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杰出的宗教领袖，天主教会显赫人物——刘冠东主教，于2013年10月28日安息主怀。刘冠东主教生前曾先后祝圣曹州教区李炳耀、北京教区裴尚德、大名教区安世恩、宣化教区张九牧、永年教区韩鼎祥、保定教区苏哲民等神父为主教。1989年11月，刘冠东主教与其助理刘书和主教在陕西三原教区张二册村，召集全国各地主教及神父代表成立“中国大陆主教团”，并担任执行主席。向全世界宣布在中国拥有一支忠于圣座的天主教队伍。尽管当时教廷未给予明确承认，但是在成立之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表示“乐见其成”。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士曾谴责刘冠东主教做事“鲁莽”，甚至认为处于中国如此环境成立主教团是“不明智”。刘冠东主教深知成立“中国大陆主教团”一定会受到打击、迫害，深知来自教会内部的批评和谴责，但是刘冠东主教更明白天主教在中国不能不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1988年2月，陕西张刚毅神父受到意大利政府的邀请，赴罗马领受意大利政府颁发的奖项，有机会得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接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嘱托张刚毅神父回国后，与刘冠东主教联系，看可否成立忠于圣座的主教团。张刚毅神父回国后，通过渠道与刘冠东主教取得联系，共同磋商成立“中国大陆主教团”事宜。在中国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要成立忠于圣座的主教团谈何容易。偌大的中国，不仅通讯不方便，还要面临官方追捕的危险。各地忠贞主教都是秘密祝圣的，很多主教都在乡间、山村教友家躲藏着，要将这些主教全部联系上，那真是难上加难。刘冠东主教将联系全国主教的任务交给刘书和主教去具体运作。刘书和主教首先咨询在全国各地主持祝圣主教的“名牌主教”，即：王弥禄、贾治国、肖立人、余成悌、陆振声等人。然后确定地下主教的人数名额，继而派遣神父们去联系。在联系过程中，还要咨询主教们的意见。这些被派遣的神父们联系咨询后，一一向刘书和主教汇报，刘书和主教汇总后再与刘冠东主教磋商。全国大部分主教同意成立忠于圣座的主教团，但也有少部分主教认为这样作过于冒险，唯恐因此招来报复，这种担心是非常客观的。果不其然，主教团成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逮捕行动。故而那些担心会被捕的主教们并没有参加成立主教团会议。没有参加会议的主教们在会议前均表示赞同主教团的所有决议。在会议期间，因着重庆教区侯国扬的搅局，致使主教团会议仓促结束。只是选出龚品梅主教为名誉团长，范学淹主教为团长，刘冠东主教为执行主席，刘书和主教为秘书长，杨立柏、李振荣等主教为副团长。范学淹主教的《十三条》为中国天主教忠贞教会的行动纲领。会议还指出，虽然教宗还未收回特权，但是，主教的祝圣尽量先报罗马圣座审批，然后再行祝圣礼。
刘冠东主教不仅在成立中国大陆主教团事情上运筹帷幄，在个人灵修上也细致入微。我与刘冠东主教在一起时，刘冠东主教每天起得都很早，我进教堂时，主教就以及在教堂端坐着默想。在主教的《颂祷》书里，夹着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简单的“神修计划”：1、每天默想半小时；2、坚持每天诵读日课；3、每周守二次大斋；4、每天念三份玫瑰经；5、每周拜苦路一次。我当时看了很受感动，随即抄写下来，努力按照主教的神修计划去实行。这个看似简单的神修计划，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持之以恒。刘冠东主教，这位世纪老人却能坚持不懈地时时提醒自己履行自己制定的神修计划，从天主那里获取丰富的圣宠神力，实在是我等效法的好榜样。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担当！他在世时坚贞不屈地捍卫教会神圣权益，他逝世后仍会影响勇于见证信仰的人们。他是中国教会的灵魂，他是忠贞教会值得称赞的英雄！我们深切缅怀这位教会的英雄，我们敬仰他的德行，更要步武他的芳踪。
2013年11月20日星期三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f6040102ekrq.html

过去一星期，有两单新闻几乎被香港所有媒体忽视：一，教宗方济各确认萨尔瓦多总主教罗梅洛（Óscar Romero）为殉道者（martyr）；二，大陆地下主教师恩祥被中共政府秘密关押十四年后，在狱中逝世，终年九十四岁。香港传媒冷待，并不出奇，皆因不明当中意义。

罗梅洛总主教：无声者之声

罗梅洛神父的神学及政治立场一向保守，例如他曾推崇教会内保守团体主业团（Opus Dei）的灵修方式，也曾支持册封该团的创办者施礼华（Josemaría Escrivá）为圣人。一九七七年，罗神父获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为萨尔瓦多总主教，惹来一些左翼神父及修女不满。而事实上，罗总主教倾向不与政府对抗。

