俘，并砍了头，今天方得此讯。”

石达开6月27日被杀，消息至7月下旬才到达北京，在路途上竟然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赫德认为这体现了“传递的重大军情政情何等之慢。”

真实的情况是，消息是连同石达开的头颅一并上路的。

这颗沉重的头颅，远不是赫德爵士在华倡导的电讯所能传达得了。

“首级传示各地”的指令随即得到了认真执行。官方用石灰腌过的石达开等人的首级在成都四门示众3天后，随同布告由锦江汇入岷江，经乐山、宜宾走长江到达重庆府，最后到达武昌，因天气炎热，已经腐烂发臭，只好就地处理。也就是说，石达开的头颅被扔在了湖北。

川江一线，对于石达开而言并不陌生——1862年春季，太平军就经过重庆府巴县各场镇，木洞、栋青庙、二圣场、永兴场、忠兴场、南彭场、一品场都在巴县西北部，靠近重庆市南岸区……如今，他的头颅环顾这一切，像旱魃一样烘烤着这片陡峭的红壤。^[67]

费简行在《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中记载，翼王石达开就义之后，小儿子石定忠见不到父亲，日夜啼哭。

四川按察使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石定忠的口鼻，让他窒息而死。石定忠被杀死之前，狱卒谢福不忍心，告诉他实情。

石定忠天真的问：“我死可见父乎？”

谢福说：“正好见于天上”，石定忠遂破涕为笑，边笑边指着身上佩戴的玉牌说道：“这是我生日天王送的，你们不要拿去。”

石定忠被害时顷刻即死，传言死后葬于庆云庵旁，但现在已不能确指其处。

《越雋厅志》中有四川总督骆秉章、土司岭承恩、王应元等人的画像，悬挂在位于皇城西苑的紫光阁内。

这些人平叛石达开有功，身上沾满无数太平军的鲜血，清廷让他们得以名列紫光阁。

满清统治者绝无可能给一个叛军首领画像存世，本人翻遍了整部《越雋厅志》，只有一张《伪翼王石达开被擒图》^[68]。

翼王石达开牵着儿子石定忠，孤零零地伫立在历史的风尘中。

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骆秉章在处死石达开之后便患上眼疾，没过几年一命呜呼，如同苗沛霖出卖英王陈玉成，不久之后就在一次巡阅城墙时被陈玉成旧部刺杀。

石达开在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黄家寨正屋“天锡号”的后花园墙壁上题诗两首：

其一：

踏破山河胆气豪，
鞭师入蜀斩蓬蒿。
临当痛饮黄龙酒，
不灭兀术恨不消。

其二：

大盗亦有道，读书所不屑。
黄金如粪土，肝胆硬如铁。
策马渡悬崖，弯弓射胡月。
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

第二首诗题目是《入川题壁》，已被罗尔纲判为伪作，可能是清末文人高旭于1906年托石达开之名而作。

第一首诗却是石达开现存25首诗作之外的佳作，罗尔纲认为这首诗可能是石达开所写，收录在新版《筠连县志》，传闻在贵州赤水一带也有类似的石达开题诗，诗歌气势豪迈，有戛金断玉之力。

1934年，白崇禧和李宗仁主政广西，他们二人都仰慕石达开的旷达之风。这年春天，白崇禧赴贵县视察，与贵县修志局龚雨庭、梁岵庐等交谈太平天国轶事，颇有感触，于是倡议在贵县东湖畔中山公园建立翼王亭和石达开纪念塔。

民国《贵县志》：

翼王亭在县东中山公园，民国二十三年剙建。白副总司令崇禧，黄主席旭初，拨款五千元为建筑费，县人沈锡琳设计制图，李总司令宗仁，黄主席旭初皆赐匾额。

李宗仁题额：“还我河山”。

白崇禧书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并作《翼王亭记》： 孙总理有言，欲图国家发达，则民族主义实为无上之宝。^[69]

九、吾国虽已逝，他日必复生：干王洪仁玕

林宇腾先生绘制的干王洪仁玕的画像：

富礼赐曾到过天京，并登门拜访洪仁玕，写了一篇《天京游记》载于1861年6月29日的《北华捷报》，谈到了见到洪仁玕的感受：

…干王约四十五岁，比较胖，有一副开朗、十分快活的容貌。
他是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伙伴，能喝一杯葡萄酒，如果需要，他还能用刀叉吃一顿西餐。我必须承认，他是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一位。
他熟悉地理，还懂得机械工程，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藏有各种科目的有图版的参考书。他慷慨，极愿做善事。

洪仁玕在寝殿内摆了林林总总来自海外工业世界的物品，大部分是访客赠予的纪念品。书架上摆了他所收藏的数个洋钟、一个气压计、一具望远镜、数把柯尔特左轮手枪、一台二手簧风琴、两座太阳灯、一块英国香皂、一把英格兰海军剑，还有某位特别着迷的访客注意到“一罐考沃氏（Coward's）什锦腌菜”。

寝殿内有参考书与图片书，另有一些书显示他在研究英国军事方法，包括英国伍利奇（Woolwich）皇家军事学院的《防御工事构筑原则》（The Principles of Fortification）。还有上海外国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以及必不可少的《圣经》和福音小册。那些外国传教士将科学数据译成中文，希望借此让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宗教已支配自然界。还有保养状况只能算尚可的中国奢侈品：金筷、玉杯、银扇。

洪仁玕在这里以牛排和波特酒款待外国宾客，席间说英语，展露他刀叉使用的娴熟^[70]。

《传教杂志》（Missionary Magazine）对洪仁玕的高度评价：

未几，彼（洪仁玕）即博得该会西教士及华教徒之信仰与尊敬。因其文学优良，待人敬重，其性情温良易与可爱，而其头脑与素性则灵敏机警，善于应变，且多才多艺，为在中国人中所罕见者。至于他对基督教义理之知识，亦随时增进，渐至所学甚丰，而其对于真理之诚心笃信确无可疑。

耶鲁大学出身的中国首位留美生容闳曾访天京，与洪仁玕促膝长谈，甚为交好，他对洪仁玕有很高的赞语^[71]：

“干王乃以予所言之七事，逐条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重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

洪仁玕1859年所著的《资政新篇》是一部阐述太平天国未来发展的治国纲领，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真正从全球视野出发，提出的近代化改革建议。

经济方面：一、发展交通。造火车、轮船，修筑省、郡、县、市镇、乡村大道，整理街道，疏浚河道，以兴车马和舟楫之利，发展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是创造经济财富所必要，也是民族国家的资讯得以自由流通之必要；二、国家设立邮亭，办理邮政；三、发展近代工矿生产，开采金、银、铜、铁、锡等矿及制盐等，主张“兴宝藏”、“兴器皿技艺”；四、兴修水利；五、主张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投资，奖励技术发明；六、开办银行和保险事业。介绍国际大势，称道英国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美国“礼义富足”。述及德、法、俄等国，传统的朝贡外交——鼓励外国人以藩属身份来京向皇帝致敬——是不合乎当今国际规则的历史糟粕，应予以扬弃。如果过去其他国家的人认为中国人较为高等，那也只是形势所迫，“非忠诚献曝也”。因此必须施行新的对等外交，如此“外国可通和好”。想要赢得他国的尊敬，唯一长久之道乃是“内修国政，外示信义”。只有致力于内部改革，把自己建立为新时代的政府模范，中国才能再度赢得过去所享有的尊敬，并与各国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允许外国传教牧师和科技人员到中国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

政治方面：一、加强集权，“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二、普设乡官乡兵；三、各省设置地位独立的“新闻官”，由政府机关负责收集各家报纸，转呈天京的君王——不是为了让他审查出版内容，而是让他了解国内的真正动态；四、建立省、郡、县钱谷库和市镇公司；五、严禁贪污；六、禁止私门请谒，杜绝卖官鬻爵之弊；七、创立“罪人不孥”、刑止一身的制度；八、重视群众意见，准卖新闻篇(报纸)或设置暗柜(意见箱)，使“民心公议”，“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做到“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

社会方面：一、成立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和办理教育等事，设立新闻馆，地方日报到省级月刊的各种报章，报道中国不同地区的大宗商品价格和重要时事，并严惩报道不实者；二、开设医院；三、兴办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堂。教孩子音乐和文学，在老人死时予以埋葬；四、查禁庙宇寺观和演戏修斋建酿，“革阴阳八煞之谬”，“焚去一切惑民之说”，反对传统迷信；五、禁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六、禁止饮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七、禁止溺婴、买卖人口与使用奴婢，“准富者请人雇工”；八、屋宇应“坚固高广”、“方正”’、“不得雕镂刻巧，并类王宫朝殿”’、“勿得执信风水”。

《伦敦评论》的某位作家称《资政新篇》是“历来所发布最引人好奇的文件之一”^[72]。

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新印本后，在《能静居日记》中不得不承认：

“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而遭到清廷烧毁，而在50年之后的民国初年，孙中山撰写了异曲同工的《实业计划》。

简又文认为^[73]：

洪仁玕的构想显然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他在上海和香港与外国友人的对话（他不会阅读英文，排除了他直接阅读英文报纸和书籍的可能）；其二是他对两个通商港口行政和经济规程的个人观察。例如，香港就设有英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当然，他亲身经历的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例子，便是他在论述中提到的“书信馆”。在现代的口语中，人们还是用这个词，而不是准确的“邮政局”。而且，干王构想的整体效能要高于其他各条的总和，整体上不让历代行政法典，与其同时的改革和现代化规划之中，也无出其左右者。与他同一时代的英杰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未曾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做出类似的贡献，也使得洪仁玕为太平天国规划的蓝图成为直到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胜利的进程中独一无二的社会构想。

干王洪仁玕还负责太平天国后期的文宣工作，他很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尝试大规模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人，这也是他最被忽视的功绩之一。

李秀成攻克苏州之后，缴获的印刷机就被洪仁玕下令用来加速印刷各种排满文告，太平天国诸王的一些民族主义色彩极为强烈的诗篇，大多被证明是清末革命党的伪作，但洪仁玕留存至今的诗篇却能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强烈的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者。

洪仁玕成为干王后发表的第一篇重大文告——《颁新政宣喻》，便在呼吁汉族民众“正宜遵中国，攘北狄，以洗二百载之蒙羞”，悲痛的宣告自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我们“口其言语……家其伦类，毒受那满洲狗之淫污”。

洪仁玕《颁新政宣喻》：

堂堂中土，亘古制匈奴；烈烈神州，岂今宥胡狗？乃有鞑靼妖出，则文武衣冠异于往古，父母毛发强为毁伤；口其言语，说甚么巴图鲁之鬼号；家有伦类，毒受那满洲狗之淫污。正宜遵中国、攘北狄，以洗二百载之蒙羞；归上帝、扶天王，以复十八省之故土。

干王负责编修审订的《军次实录》、《英杰归真》、《诛妖檄文》中民族主义意味极为浓重，太平天国后期几乎所有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

洪仁玕《论鞑妖耗中国财》：

鞑妖每岁剥中国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以卫花粉之费，每岁耗费鸦片烟土银几千万，于今二百余年矣。中国金印几几剥仅，而我中国华民动以贫困兴嗟，无有以十八省之大被满洲三省所制所辱，更无以五百万万之众受制鞑奴之三百余万为羞者。噫，人心至此，忘其身之为华甚矣！本军师即毫无知识，岂肯历次苦征？诚以生长中邦，义有所不容辞者；故每多感激自奋之语也，贤者鉴之！

