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简介】郭循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日本陆军史、日本近代军政关系史，发表学术论文《19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泰平组合、军火贸易与日本陆军对华政策》、《1920年前后国际对华共管论与日本的态度》等。
郭循春：1924年前后中苏关系的变化与日本陆军的因应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北京政府遵从协约国一致的原则，出兵西伯利亚，对苏外交关系暂时处于断绝的状态。但是到了1920年，除日本以外的各列强先后从西伯利亚撤兵，作为苏对外缓冲国的远东共和国成立，中国获知苏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三点因素使得中国同苏之间开始了初步的外交接触。1920年5月到1922年秋，中国和苏之间共签订了9项围绕商业和交通的临时协定。在多项临时协定的基础上，苏联认识到了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因而从1920年起先后派遣尤林使团（远东共和国名义）、裴克斯使团、越飞使团、加拉罕使团赴华，终于在1924年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及7件声明书、2件换文和1个议定书，标志着中苏关系新阶段的开始。在中苏交涉的整个过程中，列强的态度及华盛顿体系对中国外交自主权的束缚，成为中苏之间正式建交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在对苏承认问题上，日本同法美英持不同态度，因为日本与苏除了有经济联系外，还在国防战略上有不同于英法美的利益诉求。面对中苏外交的变迁，日本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内部又出现了怎样的声音？以往国内学者将着眼点放在中苏交涉方面，强调日本同列强一起遏制中国对苏联的承认。日本学者则主要着眼于日苏交涉，认为中苏复交对日苏交涉有促进作用。但是，相关研究成果都没有提及中苏关系的变迁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所造成的影响。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中苏关系的变迁极大地影响到日本的对华政策和行动，只是重视和调整相关对华政策的不是日本外务省，而是日本陆军。
一、中日苏三国关系背景与日本外务省对中苏关系的认识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1924年5月建交，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出兵西伯利亚、强行接收中东路及哈尔滨行政权、苏出兵外蒙、在外交上出尔反尔，加剧了中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苏发布三次对华宣言、中苏签订9项临时协议、互派使团往来，保证了双方之间的沟通。可以说，此时中苏关系是处在既有矛盾又有调和的一种状态中。相比较于中苏关系，日苏矛盾更加尖锐。日苏之间先后因为日本长期驻兵西伯利亚并支持白俄残余势力、庙街事件、北库页岛问题而产生纠纷并加剧了矛盾，但自1921年起日苏双方也开始了多次的交涉。从大连会议，到长春会议、后藤越飞会谈、川上越飞会谈，再到加拉罕芳泽会谈，日苏两国之间的试探和沟通一直没有断绝。整体上，自1921年起日苏关系同中苏关系类似，也是处于一种既有矛盾又有调和的状态。就中日关系而言，这一阶段两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山东纠纷、收回旅大风潮等事件并加深了彼此矛盾，但两国外交部门对相关问题的协商从未中断。尤其是华府会议后，日本陆续从中国撤兵并交还山东权益，宣称“对华不干涉主义”，使中日之间调和矛盾的余地增大。因此，在性质上，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日苏三国关系中，两两之间都是处于有矛盾又有调和的一种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中苏和日苏关系都处于一种或进或退的节点上：当外界出现新的消极因素时，中日对苏关系则向消极方向发展；当外界出现新的积极的影响因素时，中日对苏关系即能向积极方向发展。