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17周年，关于冼星海，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在太行山上》 音乐里的故事76
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在太行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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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https://www.zhihu.com/video/1700813386886119424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在太行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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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合唱团https://www.zhihu.com/video/1700813616021024770这两个版本中，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的演唱更接地气。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唱变调丰富，非常华丽。
一、创作背景
“七七事变”爆发后，桂涛声以战动总会（注释1.）工作人员的名义去山西省陵川县牺盟会（注释2.）民众干部训练班。
其间，陵川自卫队由300多人迅速扩编为1000多人，出现不少“母送儿，妻送郎”参军的感人场面。在随队转战陵川的过程中，桂涛声目睹了太行山王莽岭的“千山万壑”后，又亲身感受到了抗日军民才是真正的“铜壁铁墙”。
触景生情，酝酿几个月的诗篇《在太行山上》从心底迸发了出来，他随手写在香烟包装纸上。
1938年5月，桂涛声离开太行山，6月返回武汉，即带着歌词去见冼星海。
冼星海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音乐科主任，主持音乐抗战工作。1938年6月的一天晚上，桂声涛找到冼星海，请他为太行山区的战友们谱一只队歌。
冼星海接过桂涛声写在烟盒上的歌词，仿佛看到太行军民浴血奋战的身影。坐在钢琴前，冼星海反复琢磨、构思，连夜将歌词《在太行山上》谱写成一首兼有抒情性和进行曲风格的二声部合唱曲。
1938年7月，《在太行山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唱出，迅速传遍大后方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战场。
后来，这首歌词在《战斗》和《救中国》两个杂志上发表。
二、词作者桂涛声
桂涛声(1901年3月17日--1982年12月)，出生于沾益县菱角乡卡郎村的一回族农民家庭。回族，字仰云，原名桂独生，曾用名浩然、翘然，化名吴璧。“涛声”是他读书后自己取的笔名。两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务农为生。他天资聪明，在本村读完私塾后，城内当小学教员的伯父桂培根，视其有音体方面的特长，将他带到沾益县城里读完高小。1919年勤学上进的桂独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学制5年的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由于他学习刻苦，又有音体美的特长，在校仅读了4年，即于1923年8月破格考入昆明云南省立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科（另一说法是曲靖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曲靖市第一中学)）。当他因学费拮据时，幸遇语文老师帮助，介绍他到《猛进》杂志社搞校对，克服了辍学之危。
1.早期经历
在昆明读书期间，桂涛声深受反帝爱国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目睹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萌发了对社会的愤懑情绪。为反抗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他积极投入学潮，因而被校方告发为“赤化分子”，下令辑拿未遂，便于1926年开除学籍。
1927年8月，他经同学介绍回到曲靖，到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美术教员。他结合教学活动，不失时机地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他还借庆祝元旦之机，亲自编写和主演富有反封建思想的剧目《钟国魂》，这个戏剧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礼教束缚青年人的思想自由和婚姻自由，桂涛声亲自扮演剧中男主角——钟国华，深得学生的拥护与好评。可是，他却因此而遭到当局的无端指责，认为“大逆不道”，有违社会风尚，于1928年2月被学校解聘，之后不得不到昆明谋生。
1928年4月，桂涛声离开曲靖赴昆明寻亲访友找事做，与友人联络后，踏入了国民党军营，到广东韶关国民革命军第16参谋处担任上尉书记。根据他的要求，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考察后，1928年5月，吴登云找他谈话，宣布了党组织吸收他入党的决定，并在湖南省郴州城的一个馆子里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肩负党的使命，在国民党军营中秘密策动官兵参加革命的特殊战斗。
2.《做棉衣》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由蔡廷锴、蒋光鼐率领，奋起抵抗，开始了松沪抗战。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第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几乎没有棉衣，将士们身着单衣，短裤露膝，在冰天雪地里跟日本侵略者拼命作战，血拼厮杀。社会各界短时间内捐款过百万，将捐献的棉衣送到了十九路军将士们手里。桂涛声根据广大人民群众赶做棉衣，捐送给第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将士们的感人事迹，满怀敬意、充满热情地创作了《做棉衣》歌词：“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
歌词由作曲家冼星海谱曲后，《做棉衣》一歌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唱开来。
3.《歌八百壮士》