洪仁玕《诛妖檄文》^[74]：

夫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而当时官兵人民，未能共愤义勇，驱逐出境，扫清膻秽，反致低首下心，为其仆从，迄今二百余年。浊乱中华，钳制兵民，刑禁法维，无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杰，莫不为其所制而甘为之用。吁，实足令人言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
…窃思天国永兴也，有无数之祥兆；而妖胡将灭也，有莫大之灾氛。故天意灭奴，诛咸丰之丧于黄土；人心归主，豪杰之宜顶青天也。
…起义金田，则天兵暗助，师渡洞庭，则湖不扬波。自是而鼎定天京，历年十有一载于兹而平定天下，约计三分有二矣。值兹咸妖首于七月十有六日已经丧亡，所立妖崽今尚未满五岁，行见权奸得志，祸变寻生，余烬虽存，不久自灰灭矣。大丈夫原不欺寡妇孤儿，本军师岂肯灾乐祸？但中年矢折，即是天命即讫之征；智士趋时，必在取乱侮亡之会。况削尔父母毛发，毁我往古冠裳，兵柄尽属满洲，大权尽归妖总。以渔课化为花粉，每年定例八百万两，胡梓里之长白山每年亦定收八百余万，既盗我邦之珍宝，又毒我国之身灵。年耗五千万银之鸦片烟，历教十八省人之拜妖佛，事事坏我纲常，条条制我族类，此文天祥、谢枋得所以死不事元，瞿式耜、史可法所以誓不事奴也。
倘不乘此妖亡孽立之秋，天夺人弃之候，为中华雪数百年未雪之耻，为祖父复数百年未复之仇，则将来中华之自罹奇祸，屈而莫伸者，不堪为后人述矣。尔等凡属华裔，悉是夏宗，皆系天堂子女，无非一脉弟昆，何于妖胡妖崽犹肯为他出力，而为本国本省尚不各献其城？其以堂堂天国之华人，甘为区区五万之妖儿捐躯赴难、屈膝低头，鲜有以十八省之大被满洲三省所制为辱，五百万万之众受制鞑妖三百余万为羞者，诚为可怒可怜可悲可哭之中国，不堪尚对于上帝冠冕于诸邦矣。

洪仁玕“驱逐满人，还我中夏”的宏远目标，不仅得到太平天国追随者的共鸣，也得到冷眼旁观的局外人的认同。

太平天国的奇异宗教信仰或许令自以为是的外国传教机关感到不以为然，但在国外，绝大部分人相信太平天国领导者是真心想让汉人脱离异族统治。

在欧美国家，大部分人认同太平军追求民族解放的理念。西方报纸通常将清朝统治者称作来自满洲的“鞑靼人”，称作异族征服者。一位美国籍传教士认为太平天国战争是“一部分汉人揭竿而起，欲使国家摆脱异族统治”^[75]。

民族主义宣传必将伴随明白晓畅，人人易解的文风，才能彻底打动底层民众。

1861年春天，洪仁玕与幼赞王蒙时雍、殿前忠诚贰天将李春发会衔颁发的《戒浮文巧言谕》，提倡改革文体，反对玩弄词藻而内容空洞的文风，这可能是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是以前蒙我真圣主降诏，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而‘六经’等书亦皆蒙御笔改正，非我真圣主不恤操劳，诚恐其诱惑人心，紊乱真道，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存实，使人人共知虚文之不足尚，而真理自在人心也。况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能稍有刺激、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

洪仁玕规定了奏章等文件的书写格式和禁止使用的词语，诸如“龙颜”、“龙德”、“社稷”、“鹤算”、“龟年”、“嵩生”、“三生有幸”等浮词妄语。

洪仁玕明确指出，如果是滥用惯用浮词妄语舞文弄墨，故意使用刺激、挑唆、反间、惊奇危惧之语，不仅无益于事，甚至有害于事，并明确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弃伪从真，去浮存实，尽量文意平易，晓畅明白，让阅读者一目了然。

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就颁布反对古文、提倡白话文的命令。

《金陵省难纪略》记载，张汝南在天京亲见天王洪秀全所写的诏旨和太平天国编撰的史书的格式和文风：

“其批示皆以韵句，或四言数句如箴颂，或五言数句如歌谣，或七言数句，短者如绝句，长者如古风。惟纯以俗语，不用故实；故实谓之妖话，悉禁之……叙事如间书，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

“故实谓之妖话”，就是将古文斥之为“妖话”，加以禁绝；“纯以俗语，不用故实”，是说洪秀全的诏旨用“俗语”(白话文)创作，不用故作晦涩的古文；太平天国编写的史书“叙事如间书”，就是说太平天国的史书用白话演义小说的文体写作，所以其中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说书口吻来叙述历史。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标点符号的政权，其官刻印书应用的标点符号有四种：（甲）：句号“。”，用在一句话结束的地方；（乙）：顿号“、”，用在文句中并列语汇之间的停顿的地方；（丙）：人名号“——”，加在人名右边；（丁）：地名、国名、朝代名、宗派名号“□”，加在地名、国名、朝代名、宗派名的右边。^[76]

在禁绝浮文巧言，文以纪实的背后有一定程度的技术支持。

太平天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近代印刷技术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权，太平天国还第一个发明了墙报，最大程度让宣传内容广为人知。^[77]

​太平天国在戎马倥偬之际编写、刊刻了大量的官刻印书。从1851年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将镌刻文书当成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来处理。他颁布《汇编天命诏旨书诏》：“今恐通军大小男女兵将，未能熟知天父圣旨命令，故特将诏书寻阅天父天兄圣旨命令最紧关者，记录镌刻成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欢心也”。

1852年，太平天国出版了《幼学诗》和《太平天国礼制》两部书。《贼情汇纂》记载，当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广西象州、武宣时，殿右六检点李寿晖即被授予“正典镌刻”官职，任务是“校对一切印书”。既有正职必有副职，既有主管官员，必有一定的印书机构和操作人员。可见太平天国镌刻官书之举，此时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1853年2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天京）之后，其镌刻官书和布告的工作很快便迈入如火如荼的境地。

宋代以来，南京便是中国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聚集了众多刻印专业的能工巧匠。至此，南京成为了太平天国的出版中心。太平天国充分利用南京当地先进的刻印技术，大量印刷刊刻书籍，以致太平天国的官刻印书在当时“汗牛充栋、人人习见”。

太平天国首先将随军而来的两广、两湖的刻印工匠集中起来，同时积极网罗南京、扬州的刻印工匠，遂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刻印出版队伍。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又成立了各类相关出版机构，委派专职长官负责管理。

“诏书衙”——主编官书，填写兵册、家册等；“诏命衙”——主要负责撰写布告兼编书及提供诏旨初稿等；“删书衙”——主要负责删改孔孟、诸子百家之书，取其“合乎天情”的内容，经过洪秀全审阅后方可成书；成立“镌刻衙”——主要负责刊刻诏旨和官书及印戳；“刷书衙”——主要负责印刷官书和布告。还有一个“宣诏衙”——主要负责收发官书、外出张贴诏旨、布告。

​太平天国出版的官书，总称“诏书”，因为所有出版的印书，必须经过洪秀全御览旨准，才能颁行，所以又被称作“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每年出版新书必有“总目”公之于众。

​在中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美国、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中都有发现太平天国的颁行诏书。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印的《太平天国印书》共收录影印了36部太平天国官刻印书，可是由于其中《太平礼制》有辛开（亥）元年的初编本和戊午八年的续编本两种；《颁行历书》有癸好（丑）三年、甲寅四年、戊午八年和辛酉十一年的四种、另外还有《天条书》和《太平诏书》的重刻本各一种，所以《太平天国印书》实际收录了36部42种太平天国官刻印书。

​除了上述《太平天国印书》所收录的28部旨准颁行的 “诏书”和10部一般刻书外，还有《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两部刻书。这两部书由王庆成先生于1984年发现于英国图书馆，并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以《天父天兄圣旨》为书名排印出版。

​目前发现的、在国内可以看到原刻本或影印本的太平天国官刻印书共计有40部。已经发现的与可以考知书名的太平天国刻书共计约有60余部。

太平天国的官刻印书利用率相当高，他们采取一切措施传播这些书籍。《金陵省难纪略》记载，“贼到处必散伪书数种”，“布散伪书，令人诵读”，“初犹每馆一本，既则人各一本”，“所到必刻伪经示众”。

在攻克武昌、南京等地之后，太平军散发《天父下凡诏书》、《太平诏书》、《颁行诏书》、《天条书》等书，北伐途中太平军曾送民众《幼学诗》等书。

太平军还设法在清军大营中散发官刻印书，以达到瓦解清军士气之功效。

一八五三年英国“何木斯号”舰长费熙邦（E.G Fishbourne）在访问天京后说：“离开南京以前，他们赠给我们许多他们所印行的书籍，他们似乎储存极多，因为他们采用一切办法来传播这些书籍。‘何木斯号’的几个军官曾看见他们用小船装满书，从江上漂送到清军的小艇队中间去”。

太平军也常将颁行诏书回赠进贡者，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旧遗诏圣书》中记载：“十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岁比给诰谕、训谕及旨准颁行共十三部”。江西“南、新二邑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以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太平诏书》、《天条书》、《幼学诗》、《三字经》数卷，执帖一张，物重者或报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乡民皆快焉”。^[78]

太平天国领袖为了争取“洋兄弟”的理解和支持，从建都天京开始直到1861年多次向外国来访者赠书，意在引起共鸣。

比如一八五三年四月底，赠给英国公使文翰（Sir.G.Bonham）刻书十二部。是年十二月，赠给法国公使布尔布隆（http://A.de BourbouLon）的随行法国耶苏会神父葛必达（S.Clarelin）十五册刻书（即今澳大利亚特藏品）。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率秘书顾随（http://C.de Courcy）、翻译官马凯士（M.Marques）、葛必达及其问答式传道师等，乘“贾西义”（Cassini）号军舰访问天京。葛必达说，在天京“他们（太平军）分发了几本使人领悟宗教真谛的书”。一八五四年一月六日，葛必达在上海徐家汇教堂，向法国巴黎南怀仁（C Languillat）神父发去一篇报道，回忆去年的天京之行，具体地谈到太平天国赠书之事。他说：“他们现已印行了二十种包括广西人宗教教义及其军政管理等内容的小册子。我们已获赠许多种这一类的小册子。目前仍有五百多人在从事刻版，用作印制众多别的书籍。”

一八五四年六月十五日，受英国驻香港兼驻华公使约翰·包令（Sir John Bowring）委派其子卢因·包令 （Lewin Bowring）和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职员麦华陀（W.H.Medhurst），同乘“响尾蛇”号和“冥河”号军舰访问天京，六月二十八日，太平军送来一件装在十八英寸长、一英尺宽的黄色大信封内的东王杨秀清的答覆“诰谕”。此诰谕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天国“为了使英国人熟识太平天国教义，特意赠送一批小册子，计有《利未书》、《户口册纪》、《约书亚书记》、《天理要论》、《贬妖穴为罪隶论》、《天父下凡诏书》等九册太平天国官刻印书。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太平天国赠给英国驻华专使额尔金（ElginEarl of）的翻译威妥玛（Wade T.F）新出版的历书。

