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杨虎城将军的子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总是不遗余力地出色完成组织上交给工作的任务，也从不以名将之后为本钱，向组织伸手。因此，被一些网友称为“杨家将”。我们今天重点说杨拯民和他最小的妹妹杨拯陆。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受到打击报复，先是被夺去兵权，后又被关押，长达12年之久。
1949年9月6日，国军弃守重庆前夕，毛人凤接到指示，在其直接命令下，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等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被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军统特务人员用匕首捅死，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
杨虎城将军一共有4个儿子、6个女儿，分别是长子杨拯民、次子杨拯中、三子杨拯亚、幼子杨拯仁、长女杨拯坤、二女儿杨拯美、三女儿杨拯英、四女儿杨拯汉、五女儿杨拯陆、幺女杨拯国（也叫杨拯贵）。
杨拯中是杨虎城与谢德贞的儿子，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里，他被关在家里不许外出，随后与父母过起了少年囚徒的生活。他和父母一起迎接了妹妹杨拯贵的出生，等妹妹长大一些的时候，他就经常带着妹妹在囚室附近山上玩，在对妹妹进行一个哥哥的关爱与照顾的同时，也从妹妹的身上找到了失去多年的童趣。但是，他没想到他最终和妹妹一起离开了人世。他牺牲时年仅19岁，妹妹只有8岁。妹妹被特务硬是用双手卡住脖子给憋死后，他的双手还紧紧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当特务的匕首刺进他的身体，他本能地喊了一声：“爸！”然后就倒下了。
除了被害的杨拯中、杨拯贵，杨拯亚、杨拯仁早年夭折外，杨虎城的其他子女后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奉献与作为。
杨拯民，1922-1998年，杨虎城将军的长子。1934年在其父创办的尧山中学读书，1938年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杨拯坤，1924年—1994年，又名周盼，杨虎城将军的长女，与哥哥杨拯民为一母所生。母亲是罗佩兰。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从事宣传工作，其后，调北京市丰台区和北京市政府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旅游部门工作，担任过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市旅游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等职。1994年病逝。享年70岁。
杨拯美，1932—2018年，1932年出生于陕西蒲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甘肃省经济委员会、甘肃省统计局、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省轻工业厅、中科院兰州高原大气所、甘肃省政协等单位工作，1996年11月任甘肃省政协民族宗教和三胞联络委员会主任。2003年12月离职休养。2018年，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
杨拯英，1934年生于西安，是杨虎城和夫人谢葆真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学生时代起，就是西安文教系统的党务及学校管理工作者。1981年，调任陕西省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直至退休。编辑出版《回忆杨虎城将军》，和姐姐杨拯美一起撰写出版了《怀念母亲谢葆真》，为西安事变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是一位博大宽容史学者。
杨拯汉，与哥哥杨拯民一样，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美援朝时期参加军干校，后来在党政机关工作，1963年调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经济研究所，跟丈夫谢宏长期从事石油方面的工作。
杨拯陆，1936—195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到新疆工作。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质勘探队117队队长，是当时唯一一位女队长。1958年9月25日，在新疆中蒙边界的三塘湖盆地率队进行石油地质勘探时，遇寒流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2岁。人们找到她的遗体时，发现她俯卧在一道冰封雪盖的斜坡上，两臂前伸，十指深深地插在泥土里。在她的怀里，揣着一张新绘的地质图，上面有她新涂上去的识别地质情况的可靠颜色。
杨虎城将军的这些子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总是不遗余力地出色完成组织上交给工作的任务，也从不以名将之后为本钱，向组织伸手。因此，被一些网友称为“杨家将”。
杨虎城将军一生中共有3位夫人，原配夫人罗佩兰，第二位夫人张蕙兰，第三位夫人谢葆真。这几位夫人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张蕙兰和罗佩兰、谢葆真以姐妹相称，将她们的孩子视为己出，一个个地带大了。