但获任命后不够一个月，罗总主教的朋友——耶稣会神父Rutilio Grande被刺杀。总主教惊觉政权暴虐，心灵思想开始改变。在神父被杀后的星期日，总主教下令总教区内所有堂区取消弥撒，并在主教座堂主持唯一一台弥撒，超过十万人参与，总主教在弥撒中要求停止暴力。

在往后的日子里，总主教摇身一变成为人权保卫者，四出探访贫弱，谴责右翼军政府侵犯人权。其也在每星期日的弥撒讲道中，列出该星期被失踪、虐待、谋杀者的案件。他甚至去信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批评美国政府资助军政府。总主教因此获誉为无声者之声（voice of the voiceless）。

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总主教在一台弥撒中大声疾呼：「任何士兵也不应遵守违反天主戒律之命令。任何人也不应遵守不道德之法律。现在是时候了，你们当寻回自己的良知并服从之，而非服从罪恶之命令。教会……不能在此等恶行前保持沉默。……我因主之名请求你们、恳求你们、命令你们：停止迫害。」（“No soldier is obliged to obey an order contrary to the law of God. No one has to obey an immoral law. It is high time you recovered your consciences and obeyed your consciences rather than a sinful order. The church… cannot remain silent before such an abomination… I implore you, I beg you, I order you in the name of God: stop the repression.”）第二天傍晚，当总主教主持另一台弥撒时，一颗子弹贯穿其胸膛。

罗总主教列品之路，及教廷的新方向

多年以来，萨尔瓦多人民，以及全球不少天主教徒，一直认为总主教是殉道者，应该册封为圣人。然而，不少教廷中人因认为总主教的思想偏向左翼，且亲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可能偏离正统，因而一直阻止其列品程序（Beatification，即封为真福品，乃圣品低一级）。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虽然曾赞许罗总主教乃「伟大的信仰见证者」，认为其值得宣福列品，但也指出害怕罗总主教的列品程序会被政治利用。虽则如此，教宗本笃准许把罗总主教的案件由信理部转至封圣部，扫除障碍。

教宗方济各前年接掌教会，随即定调，认为教会应该是「为贫苦而立的神贫教会」（“a poor Church for the poor”）。其把焦点转移到在贫苦大众及世界的不公结构之上，斥责当今放任市场资本主义之祸患，并强调社会公义。今年二月三日，教宗一锤定音，确认罗总主教为殉道者。教会传统教理指出，只有被「对信仰之仇恨」（“in hatred of the faith”）所杀者，方可以成为殉道者。确认总主教为殉道者，就是确认其不是死于纯粹的政治斗争，而是为信仰而死。一直推动罗总主教列品案的教廷官员Vincenzo Paglia总主教二月四日向传媒表示：「他（罗总主教）在祭坛上被杀害。杀害他乃是要冲击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梵二）传流下来的教会。」（“He was killed at the altar. Killing him was intended to strike at the Church that flowed from Vatican Council II.”）值得留意的是，Paglia总主教特别提到梵二。梵二大公会议乃现代教会改革之开端，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确认教会应该关注现世的种种议题，与世人休戚与共。Paglia总主教又指出：「罗梅洛渐渐明白要做众人的牧者，就要先牧养贫穷人。把贫苦大众置于教会——即所有基督徒，包括富人——之中心，乃新的牧民路向。」（“Romero understood increasingly clearly that being a pastor to all meant starting with the poor. Placing the poor at the centre of the pastoral concerns of the Church and therefore of all Christians, including the rich, was the new pastoral way.”）

优先关爱贫弱，乃殉道者罗梅洛总主教的牧民路向，也是教宗方济各念兹在兹的教会精神。有朋友会批评教宗的所谓改革似是做戏多于有实质意义。确实，教宗并无从根本改变任何教会信理，但其转移传教及牧民的焦点，把社会公义带进到教廷的discourse之中，确实是极大改革。

师恩祥主教的信仰见证

香港的朋友，大多听过刘晓波、许志永，知道他们对民主、公义的坚持，但却多数未听过师恩祥主教。然师主教离世，正好提醒我们专制政权对宗教自由之打压，以及要我们记起众多因对信仰忠贞而饱受共产党迫害的人士。

师主教于一九四七年在北京晋铎（即升为神父），但在一九五四年因拒绝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三自革新」而被冠上「反革命集团首犯」之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曾被流放到劳改煤矿及农场做苦工，后在河北省第一监狱服刑，于一九八零年获释。一九八二年，其获秘密任命为辅理主教。八三年被软禁，八九年再被捕入狱，在九三于国际舆论压力下获释。一九九五年，其接任易县教区正权主教。但在二零零一年耶稣受难日，师主教再次被捕，其后一直不知所终。直至本年一月三十一日，保定市政府证实师主教离世，终年九十四岁。

师恩祥主教一生坎坷，却对信仰异常坚定。虽则无法证实，但既然师主教一直不获释放，我等可以假定，在其被秘密关押的十四年中，主教并无放弃自己的信仰，对天主教会忠贞不二。他无摒弃自己的信念、无妥协、无走去当政协，也无为了表面的传教而委屈信仰，反而为了维护信仰而委屈自己。