1937年，在淞沪会战中屡受重挫的日军，不断增调援兵，突破大场防线，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形势十分危急。谢晋元副团长受命率第524团第1营官兵411人向南推移，留守闸北，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被日本侵略者数万人团团围困在四行仓库内。谢晋元为了迷惑敌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假说有800人。报界等媒体宣传赞扬并誉称他们叫“八百壮士”，这就是“八百壮士”一名的由来。谢晋元在四行仓库阵地上赋诗一首：“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用以激励官兵们奋勇杀敌。在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带领下，官兵们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奋勇消灭入侵的日本强盗。
桂涛声被“八百壮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所感动，热血沸腾地创作了《歌八百壮士》歌词：“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歌八百壮士》经曲作家夏之秋谱曲后，传遍万水千山，唱响中国大地。
4.《在太行山上》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桂涛声与柳堤、周巍峙，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的带领下，于8月21日奔赴山西，进行抗日宣传。不久后，桂涛声便以“战动总会”宣传部工作人员的名义，参加了牺盟会的民众干部训练班，担任了“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的政治代表，上了太行山投入抗战工作。桂涛声在太行山4个多月的日子里，写出了“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干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5.后来经历
在《战斗》、《救中国》两个杂志社工作期间，他积极为两杂志社撰写稿件，发表抗日宣传文章，深入各阶层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演讲。
1938年，桂涛声先在国民党第13军下属的陵川游击司令部担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8月，经黄洛峰介绍，到国民党第9军47师政治部担任少校干事，从事秘书工作，期间因为进行革命活动被拘禁审查。
1939年秋，国民党在军官中号召，“凡非常国民党党员军官，必须加入国民党，违者革职。”桂涛声与几位进步军官蹉商认为：“既处此情况，那就不管它是六畜同槽还是大垃圾箱，为便于开展我们理想中的工作，看来只有参加了。”桂涛声与他人集体参加国民党后，得到师长裴昌会的信任，委任为师部秘书，并交代他：凡属秘书的一切公务要斟酌处理好，不要事无巨细都去找他。从此，凡国民党上级来件，皆经他亲自拆阅，若发现有攻击共产党的，有碍统一战线不利团结抗日的公文，他就冒着风险一烧了之。但他的活动，终被特务怀疑，作为监视目标，遭到搜查，不久，即以“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事”为罪名，将他控告抓捕。军长陶峙岳对所控内容逐条审讯，他一口否认。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便将他关押在政工大队待查处。幸得陈小波等人知他被抓捕，速到桂涛声的住所把有书籍和其它可疑书信物件收拾转移，待敌人再次前来搜查时，便没查到任何证据。后虽得到师长裴昌会保释，但他在军中已无法再工作下去。
1941年2月，桂涛声脱离国民党军营后，到洛阳中学要求教书。校方仰慕其名而应允，分配他担任语言教员。期间，他在青年学生中继续坚持宣传马列主义，被学生中的一个三青团头目盯住，向校长告发，任教仅年余就被辞退。
1943年4月，洛阳失守在即，他奔走西安另谋生路。途中被土匪浩劫一空，忍饥挨饿，徒走到西安。巧与原在军中“干训团”的同事董文渊相遇，受董的邀约，到其主办的“大陆图书公司”参与编辑出版《金丝鸟》杂志。
1945年2月，桂涛声到了陕西凤翔县，在“战地失学失业青年就学就业辅导委员会”第一战区召训分会陕西凤翔进修班高中部任国语老师(该校为抗战时期的救亡学校，属公办公费学校，校长李季燕先生)。1945年底，陕西凤翔进修班撤销，学校迁往陕西省宝鸡益门镇与“战地失学失业青年就学就业辅导委员会第一战区招训分会陕西宝鸡高级职业学校”合并。从此桂涛声由陕西凤翔前往上海。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从西安到上海复兴中学教书，由于校长依仗权势，蝇营狗苟，贪赃枉法，他十分不满，仅任教半年，便托人介绍，转入上海育才中学任教。该校由于有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的影响，校中风气桂涛声发生共鸣，他在校的言行，深受进步师生的欢迎与赞赏。有的同学为预防敌人的破坏，曾把在当时被列为禁阅的革命书刊和秘密油印小报等宣传品，托交桂涛声收藏。桂涛声得知他们办小报有经济困难，还主动积极捐款支持。
1948年底，该校中共地下党支部据其表现，派党员金碧然与其谈话，做其工作，准备发展入党。桂涛声也曾写出《自传》和《入党申请书》。但终因他有被捕又出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一系列曲折经历尚待查证，入党之事便被搁置下来，党组织关系未获得恢复与解决。从1950年至1977年，他一直兼任上海音乐协会副主席，为党的文艺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7年，桂涛声退休后，曾回原籍沾益县卡郎村探望乡亲故土，临别前曾捐款500元帮助家乡办公益事业。1982年12月，终因年老多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上海与世长辞，享年81岁。
三、曲作者冼星海
冼星海(1905年6月13日-1945年10月30日)，男，汉族 ，中共党员 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广州府番禺县(现属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出生于澳门，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人民音乐家”之称，其作品中《黄河大合唱》最广为人知。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赴延安，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0月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