一八六一年八月，干王洪仁玕赠给富礼赐“圣书四包”。

​太平天国的刻书一律不著刻工、印工和装订工姓名，异于中国古代的刻书传统。^[79]

太平天国的刻书和布告，全部采用形体优美的木刻宋体字；封面及边饰装潢华美，多用高贵的杏黄色和土红色，并广泛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的祥禽瑞兽和吉祥纹样，书的扉页还加盖龙凤纹饰的“旨准”硃印等。^[80]

1864年六月十六日，天京陷落，幼天王洪天贵福出城南走，洪仁玕迎入广德，旋即随洪天贵福往湖州归附堵王黄文金。洪天贵福仍以洪仁玕为军师。洪仁玕与黄文金筹议放弃湖州，赴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部，西上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大军，扰荆襄，取西安。

七月二十七日，洪仁玕、黄文金等人弃湖州西上，二十八日到达广德，转走浙江昌化县。正在这时，侍王大军已经南下，双方彼此消息隔绝。八月初五日，黄文金在昌化病死，军心涣散。洪仁玕奉洪天贵福南走，九月初九日到达江西石城县，当晚被清军席宝田部追击，全军惊散，洪仁玕被俘。

他被俘之后，曾由席宝田、许本墉、沈葆桢先后分别提讯，均有供词。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藏有七件洪仁玕供词。他被俘后，先在席宝田军营有一件“问供”，一件“亲供”。被解送到江西首府南昌后，在南昌府有三件“问供”。随后由沈葆桢提讯，有一件供词。这六件文献中在席营的“亲供”，原题签“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可知原系亲笔。沈葆桢提讯的一次供词，原题签“本部院提讯逆酋供”，此篇多次称“老天王”、“小天王”，对他们多有称美之词，叙事用语、口气，似乎是亲笔自述而经清方抄录者。洪仁玕、洪仁政等在南昌府讯问时答问、清吏笔录，都标称“问供”，都改易了语气，自称“小的”。而沈葆桢衙门的这次供词，文字与前不同，它可能是一篇洪仁玕自己写就而经清吏抄录的供词。

除了以上六件之外，还藏有一件洪仁玕亲笔书写的供词，也就是胡氏旧藏清刻本中的那一件供词原本^[81]，除了《干王洪仁玕亲笔供词》有刻本及英文译本传世以外，其余录供，世所罕知。^[82]

八月廿七日晨，洪仁玕被席宝田部的陈姓营官所俘，陈营官以绳索捆缚他的手。他斥责陈营官道：“要杀即杀，毋能辱也。”后被送到席宝田的大营。席宝田以礼相待，于是他便写了将近三千字的亲笔供词。

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的亲书供词(原题“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

席大人曰：今捉一人，不肯认为茄玉，予既杀之，徒死不得其名，不如尔直认为善。
予答曰：非欲沽名，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国存与存国亡与它而已。
予即跪谢圣恩，奏云：弟果有用，固当扶我主，亦当扶幼主，况弟今年四十有余，倘得天佑遐龄，必鞠躬尽瘁，求主宽心，勿令弟心如焚也。今忆前诏，言犹在耳，忽负遗命，致失幼主所在，不能追随保护，抚心自问，无以对我老天王，实为罪耳，何敢卖主求荣乎？即解我到北京，或杀我以全臣节，无遗憾也。
吾思人生天地间，忠孝二字必尽其一，方可成人，吾既不能尽孝，今又不能尽忠，上负老天王之托，又致幼天王存亡未卜，下不能节制众王，有何颜面偷生片刻乎？

湘军将领席宝田意欲招降洪仁玕，洪仁玕以“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何敢卖主求荣”回拒，他义正言辞的告诉席宝田，不如将他押解到北京，或者就地杀了他“以全臣节”，他就再没有任何遗憾了。

洪仁玕在江西巡抚衙门的自述(原题签“本部院提讯逆酋供”)：

“我鞠躬尽瘁，只求速死。”

洪仁玕决定效法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愿在满清的奴役之下苟活。

洪仁玕在南昌府的亲书自述：

“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赵宋文天祥败于王坡岭，为张弘范所擒，传车送穷北，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非吾所敢多述也。”

此时，洪仁玕决意杀身成仁，从严华夷之别，以南宋丞相文天祥自况，宁死不屈，将得失生死，付之于天。

江西巡抚沈葆桢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奏称：“将各该逆节次供词及洪仁玕亲笔供单同所作诗句并签驳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军机处。”沈葆桢奏称，他咨送军机处的材料中有洪仁玕所作的绝命诗，洪仁玕的亲书诗句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83]

洪仁玕的绝命诗原件被呈送到北京，中文原本竟一百年未曾面世，长时间为人所不知，直到1968年萧一山先生所著的《清代通史》始有引录。

1865年3月25日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第765号，发表了洪仁玕五首绝命诗的英译文。以原件对照，英译文脱漏了四句，还有如“七旬苗格”句这样的误译。但这只能是有错漏，并不是伪造。洪仁玕绝命诗四首，各诗皆无题目，而合写在一张纸上^[84]——

其一：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
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其二：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
足根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
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其三：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
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单于犯，明宋辽元鞑靼凶。
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其四：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
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
廿七日 仁玕

四首绝命诗英译文兹录其下：

PARTING STRAINS OF THE KAN WANG
In an anc'ent book is drawn a line' tween Chinese and barbarians.
But up now there are men around blindly indifferent to this.
The northern hordes deluded us concerning their true position.
That affairs should topsy-turvy be.
Is a thing to be much regretted.
My will，though unaccomplished，was the barbarians to overthrow.
My mother has for seventy years incomparable virtue shown.
O'er hills and doles my feat have trod.
In the scope of my vision vast had been.
O'er creation's field have I roamed.
No distance(or) space has in the least tended to swerve my will.
The state of affairs now reigning round.
The hero's breath at each pulsation may be likened to rainbow glory.
The past reviewed，the present dwell on.
Wied anger makes one's breast to heave.
Despised to a thousand ages be the plotters on the chow dynasty.
Dwelling on these things by canses pain and lament more and more.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never have been reckoned of our family.
Squandered our resources have they，and employed our nation's troops.
My brothers' round have they deluded to warring each against the other.
And for their conduct to our people shall owe to a myriad ages.

洪仁玕在被囚期间，凡亲书之供词均以太平天国天历记时，所以诗句末所署之“廿七日”，必应是太平天国天历的廿七日，即八月廿七日或者九月廿七日。

以上四首诗，一、四两首为七言绝句，二、三两首为七言律诗。这四首诗在诗体上虽有七绝与七律之分，但在思想意境上却具有共同点，主题都是阐明华夷之别，抒发自己推翻满清统治的壮志未酬之恨。

这四首诗的斗争矛头均指向满清王朝以及为之效忠的汉族文武官员，慷慨悲歌，大义凛然，因而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字字写来都是血，句句书成俱含恨。

这四首诗可作为内容相通、意境相近的组诗，是洪仁玕血和泪交融而成的悲壮史诗。

第二首诗主要抒发自己的志趣抱负。他为实现“攘夷”的志愿而在六合之间到处求索，不辞千万里之遥从香港来到南京，但英雄之辈难求，徒使他有白头之叹。这两行八句诗，与他自己在三年前所作诗《二月下澣军次遂安城北吟于行府》(见《军次实录》)基本相同，仅少数文字有差异：如“志在攘夷愿未酬”，原作“志在生灵愿未酬”；“世间谁是英雄辈”，原作“斯民长官谁堪任”。

他在被俘期间所写的驳李秀成供词的亲笔文书中，对李秀成、陈玉成、林绍璋、洪秀全都有程度不同的批评。在几次供词中都谈到了他的军事策略不被理解和执行的情况，这可能就是他感叹“世间谁是英雄辈”的由来。

第二首诗的“七旬苗格德难侔”语，“七旬苗格”是一典故。《尚书·皋陶谟》记帝舜在位时，三苗逆命，派禹往征，以军力威胁之而不服；舜“乃诞敷文德”，以德服之，“七旬有苗格”，即过了七十天，三苗自服来朝。这是说以德服人，御之有道。他认为“七旬苗格”是最好的治国方略，只可惜实行此道的“德”或“策”难与圣人相比。洪仁玕这一感想由何而发，现难悬知。

洪仁玕的“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之句，体现了洪仁玕与“夷狄”难以并立的心态，同时也有对陈营官、席宝田、沈葆桢、曾国藩等人的强烈谴责，他受过基督教教义的训练，是较为纯正的教徒，但绝命诗却无一字谈及宗教教条，而只是对未能实现推翻满清统治的大业，抱有无穷的遗憾。^[85]

《北华捷报》在发表洪仁玕绝命诗四首的英译文时还有“补遗”（Addenda）四句，其内容应该是洪仁玕于临刑前不久所写。虽然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的洪仁玕绝命诗原件上没有这四句的原文，原文也迄今尚未发现，但其真实性则是毋庸置疑的^[86]。

洪仁玕第五首绝命诗的英译文如下：

Addenda
And now in parting one word more,
One pleasurable thought outpour.
Though our kingdom’s passed away,
T will live again another day.

简又文先生回译上述四句英文的后两句为：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

王庆成先生全译四句：

​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
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洪仁玕一语成谶，在他死后四十七年半，将近五十年，受太平天国民族革命影响甚深，被称为“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民国，这也许是太平天国某种意义上的“复生”。

沈葆桢上报鞫讯情形，说“洪仁政蠢然一物”，“洪仁玕则老奸巨猾，真群凶渠魁”，答问“颇有条理”(《沈葆桢奏报讯明洪仁玕等供词情形折》)。可见洪仁玕在生命即将终结时，表现从容，泰然自若。

洪仁玕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八月廿七日，即清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公元1864年10月9日被俘，至11月23日就义，时为太平天国天历十月十一日，清历十月廿五日。

1909年日本四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提到刚在中国境内展开的以1911年辛亥革命收场的反清运动，并且说那其实老早就该发生。

在他看来，中国这批新人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于五十年前开始的工作，而他坚信如果当初外人不阻扰太平天国，他们早就已经成功。

他告诉那位英国记者：“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

他紧接又义愤填膺地说道：“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天国革命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满清遭到汉人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灭亡，由于灭亡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87]

洪仁玕最后一次出现在洋人面前是在湖州，时间就在天京陷落前不久。

一个名叫纳里斯（Pattick Nellis）的前英军炮兵见到了洪仁玕。他原是阿思本舰队的兵员，1864年2月在贩货途中于湖州附近被太平军俘虏，被迫投入太平天国军队，当时正在协防湖州城。

那时是7月上旬，太平天国正到处显露败象，尽管湖州城一时之间还守得住。洪仁玕和另一个王在大会上向众人讲话，似乎讲了几小时。纳里斯不会说中国话，不大懂他们的讲话内容，只听出几个他听得懂的地名：苏州、杭州，这是他们就要失去的地方；江西，这是他们就要逃往的地方。

干王正在大会上讲话，不远处士兵喧哗，传来枪声，违规者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堵王黄文金抓捕男孩，准备将其就地正法，干王请求堵王饶他一命，因为干王所推崇的是耶稣登山宝训的忍耐和仁恕，曾与西方传教士提到过太平天国天条第六条中的“勿杀”理念，但堵王说这没有用，洪仁玕叹息一声，走下讲台，向纳里斯走了过来。