从1921年到1924年，华盛顿体系即扮演了某种消极因素的角色——围绕中国问题，华盛顿体系确定了列强协调的原则，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中国的外交自主权，所以当越飞赴华，向北京政府表示支持中国废除同西方的不平等条约时，顾维钧以“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为借口拒绝了苏方的好意。在其后的交涉过程中，北京政府遇事即向驻华使团咨询意见，颇有故步自封之特点。当中国对外表达出承认苏联的意图时，美国则向中国发出警告“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违背了华盛顿会议精神，如果要强行承认苏联的话，美国将会中断对中国的一切援助，而且烟酒借款期限到达时，要催促中国还本付息”。此外，法国也以拖延金法郎案的进展来威胁中国不得同苏联签署相关协定，大大影响了中国对苏建交的进展。由此可见北京政府对苏外交之困境。
与此同时，日本对苏交涉的进展也受到了列强态度的重大影响。按照日本学者的认识，正是因为“协调外交下，日本极力回避单独承认苏联”，所以在日苏大连会议、长春会议上，日本都以撤兵问题为借口搁浅了同苏联的交涉。至1923年3月，日苏东京会议时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妥协条件，只是因为日本还在等待国际上承认苏联的时机所以没有立刻签订对苏新约。将1923年中苏和日苏之间在谈判过程中所交涉的条件和后来的中日对苏建交条约中的条件相对比，可以发现，其先后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太大。既然条件差别不大，为什么中日不能在1923年同苏联建交而一定要等到1924年及1925年呢？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时机问题。1924年2月，英国率先承认了苏联，在对苏问题上，国际协调的原则也就首先被英国破坏了。接着，意大利承认了苏联，给中日承认苏联进一步创造了时机。在英意承认苏联后不久，中日即先后同苏联签订了建交条约。当英意承认了苏联，协调原则就被打破了，即便此时美国和法国反对承认苏联，中日也有了相应的借口抵制美法的压力。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政府是怎样看待中苏关系的变迁的呢？以往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日本在近代的对华外交行为是对中国的一种阴谋，而实际上并非处处如此。关于中苏建交问题，国内研究者认为，日本和列强一起阻碍中苏关系的进展，尤其反对中苏中东路交涉。实际上该观点所依赖的史料并不充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中记载的“6月7日日法美公使先后向(中国)外交部声明，各该国对中东路之发言权，不受中俄协定拘束”这一条史料为多数研究者引用以证明日本反对中苏交涉。但是，6月7日日本外务大臣给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的电报原文却是“如今中苏协定签订内容同前电所报内容略有差异，关于中苏协定成立之际我方在中东路之权益的训令已经在往电129号中言明”，而所谓“往电129号”的内容为“我国不可以同法国采取统一步调反对中苏之间关于中东路的交涉……关于保留我方的权益一事，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向中苏两国提起”。所以，王芸生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准确，日本在中东路问题上并没有对中苏交涉进行阻碍，真正阻碍者是法国。除了中东路问题，日本关于中苏交涉之整体是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呢？1924年3月14日，法国驻华公使向芳泽谦吉询问日本对中苏交涉的态度时表示“最近听说日本国内反对中苏签约的声音很高，甚至有人说日本会为此做战争的准备”。对此，芳泽表示“日本一直对中俄交涉的进展保持关注，但是并没有听说政府内有反对二者交涉的意思，这种情报完全没有根据，阁下从哪里得到这种无稽之谈？”法国公使表示是从哈尔滨方面，芳泽表示：“说日本人反对中苏交涉，完全是俄国人和中国人方面的宣传。”法国是抵制苏联、反对中苏交涉最强硬的国家，如果日本也有反对中苏交涉的意图的话，面对法国公使，芳泽完全没有必要遮掩日本的真意。另一方面，1923年到1924年之间，张作霖曾经多次请求日本表明其对中苏交涉的态度，日本外务省却回复称，日本对此没有任何建议，向张作霖明确了其不干涉中苏交涉的立场。所以，在中苏交涉的过程中，日本外务省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干预的行动。但是这并不表示日本对中苏交涉未进行关注。