罗佩兰一直随军行动，并跟着部队操练，不但掌握骑马、射击以及包扎伤员等技能，还组织了一支家属支前队，经常冒着炮火亲临前线慰问士兵，鼓舞士气。人们称她为“巾帼英雄”、“军中花木兰”。张蕙兰大约是1919年嫁入杨家的，这时候，罗佩兰病魔缠身，二人在一起相处得很是和睦。1922年，在张蕙兰和婆婆的精心照料下，罗佩兰在西安附近的高陵县的通染坊镇顺利生下一子。这个孩子就是杨拯民。
产后，罗佩兰得了肺结核，为防止传染，杨虎城将杨拯民送至蒲城老家由张蕙兰抚养，并在三原县东里堡为罗佩兰买了一座宅院，让她好好养病。两年后，杨拯民会叫“爸爸”了，杨虎城才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罗佩兰告诉杨虎城，她和儿子之所以能够平平安安，多亏蕙兰妹妹的百般照料。又过了两年，罗佩兰去世，临终时，她拉着张蕙兰的手说：“像我们这样，世人都说是情敌，但我们却是亲姐妹。我死后，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
失去母亲的杨拯民并不孤苦，一方面，他有继母张蕙兰的抚养；另一方面，他在父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父亲杨虎城见他体弱多病，便给他请了一位国术师，教他练国术，几年下来，他的身体一天天强壮起来。父亲还带着他每天早晨还跟着部队的战士们一起出操，让他在幼年时便熟悉了军营的生活。因为聪明伶俐，深得张学良的喜欢。
据说，有一次，杨拯民随父亲和张学良将军一起乘车去军营视察，张学良开车，杨虎城坐在张学良的旁边，杨拯民坐在后排两位副官中间。张学良将军开玩笑说：“小家伙，你的派头不小呢！今天在车中的人算你的‘官’最大，我给你当司机，你父亲和我的副官都给你当保镖！”
张学良将军说的这个“派头”只是一句玩笑，但在后来的成长经历里，杨拯民在作为与奉献里，的确变成了一个有派头的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过程中，杨家也乱成了一团，首先是杨虎城的母亲在老家蒲城，被叛军扣押，杨虎城派得力人员才救出母亲，并将母亲护送至三原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去三原看望母亲。母亲见到杨虎城，说杨虎城放走蒋介石是“纵虎归山”，将来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听母亲这么说，承受各方压力的杨虎城，心脏病当场就发作了。而在此前，张蕙兰既要照顾丈夫，又要关心婆婆，结果忽略了自己亲生骨肉——杨拯仁——一个只有5岁大的孩子。当时，孩子发热，张蕙兰觉得问题不是很大，结果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等她把孩子送进医院，孩子已经夭折了。
谢葆真
西安事变时，杨虎城的三夫人谢葆真在北平陪杨拯民看病。谢葆真1928年春节前夕，与杨虎城举行婚礼，其后便将主要精力用在支持和帮助杨虎城工作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从1929年至1938年，杨拯民被父亲送到西安、天津、北平等地求学。1935年，他不慎摔了一跤，摔成了脑震荡，后引起严重神经衰弱，医生建议他用外出旅行的办法来恢复健康。同年7月，在大夫的陪同下起程去日本。归来后，在北京一边学习，一边就医。
从北平回到西安，杨拯民和谢葆真眼见着张蕙兰承受不了失去孩子的沉重打击，精神逐渐失常，而杨虎城因行动上受到限制，亦不能带张蕙兰去外地大医院诊治，只能听天由命。
1937年5月，杨虎城被迫交出军权，赴欧美考察，谢葆真携7岁的儿子拯中随行。本来，杨虎城打算带杨拯民一同出国的，但临别的那晚，张蕙兰仍处于精神错乱中，傻傻地坐在椅子上，连句告别的话也不说不出。看着她的样子，杨虎城落泪了，对杨拯民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蕙兰母亲……你要好好照顾你蕙兰母亲！”
这件事，让杨拯民后来非常感慨，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常说：“要不是蕙兰母亲那一场病，我肯定会像拯中弟弟那样，跟父亲一块出国、一块被囚、一块被害的。蕙兰母亲对我有养育之恩，还有救命之恩！”在此，我们仿佛听出了杨拯民这样一种人生逻辑——活着，就能拥有一切，所以，活着的人就必须感恩地活着，才可能谈得上奉献与作为。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杨虎城(右)
张蕙兰的病情有所好转后，杨拯民决心追求光明，去了延安，进入“抗大”二大队一队，成为抗大的第四期学员。
后来经过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列宁主义研究室和俄语学习班的学习，杨拯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至1944年9月，先后任米脂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共银城市委书记。1944年9月至1946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和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任骑兵第六师副师长、党委副书记。1948年1月任黄龙军分区副司令员。1949年4月任大荔军分区司令员、地委常委。这时，杨拯民不到30岁，已成长为一名正师级干部了。
杨拯民
杨虎城被害的噩耗传到西安，杨拯民前去“接灵”，张蕙兰好几天水米不进，随后拄着拐杖在西安城外为丈夫选择了一块墓地。这便有了今天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位于西安城南长安区申店乡双竹村。
安葬了父亲，1950年4月，杨拯民远离西安到玉门油矿任职。因为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又是将门出身，再加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高，在部队杨拯民已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当时，西北野战军筹建空军，组织选杨拯民去当参谋长，但他考虑再三，最终选择了去玉门。