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在澳门海边一个疍民的船上降生（注：疍民，是对在沿海港湾和内河上从事渔业及水上运输，并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的称呼）。据说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母亲看到湖边的大海，海面上是朗朗星空，所以就给他取名“星海”。一直到6岁，他基本上都是在澳门长大的。幼年的冼星海也随着母亲在海上漂荡，在祖父忧伤绵长的萧声中，在渔民喜忧参半的民谣中，冼星海一天天长大。
冼星海6岁就辗转随母亲到了新加坡，进入了新加坡的养正学校，也就是在学校的音乐课开始了音乐之旅。养正学校的区健夫老师，最先赏识冼星海的音乐秉赋，并选他进入学校军乐队，让他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训练。当时的养正校长林耀翔，接受岭南大学专为华侨子弟返国升学所设的华侨学校校长一职，冼星海正是他亲自带往广州升学的20名养正学生之一。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1918年，母亲黄苏英想方设法来到广州，把13岁的冼星海送进了岭南大学附中的义学学习小提琴，正式开始专业学习音乐。在这里，母子两人整整度过了6年。冼星海在学校努力学习，功课一直很好，而最令他着迷的是音乐课，这让他从小在祖父的萧声和教堂唱诗班里获得的音乐感受有了发展的天地，他参加了义校的唱诗班和管弦乐队。
进入岭南大学附中本校后，为了贴补家用，冼星海依靠每天售卖两个钟头的书籍纸笔等物，和加入“岭南银行乐队”这两件工作，来维持学费和伙食费。他在乐队里担任演奏直箫，后来成了附中管弦乐队的指挥，被广州人称作“洋箫”的单簧管，他也吹得很有韵味，由此，他得到了一个雅号“南国箫手”，连有名的培正中学也请他去做音乐教员和乐队指挥。
1926年春，他卖掉了心爱的小提琴，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他师从萧友梅博士和知名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1928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他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在塞纳河畔梧桐树下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
冼星海在音乐上可谓大器晚成。他在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拉小提琴像杀鸡一样难听。他刚到巴黎时，也是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温饱。后来，他遇到那里的中国留学生马思聪，并由他引见了法国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奥别多菲尔和音乐大师加隆。大师们钦佩他的毅力，破例免去了他每月各200法郎（约合10块银元）的学费。他根据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创作的奏鸣曲《风》，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并在电台播出，从此有了名气。
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他是该班几十年来的第一个中国考生，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1935年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一次，冼星海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对峙时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于是，他高兴地对妻子钱韵玲说：“我们到延安去吧。”说走就走，这年11月，两人携手离汉去延安。他们在途中结成了伴侣。
冼星海和妻子女儿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他谱曲，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观众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次年，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反共、交通中断而未成，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1945年初，苏联有关方面将他送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刚住进医院，冼星海便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但病魔无情，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
1945年11月14日，延安各界为冼星海举行追悼会。1999年11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
附录1.《从卡郎到太行山——追寻抗战歌者桂涛声的革命足迹》
（掌上曲靖 2021-05-06 20:05:44）
“红日照遍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不论在何时何地，每当人们听到这首雄壮嘹亮、鼓舞全民投身抗战的爱国歌曲，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英勇无畏的形象便会浮现眼前。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桂涛声，他是曲靖人。
日前，记者来到沾益区菱角乡卡郎村，在村中见到了他的孙子桂双林。经过采访得知，桂涛声在读书求生存的道路上，是从怎么小就离开卡郎、又怎么一步步走向抗日战场太行山的。
卡郎：抗战歌者桂涛声的故乡
20世纪初的辛丑年三月十七日，在乌蒙山区一个名叫卡郎的村子里，从桂家大宅院里传来“哇哇”的啼哭声，女主人保源秀生下一个男婴。随后，桂家大摆宴席，请来的老先生给这个婴儿取了一个不一般的名字：桂浩然。
这一年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生于乱世的桂浩然，两岁时，父亲因病不幸离开人世，丢下孤儿寡母，家境日渐衰落，但桂浩然的母亲坚持把儿子送进私塾读书。
桂浩然15岁时读完私塾，被其在沾益县城一高小教书的伯父带去读高小，给其重新取名桂翘然，对其寄予厚望。这期间，在伯父教育影响下，发挥特长，练习画画，每天在很好地完成课堂作业、背诵课文的前提下，习诗作画，翻阅伯父买来的唐诗宋词，一句句一首首像模像样地读出来，还背诵给伯父和同学们听，以此为荣；画画时，他从花花草草画到人物，技艺渐长，一天比一天进步。1919年，桂翘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设在曲靖的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获得公费生资格。