他用英语和纳里斯说话，但因为久未使用，说得缓慢且不顺。过去那种流利的中式英语已经不见。毕竟很久没有传教士登门拜访，而且他很久没有用牛排和葡萄酒款待洋人朋友，很久没有用英语对他们唱赞美诗，很久没有和他们一起回味过去在香港度过的美好时光，那个时代已成昨日黄花。他的希望全都凋萎了。

他问纳里斯是哪国人。

“英格兰人。”纳里斯答。

“我遇到过的洋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洪仁玕说。^[88]

十、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忠王李秀成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坐像和便服站像：

忠王李秀成坐像与便服站像是林宇腾先生根据太平天国传世文物画出。相貌依照英国人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所绘，李秀成手执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这是他更爱看的兵书之一。

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这样描述李秀成的王冠：

“除天王外，忠王是唯一有真金王冠的当权者。照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件精美的物品。王冠由树叶形的薄金片缀成，上有一虎形装饰物，大到可以从冠前伸到冠后，冠的两旁各有一鸟，冠顶立一凤凰。冠的上下缀满珍珠、宝石。我把王冠戴在头上，估计大约重三磅左右。”

呤唎和富礼赐对李秀成的真金王冠和玉如意的描写对比：

1860年艾约瑟也提过李秀成的王冠：

“他的帽子是黄金制的，四串三叶草叶片从帽子上垂下，落在他的肩膀上，每一串草叶都悬着一颗大珍珠。”

呤唎描述过身穿便服的李秀成：

我初次会见忠王时，见到他的服装很朴素。他并没有穿着高级首领所用的朝冠朝服，只穿着通常的大红色短袄。头上戴着一顶普通式样的大红色头巾，加上一种他所特有的简单头饰，前额有一颗珍贵的大宝石，两边各有四颗一排的珍奇的圆形金质雕牌。

呤唎画的忠王李秀成常饰像神似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一样忧郁的眼神，一样削尖的下巴，看来，呤唎初学素描的时候没少对着大卫像临摹。^[89]

担任过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秘书的英国人霍萨·巴劳·莫尔斯(Hosea Ballou Morse)在《太平天国纪事——戈登捷奏》记述了李秀成身穿便服的模样：

“他是忠王——忠贞的王——太平天国的主心骨，他专程从无锡远道赶来研究苏州的局势并激励军兵防御的士气。我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他。他体格健壮，显然身经百战才身居高位。他神色威严，身穿便服，仅仅佩戴一串精美的珍珠，别无其他饰物。”

呤唎描述李秀成的外表：

“他却从他的王位上站起身来，用英国礼节来跟我握手，请我坐在他的近旁。他看来约有三十五岁左右，但由于精神体质的操劳，使他的外貌显得颇为苍老憔悴。
他身高虽然够不上中国人的中等高度，但他的身躯是轻捷的、活泼的、强健的、有种特殊优美的姿态；他的举止尊严而坚毅，他的步履迅速而威严。他的面貌是引人注意的，富于表情的，好看的，虽然照中国人的观点看来，他不英俊，因为有一点像他们所不喜欢的欧洲人的面型。他的鼻子比普通中国人直一些；嘴是小的，近乎纤巧，配着他那下颏的形状和轮廓分明的嘴唇，表现出绝大的勇气和决心。
他的肤色是黑的，他的眉毛和眼睛使人一望而知这是一位伟大卓越的人物。不仅他那非常宽广的前额，而且他那异于一般中国人特征的并不斜上去的眉毛和眼睛也是完全与众不同的。他的两眼近乎成一直线，唯一像中国人的部分是眼睑的轮廓，眉毛高踞于两眼之上，几乎成水平，内端略为向上扬起。这一特点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沒有比他更显著的，我只见到少数湖南人与此相近，这使忠王看来不大像中国人的面貌。
他的一对大眼睛不断的闪烁着，同时他的眼睑也总是在抽动。从他的非常活动的容貌及其身体的不停的神经质的动作(身体的某一部分总在不停地动着，不论两腿是否交叠，他的脚总是在地上拍着，或则两手时而握紧，时而放松，或则时坐时起……我一见到忠王，就肃然起敬，他显然具有一种天生的领导者的高贵风度，表现出堂堂的男子气概。”

《吴煦档案·王瀚呈贼情略论》：

伪忠王李受(秀)成，广西人，年三十七岁，面白微须，江苏攻陷皆其主谋。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滕县太平公社陈普临述》：

“李秀成长得高大，有力气，能担百几十斤。他为人诚实，勤快，有胆量。他不大识字，萃云公曾教他识过字。那时，李秀成大约有三十来岁，家很穷，还种过蓝。”

李秀成也和杨秀清一样戴着眼镜。

《北华捷报》第519期（1860年7月7日）记载，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一行五人，乘船自上海出发，途经平望、吴江到达苏州，谒见忠王李秀成：

“忠王是唯一坐着的人。他生得短小精悍，戴眼镜，穿一件深黄色的长袍，戴的是古式绣金的帽子。”

对艾约瑟前往苏州谒见李秀成的时间与起因，1860年9月1日《北华捷报》第527期上记载，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一行，“7月30日晚间自上海起程，8月5日早晨回沪，在苏州耽搁两日。五位教士在前往苏州途中并未有人企图加以阻拦……教士们到达苏州时，起初并未获准入城，但经出示忠王与干王几天前写给艾约瑟与杨笃信两先生的信件，即进入城内”。

显然，这次的谒见事先有过信函沟通，预定谒见时日，具体时间应当在1860年8月2日前后。^[90]

通过此次苏州之行，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认为：

“太平军首领大多豪爽坦率，喜欢谈话。他们对自己想到上海的意图，并不保密。他们愿意和‘西洋弟兄’保持和睦。”
“太平军对外国人的态度，显然属于极其友好的性质；他们总是称呼外国人为‘我们的洋兄弟’，说‘我们同是敬拜天父，信奉同一个天兄，我们之间为什么要发生分歧？’他们似乎很想同外国人来往，并希望促进贸易关系。他们说，把十八省开放通商，将使他们非常高兴。有人也许会说，太平军不过口头上这样说说，把它作为一种策略而已，然而即使如此，清廷又为何不用这种策略，不谈这些同样的问题呢？他们说，凡是经过太平军地区的外国人都将得到尊重；他们对曾经去过的外国人给予的照顾，足以证明他们的诚意。”
“许多纵火焚烧的事情，是在太平军到达以前清军干的。自杀的事情也比屠杀多得多。太平军准许松江所有的妇女离开松江这一事实，以及众所周知，他们曾多次设法拯救跳河投江的男女，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是残暴的匪兵，像传说的那样。按照极其严格的意义来说，他们确实是革新者。”
“和太平军会见后所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回顾过去，满怀感恩的心情，对于未来则乐观愉快，具有信心与希望。”

1860年9月24日中秋节，罗孝全在忠王府度过，他在10月2日的信中提到了李秀成的长相(Overland China Mail 16, November 1860)：

“他有敏锐的眼睛和聪明的面容，乐观而和蔼。虽然个头有点小，但从他给我和其他人写的信来看（他请求我翻译这些信），他无疑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而且真心希望与外国人保持友好关系。”

1864年，曾国荃的部下在天京太平门城墙底下埋了六千个布袋，共装有二十吨火药。七月十九日上午，埋在地道中的炸药瞬间引爆，纷纷落下的花岗岩碎石，把蹲伏在城墙旁那四百人的前锋部队各个都砸成肉饼。但黑烟散去，露出他们不成人形的尸体，也露出城墙上一道将近六十米宽的缺口。湘军各路立即由缺口拥入，太平军一万多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一部分战死，其余在混乱中突围。

李秀成见太平门已破，抵挡不住，与视王黄亨乾率众赴至天王府，幼天王洪天贵福与洪秀全另外两个儿子光王洪天光、明王洪天明聚在一起。李秀成表示只能带幼天王洪天贵福一人突围。

到了初更时，李秀成率领一千多名太平军假扮清兵，从北门缺口冲出，出城之后，千余人的队伍就显得非常扎眼，李秀成便将队伍分作两支，一支队伍是战斗力比较强的两三百人，由其弟扬王李名成统领，用于护卫幼天王，另一支队伍七八百人由李秀成和林绍璋负责殿后，李秀成为了让幼天王存活的机会大，将自己的白色战马送给了幼天王，自己另外骑了一匹劣马。结果他自己因“马不能行”，于七月二十一日天明之时落伍走散，仅率九骑向西而行，不知不觉间来到南京东南的方山顶上的破庙海会寺。

李秀成在供词中说，他在山上因天热乘凉，便将随身绉纱捆带的珍珠宝物吊在树上。山脚下涧西村的百姓认出他是忠王，便有意掩护。他为表示感谢，答应要将所吊之物相谢，不料已为涧东村的山民拿去。涧西村的山民们劝他改成清朝人装束，方便藏身，同时涧西村的山民去找涧东村的山民讨要宝物，希望大家平分，涧东村的山民们说：“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方有，他人不可能有。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才答应平分。”两伙山民由此争吵起来。李秀成因而藏身不住，被告发捉拿。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忠王李秀成方山被执调查记录》记载，告发捉拿李秀成的两个村民是方山南麓涧东村陶大来和丁村王小二。王小二是一个二流子，他在海会寺看见了李秀成，就下山告诉村董陶大来。他们带领人马上山捉拿了李秀成，将其押送到萧孚泗营。萧孚泗冒为己功，亲送李秀成往曾国荃处。^[91]

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事后调查，陶大来原本是要赴太平门外李臣典营告密的，路过钟山，腹中饥渴，就在附近萧孚泗营的某相识伙夫处休息，闲谈中漏嘴说及此事。伙夫对亲兵王三清说了，王三清向萧孚泗报告这一重要的情报；于是故意宴请陶大来，让他不得脱身。萧孚泗自领亲兵一百余名飞奔涧西村，将李秀成押解而归。后来乡民为替李秀成报仇，将王三清捉去，“杀而投诸水中”。

两说稍有不同，但李秀成终究沦为了湘军的阶下囚。

忠王李秀成被俘之后，英国翻译官阿拉巴斯德见过他，他被关在一个六平方英尺的木笼里。

《能静居日记》记载，忠王李秀成被俘当天就被囚禁在大木笼内：

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是日作大木笼，纳忠酋于内，另一笼差小，纳伪王兄。

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历史系教授柯文南的一篇中文论文也引用了阿拉巴斯德关于这件事的描写：

“我去看他们如何对待忠王。我发现他坐在地上写供词。他的脸刮得很干净，穿着简朴但整洁，看上去他得到了很好的照料。
出于安全考虑，他的右腿上有镣铐，他们还建造了一个六平方英尺的、敞开的监狱，或者说笼子，他被关在里面。
哨兵们昼夜看守他，但我想他没理由抱怨格外严酷的待遇。我不愿打扰他，便静静地走进去，某人冲他喊叫，他就转过头，站起来，用我的姓名向我打招呼。
这时我不得不说几句，故只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像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人无意之中同情他。”