在中日苏三边关系中，日本外务省的关注点在于对苏承认问题以及日苏双边问题。因为对苏承认问题关系到日本的国际协调原则，日苏双边问题关系到日本最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中苏之间的交涉，外务省仅保持了关注的态度——即便针对同日本实际利益较为相关的中东路问题，日本外务省的关注点也只是放在了日本在中东路的债权和铁路联运的问题上。至于中日苏之间利益交织的“北满”问题，日本外务省所采取的态度相当消极。1923年11月，外务省欧美局曾经提出过关于“北满”问题的相关报告，建议趁“北满”中俄纠纷且俄国势力较弱之际发展日本之基础，促进洮南齐齐哈尔铁路、滨黑铁路建设，并表示“帝国对外发展的起点是满洲，而在满洲发展的必经之路则是北满，针对作为北满发展中轴的中东路，帝国应该给予慎重的关注……以哈尔滨为中心开发北满，应在哈尔滨以南中东路支线扶植日本势力，增进帝国在北满的权益”。但是，针对此报告，外务省亚洲局却表示“洮南齐齐哈尔线问题必须考虑四国银行团的存在，日后再处理”，“进出北满固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此时更重要的是充实我国在南满的势力，现在应将注意力放在促进长春大赉、开原海龙、吉林会宁等线路的建设上”，“哈尔滨以南铁路改造问题非常棘手，当和滨黑路一起慢慢考虑”，“关于中东路问题，有必要随时考虑到往年的日俄密约”。显然，亚洲局对进出“北满”并不积极，对于深入“北满”的铁路的修建工作也不热心，甚至要求考虑“日俄密约”以保持当年同俄国之间的势力范围的区分。亚洲局的观点成为了当时外务省对中苏交涉的基本观点。所以，其后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才会在日记中对外务省进行批判：“外务省认为不用担心中国人的赤化，也不用积极向北满进展，甚至认为应该放任俄国在北满的自由，是为愚蠢之见。”可见，在这一点上，日本陆军同外务省方面的态度确实非常不同。
二、中苏关系变迁与日本陆军的应对
日本外务省虽然对北满问题抱有消极的态度，但是日本陆军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面对中苏关系的变迁，日本陆军最主要的关注点即在“北满”。从1919年到1924年间，日本在“北满”的势力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一步步收回了旧俄国在中东路沿线的权益，与此同时日本也扩展了在“北满”的势力。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之后，陆军即利用同段祺瑞政府签订的军事协定，开始构建在“北满”的势力基础。在陆军的羽翼下，过去无法向“北满”扩展的日本经济力量进入中东路沿线。以哈尔滨为例，1922年前后哈市日本侨民共有3800人，虽然相比较于15万的俄国人和18万的中国人而言数量甚少，但是同此前相比，日本人数量已经大大增加。日本陆军在1922年8月的调查报告中表示“哈尔滨市内的日本人状态很好，经营的产业也很好，大有和中俄竞争的态势……满铁自从1921年发展到哈尔滨，势力也在逐渐扩大。因为之前压制满铁的俄国力量消退了，且现在有日本军队的庇护，所以满铁势力发展很快。等日本退兵后，满铁发展出了根基，内地的商人也可到这里发展了。哈市有四百在乡军人，占据日本人在此地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有在乡军人会相互联络，此外还有义勇消防队在在乡军人会的指导下做各种义务性的活动，取得了侨民的信任。其他各个方面的事业都在逐渐巩固，即便日军撤兵，也不会改变这种局面”，“中国人收回了在中东路沿线以及哈尔滨的各种权力，但是中国军队以及人民素质并没有任何进步。除了面粉业以外，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的事业进展并不太显著”。所以，在陆军看来，日本人在哈尔滨已经有了基础，而且面对的是“素质低下”的中国人，日本势力在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924年哈尔滨街景）