　　师主教在强权面前，拒绝屈服。反观当今不少在香港尚可以自由传教的所谓牧者，却在共产党给予之利益及特权面前卑躬屈膝。例如圣公会大主教兼全国政协邝保罗，曾表示基督宗教教会在大陆拥有宗教自由，发展得很好，「与香港无大分别，一样会讲道、唱圣诗」。也有天主教的神父曾表示，大陆的中型教区发展迅速，充满活力。当陈日君枢机劝教宗不要访问中国以免被利用时，这位神父则斥责陈枢机是危言耸听。如果大陆真有宗教自由，那为何师主教会死在狱中？或许政协邝大主教可以解释一下。

教会的本质就是不妥协，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近年，多了一些香港的教会领袖及神职人员，不断宣扬妥协何等重要。或许在政治博弈中，妥协始终少不了，但妥协不等同无底线。放弃原则，为了成全自以为是的所谓「大局」而妥协，其实是背弃良知。政客叫人妥协，正常不过，但教会领袖叫人妥协，就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教会的本质，就是不妥协。教会所服从的最高领袖，在天上，而不在人间。教会及教徒会服膺人间秩序，接纳世俗政权，但条件是该秩序或政权合乎天主（或上帝）所定下的戒律。假若某政权违反天主之法律，则教会按信理不可能服从之，且应该抗命。

　　有神职人员会引用保禄（保罗）的话：「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格前9:22），而合理化自己妥协的行为。为了得到大陆宗教局的认可，就委曲一下，关于公义的不讲、关于人权的也不讲。对，保禄确实如是说，但不才以为，其重点不在委曲求存，令信仰残缺；而在理解对方，尤其在跨文化、跨信仰交谈中，开放自己，不应唯我独尊。请不要忘记，保禄也说过：「你们不可与此世同化」（罗12:2）。这就是清楚说明，教会不应妥协。政权要你跪下，你就要告诉政权：「我只在主及主的仆人面前跪下。」教宗方济各曾经说过，我们要开放自己与其他文化人士交谈，但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identity）。掩盖公义、缺乏人权的信仰，根本就不是信仰的全部。

教会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谓：「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当今不少神职人员，却似乎认为金钱、特权，甚至共产党，方是教会的根基。幸好我们还有罗梅洛总主教及师恩祥主教，为教会播下了坚毅不屈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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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莫哲暐，香港一位年轻天主教徒，曾忝学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然学未有成，唯有继续寻索。

【完】来源：《独立媒体》。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4237e0102vr24.html

前 言

自教会初期，从罗马帝国三百年教难至今，历代的殉道圣人都是为忠于天主、忠于基督信仰而舍身致命的。保定教区主教范学淹就是这“数也数不清的队伍”中的一位。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教会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见证了基督的博爱与神圣，完成了他与基督同死的“祭献”。五十年代初，中国政府掀起了对天主教的政治攻势，以“三自革新”的独立政策，强迫信友脱离罗马教宗的领导，分裂基督的教会，幷以反对“新中国、勾结帝国主义”等罪名威胁信友。在这危难之际，天主拣选了他的忠仆——范学淹主教，坚持“基督是头，教会是奥体”的神圣信仰，坚决拥护宗徒之长伯铎的继位人——罗马教宗的领导，维护教会的一牧一栈。成为大陆忠贞教会的一面旗帜，最终走上了与基督同行的苦难人生，多次被逮捕、判刑、长期监禁、劳改，最后85岁高龄的老主教惨死狱中，为主致命。
主教的一生是忠于耶稣、忠于教会、忠于圣父教宗、忠于主教牧职的一生，他以全副精力甚至用鲜血捍卫了完整的基督信仰。圣父教宗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信友的父亲，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光荣。”
他和所有向往国民昌旺、追求和平、维护人权的人士一样，经历着世海风云的冲击，接受着人类罪恶、无知及专横的洗礼；他的一生刻画了各种罪恶的疤痕，遭遇了不义的打击与摧残。然而面对邪恶他没有以恶报恶，却以真诚与爱心传递了生命的喜讯，以十字架的“愚钝”战胜了邪恶；用生命唤醒人们对真理的渴求与对永生的向往；用鲜血洗涮那些罪恶的灵魂；用生活诠释了基督信仰。
慈爱的天父在中国教会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塑造了他的仆人——福音的使者和见证——范学淹。他是中国教会历史中继徐光启、罗文藻等之后的又一柱石，是信友黑暗中的光明，考验恐惧中的指南。愿主教的在天之灵眷念他处于危难中的教区，使她能在荆棘与坎坷中继续她的生命旅程，幷能早日得见复活光荣的基督。
虽然可敬的主教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然而主教那深爱人灵、忠于信仰的见证生活，就像刚过去的昨天，他忠实、诚朴、坚贞不屈的一生为中国教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永记史册。社会的发展，世界局势的演变，人类思想的进步，教会经历的内忧外患，使我们更感到教会需要象范主教一样的忠实仆人；人灵需要象他一样忠于基督、忠于教会的父亲！
中国教会随着历史的演进已跨入第三个千年，在这充满恩宠与希望的时期，望教友们恳求圣母无玷圣心，幷仰赖在天主保——范学淹主教之代祷，促成中国教会早日合一，世界和平早日实现。