阿拉巴斯德的同行者路易·艾黎补充道^[92]：

“阿拉巴斯德是最后一个见到李秀成的外国人。他是在南京认识李秀成的。李秀成对他说，他所看到的这个人（指李秀成自己）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李秀成对自己还可以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写一些有关起义的历史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在南京的档案都已经丢失。尽管他受到了残酷虐待，但他仍然显得平静和镇定，保持着尊严。”

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则记载，在曾国荃的湘军吉字营，有提督、总兵对着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李秀成跪拜高呼“王爷”，曾国藩惧怕李秀成一呼百应的崇高威望，虑生他变，于是打算将其斩首正法。

《世载堂杂忆·大审忠王》：

湘绮著《湘军志》，叙李秀成事，词涉曾国荃，略云："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议生致阙，及后见俘寇皆跪拜秀成，虑生变，辄斩之。

曾国藩也在奏折中记载，李秀成被关入囚笼之后，曾经是太平天国松王，后投降湘军吉字营主帅曾国荃的陈得风非常敬重李秀成，见之即拜，曾国藩“以其人心未去，党羽尚坚，故决计就地正法”。

臣在皖时，声明该酋应如何处理，到营察酌具奏。到后知其被缚时，民人助之，杀伤亲兵某某，又已入囚笼，而伪松王陈得风尚为跪拜。臣以其人心未去，党羽尚坚，故决计就地正法。

《太平天国战记》同样记载：

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

1864年7月23日清晨，曾国荃熟睡之中，听说李秀成已被拿到，朦胧之中，仅穿短衣，便急着出来审讯他。

李秀成置于木笼中，由四个健卒抬来。

曾国荃端坐大堂，数次问话，李秀成傲然视之，不发一语。

曾国荃觉得在众人面前太丢面子。他手握铁锥，对着李秀成遍体狠刺，血流如注(“短衣握锥，独身走出…遍刺以锥，血流如注”)。

李秀成将身直立，大喝道：“曾九，各为其主，且兴灭无常，今偶得志，遽刑我乎？”

赵烈文怕曾国荃当场把李秀成杀了，不好交代，随即附在曾的耳朵悄悄地说：“这是大酋，不可随意处刑。”

曾国荃更加暴怒，于座位上跳起来说：“此土贼耳，有什么必要留下来，难道要送往北京去吗？”说着又命亲兵拿着小刀子，狠狠宰割李秀成的手臂和大腿，鲜血不断地流下来，而李秀成仍旧挺直胸膛，不为所动(“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93]。

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仅有十六天，当时他被囚禁在曾国荃的行辕，即侍王府，时值酷暑，他每日趴在木笼的地上，一边忍受伤口溃烂的疼痛，每天写七千余字的供词，写了九天，总共六万余字，记载了太平天国十三年的兴衰史，总结了太平天国的“十大误”。

《太平天国战记》记载，李秀成在开始动笔撰写自述之前曾对满清官吏说道：“速将纸笔取来，我要把我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史馆实录已经被你们焚毁殆尽，我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完备记录下来，谁来传予后世？”

国荃盛陈仪卫，讯焉。秀成背立言曰：“何必尔？速以纸笔来，吾当书焉。吾史馆实录，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乃囚之木屋，为置几榻，令二竖侍之，日给甘馔，授纸笔，秀成日书七千余言，自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凡十日而毕。

李秀成自幼家贫，接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但赵烈文读了其自述，暗叹“事理井井”；英国洋枪队头目威尔逊（AWilson）也在所著《常胜军》中大赞供述“层次井然”。

曾国藩将李秀成的亲笔供述“其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亦均删之”，不旬日在安庆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别呈赠军机处和地方大吏，现今见存的《李秀成供》只有27818字。

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曾国藩故宅获见李秀成亲供手迹，补抄被曾国藩删除的5600余字（仍脱漏约2880字）。罗尔纲先生从笔迹、内容等方面详加考证，指出李秀成的亲供手迹虽不完整，但确系出自他本人的手笔。

比较曾国藩删改的《李秀成供》和曾家收藏《李秀成亲供手迹》，历史学者们发现曾国藩删除了大量关于湘军、淮军丑恶事迹的内容。

曾国藩把《李秀成亲供手迹》中“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用朱笔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解送前来”；到抄送与清廷，刻版发行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他之所以一改再改，就是要突出攻破南京之后，湘军抓获李秀成的最大战功。

同时，曾国藩删去《李秀成亲供手迹》中“攻克苏州等县”文字之下“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助”一句，曾国藩似乎有意顾全门生李鸿章的体面，维护其名誉。

曾国藩还篡改了诸如洪秀全之死、南京军情等内容，毕竟在曾国藩的上书中，洪秀全乃是畏罪服毒自杀，而曾家收藏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却写明洪秀全是病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

《李秀成亲供手迹》中，洪秀全病死的说法反而得到更多太平天国诸王供述的佐证，誉王李瑞生说：“四月二十日，洪秀全身故”，昭王黄文英说：“那伪天王洪秀全系今年四月十九日在南京死的，传说因发肿病死的，有的说因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南昌府又供》)，洪天贵福说：“四月初十日老子起病…后我总未见他了。十九日老子死毕，是遣女官来葬的”、​“本年四月十九夜四更老子病死”(《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一、二》)。

曾国藩还删除了对太平天国有利的供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英法联军曾经联系洪秀全，想与他平分中国，但却被洪秀全严词拒绝。

《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

“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渠)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

这样的说法并非孤例，在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日黄畹《上逢天义刘肇钧书》亦有说明：

“英法公使巴学礼、水军提督巴克从轮舶前诣天京，请诸大臣转奏天王无加兵于沪，而天王睿衷未可。诸大臣谓无论前日百里之约不能从命，即今日加沪之兵亦必速至，取天下岂能顾通商大局，况中外肯和，则通商之局亦无所室碍。巴公使不悦而去，因此欲战之意已决。”

在《李秀成亲供手迹》末尾，李秀成还声称，自己要购买大量军械，抵挡英法联军的入侵。

戚本禹在1963年《历史研究》中，说李秀成“忠王不忠”。曾家收藏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完全驳斥了这一看法。

曾国藩删改的《李秀成供》中，李秀成称：“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及“若我有此本事，降收我之部众”两语。而曾家收藏的《李秀成亲供手迹》中只有“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 ”，并无“投降”二字。

在曾家收藏的《李秀成亲供手迹》中，李秀成只是想让曾国藩网开一面，令太平军余部卸甲归田。毕竟天京已经陷落，再做无谓的抵抗实在无益。如果李秀成的建言得到采用，就可以立马拯救无数太平军将士的性命。

李秀成连续写了十天，供述仍未写完，第74页已写满，但想写的却未写完：“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知也，如知……”

曾国藩1864年8月6日（同治三年七月初五）呈报给慈禧太后的奏折^[94]：

“辄于七月初六日将李秀成凌迟处死，传首发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

实际上，曾国藩故意瞒上，李秀成并非被凌迟处死，而是施以斩刑。在此之后，曾国藩也称洪天贵福自焚而亡，显然与事实不符。

《能静居日记》记载：

“李秀成伏法……中堂令免凌迟，其首传示九省，而棺殓其躯。”

1864年8月7日（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清晨，曾国藩命候补知府李鸿裔通知李秀成今天要处决他，李秀成视死如归，在《自述》中写道：“死而足愿，欢乐归阴”。^[95]

《能静居日记》记载，赵烈文曾问李秀成：“汝今计安出？曰：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遣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

到了傍晚，李秀成谈笑自若，从容走上刑场。

《能静居日记》又记载，李秀成在临刑前“作有《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这“绝命词十句”后来不知所终，让人不觉遗憾。

1956年，太平天国历史学者王重民先生路过上海，与人谈及太平天国兴衰轶事，提及这件遗憾事。

于是，有人提供了李秀成的“绝命词十句”，关于其来源，是“时有安徽歙县茶商汪某。于天京失陷后不久赴广东经商，路过南京，夜船停泊于河畔。闻舟中外国传教士所述。据传教士说，此词得自两江总督衙门，乃李秀成临刑时所作，为传递者事后追记，此后在衙门中传诵。汪某把此事记录于帐簿日记中。在途中，他将此事与小火轮上的外国商人讲述；嗣后，汪某至澳门推销茶叶，又将得闻的李秀成‘绝命词’一事在该处传开。内容是：新老兄弟听我歌，我歌就义活不多。心有十条亲天父，不容天堂容妖魔。新老兄弟听我歌，天堂路通休错过。太平天日有余光，莫把血肉供阎罗。”

这首“绝命词”倒是符合赵烈文所说“无韵而俚鄙可笑”的特点，但只有八句，而且内容和句式完全不是《李自成自述》的风格，十分可疑。

赵烈文说李秀成“作绝命词十句……付监刑庞省三”，刑监庞省三是山东宁津县人庞际云的字，审讯李秀成时，他负责在现场做笔录。

李秀成是广西梧州府藤县人，只会说梧州府的客家话，审讯时，庞际云和曾国藩很难听懂李秀成的客家话。为此，审讯时，不得不给李秀成准备了笔和纸，遇到听不清楚的地方，就让李秀成通过写纸条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思。

李秀成曾在纸条上写了28字：“胡以晄即是豫王，前是护国侯，后是豫王。秦日昌即是秦日纲，是为燕王。”庞际云后来将这28个字装裱成“忠王答辞手卷”，当做传家宝一样珍藏。

那么他应该不至于把李秀成的“绝命词”遗失。

根据姜涛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分析，李秀成“绝命词十句”其实是夹杂在《李秀成自述》中的“天朝十误”。

姜涛解释道：“既然曾国藩于初五日晚间的提审讯问已在事实上打断了李秀成有关供述的写作，而初六日当天他又派人明确无误地通知要将其处死，李秀成在就义当天所能留下的显然只应是重起炉灶另行开头的较为简短的总结性文字，而不可能接着此前文稿的中断处继续写作。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写有“天朝十误”的这一张纸（总共323字）。此类总结性文字虽然字数不可能很多，但斟酌颇费脑力，可以想见，李秀成在就义的当天也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写作其他的内容了…‘天朝十误’尽管貌看也有寥寥数语的‘小序’和随后整齐排列的十来句‘正文’，但在字句上却并不押韵，所以才被赵烈文认定是‘无韵而俚鄙可笑’而作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事业的最后总结，‘天朝十误’在内容和风格上和在此之前所写的‘供词’却又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写作所用稿纸亦同为印有“吉字中营”字样的帐簿），因而最终它还是和其他‘供词’被收到了一起，——只不过是在装订时被摆错了地方。”^[96]

1864年，李世贤在溧阳出城作战时，他的副将据城叛变，这位副将在掠夺侍王宫殿时获得了据说是忠王李秀成的宝剑，这把宝剑转而落入戈登手中。

戈登死后，戈登的弟弟于1886年将剑赠送给了剑桥公爵——该剑桥公爵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堂兄弟，1885年到1895年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柯文南先生经过辗转访求，从剑桥公爵的孙辈中高价购得这把宝剑，1961年3月将其送回中国，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戈登《关于1864年3月11日在溧阳缴获的忠王剑的笔记》^[97]：