除了哈尔滨，日本还看到了在中东路沿线发展商业的大好机会，军方对于发展“北满”日资企业充满了期待。关东军参谋部在其报告中表示“呼伦贝尔地区的畜牧业发达，俄国革命前，一年内产牛多达40万头，俄国革命后虽然产量稍有下降，但是去年以来俄国库利亚特人移驻该地，畜牧业又恢复了发展。中国收回了这个地方的主权之后，当地人反感中国军警的管制，却又无力反抗，所以极其渴望同日本人合资经营畜牧业，在这里经营畜牧业利润很大。另外，在这里还可以发展罐头制造业。此处原有由英国人经营的此类行业，但是大战之后便已萧条。发展罐头业可以利用本地之牛羊肉等，资本只需要五十万元，且能带动制皮业的发展。此处亦可发展呼伦湖及贝尔湖之渔业，十月革命前我国人在此处之势力被俄国人压倒，但现在俄国人势力衰退，我国自应加强势力。现在一个地区只需要投资5000日元就能开始事业之发展”。可见，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关东军，对于扩大在“北满”的日本势力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并且他们认为只要“北满”是由中国人而非俄国人控制，日本将来就可以取得更多的发展。
然而，“北满”的状况并没有按照陆军的预期发展下去——1923年开始，苏在“北满”就开始逐渐恢复其旧有势力了。在1918至1923年之间，俄国在“北满”之政治势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例如日本陆军对此曾报告称“从俄国革命之后，由于俄国在哈市的军事力量不足，逐渐被中国夺回了各种权力，包括铁路沿线的警察权、行政权，1921年北京政府总统下令收回了整个哈市的行政权……此处很多俄国人不过求生活而已，有钱了就去喝酒，表面上雄壮，内心不过和朝鲜人一样，终究无法和能够吃苦耐劳的中国人相对抗。所以俄国人势力已经比较微弱，各行业的首脑几乎都是中国人……过激派在底层有一定的势力，但是高层中更多是反对过激派的，他们更主要的是想要维护个人及家族的利益，而不想什么祖国民族大义”。但是，随着苏联在东西伯利亚政权的稳固，其势力便在苏联政府有组织的指导下，逐渐复苏于中东路沿线。1923年后半年，红色势力开始秘密渗透到中东路沿线，并策划以罢工的形式夺回对中东路的控制权。驻在“北满”的日本陆军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当时的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松井石根报告称：
最近劳农俄国派遣员公然来哈，或者途经哈市，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匿名潜入哈尔滨以及中东路沿线的人更多。这些人秘密从事煽动中东路从业员、劳动者的工作，以实现中东路工人同盟罢工和破坏西线铁路为目的。根据情报，专门从事煽动罢工工作的秘密潜入者仅仅在哈市就有十人。铁路沿线的铁路地方议会现在已经成了积极的赤化运动机关，也在策划同盟罢工工作。从莫斯科宣传学校毕业的若干中国人现在在传家甸的中国劳动者之间进行赤化宣传，将来有机会就会成为过激派的后援。
从这些内容既可以看出苏联势力在“北满”的积极活动，也可看出日本陆军对这种活动之担忧。其实不仅在哈尔滨，当时在整个中东路沿线，苏势力之恢复发展都是异常迅猛的。1924年日本陆军大尉桥本欣五郎调查称：“沿线红色势力越来越大。苏在沿线设置了经济机构、金融机构，企图在经济上恢复铁路沿线势力。中东路沿线是远东赤化的基地，但是中国人大多还没有被赤化，因为中国人智识过于低下，但不少中国人开始加入红色职业联盟了……最近，俄国不再空口说要武力占领中东路，而是一步一步在中东路沿线进行组织建设，将中东路沿线的从业员赤化，并分布赤党，发展经济势力，实际上正是为其将来的占领做准备。苏的渗透日益严重，而中国方面的态度依然消极，苏在沿线的一般势力正在日益改善”，“劳农政府在哈尔滨等三个地点设有代表机构，其表面上是类似于领事馆的机构，但是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宣传机关，将来夺取中东路权力后就会成为管理行政机关。中东路俄国从业员大概有7000人，大部分是布尔什维克的潜在分子。无所属派有大概有1000人左右。另外，自由结合的各种组织表面上是劳动团体、职业团体，但是本质上是一种分级别的施政机关。将来苏联收复了中东路沿线的话，这些立马就能成为行政机关”。
在不久后的1924年10月参谋本部所配置的情报中，日本陆军再次指出“中东路沿线有俄国人15万，其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登记为劳农俄国公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俄国共产党领导的劳动组合中。俄国在铁道沿线设有共产党分部20多个，并在各地设置领事馆和言论机关，在哈尔滨还设置了买卖组合、外国贸易部、国内商业部、远东国立银行支行、乌苏里铁道厅、黑龙江水运管理局等机构。苏联共产党在劝诱中东路俄国职员加入共产党，同时命令变装军人侵入沿线，还在中东路铁道厅内设置国家保安部的分部”。中苏协定签订以后，俄国甚至在北满开始直接驱逐日本势力，驻哈尔滨武官高桥舍次郎曾报告称：