一、童年生活（1907-1918）

在中国北方的河北省西部，太行山脚下，保定市以东三十华里的地方有一个幷不起眼的小村庄——小望亭。几百户人家都以农业为主，靠种田为生，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周而复始、一代一代地传递着这平凡无奇而又静谧的生活。然而誉满全球的保定教区已故范学淹主教就诞生在这穷乡僻壤。
范学淹主教于1907年2月11日出生在一个热心教友家庭中，取名玉贵。由于父母事主虔诚，在他出生后第八天就从本堂神父手中接受了洗礼，取圣名伯多禄。范氏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父母心地善良，乐于周济穷困、帮助急需，因而受到邻里乡亲们的称赞。良好的家庭环境、邻里关系，为活泼可爱的小玉贵的健康成长营造了一片纯真的生活天地，使他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慷慨施舍、虔诚事主的好习惯。
童年的玉贵，生活在教会惨遭“义和团”屠杀之后的初建时期，教会经过血的洗礼之后，教友信仰低落，神职人员缺乏，尤其是国籍神父的缺少，更是教会当时面临的困难。在本堂神父与热心父母栽培下的小玉贵从小就立志修道，愿以生命传递福音喜讯，唤醒国民摆脱俗欲与迷信，使福音广传于华夏，人民归主。
十一岁的小玉贵经神父推荐进入保定西关备修院学习，十三岁时转入圣若瑟小修院。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在圣神恩宠的光照下，他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圣召，体验到天主深深的爱，从而坚定了他献身事主、传教救灵的信念。
“由天主来的还要归还天主，上主赏赐的上主还要收回，上主的名永受赞美！”然而人总有那么多的不如愿。自从小玉贵进到小修院，家人就非常想念他，尤其是他的母亲更是爱子心切，真有点难以割舍，她与一家教友特别要好，而且非常喜爱那家的女儿，没有争取修院中玉贵的意愿，就为他订下了婚事，想以此来终止他的修道生活。但因他对圣召的追求与渴望，始终不为家业和情感所动。等到他前往北京大修院进修时，焦急的母亲，就想尽各种办法予以阻拦，在临行前，还在马车前拦住儿子，哭喊着说：“我有四个儿子，已经献出了一个还不行吗？（当时长兄渴扬已入大修院数年）”是啊，也真的难为这位深爱儿子的母亲了，就如圣女小德兰的父亲玛尔定在小女儿入修会时说：“唯有天主要求我做这么大的牺牲……”。玉贵劝妈妈说：“您不是有四个儿子吗？献出两个来，还有两个可以照顾您呢？……我已决定跟随耶稣，我绝不会动摇的。”遂跳下车来背着包袱就走。直到玉贵赴罗马留学时，他母亲才退了那门亲事。后来主教自己提起这事时说：“修道哪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

二、留学罗马（1927—1935）

岁月流转，季节变迁，转眼七年的时间过去了，活泼可爱的玉贵变成了深沉寡言的修士，步入青年的范玉贵已经结束了小修院习修的课程。1927年，范修士被送到北京阜成门外马尾沟栅栏（石门）文声大修院，学习哲学与神学。玉贵进大修院不到一年，他就与在同一修院就读的表弟杨慕时（玛窦）表现出不凡的才资。同年，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视察修院，看到他们的品德与才华，决定选派他们到罗马传信大学深造。
玉贵赴罗马修道的消息传到了家乡，他对主的虔诚及热爱和对人生的追求及对圣召的执着再次打动了他母亲的心，一改留他在家的愿望，决心完全支持他的修道生活。临行的那天，二老送出村外，泪眼汪汪，难舍难离，妈妈更是跟在后边默默无语，好象在用生命和全部爱心支持着孩子奔赴罗马的征程。多少感激，多少挂念，又有多少期盼，融入在这默默跟随的脚步声中。玉贵回过头来握住妈妈的手，心里感激天主的祝福和父母的爱心。“妈，你们回去吧，我去了还会再回来！”妈妈终于哭出了声。
他安慰着妈妈幷劝导说：“妈，我到罗马见到教宗是好事！你该高兴才是啊！”
“对，妈妈高兴。”
二老送出三里地之外，最后妈妈吻别了自己的儿子，更是天主的儿子，激动地说：“感谢天主给了你这么大的福气，见了教宗，替妈亲权，求教宗降福！”
“好，我一定把教宗的降福带回来！”
范修士满怀着爱主之情，承接着父母的体贴、挂虑和祝福，以及教区亲人们的祝愿，离别了伴随自己成长二十年的家乡，离开了自己心爱的教区，奔赴远在天涯的他乡异国——罗马。在传信大学开始了他新的生活历程。
在罗马求学期间，他既努力追求圣德，又用知识装备自己，学习很是努力、认真。他纯朴、真诚、平易近人的气质，使他结识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彼此分享着自己国家的风土人情，玉贵不时地也给他们讲一些故国的乡村故事，但如遇到一些有辱祖国尊严的说辞，他总是据理力争，当仁不让。
有一次，一位印度籍的同学谈起有关西藏的问题，强调西藏该是属于印度的领土，还提供了一些有关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的依据。从小就酷爱历史的范修士以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方式，提出了更有力的历史证据，论证西藏自始就是中国的版图，使对方心服口服，从此二人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后来那位印度修士也晋升了主教，幷曾与范主教以信函往来，通传友情，分享生活。
主教的罗马之行，为他忠贞于信仰的一生打下了基础，也加深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