这把剑由太平天国的皇帝天王赐予太平军总司令忠王，在他们的国家是尊贵的剑。它旨在告诉太平军，持有人忠王有权立刻处决可能犯下罪行的任何人，而无需向天王报告。
真正的中国皇帝们会在执行任何重要的任务时赐予高官们象征性佩剑，假皇帝天王复制了这种已经过时的做法。
苏州失陷后，忠王前往南京，于是他把剑留给另一名叛军首领侍王。忠王不在时，侍王保卫太平军地区，但他运气不好。他离开在溧阳的住所，迎击训练有素的中国人军队。当他不在时，他的副司令洗劫侍王府，对他关上城门，献出城池。这把剑就是在侍王府找到的。
在一切非常重要的场合，忠王身后的一名传令兵往往拿着这把剑，它被放在绣有龙的黄色丝绸匣子里。
目前为止，忠王是最有进取心、最勇敢的叛军首领，在他眼皮底下的太平军会更加积极地战斗，任何时候，只要他一来，就等于太平军多了10000名援军。7月南京陷落，他被俘了，9月他被处死，留下了他写的关于自己的历史，他在其中哀叹同僚们犯下的错误。
C·G·戈登

《戈登关于忠王宝剑的家书之一》(Alfred Edmond Hark,Chinese Gordon)节选：

赐给我的黄马褂是中国的常规荣誉，大约20名满族高官被授予黄马褂，它代表接受者被纳入皇帝的卫队。我会尽快给你寄来关于黄马褂的制度的历史等等。我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感兴趣，但我想你和我的父亲会喜欢。我会设法让F·布鲁斯爵士把忠王剑送回国，某位天将的军旗包裹着这把剑，这名天将倒毙在这面军旗上，你会看到旗帜上有他的血痕。
1863年12月苏州陷落后，忠王在无锡把剑给了侍王（溧阳叛军首领）。当时忠王感到厌烦，他决定返回南京，暂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中国皇帝赐予曾国藩一把剑，这份礼物许可曾国藩处决任何地位的人，而无需对北京报告。事实上，这是权力的象征。

《戈登关于忠王剑的家书之二》^[98]：

我把忠王剑寄回家了，某位天将（仅次于王的叛军首领）的叛军军旗包裹着这把剑，这名天将倒毙在这面军旗上，你会看到旗帜上有他的血痕。1863年12月苏州陷落后，忠王在无锡把剑给了侍王（溧阳叛军首领）。当时忠王感到厌烦，他决定返回南京，暂时没有采取进一步积极行动。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中国皇帝赐予曾国藩一把剑，这份礼物许可曾国藩处决任何地位的人，而无需对北京报告。事实上，这是权力的象征。南京的叛军首领天王赐予忠王这把剑，允许他行使和天王同样的权力，忠王被召回南京时，他交给侍王的首领和最高指挥权的象征正是这把剑。1864年3月9日，我在溧阳得到这把剑，剑上有忠王的名字“李秀成”，忠王的意思是忠诚的王。忠王后来在南京被帝国军队俘虏，并被千刀万剐。

不过，忠王剑可能是侍王剑。

第一，在剑上镌刻大名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刻“万古忠义”等字更符合太平天国的礼制，西方人倒有直接在剑上刻名字的传统；第二，从上图可以看出，剑身的李秀成三个字的笔法并不美观，特别是李字的结构搭配十分不协调，如果真是太平天国官方镌刻，那么不大可能出现如此不讲究的做工。

结合戈登笔记和家书的记述，这把忠王剑应该是侍王剑，但是戈登敬重李秀成，希望珍藏李秀成相关的物件，因此一厢情愿地认定这把宝剑就是忠王剑，甚至让匠人在剑身刻下李秀成的大名。

李秀成被清廷杀害之后，《洪福异闻》记载：“试观忠王就地正法，中外尚哗然”。

丁秉衡记载：“民间焚纸钱，灰积如阜”，满天的纸钱堆积如山。

梁启超记载：“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99]

忠王李秀成统治苏州期间，民间共为其立碑坊两座，其中一座苏州忠王报恩牌坊，被清军砸去右上角，废弃于地。

丰乐桥附近的民众为防石碑再遭破坏，冒着生命危险，将之悄悄地移至桥堍的一家理发店的屋旮旯里藏了起来，这一藏就藏到了1905年，因居民翻造房屋，被俞天愤发现，抬到琴南初等小学，拓了碑文，石碑才得以重见天日。

另一座在阊门外，是一块刻有“民不能忘”四个大字的白石牌坊。可惜李鸿章攻下苏州后即据碑尾列名官绅勒索巨款，官绅惧灭门之祸，便将碑坊赎回之后搥碎^[100]。

李秀成攻陷杭州时巡抚王有龄自杀，他闻有龄清誉，又叹其忠烈，李秀成命将其尸身“ 用棺木载之”，又召集王有龄部下，当众声明：肯来太平军的就来，不来的请自便。不来的人任其回乡，随身的各种金银物件，不准兵拦。

随后，李秀成点了500亲兵，动用了15条船，花了3000两银子，护送王有龄的棺木回乡安葬。

《鳅闻日记》称李秀成：

“假作仁义，慈爱军民，约束手下各头目，勿许杀害良民，无故焚掠。叠出伪谕，远近张贴，招徕四民开设店铺，俾各复业。释放男女难民出城。”

李鸿章在《分路规取苏州折》中佩服李秀成用兵之狡狯，又恨其对太平天国反清事业之忠勇：

“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我曾经屡次见到忠王在国人中间享有极高的声望，我们每过一地，人民全都夹道欢迎他的到来。我曾问过许多人，他们众口一辞地说，忠王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他尊重并保护最微贱的农民的权利。太平军首领大多为百姓所拥戴，也有少数为百姓所不喜。所有太平军首领都被认为比清军好得多，可是没有一个太平军首领象忠王这样为百姓所热爱。”

日意格(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在《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中记载：

“我提到江苏的士兵们仗打得很好。他说，许多士兵都是倒戈过来的从前的叛军，清军打仗绝不可能打得这么好。每一个人似乎都对忠王极为爱戴。据他们说，忠王是个开明之士，对待被征服地区的民众较为宽厚。他们还说，欧洲人总是受到忠王很好的接待。这一点确是事实。”

戈登在给母亲的家书中如此称赞李秀成：

“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像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
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具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

梁启超在所著的《李鸿章传》尤为推赞忠王，几至无以复加：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巨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唯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时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后，号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入曾营，纵火哗噪。时官军积劳疲惫，战力殆尽，骤遇此警，几于瓦解兽散，幸彭毓橘诸将率新兵驰来救之，仅乃获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坏廿余丈。曾军将叱咤奋登，敌兵死抗，弹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余人。众益奋发，践尸而过，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决死志，以所爱骏马赠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敌大小将弁战死焚死者三千余人，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城中兵民久随洪氏者男女十余万人，无一降者。自咸丰三年癸丑秀全初据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案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
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
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

十一、公等皆去，二十年后再相见：英王陈玉成

1861年英国爵士巴夏礼在黄州会晤陈玉成的报告：

The doors of the principle hall, which usually stand open, were kept closed until we put foot upon the steps, when they were suddenly thrown back, and we saw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hall, a young-looking man, robed in a yellow satin gown and hood embroidered with dragons.
翻译：主厅的门通常是敞开的，但直到我们踏上台阶，门都是关着的。门突然被打开，这时我们看到厅堂中央庄严地坐着一个相貌年轻的人，他穿着绣有龙纹的黄缎袍，头扎绣花头巾。
He gave his age at 20 only, but this is, probably, five or six years under the mark.
翻译：他自称只有20岁，但他的年龄很可能要再加五六岁。

《吴云执吴煦函》（1859年5月16日）：

“昨晤张军门，知渠现掌大旗之人，即系四眼狗之先锋投诚过来，云及四眼狗仅只二十四岁。其名四眼者因两眼下有黑痣二块，形如双目，故得此绰号，亦天生恶物也。”

《星烈日记·丁巳五月二十日》：

“贼酋伪成天豫陈玉成，绰号“四眼狗”，以其目下有二黑痣也。”

《弢园笔乘》：

“陈贼两目下有黑点，状若目睛，贼中因呼之为四眼狗，势方横甚。”

《太平天国战记》：

“玉成眼下双疤，军中号四眼狗，饶勇富谋略，十九当大敌，二十三封王。”

《桂平县志》：

“陈玉成，居宣一里寻线村，世称四眼狗，原名文丕，秀全为易名玉成。”

《平定粤匪纪略》：

“伪英王陈玉成，人呼为四眼狗，两眼胞下各有大痘瘢如四眼……凡狗以子交母，则脸上有白点，玉成固其类尔。”

《坦园诗录》：

“天狗声豗陈吊眼，人熊力屈李伸钩。”

1856年8月《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August 30, 1856)称陈玉成是“四眼将军”，1858年8月德兴阿奏疏中称陈玉成为“四眼丞相”(“陈玉成伪号成天安，又号四眼丞相，与李受成、李兆受皆洪逆之骁悍心腹也”)。

《被掳纪略》：

“人(陈玉成)身体不高，面黄白色，声音出林，两眼下各长一紫痣，故号‘四眼狗’。”

徐珂所编《清稗类钞·异秉类·张文达为箭雍后身》：

“后粤寇难作，其酋有绰号四眼狗者，为陈玉成，睫下有双黑子，所向无敌。”

《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藤县大黎陈运初述》：

我祖先是从鹏化窑口搬来的，到现在已有十五代了。始祖叫陈珦公，他的第二子叫孔德，陈玉成就是孔德的后代。我和陈玉成隔四代了。陈玉成小时曾经做过小工，给人家舂墙盖房子。他两边眼下有黑痣，人家叫他“四眼狗”。

起初，陈玉成的绰号“四眼狗”是太平军自己取的，并不是清军对他的蔑称。

成书于咸丰五年的《贼情汇纂》记载，“群下讥（陈玉成）为四眼之人”。即在咸丰五年的时候，陈玉成已有了“四眼”的绰号，

咸丰九年，“四眼狗”之称逐渐在清军推广。咸丰十年初，“四眼狗”才成为了清廷对陈玉成的标准蔑称，以至于1861年时英国人富礼赐都知道four-eyed-dog是指陈玉成。

湘军重视经略安徽，和英王陈玉成多次交手，于是把“四眼狗”当做诬称使用。

咸丰九年曾国藩奏折提到陈玉成时还是多用名字，但是他给彭玉鳞等湘军将领的书信已经常使用四眼狗。

咸丰十年正月十五日，胡林翼、官文、曾国藩的一份联名奏折提到陈玉成即四眼狗。

从此以后，四眼狗在清方奏折和书信中的出现频率大大增加，迅速成为了清廷对陈玉成的蔑称。

咸丰十年上半年胡林翼提到四眼狗时往往还要补一句“四眼狗即陈玉成”，此后他就直接称呼陈玉成为“狗逆”、“狗”。袁甲三，胜保，曾国藩等人也是如此，他们惯用“狗逆”来称呼陈玉成，曾国藩提到陈玉成的叔叔陈时永也直接称作“狗叔”。^[101]

英王陈玉成虽然两眼之下有黑痣，人称“四眼狗”，但却是貌极俊秀的美男子。

这是林宇腾绘制的英王陈玉成画像：

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述陈玉成的长相：“貌甚秀美，绝无杀气”。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史》卷下《胜保事类记》中记述胜保机要秘书张承涛与冯鲁川、裕庚曾亲自提讯陈玉成，记述其相貌为“貌极秀美，长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点，此四眼狗之称所由来也。吐属极风雅，熟读历代兵史，侃侃而谈，旁若无人”。