劳农俄国在远东的经济政策日益恶辣，昨日满铁和乌铁以及中东路协定破裂，以后北满特产陆路运输将会更加困难，此外，当地劳农政府还没收了我国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如此，我国在北满经济界的两大势力都被俄国驱逐了。
所以，此时日本陆军对“北满”及中国东路沿线苏联势力的关注从未松懈，而且对其势力之恢复有着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对自身在中东路力量的恢复发展也毫不讳言，哈尔滨的苏系报纸1926年曾经刊文称：
自从我国接管了中东路管理以来，该地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方在各地设置了40多个商业联络机关……1924年到1925年向南部输送货物的比例是63.3%，向东部输送货物的比例是37.7%；1925-1926年，向南部输送货物的比例是54.1%，向东部输送货物的比例是45.9%，将来中东路和海参崴的联系，必然能够和大连港相对抗。
苏联的这种态度和言论，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日本陆军对北满问题的担忧。
面对苏势力的复苏，已经完全从西伯利亚和中东路沿线撤兵的日本陆军，却没有太多可以直接应对的空间。如果日本对此完全放任不管，苏将很容易地实现在“北满”的赤化并驱逐当地的中国势力，同时日本经济势力也将难以生存。为此，日本陆军只能尽其所能地采取一些间接行动来抵制苏联在“北满”势力的发展。这些行动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给张作霖实际的援助，第二是加强在北满针对苏联的谍报组织，第三是加速构建由日本控制的通向“北满”的铁路网。具体如下：
第一，给张作霖以实际的支持。1923年之前，陆军在整体上并没有援张的意图。但是，1923年苏联势力在“北满”的复苏趋势使陆军改变了对张作霖的态度，因为能够且有心阻止这一趋势的只有张作霖。早在1923年1月，陆军中坚力量田中国重就曾向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表示：“我国从西伯利亚撤兵以后，赤俄挖空心思想要回收中东路，用尽方法威胁中国以达其目的。张作霖为此大为不安，派兵增防中东路以防备赤俄却力有不逮，但中俄之间军事纷争早晚必现。在不远的将来，赤俄扶植中东路沿线势力，对日本而言绝非好事。为此，帝国有必要对张作霖进行后援，防止中东路的赤化。”其后不久，朝鲜军司令官菊池慎之助在给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的信中也曾表示“眼看着中俄第三次会商，日本政府却依然要坚持白纸主义的对外政策……如今我国左也是英美、右也是英美，张作霖对此会做何感想？”很显然，菊池的潜台词就是“应该和张作霖合作并予以支持，放弃协调主义”。1923年担任陆军次官并在1924年升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因“北满”因素而支持张作霖的心态则更加明确。宇垣多次在日记中记载：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新旧势力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让赤俄在北满卷土重来的机会。不管取代张作霖的势力是谁，想要在“北满”发展出如今日张作霖在北满之势力，都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如若无张，赤俄必定会趁机扩大在北满的侵略，这是我们面对张作霖、面对赤俄的唯一的弱点。
在北满的进展对帝国国民的生存而言绝对是必要的，是需要为之赌上国运进行竞争的问题。如果让在满蒙有威力的张作霖觉醒并为我控制，对日本而言是很有好处的。外务省所说的无须关注北满、无须援张等等，完全是不懂赤化为何物又准备蜷缩于南满一角的蠢话。
（张作霖）
从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的角度来说，支持张作霖的原因在于张能保证“北满”的安定，而在中国人控制下的“北满”的安定是抵制苏势力在“北满”卷土重来的唯一方法。若非如此，张作霖自然是可以被取代的。而苏联在这一时期对“北满”的武力威胁进一步加强了陆军支持援助张作霖的政策力度。早在1923年10月，东西伯利亚地区就传出了苏军在中苏边境大规模调动并拟武力夺回中东路的消息。