三、司铎生活（1935—1951）

“上主带领他所爱的人如同人带领自己的儿子。”范玉贵的修道生活，从备修院到大修院，从大修院到罗马，无时不被那无形的手所带领，而他相信修道就该是不断的交付，接受上主的引导。经过九年的罗马学习，范修士的圣德与学识大有长进，人性智能与情感也日趋成熟，幷深获神长及同学们的爱戴。1934年年底，神、哲学结束后还攻取了教会法博士学位。同年12月22日，在罗马晋升铎品，那天范修士异常激动，喜悦的面容上流露出一个尽职司铎使命的神圣，在首祭弥撒中他把自己特别奉献于中国教会主保大圣若瑟，渴望象圣若瑟一样毕生服侍耶稣，热爱圣母，愿意在司铎生活中成为上主的忠仆、人灵之父。他还在自己原来圣名伯铎后面特别加上了若瑟的圣名，从此范神父的圣名改为伯铎·若瑟。
1935年，范神父辞别罗马，同表弟杨慕时神父一同返回了祖国。不久因工作需要，杨神父被于斌主教调往南京任主教秘书，而范神父则在本教区从事牧灵传教工作，被派往荒芜已久的北马庄担任本堂职务，以后又调往环境艰苦的山区传教。天主好象有意特别陶成这位满腹才学的罗马留学生，使他生活在最艰辛的地方。面对教友信仰的冷淡、经济上的贫困、工作的辛劳，他无怨无忧地寻找牧放天主托给他的“羊群”，忠实地经营着自己的人生。同时，这自然而真实的贫穷使他更深深地体会到天主的全能，他的信德与耐力也因此而俱增，这也正实现了他师法大圣若瑟的夙愿。有些神父认为主教的这种安排有些欠妥，示意范神父向主教提出自己的意见，范神父却说：“服从是司铎的天职，也是天主给我的特恩，我相信他给我安排的是最好的。因为‘上主给我分配的是最优美的地区’。从此范神父在自己的职务与本分上更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范神父既是人灵的牧人，又是祖国的儿子，他用爱心关怀着人灵的得救，也用生命维护着自己国家的尊严。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芦沟桥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从此，中国人民也进入到全面的抗战阶段。抗战期间，年轻的范神父正在保定以西太行山区传教，他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烧、杀、抢、掠，这更激起了他对罪恶的憎恨，也深感祖国人民的危难。他痛斥日本人的侵略行为，为维护民族尊严，抵抗日本侵略，提倡民族解放，积极配合国民的抗战活动，表现了极大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他把圣堂中的所有房间腾出来以收容抗日伤兵，甚至自己的卧室以及圣堂中都住进了伤员，神父还动员教友们捐粮纳物，提供救护伤兵之所需。在战争年代，最重要而又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医药。范神父把教会的一些存钱，连同自己的一千银元一同献出，幷打发教友到保定市西郊公教医院购买急需药物和医护用品。曾有一次，一位身带外伤药物的教友，在从保定返回的途中，经过日军的封锁线时被日军查出，当场被刺死在市郊外。
范神父虽没有如同那么多的抗日英雄们拿起枪来去抵抗日军的侵略，然而神父的后卫救护工作足以表现他的爱国情怀。他以实际行动去爱护祖国和同胞，不知有多少教友在神父的带领下，冒着生命危险送军粮、抬担架、救伤兵，神父的这种爱国抗战行为，深为民众所感动，也曾受到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的肯定，幷致函感谢与鼓励。
1940年，保定教区应徐州教区邰铁欧主教的邀请，派遣范神父与本教区的朱友三、安比约、赵保禄、陈比尧、候鸿佑等九位神父前往徐州工作。范神父与赵保禄神父被分配在徐州市某中学任教，范神父担任历史课，从此便开始了他服务学生的工作。他身着黑色长衣，一派中国学者的风度，除了每日的祈祷与弥撒外，课堂成了他奉献的祭台，学生成了他陪伴成长的对象。透过他们彼此的交流以及对学生心灵的辅导，他成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与尊敬。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2月7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掀起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中国也受到了波及，徐州教区四十位神父全被集中到徐家汇圣堂，使这一带的许多堂区失去了牧人的照顾。值此用人之际，范神父被调往砀山县城北三十五公里的候庄村担任本堂职务。候庄地处苏、鲁边界，战争期间，局势复杂而混乱，日本皇军、伪军、国民军、八路军等各路人马来往不断、出没频繁，加上候庄教友人数众多，使得神父不得不小心谨慎，一方面照顾教友生活，另一方面应付各路军队的骚扰与麻烦。天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陶冶着神父在逆境中的智能与耐力，坚定着他的信仰。
1944年，由于工作需要，范神父被调离徐州。临行前夕，他把候庄唯一的修士——张振东（曾任台湾辅仁大学哲学教授）叫到自己的房间，因为他早就觉得张修士是位不错的学生，他叮嘱说：“你要勤于修德，用功读书，将来晋升神父，好能为教会工作，一定要珍惜你的圣召。”
当晚，范神父把自己节俭下来的二十块钱交给了修院副院长朱友三神父，让他转交给张修士。当朱神父把钱交给张修士幷告诉他范神父已离开徐州时，他非常激动，不知所措，坚持不肯收神父的钱，朱神父再三劝说：“收下吧！范神父只愿你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啊！他就是再困难点也高兴！”范神父爱护后辈晚生的可贵精神，使张修士终生难忘。
1945年，抗战结束后，范神父转往湖北宜昌从事救助难民和牧灵工作。1949年，国民党军队战争失利，许多公司、财团都纷纷撤离大陆，许多外籍与国籍神职人员也都离开了这块“危险”之地。范神父的舅父、表弟、表妹也随国民军队南下，他们曾多次劝说神父一同撤离大陆，而范神父却执意不肯，幷继续自己的工作直至调任新职。后来，主教曾多次提及出国一事，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圣召在中国，相信我即使是死在中国，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祝福，是天主对我们民族的认定，因为他接纳了这块土地上的祭品，接纳了这个民族的儿子。”