梁溪坐观老人，据考证名为张祖翼，为张承涛之子。他的记述即使不是其本人所见，也至少来源于亲自见过陈玉成的其父张承涛，故该处关于陈玉成相貌的描述最为真实。^[102]

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高度称赞陈玉成和妻子吕氏的容颜，说“在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中间，他们俩人是最漂亮的”，并为他编造了一段才子佳人的神话，说他“用兵神速，足智多谋”，“具有卓越的胆识”。^[103]

不过，满清对于太平军将领极尽诋毁，陈玉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统帅，自然成了满清文人极力丑化的对象。

冯子材说陈玉成“凶悍为诸贼冠。”

《清史稿·洪秀全传》：

“玉成凶狠亚杨秀清，而战略尤过之。”

《被掳纪略》：

“曾文正奏折有云：‘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陈玉成)之悍者’。”

戴德坚的《蓬莱馆尺牍》：

“(陈玉成)凶狡杰出，善摧大敌，近世罕有其匹。”

《贼情汇纂》：

“玉成舍己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贼中最为可恨！”

胡林翼把陈玉成看作是唯一的威胁，在1861年5月写给多隆阿的一封信中说：“贼中精锐，只四眼狗一支耳，他何足虑耶！”

《咸丰八年六月李孟群奏》：

“臣查逆首伪承天豫即四眼狗夙称狡悍。”

《咸丰九年三月十八日和春奏报》：

臣查陈玉成即绰号四眼狗，系百战渠魁，为各路悍贼之冠。

《咸丰九年九月和春奏》：

“臣接阅之下，莫名焦愤。查逆酋陈玉成即四眼狗，凶顽狡谲，诸贼惟其指挥。”

《咸丰九年五月十五日胜保奏报》：

贼匪四眼狗陈玉成为粤逆洪秀泉爪牙，凶悍狡猾，贼中称最……洪逆以陈玉成所至能出死力，伪封英王。

《胜保奏报设计生擒伪英王陈玉成并拟槛送京师折》：

查狗逆为粤匪中著名首逆，凶悍异常。

《星烈日记》：

“陈逆素号能军，今观其布置营垒，调遣队伍，颇有法度，信非虚语，此贼不灭，两湖未能安枕……四眼贼之能战，近世罕有其匹。”

《江表忠略》：

“江淮间犹称陈玉成兵略、石达开威仪器量为不可及。”

薛福成的《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

“(陈玉成)鸷勇悍锐，却非秀成可及。”

洪仁玕被俘之后，仍然对陈玉成的兵败痛惜不已^[104]：

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威军势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

《被俘纪略》作者赵雨村（刀口余生）曾经参加过太平军，他这样描述第一次看见英王陈玉成的盛壮景象：

随黄大人至丙子铺，云英王到庐州府，见大队直过七日，始见英王到。河内炮船塞河，上下十里许，如履平地；陆路数十里跪道。
见英王骑一白马，遍身皆黄。万马营中，余一见问众曰：“彼骑马是何人？”众答云：“英王。”始知英雄自有真也。

英王陈玉成到达庐州，炮船堵塞河道，上下十里都是英王船队，陆路数十里跪满了人，陈玉成骑着一匹高头白马，雄姿英发，遍身黄袍，犹如北齐美将军兰陵王再世。在一旁跪道偷看的赵雨村心忖：原来传说中的英雄是真实存在的，他现在就活生生的在我眼前。

赵雨村又说陈玉成生平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更说他“威名震天地，是天朝第一好角色。”

张星焕的《皖游纪闻》记载，英王陈玉成自安庆为曾忠襄所败，全军皆没，穷无所归，走凤阳投苗沛霖。苗沛霖匿而不见，使其侄苗天庆缚献胜保。胜保克日亲讯，陈玉成长立不跪，大笑道：“尔乃我手中败将，有什么资格高坐审讯我？”(陈立而不跪，大笑曰：”而乃我手中败将，尚靦然高坐以讯我乎？”)

胜保幕僚裕庚、冯志沂、张承涛往见陈玉成，陈玉成侃侃而谈，毫无惧色。裕庚询问太平天国诸王哪个最有才干，陈玉成答道：“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

陈玉成被苗沛霖的团练囚禁在船上，准备解送至胜保大营时，已经被缴械的部下三千余人目睹此事，皆跪在河畔失声痛哭。陈玉成哽咽说道：“公等皆去，二十年后再相见！”

《啁啾漫记》：

及被挚，坐舟中，所部三千人伏河畔痛哭。玉成命左右启篷面之，流涕曰：“公等皆去，二十年后可相见也。”三千人者皆大哭失声。

《被掳纪略》记载，苗沛霖未敢与陈玉成见面，晚饭时，苗天庆戴着蓝顶花翎出来行礼，跪禀英王道：“叔父看清朝洪福过大，祈英王同享大清洪福。”

英王大怒，指着苗天庆的鼻子骂道：“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

英王所带仆射及六部各丞相皆欲动手，英王道：“可以不必。”^[105]

第三日，苗沛霖将英王陈玉成送与胜保。

胜宫保高坐中军帐，旗帜枪炮排列森严，凡带兵营官皆要站班，耀武扬威。

英王上去，左右叫跪。英王两眼一瞪，大骂道：“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云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灭，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你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

胜保想招降他，陈玉成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106]

临刑前，陈玉成自述道：“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我受天朝恩重，不能投降，败军之将，无颜求生。但我所领四千之兵，皆系百战精锐，不知尚在否？至我所犯弥天大罪，刀锯斧砍，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干。”

陈玉成与胜保幕僚裕庚的谈话，没有一句涉及到自己的私事，也拒不吐露关于太平天国的任何情报，供述只有短短的一页纸671个字。而根据《胜保事类记》的记述，陈玉成的供述并不是亲笔书写，而是裕庚笔录。

14岁刚加入太平军的陈玉成可能是这副模样：

1853年四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陈玉成受封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负责主管粮食事务。

1854年六月，十六岁的陈玉成带领五百人敢死队冒死登上武昌城，一举夺取该城，因此大功被提拔为“殿右三十检点”。

1856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陈玉成与李玉成收到杨秀清的指令，从镇江方向将清军包围，迫使清朝大将吉尔杭阿溃不成军，最终被迫自杀，此后，陈玉成横扫江南大营的清军，导致前线钦差大臣向荣被迫自杀。

1858年，陈玉成二破江北大营，打通了水上封锁，并攻克六合关键峡口，紧接着与捻军合作，在这一年年底打出了太平天国后期战役浓墨重彩的“三河战役”，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导致湘军之一大将李续宾的自杀。

胡林翼称：“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

1859年，二十三岁的陈玉成又因赫赫战功，作为天京事变之后，洪氏本家之外，第一个被封王的人。洪秀全明确表示“外事不决问英王”。

1862年四月，庐州失守，陈玉成突围之后受苗沛霖的蒙骗，北上寿州与苗沛霖会合，反被苗沛霖擒获交给了胜保。

1862年六月四日，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西教场地面被凌迟处死，年仅二十六岁。

《耕余琐闻》记述了陈玉成赴刑场的情景：

“陈四眼狗名玉成，或言为某省某官之孙，十三岁时，被贼掳去，因眼下有两黑记，故有此号。其在延津正法，人见其身穿兰纱袍，而不系带，头束黑绸而下垂，足穿黄绫鞋，死年二十七，使其死于江南，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不仅受凌迟之罪矣。”

《啁啾漫记》记载，在刽子手的尖刀凌迟下，陈玉成“颜色不变，屹立受刑，肉尽而尸不仆”。

英殿兵马是歼灭湘军、淮军与八旗主力最多的太平军部队，张乐行，李成等淮北大将仅在1860年就给予僧格林沁所部八旗三次毁灭性痛击，将僧王的军队从淮北追至济南，打死七八个八旗都统。

清廷自认半年丧失披甲旗丁近万，相比在八里桥与张家湾，清军对抗两万英法联军也不过自认丧失八百披甲兵，陈得才在汉中一战全歼北上湘军近万人，不亚于三河大捷之功，后面又合围僧王所率关外八旗与四省兵，陕西布政使在日记中称清军伤亡失踪者不下十万众。

整个太平天国战争当中，反清义师大部分对湘淮军与八旗的歼灭战都出自英殿诸将之手，从更远的历史来看，有清三百年以来，无论明朝正规军与其他的反清义师对清军精兵的歼灭战都很少，而这很少的歼灭战，大部分都出自十年之间广西农家的少年英雄陈玉成与他的部将之手，一个兰陵王一般秀美的女相美少年成了万恶的清廷最大的恐惧，这是何等的奇迹呢？

可惜英王陈玉成无后，未能将自己“雌雄同体”、“刚猛又俊秀”之优等基因传承下去，自称英王王娘的蒋桂娘和英王嫡孙陈慎初，都因实物证据不足，不符合太平天国史事，不被学界重视与采信。

陈慎初之说见于《藤县文史资料》第五辑之《英王陈玉成的两位夫人及其后裔》（黄汉超）与第十一辑之《忆述太平天国英王嫡孙陈慎初先生及其祖父辈的一些经历》（黎开模）。

按照这两篇文章的说法，1860年陈玉成娶妻蒋桂娘，1861年蒋桂娘生陈天宝，天京城破前蒋桂娘带着陈天宝逃至湖南资兴，陈天宝于此长大，后生陈慎初。

1926年，蒋桂娘告知陈慎初其身世真相，要他回藤县定居。1952年，陈慎初被诬告为贪污犯。1980年陈慎初回藤县探亲。1985年为其平反。

其中更大的破绽是陈天宝名字中的天字是避讳字。太平天国有严格避讳制度，虽然陈玉成文书中偶有犯避讳现象，但给亲生儿子取名不同于日常公文往来。

蒙得恩作为洪秀全宠臣，尚且因为犯避讳从蒙得天改名蒙得恩。就算陈玉成自己忘了天字犯讳，英殿文书官员也会提醒他的。

此说还有两个破绽：一是蒋桂娘如何逃出天京围城。天王府、忠王府等府女眷均未逃出，蒋桂娘一人带娃又如何逃生？

二是早在1926年蒋桂娘便已经告诉陈慎初他的身世，并要他返回故里，为何他直到1980年才说出身份并认祖归宗？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陈慎初老先生直到1985年才被 平反，合理解释是，他为了尽快获得平反，便借用了英王嫡孙这一先烈后裔身份。

黄汉超称陈慎初把陈玉成生前的佩剑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可湖南省博物馆从未展出过陈玉成相关遗物，也从未声称收到这些物品。

学界也从来没人给陈慎初的说法背书（钟文典倒是提过，但他的意思是“我听闻发现了陈玉成后人，希望各位能够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考证下去”）。

陈玉成在安庆有王娘和子女(见《巴夏礼安庆报告》)，但安庆陷落后，陈玉成的家人作为太平军的眷属难逃一死，他们或者自尽，或死于湘军的屠杀。

天京城破后，时人记录里提到陈玉成后人的只有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的曾国藩奏折。