1923年10月19日和26日，日本驻海参崴代理领事两次向外务省发电报称“红军在西部和东部分别增派了军队，想趁中国内乱，日本震灾的机会占领中东路”，“这里调动军队很大……当地军官还有人演讲说日本忙于震灾而中国苦于内乱，正好利用此机会收回中东路驱逐白党残部，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苏联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如此之大，而中国护路军战斗力又极其低下：“中东路沿线大概有三种军队，第一种是护路军，大多是从苦力中招募的，素质低下；第二种是山林游击队，来自原投降的马贼；第三种是剿匪军，虽说是剿匪，但是其中官兵马贼都有。第二第三种比第一种更加劣等，将校基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面对苏联对“北满”赤裸裸的威胁，以及中东路沿线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情状，日本陆军便做出了秘密向张作霖提供军火援助的策略。1924年3月9日，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向张作霖转达了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对张作霖进行军事援助的计划：
为防万一，日本军方将向旅顺或者其他口岸运输步枪2万挺、步枪弹2000万发、炮弹15000枚，同时给奉天兵工厂以充分的援助。
这批军火从1924年4月到10月分3次秘密运送给张作霖，被张分别用于装备中东路护路军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初，日本青浦内阁责令陆军省、外务省、海军省、大藏省联合制定《对华政策纲领》，将援助张作霖作为政策内容明确地写入其中。日本陆军对张作霖的支持至此已经成为日本庙堂之计，如上文所述之“北满”因素，则为实行此方针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扩充在“北满”的谍报组织。在日本撤兵西伯利亚和“北满”之后，陆军在当地谍报组织于1922年9月被撤销，只留下少数谍报人员在“北满”活动。但是随着苏联势力在“北满”的恢复，日本陆军中央认为有必要重新扩展在“北满”的谍报机关，所以1924年4月命令关东军增加“北满”谍报人员佐官2人、尉官1人。如此，“北满”的陆军谍报将校就从过去的5人增加到了8人。但是关东军参谋部认为谍报人员依然不够，继续要求增加谍报力量。1924年7月关东军参谋长川田明治向陆军省发电报称“对帝国的大陆政策而言，满蒙及远东俄国领土为极其紧要之地，对我民族之将来及国防之发展影响重大……皇军撤兵以来，苏联封锁边境，我国对俄国之政情已然毫无所知，日俄恢复国交只是时间问题，我陆军应趁此国交恢复之晓，在各重要地点配置军事谍报机关，以期国防之完善”。但是，陆军省此时正忙于军缩问题，因而对关东军的请求表示，“北满”谍报机关暂时维持其现状即可。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面对苏联趁机重新控制中东路的可能性，关东军参谋长再次向陆军省提出了相关要求：“鉴于北满今日之形势，直隶派可能会通过加拉罕联合劳农政府扰乱中东路沿线，牵制奉张势力，届时北满将成多事之地，帝国之对俄、对华政策将受到重大影响，故此要求继续充实扩张北满的谍报机构。”陆军中央同意了关东军的请求，并在10月份再次向哈尔滨附近增派谍报人员尉官1名。但是1924年所增加的谍报将校仅为陆军省临时派遣人员。为了强化对“北满”的谍报工作，关东军参谋长在1925年要求将临时谍报将校组织改编为永久性机构，以随时应对中苏在“北满”地区可能进行的活动，为将来的大陆政策做完全之准备。其在电报中表示：“虽然中俄之间暂归和平，但是松花江航行问题、铁道附属地问题、洮齐铁路问题等，中俄之间纠纷严重，将来交涉也不会顺利。据最近传闻，红军正在东西两个方向集结，变装军人已经侵入东支沿线，不难推测俄国之真意。北满之将来必为多事之秋，此前我国虽然向北满的临时增派了数名谍报将校，但是……明年即将到期，所以我处认为使之成为长期性质作业比较合适，而不应只是临时人员”。对此，陆军省表示会进行着重研究。其后“北满”谍报机关果然得到加强。向“北满”派遣谍报将校以及加强谍报机关，是日本陆军能够在中苏势力覆盖的“北满”所能做的为数不多的直接措施之一。苏联政治、经济力量都在“北满”逐渐恢复，而且其具有从中国手中武力夺回中东路的可能性，日本陆军只有对此做好相应的准备，才能有利于日本在“北满”基本势力的维持以及将来向“北满”地区的进一步扩展。