在校期间，除了学好国文、数学、历史等课程外，他对国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学习国画，纸、笔、颜料是要花钱的，他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在学校周边从事社会服务，时常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学，特别是在学习生活中，对同学中以大压小、以强欺弱的言行，敢于挺身而出，天不怕，地不怕，断是非，主持公道，在校园里树立了伸张正义的“任侠”形象。
求学：渐渐觉醒的“五四”青年
1923年，桂翘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省立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在昆明求学期间，他把课外时间大部分用在和同学到翠湖、大观楼、滇池、西山龙门吟诗作画上，研究中国传统花卉的技法，热爱李白、杜甫的诗。后经同学推荐，参与一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书刊的校对、写稿工作，从而全面地了解中国历史及现状，进一步接受了先进科学的文化思想，耳闻目睹甚至参与了一些在昆明举行的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演讲等社会活动，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不断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对个人生存与民族希望、国家崛起的鱼水关系，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知识的积累，不断拓宽社会接触面，不断筑牢垫高人生梦想的基石，先进的文化思想深深地在他心中扎下了根，特别是一些著名文化学者组织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活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此时的桂翘然，对人生、家庭、社会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个人的成长与家庭、与社会是紧紧捆绑一起的，个人的命运同样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条船上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正在形成，跳出了狭隘的个人主义思想，胸怀开阔了，为“饭碗”读书谋生的想法慢慢打消了，而立足曲靖，放眼云南、胸怀祖国和人民的思想意识主导了日常的学习、生活，并通过对世事时局的观察思考，与同学进行探讨，分清是非，明辨真理，积极投身到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形成“我中无我便是大我——一个具有民族大义精神、为祖国为人民而活的大我”主宰了其精神世界。
此时的桂翘然，仿佛一只来自乡间的麻雀，正在酝酿鸿鹄之志：胸怀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要飞得更高、更远，一个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就这样诞生了。
的确，从卡郎到沾益，从沾益到曲靖，从曲靖到昆明，时空的变换，圈子的不断扩大，让日渐长大成熟的桂翘然跳出井底、滑进辽阔的天空去翱翔。
创作：表达全民抗战的心声
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与同学及昆明的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声援抗议活动，被云南省立美术学校开除学籍。离开学校，他被曲靖著名教育家谢显琳先生破格聘任，到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担任图画教员，后又离开学校。几经周折，经过同学介绍，他离开云南，投笔从戎，参加了广东韶关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在参谋处任书记员，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5月，他计划与在上海疗伤的苏区高级指战员袁也烈同行，到苏区参加革命。但因其在公共租界的宿舍中被搜出了几本马列主义著作而被捕，判刑五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转入苏州反省院关押。当时一起被关押的有曹荻秋、彭康、黄洛峰、吴黎平、徐君曼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出狱后，经狱友黄洛峰介绍，到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任编辑工作，从而结识了李公朴、艾思奇等著名文化学者。他开始以“涛声”“桂涛声”为笔名，参加了上海文化界的救亡活动，并获得了董必武、李公朴等人的赏识。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后，全国抗战开始，李公朴等人去华北前线劳军，他随行，十月又随同李公朴到武汉。在武汉，适逢汉口文化界发起为在平型关取得抗战以来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大胜的八路军募捐棉衣。参加两个多月的前线劳军活动，让他亲自体验了前方将士的英勇顽强，目睹了募捐活动的感人场面，触动了他的灵感，于是以民歌的形式写了一首情感深厚的诗《送棉衣》。随后由冼星海谱曲，很快在武汉群众中传唱开来，传遍大江南北。
上海“八一三”抗战末期，上海守军一部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的谢晋元率部八百人，孤军退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一临死不屈的壮举，引起上海数百万民众的关注和尊敬，受八百壮士精神的鼓舞，桂涛声奋然写下诗歌《歌八百壮士》，请上海作曲家夏之秋谱曲。这首歌曲后来成为电影《八百壮士》的主题曲，1938年该片在武汉正式放映，《歌八百壮士》雄壮的旋律，特别是歌的结尾“中国不会亡”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观众的心中，使多少民众从迷雾中奋起，坚定地投入到抗战的滚滚洪流中。
桂涛声离开武汉，1937年12月到山西陵川国民革命军十三军游击司令部工作，十三军游击司令部解散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从而使他更加轻快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演讲等工作中。这期间，他忙极了，要出席救亡团体会议，应邀到一些地方演讲“游击战争”，最使他心潮起伏的是在太行山将近半年，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的暴行、有志青年踊跃参军保家卫国、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使他在心中酝酿的诗篇《在太行山上》从心底喷发了出来，在回到武汉后，他将诗歌交给冼星海。