曾国藩称在皖南发现"伪幼英王陈逆、伪幼忠王李逆及伪幼孝王等"率领的太平军，清军冲杀这支队伍，幼孝王阵亡，幼英王和幼忠王下落不明。

这份奏报里的幼英王和幼忠王是曾国藩捏造的。

同治三年九月左宗棠俘虏李容发，李容发说李秀成亲生儿子才两岁，随洪天贵福等逃走，后来在江西也确实拿获李秀成的幼子李其祥。

显然那位领军在皖南和清军战斗的幼忠王是曾国藩编造的。幼英王同理，陈玉成的儿子就算活着也肯定年纪很小，不能带队。

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的文书《天朝爵职称谓》否认了幼英王的存在。

《天朝爵职称谓》列了很多太平天国王爵封号，包括列李秀成为真忠军师、陈玉成为勇忠军师。

李秀成封军师是在1863年，也就是说《天朝爵职称谓》成书于陈玉成死后，勇忠军师是对他的追封(陈玉成生前也从未用过军师名号，更证明头衔系后来追封)。

太平天国制度是父爵子袭，如果1863年时陈玉成留有子嗣，则其后人应袭爵为勇忠军师幼英王。

然而《天朝爵职称谓》列了右辅正军师幼东王、前导军师幼南王、左弼又正军师幼西王(幼东王和幼西王的职衔左右大约记反了)、幼豫王，却没有列幼英王，只列了追封的勇忠军师英王。

也就是说，1863年太平天国并不存在幼英王，那么陈玉成没有留下亲生或过继的子嗣也可以想见了。^[107]

与太平天国领袖的影像图画寥寥无几相比，清廷贵族官员之影像资料倒是十分丰富：

我们再来看一下19世纪70年代，被日本吞并前，保留古朴汉服的琉球士族的服饰衣装：

十二、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1864年法国画刊《Le Monde Illustre》刊载的太平天国天王府真神荣光门铜版画：

清代画家彭鸿年所绘《湘军平定粤匪战图》中湘军洗劫天王府的场面，可看到天王府的大门、高墙和后林苑中的亭台楼阁，是一幅非常写实的画作：

《御制平定太平天国战图》的《金陵各营获捷战图》(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中的太平桥、天王府、勇王府和明瓦廊等等景观^[108]。

十三、雕梁彩绘今犹在，姑苏城外已无人

1863年被清军占领的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入口照片^[109]：

这张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入口的照片拍摄于1863年12月初，那时太平军已从苏州撤出，为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所拍摄。

英国肯特的皇家工程兵博物馆存有11张威廉·桑德斯拍的照片(档案号：CHARE4801109.2)，大多数照片都在1864年3月12日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以版画形式刊发过，余下几张单编为一册，原为安德鲁·威尔森(AndrewWilson)所著《常胜军：戈登中校所领导的在华战役及镇压太平天国之经过》(The'Ever- Victorious Army’History oftheChineseCampaignunder Lt.Col.C.G.Gordon，C.B.R.E.and of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68年出版)一书所配插图。

这本相册前附有一篇约翰·汤姆逊的序言(参见本书第四章之相关内容)，文中说：

戈登中校攻苏州城时，留有一组照片资料。由于拍摄环境险恶，照片质量自然无法同安稳妥当的风景照相比。但对于想了解战斗情况的人来说，已经十分难得。照片前面还附有“常胜军”主要将领的名片小照。

相册中的10张名片小照不知出自何人之手，随后即是苏州战斗的12张大尺寸蛋白照片。虽然没有署名，但画面与《伦敦新闻画报》所刊版画无异，另有一张“清军卫兵”照片画面购与皇家工程兵博物馆所藏照片相同。

此副本，12张大蛋白照片的标题如下(其中编号1、2为名片小照，此处略去不计) ：

3.与戈登中校协力破敌的清军程将军。
4.戈登中校的清兵护卫队。
5.苏州城周护城河，摄于娄门(Sowuim)即东门。画面中可见苏州城城墙。
6.娄门(误拼作“Sowuim” )即苏州城东门。
7.苏州城城墙根下护城河。
8.苏州北寺塔。
9.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入口。
10.忠王府大厅与内院。
11.苏州城前清军立的栅栏。太平天国九位王爷在此被砍头。
12.栅栏内，清军军营。
13.苏州附近大运河上的桥梁。
14.宝带桥(Patachio) 的长石桥。戈登中校于此传奇脱险

由此看来，相册可以断定为桑德斯的作品。不过，因为照片质量不尽如人意，桑德斯在结集出版这些照片时，除了稿费等经济补偿外，并没有要求署名。

当时有人对这批照片曾作出过中肯的评价：“从拍照技术上来讲，很多照片并不让人满意，有些甚至不太合格，恐怕是受环境所限……”(《伦敦与中国电讯报》，1868年11月30日，第559页)这本相册迄今只有一件副本流传，藏于美国西南部德州首府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

忠王府入口左侧设有一面登闻鼓。

太平天国从天朝宫殿和东王府以至各地首长衙门都设置登闻鼓，凡有冤抑不伸的人都可前来击鼓，要求审断曲直，平反冤狱。

这种登闻鼓制度，不仅行使于法制方面，保护人民的利益，使民气得伸，就是对国家大事也同样可以击鼓上闻。

1858年夏，天京被围困，李秀成请求出京调兵解救，洪秀全不准。过了几天，李秀成见情势紧急，就到天朝宫殿入口击鼓，请求洪秀全登殿重议。李秀成击鼓，侍臣鸣钟之后，洪秀全登殿传奏。结果，李秀成取得旨准，出兵调兵，解了天京之围。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东贼有恤刑伪示，又有置鼓于门使首告鸣冤伪示。

《李秀成自述》：

又过数日，复而明(鸣)钟擎(击)鼓，朝堂传奏。见事实实不能，故而强奏。擎(击)钟鼓之后，主即坐殿，尽力而奏。

沈梓《避寇日记》：

浙江桐乡符天燕钟良相出告示，听治狱讼，凡民间有冤抑不伸者，于三、八日期至辕门击鼓，审断曲直，平反冤狱。

呤唎《太平天囯革命亲历记》：

太平天囯的“法厅”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大门走廊内置大鼓两面，凡受害伸冤或要申诉的人们均可自由击鼓，要求首长主持公道。

清军接管苏州之后，王丙燮的《省垣克复上李抚军状》写道：“贼匪陷踞以来，建造伪府，雕绘彩画，极为僭妄。现已收为官署，其门首盘龙金彩，一切逆迹，急宜尽情削除，改如规则，以肃观瞻。”

忠王府现檐枋被红漆所掩盖，传言是李鸿章为了避免被人指控“僭制”所为。三幅双龙戏珠画为后来清理所得，露出的图案包括枋端木刻的如意头与1863年的老照片的几乎一致。

屋顶正脊的装饰。脊中原为走兽驮兵器，现为祥云蝙蝠。脊端原为吞脊鸱吻，现头朝外。这些构件不带太平天国色彩，亦无“僭制”成分，可能是因为构件损坏之后重配，换上了不一样的构件。

这些版画来自1864年法国出版的《世界巡游记》一书，描述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苏州。

《世界巡游记》半年一册，每年出版上下两册，早期版画采用速写为素材再刻板拓印，后期版画采用照片为素材再刻版拓印出版发行。

1854年1月7日，《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出了一张名为《中国的军事调遣》的木刻彩色铜版画，铜版画的尺寸为39.5×27.5cm，该画系西洋画师仿制中国画工的套色木刻杨柳青版画《剿灭粤匪图》而成，人物形象没有太大变化，画面正上方大书《剿灭粤匪图》，右上角有该画的说明，大致说明太平军进攻镇江，被清军击退，逃往扬州。右下角是镇江城头上端坐一清朝大员，众人簇拥，旗号为“江苏巡府抚院杨大人”。图中左上角有“剥皮号令”等字样，足见战争之残酷，左上角还画有扬州城，亦有清朝大员坐镇，但未标明身份。画面中心为清军在镇江扬州之间围攻太平军的情形，画面上的清军连放抬枪、刀矛并举，太平军似乎被打杀殆尽。

《李阁郎摄影作品集》中收录有一张杭州塘栖附近的太平军营堡的照片^[110]。该照片的法文说明是“N°4 Fort de Tong-Si Taiping Fort, near Tangxi, Hangzhou”，即图4：位于杭州塘栖附近的太平军营堡。

丹尼斯·路易·李阁郎（Dennus Louis Legrand）是法国人，出生于1820年，1856年到达上海，“1857年8月15日，他在《北华捷报》上刊登广告：L·李阁郎，钟表工匠，毗邻史密斯市场，又及：拍摄照片，风格雅致拔头筹。”

李阁郎以上海为中心，拍摄了一系列的立体照片，从1859年开始，通过李阁郎·弗亥公司出版。

李阁郎《杭州塘栖附近的太平军营堡》的照片，有法文说明和编号，说明是李阁郎·弗亥公司在19世纪60年代系统出版之后销往海外的立体照片。

原版照片没有标注时间。《杭州塘栖附近的太平军营堡》应该是太平军攻打杭州期间或战后拍摄的照片。

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曾两次沦陷。

第一次沦陷于1860年。当年为了突破清军对天京的围困，李秀成采用了围魏救赵之策，与李世贤一起，分兵进攻浙江。

李秀成部队于农历二月十九日抵达杭州城下，突袭杭州。二十七日突破清波门，二十八日占领杭州。逼迫清军调动围攻南京的部队，前来解救，彻底化解了天京之围。三月初四，李秀成部队撤出杭州。杭州第一次沦陷，前后一周时间。

第二次沦陷是1861年。攻打杭州的仍然是李秀成的部队。第二次攻打杭州，李秀成是以长期占领为目的，从农历九月开始，占领余杭，围攻杭州。经过近两个月的围攻，最终于农历11月，攻陷杭州。到1862年，浙江全省，除了衢州、温州两个城市没有被占领以外，其余城市全部落入太平军的手中。

从杭州的两次沦陷时间推论，这张《杭州塘栖附近的太平军营堡》照片，拍摄的最早上限，应当不早于1860年。但是，由于1860年的太平军攻打杭州，具有突袭性质，所以在塘栖附近建营堡的可能性相对低一些。1861年太平军攻打杭州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李秀成想将杭州作为长期的军事基地，所以，太平军在其沿途建立了一系列的要塞营堡。

太平军占领塘栖之后，“筑土为城，外绕壕堑，密插竹签、蒺藜，极为险固”，其目的就是控制杭州的水上交通。1861年，太平军围困杭州，断绝了运河的水上交通，一个多月后，杭州城里弹尽粮绝。

太平军的营垒是近代碉堡的雏形，具有经济实用的特点。太平军营垒先用树木做成栅栏，再围着栅栏填土，夯成城墙。

由于这样的营垒坚固度有限，体积不能做得很大，于是，太平军就以小而多取胜，一次建造多个营垒，抵御敌军的进攻。

杭州塘栖附近的太平军营堡建在京杭大运河岸边，营堡的炮口正对着运河，目的就是阻止清军的增援部队从运河增援杭州，同时，阻断外地对杭州的物资输送。在运河岸边，这样的太平军营垒还有很多。

卧在地泉上仰望先贤

南方的稻谷美好香甜

你骑在马背余晖闪耀

东风吹着你班师回朝

站在天穹上顾盼往返

历史过客们如云飘散

满腔真情总遭人嫉恨

心如蛇蝎者人人喜欢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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