四、牧职生涯（1951——195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国政府的新政权从此建立。建国初期形势动荡不安，由于局势不稳定，许多外籍传教士或国籍神职人员都纷纷离开中国大陆，国内教务情况十分艰难。保定教区更是困难，因为自从上任主教周济世被调走之后，保定教区主教一直出缺。候景文神父（后入耶稣会）建议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请求圣座为保定教区重设主教席位。黎培理主教通过慈幼会给赵廷宾神父发出征询公函，要教区提出三位“主教候选人”，经过再三筛选，最后对象落在年轻有为的范学淹神父身上。范神父是传信大学毕业生，且有十几年的牧灵经验，由于在保定工作时间不长，在政府面前历史背景比较简单，因而被提为最佳人选。推荐信由黎培理公使送到圣座，1951年4月12日，教廷下书正式任命范学淹神父为保定教区主教。
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直在汉口管理房产的范神父被汉口教区的罗主教邀请到主教府，说有要事相商。主教和神父谈论了一些面对新形势，该如何与政府相处，今后应怎样保存、发展教会之后，罗主教将黎培理总主教由南京发来的公函《圣座委任范学淹神父为保定教区主教书》交到了神父手中。范神父感到非常惊愕，不知所措，自认才疏德薄，不敢接受。
“不，不，这不是给我的。”
罗主教幽默地说：“不是给你的，是教廷对保定教区范学淹神父的任命！”
“不，我实在难以担此重任。”范神父谦逊地推辞。
罗主教感慨地说：“是的，你不该接受，当主教应在和平盛世，现在大难临头，又有谁情愿做主教呢？”，然后主教非常认真的说：“亲爱的神父，三百年的中国教会将要面临劫难啊！我们外籍教士将不能久留中国了。当主教，是一个荣誉，但更是一份责任呀！为了中国的教会，你还是接受任命吧！”
范神父觉得事情来得实在太突然，一时难以答复，神父沉默了许久，最后镇定地说：“我接受任命幷应许绝对服从圣座、服从教宗。”说完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罗主教又诚挚地说：“看目前环境，形势紧张，教会将面临灾难，教会工作将更加困难，你要做好充分准备。然而无论如何，你要记住天主永远和祂的教会在一起，这是牢不可破的真理，我们需要完全信赖祂。”范神父默默地点头，从他沉着的面孔已窥见他要为教会鞠躬尽瘁，为群羊舍生致命的决心。
1951年6月24日，圣若翰诞辰瞻礼，湖北汉口主教座堂灯光明亮辉煌，雄壮的歌声远远流荡，在神圣庄严的气氛中，主教祝圣典礼正在隆重进行，保定教区范学淹神父接受了祝圣、荣登牧职。
“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自从范神父升任主教以来，他深知使命的神圣与责任的重大，由于他平时特别敬礼大圣若瑟，因此在升为主教后，对大圣若瑟的敬礼更是倍加一等，因为大圣若瑟保护、养育了耶稣，是圣而公教会的保障，也是中国教会的护卫。因此，他特别选定大圣若瑟作为自己牧职生涯的主保，切愿这位圣家之尊长，保护中华教会信仰的纯真与完整。从此范主教的公文签名成为：PetrulsJosephFan.，伯铎·若瑟成了范主教的圣名，每年3月19日与前任周济世主教一样，奉为主保庆辰。
主教就职后，便默默地开始了教区全面工作，恢复了瘫痪多年的教区体制，一方面巡视教区，照顾教友生活；另一方面也从未忘记与自己朝夕相处、志同道合的司铎弟兄，主教深知身为教会牧人，也就是身为教会仆人，因此他常以仆人的身份服务羊群，服务自己的铎职弟兄，安抚体弱多病的属下，尤其对两位长期卧床的老神父——老赵神父与马神父，更是关怀备至，主教曾多次探访幷端茶喂饭，病危时更是日夜守护，终后亲自为之洗身，撤换衣、裤，穿戴祭服，真像一位忠实的仆人。而对于肖懋愚、曲若望等年轻司铎，主教又如慈父一般地关怀他们，与他们谈笑风生，无话不说。他也常以罗马与教廷的情况作为话题，与他们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加深大家对教廷的认识与对教宗的爱戴，有时也指导他们的灵修与哲学课程，他要求神父们生活要简朴，尽量接近教友生活，他本人也以身作则，从主教大厅搬到神父院，和神父们吃、住在一起，更融洽了神职团体的兄弟友爱。