第三，加速推进“北满”铁路建设计划。日本陆军对1924年中苏关系变化的因应，明确地反映在了这一年陆军省向清浦内阁提交的《对华政策纲领草案》中，该草案第二部分“军部的要求”第三条表示，为开发满蒙及国防之需要，必须建设洮南齐齐哈尔线、长春伯都纳洮南线、开原朝阳吉林线、吉林会宁线、哈尔滨黑河线这五条铁路。从地图上可以非常明显看出，这五条铁路正是满铁通往北满的培养线。正如陆军所表述的“四平洮南线已经开通，要再开通336千米的洮南齐齐哈尔线，则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可以对抗东支铁路，获得在北满的有利地位，进而完成滨黑铁路，形成南北满洲的纵贯线，其价值之重大自不待言”。此后，1924年对华政策纲领虽然没有作为正式的施政纲领在内阁上被公布，但是陆军方面对北满铁路之建设一直念念不忘。1925年11月，参谋本部再次制定了针对北满的铁路修建计划。在新的建设计划中，参谋本部表示“日俄北满竞争加剧……为国防计，北满铁路当优先建设，首先要完成东支路以南铁道网，同时帮助中国完成东支路以北铁道建设”，“新设铁道必须采取准轨制，以便有事之际接续”，“必须首先建设北满以下三线，即索伦线、长春——伯都纳——安达线、会宁——宁古塔——海林线”。显然，参谋本部的新建设案要比1924年时提出的建设案更加深入北满，由此也可看出中苏关系变化后，日本陆军在北满问题上之关注程度。其后，在外务省不知情的情况下，关东军联合满铁就北满铁路开始进行秘密建设活动。在1926年给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的信中，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写道“在满铁意见的基础上，此地正在着手洮南到齐齐哈尔铁路的建设，材料正在配置中，大概4月20日可开工，此时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向外务省绝对保密。滨黑路也一扫过去之分歧，正在和中国官宪接洽中，不远的将来即可实现。其他从洮南到满洲里方面铁路也在计划中，在不以武力即可将赤俄势力驱逐出北满之方针下，我方正在努力”。由此可见陆军对于北满铁路之重视。至1927年田中又一内阁上台，北满铁路建设终于被当做正式对华政策内容讨论于“东方会议”，其后更被田中视为解决满洲问题的最重要一环，由山本条太郎前往中国予以解决。陆军在中苏关系变迁后，对北满铁路问题之努力至1927年10月才有了个书面的结果。
三、总结
“九一八”之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落脚点就是对满蒙特殊权益的保护，为保护和扩大这种特殊权益，日本自1905年起对满蒙政策的推行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05-1911年的建设阶段，其对满蒙权益主要采取依法保护、依法建设策略；第二阶段，1912-1916年间采取秘密策划满蒙独立的策略；第三阶段，1917-1920年间支持段祺瑞，进而从北京政府获取更多“满蒙”权益，并通过签订军事协定，出兵“北满”和西伯利亚，对“北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占领；第四阶段，1921-1922年间顺从外务省意见采取不干涉主义，将军事力量从“北满”撤出；第五阶段，1923-1927年间秘密支持张作霖；第六阶段，1928-1931年为武力分裂满蒙的准备阶段。
本文所论述的时间段主要为第四和第五阶段的交接处，该时间段正承载了日本对满蒙政策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华关系这一因素深远地影响到了日本对华政策。面对中苏关系的变迁，在制定应对政策的时候，日本陆军担当了比外务省更加主要的角色。日本外务省认为应该坚持对中苏不干涉主义的政策，而日本陆军从1923年开始，在实际行动中逐渐脱离这一政策并开始援助张作霖。从1923年后期到1924年初，日本陆军高层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中就已经形成了援张的基本原则，并在1924年初将之提呈庙议。最终，这一原则在青浦奎吾内阁的对华政策纲领中体现了出来。为了将对张作霖的援助实际化，日本陆军从1924年开始多次向张作霖提供军火，并在其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事件中对其进行多次援助，这些援助的背后都有“北满”因素的存在。除了对张作霖进行援助，日本陆军还重新加强了在“北满”地区的军事谍报工作、铁路建设工作，以应对苏联势力在“北满”的发展。这两手内容一方面方便了日本陆军更多地了解苏联势力在“北满”的活动情况，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日本陆军对“北满”状况更全面的掌握，无疑为将来“九一八”的酝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本文原刊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