今天的史料很少触及杨拯民为什么放弃了部队的美好前程，选择从事石油工作，我们也很难说清其中的原因，却又禁不住想到了杨拯民名字中的“拯民”二字。资料显示：读小学的杨拯民开始对自己的名字“拯民”两字的意思有了一点了解，但是又不十分清楚。一次，杨拯民问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杨虎城摸着杨拯民头，说到了孙中山先生有两句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中国于富强之域”。
父亲那次还告诉杨拯民，这两名话他非常喜欢，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敬重，同时也为了表示自己对儿子的殷切希望，于是截取“拯民”二字，作为儿子的名字。也许，杨拯民觉得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工业经济建设相对比在部队更有作为，也便有了从事石油工作的最终选择。
玉门油田老照片
告别时的心情是让人难言的。临行前，杨拯民专门来到西北大学，去见还在地质系学习的妹妹杨拯陆。
生活的经历让杨拯民少年老成，不到30岁的他，当时已经是满头花发，到了跟前，妹妹才认出了他：“这不是大哥嘛！”他送给妹妹一支钢笔，要妹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将来为祖国多作贡献。随后，在妹妹的祝福声里一路向西，奔赴大漠戈壁。
玉门油田坐落于戈壁腹地，祁连山下，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油田、第一个石化基地。在这里，请允许我们做以简单介绍：1941年，甘肃油矿局成立。同年玉门油田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抗日战争期间，玉门油矿共生产原油25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产量的90%以上，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25日，玉门油矿获得解放。解放前10年，油田累计生产原油52万吨，占当时全国石油产量的95%以上。解放后是国家重点油矿，也是当时最大的油矿。
杨拯民到任后，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油矿生产的恢复工作之中。经过几年的努力，至1957年底，油矿已经由建国初的年产量十几万吨，发展成为年产100万吨的大油矿。当时，油矿职工达5万人，加上家属达10万人。杨拯民因此当之无愧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成了张学良将军当年与他开玩笑说的有“派头”的人。
杨拯民在石油系统历任玉门石油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随他而来的是，妹妹杨拯陆。大学毕业后，杨拯陆唱着青春的歌来到新疆，并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新疆热土上。杨拯陆坚强乐观、聪明能干，1958年夏天，她所带领的地质队完成了准噶尔盆地东部克拉玛依地区1950平方公里的地质详查任务后，打算于9月份准备举行婚礼。但任务结束后，新疆管理局又为117队下达了新的到三塘湖地区勘探的任务。
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杨拯陆推迟了婚期，继续工作。
三塘湖位于哈密以北，中蒙边界线以南的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环境恶劣，气候多变。当年的9月25日，正是农历的中秋节，但杨拯陆却忘记了这个重要的节日。上午，她出门时，还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但下午收工时，忽然大雪纷飞，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衣着单薄的杨拯陆在冰天雪地里，摸索前行，与狂风搏斗……第二天队员们找到她时，她的身体已被冻僵，停止了呼吸。
此时，杨拯民离开油田到陕西任职刚好半年，同志们将杨拯陆牺牲的消息报告他，问他该怎么办？杨拯民说，自己的妹妹特别喜欢戈壁大漠里的红柳，总希望自己像红柳一样坚强和美丽，“请将她用红枊就地火化吧”。于是，大漠戈壁里有了一团红柳枝燃起的美丽火焰和一个美丽姑娘的永远停留。
1998年10月23日凌晨，杨拯民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去世后，他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和已故亲人的身边——人们将他安葬在了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而妹妹杨拯陆的骨灰也在1959年被迁入这里。
这时，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杨拯民当年送给妹妹的那支钢笔，但却知道，杨拯陆牺牲后，被追认为“党的优秀儿女，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坚强不屈的模范共产党员”光荣称号。并把杨拯陆勘察的三塘湖盆地的一个含油地质构造命名为“拯陆背斜”。
2008年11月28日，在杨拯陆烈士牺牲的吐哈三塘湖盆地，吐哈油田公司在三塘湖采油厂举行隆重的杨拯陆烈士铜像落成典礼。铜像为杨拯陆野外勘探时昂首阔步的工作形象，身挎地质包，手握图纸和地质锤，折射出这位将门之女追求科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铜像面向广阔的三塘湖大地，目光坚毅，寓意着三塘湖的明天更加美好。
这是人们对英雄的怀念，也是人们对英雄的感恩。而杨家兄妹也因为奉献与作为，成了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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