    五、黑暗来临（1952—1958）

随着时代的变迁，局势的演变，主教的牧民工作也由牧养转向保护，由宣扬转向捍卫。自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奉行无神论的新政权，对天主的教会是一个全新的冲击，根据《马列主义》宗教政策的“鸦片论”，认定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和教会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中共套用毛泽东“统一战线”的原则，着手分化教会体制，拉拢一大邦打击一小撮，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打击一小撮敌人”。因此政府在压制教会领袖之余，也寻求愿与政府合作者建立新的组织，以便对教会进行彻底的控制，于是推出了“三自革新运动”，开始举着“独立自主”的旗帜，打击教会，诬陷外籍传教士，拉拢、迷惑、威胁、恐吓国籍神职及教友，幷利用一些“积极分子”作宣传，揭起了“三自运动”的浪潮。这便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前身。
从1951年至1958年大陆天主教教难时有发生，而且日趋严重，在此环境中工作的范主教显得更加沉着冷静了。面对无神论者的反宗教行为，独具慧眼地识破反教会者的目的在于消灭教会。为此他一再提醒他的司铎，一定要看清问题的实质，头脑要清醒，以免上当受骗，鼓励神父们要坚持教会的圣统原则，坚持信仰的纯正，永不背叛教会，以“不变应万变”。他向神父们通传自己的经验说：“相信天主的人，天主就是他的保障”。
主教笃实的信仰塑造了他深遂的洞察力，使他一针见血的揭穿了对方的阴谋，他常对神父们说：“面对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人家早有研究，天主教是罗马公教，是属于罗马教宗的；人家也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德道理，所以才从这根本问题上下手攻击我们，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呢？人家要你的脑袋，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耶稣说：‘谁在人前承认我，我在父前必承认他。’现在正是我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为了基督的教会，为了信仰，主教不仅对自己的属下严格要求，对其它教区的神职人员也常以基督弟兄的情谊引导、鼓励。有一次在河北省召开的宗教会议上，献县赵振声主教的发言显得含糊不清。会后范主教主动找到他提醒说：“你这样的发言是会有危险的，含糊地表达立场，足以让人钻空子，他们很会抓人的心理，你越是模棱两可，他们越认为有希望改变你，甚至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最后征服你，使你成为任人摆布，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俘虏。”面对信仰的问题或有关对宗座的态度问题，范主教总是百分之百的坚持，对方的谈话只要露出反教宗的苗头，主教常是不等对方说完就立刻反驳，强调教会信仰不容改变，力争教会权益。正是由于保定有了这信仰坚定，爱主热诚的主教，才培育出了象韩度、肖懋愚、师文都等致命圣者。在残酷的年代里，因受范主教的影响，除了保定以外，邻近的北京、天津、易县、安国、正定、顺德、赵县、献县等教区的绝大多数圣职人员都表现的立场坚定，忠于教宗及信仰，使中国大陆天主教得以保存和发展。然而范主教坚定的信仰，鲜明的立场，却使中国政府大为恼火，一个阴谋就要落到范主教的身上。