据桂涛声生前好友刘大明回忆，1938年，桂涛声在武汉家中把由冼星海谱好曲的《在太行山上》拿给他说：“给你，唱吧！”当时，刘大明和在场的范用，两人靠着，照着歌曲唱了起来：“红日照遍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随着旋律的起伏、推进，两人异常兴奋，备受鼓舞。很快，这首歌便在大后方、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地传唱开了。
1938年，在武汉工作四个月后，桂涛声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师从事政治宣传工作。1940年10月，该师移驻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下，刘大明和李文赴太行办华北书店时，与桂涛声驻地相邻。两人探听后，刘大明和李文找到桂涛声。桂涛声热情地接待两人，并夸刘大明说：“小赵长大了！”（刘大明原名赵子诚）。
桂涛声在国民革命军四十七师工作时，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变”险恶复杂的政治形势，桂涛声离开部队，先后到西安、洛阳等地学校教书。抗战胜利后，又到了上海，在复兴、育才等中学任教。
20世纪70年代，桂涛声退休后，曾到北京访友，刘大明陪他参观了人民大会堂。这时，桂涛声年事已高，言谈举止均显迟钝。1982年12月16日在上海育才中学病逝，学校安葬了他。他创作的几首抗战歌曲，以其博大的胸怀、昂扬的气势、坚定的斗志、英勇的精神，在抗战期间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及大后方人民所传唱。直至今天，这几首歌仍然为全国人民所喜爱，许多合唱队、歌咏队都一直把《在太行山上》定为保留节目，在祖国大江南北传唱，激励着华夏儿女。
如今，我们听着这歌、唱着这歌，感受着那歌词中、那旋律中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在城市、在农村、在工厂、在田野、在属于中华民族的每一片热土上，到处呈现出开拓创新、刷新纪录、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为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制造”而拼搏。
传唱：弘扬不朽的民族精神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曲靖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教授张宏伟，经过长期思考和准备，以杰出的校友桂涛声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历为素材，争取了项目和资金，创作排演了大型民族歌剧《涛声依旧》。
提及大型民族歌剧《涛声依旧》，作为艺术总监、现已退休在家的张宏伟依然激动兴奋不已，脸上不时流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介绍说：我是在上大学时唱《在太行山上》这首抗战歌曲时听老师讲，词作者桂涛声是曲靖人。当时听了，为曲靖人感到骄傲，我非常自豪。毕业后，我又来到桂涛声曾经读书、工作过的学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曲靖师范学院工作，可以说，我们是校友，我们在教学改革中，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生艺术实践的能力。因此，我们围绕抗战主题，弘扬爱国精神，决定把桂涛声搬上舞台：围绕桂涛声及其抗战歌曲，编写剧本，组织200多师生排练了阵容强大的大型民族歌剧《涛声依旧》，演出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特别是在高校艺术教学改革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是学校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该剧的推出，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正能量，打造曲靖地方文化品牌，宣传抗战历史文化名人桂涛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2016年，曲靖师范学院又筹资打造“涛声广场”，为桂涛声塑铜像。
2020年11月，学者叶炘睿、段国庆、李俊华等人，通过对上海、山西晋城、武汉、昆明等地的走访调查和档案查阅，用近三年的时间完成曲靖市哲学社会规划课题《桂涛声生平及创作研究》。通过曲靖地方政府、高校及社会人士的共同努力，桂涛声的真实历史将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桂涛声先生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前进。（曲靖日报记者 黄官品）
附录2.茅盾忆冼星海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夫，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啊！“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噩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注释1.战动总会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1937年9月20日，由各党派、政府、军队及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在太原市侯家巷的山西大学校园内宣告成立，国民党元老续范亭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它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性质的抗日革命组织。
1939年7月，阎锡山解散了战动总会。
注释2.牺盟会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牺盟会是山西地方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最终被中共取得了控制权，与阎锡山分道扬镳。
牺盟会在国民师范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并成立了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创造了光荣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