1957年“爱国会”产生前夕，八月的天气阴沉得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仿佛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人们都在匆忙地收拾着东西，准备着迎接来势凶猛的狂风暴雨。黑暗笼罩下的保定到处传闻着一场宗教上的“革命”。同年某月的一天，河北省政府在省会保定召开宗教会议，讨论有关成立“爱国会”的议题。省长点名要范主教表态，要他与罗马教宗断绝关系，范主教没等这位省长大人说完，拍案即起，义正辞严地拒绝：“什么事都可以谈，唯独信仰的问题不需要说。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由宗徒传下来的，要我们与教宗断绝关系办不到。你们不要用‘不爱国’的帽子来压我，天主教的本质就包含热爱国民，造福众生的。”主教说完起身走出了会场。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接着又是一片嘈杂混乱，然后高音喇叭便传出“把他抓起来”的声音。从此灾难的阴霾就笼罩在主教周围，他随时都会有被捕的危险。
主教清楚自己的处境和教会要面临的劫难，“他自知自己的时辰已到，便决定朝耶路撒冷走去。”为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主教在1958年法国露德圣母百周年纪念，也是中国教会艰难时期的开始，决定在占礼单上印上“露德圣母像”及“圣母降显露德百周年纪念”的字样，敦劝全区教友遵循圣母在露德及法蒂玛的教导，悔改、补赎、热心念玫瑰经，幷借玫瑰经敬礼，祈求面对困难的力量。同年2月11日，露德圣母纪念日，范主教在主教座堂隆重地举行奉献礼，将全教区奉献给东闾圣母，以他的真诚和信赖把教区和将要面临的考验，托在圣母手中。
1958年初春，在一次保定召开的“三自”筹备会议上，政府把早已拟定好的文件，交给主教，让他发言表示拥护“三自爱国运动”。主教因严辞拒绝而被逐出会场，幷被禁闭在会场外的一间小房间里……。第三天，教友们拿着张《保定日报》给主教看，报上编造了一篇“范主教认罪书”，声称主教向政府认罪求宽了。主教见此十分诧异，他更感到对方实在心狠手辣，也更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向教友们说明他会据理力争，维护教会权益的，教友们也因此识破了当权者的险恶伎俩。主教因被诬陷，也认识到自己参加这次筹备会议的失策，虽然本意是“不想与政府对抗，愿用正面方法争取教会更大的活动空间，使教会免受更大的危害”，然而却被卑鄙、虚伪的对方所诬陷。主教深感愧疚，几天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在保定主教座堂举行圣祭时，面对广大教友和在场监视的公安人员，勇敢地作了“明补赎”。主教说，他参加了筹备会议，自己上了当，也使教友们产生困惑，给教会造成了损失，立了不好的表样。他请求教友们原谅，幷请为他祈祷。然后主教又当众宣告：“爱国会”是强迫教会与教宗分离的裂教组织。第二天做弥撒时对几位教友说：“任何人不许参与爱国会神父的弥撒，因为那是帮助他们犯罪，即使是走走形式，也是为他们捧场”。于是主教领导全体教友重发领洗誓愿，当主教问到“你们弃绝魔鬼吗？”的时候，教友们用雷鸣般地声音回答：“弃绝”，在场的教友几乎全哭了，仿佛一场灾难就要临头。
两天之后范主教被捕了，从此开始了他多年的牢狱生涯。
被捕后的第一关就是受批斗。1958年5月，在政府精心策划的批斗大会上，他们买通的一些冷淡教友、学生和个别神父对主教展开了批斗，还没等政府人员说话，那些人就高声呐喊污辱主教，其中苏长山、王其威、候洪文等几位神父也先后发言污蔑主教“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主教面对那些不知好歹的学生的唾骂，或许还容易忍受；然而主教又该以怎样的真诚和爱德去面对这些曾经在教会怀中长大的教友、神父呢？“若恨我的人欺凌我，我还可以容忍，若我的仇人辱骂我，我还可以退让，可惜是你，我的同僚，我的伙伴，我的友好。”（咏五五13-14）。对常人来说灾难也许是真的“灾难”，会被灾难吓倒，成为灾难的牺牲品，但对主教而言，他知道这一切是爱他的主所赐予的礼品，这正是他圣召生活的价值，他要背负这民族的罪恶。面对学生们的造谣欺骗，尤其面对几位神父的伪证辱言，主教幷没有反驳，他为那几个神父感到耻辱，为自己的国民深感心寒。主教面对这一切都默不作声，他从座位上慢慢的站起来，面向教友们微笑招手，他好像在说：“罪恶你的毒刺在哪里，死亡我是你的死亡。”于是台下的学生大喊大叫：“把他的眼镜砸烂，让他低头认罪”。从此这个“以身试法”的主教，被送进保定小北门集训队强行教育与洗脑，时间不长就被判十年劳改，先被解送到黄骅县劳改农场服苦役六年之久。1965年又被送到安新县大坨子劳改厂进行劳改，直到1969年年底刑满获释。
由于主教的谦逊，从来不提有关他在狱中的生活，每当人们问及他狱中情况时，他总是笑着说：“没什么。”一次一位教友问主教在里面挨过打没有，主教幽默地说：“没有，只是断不了捅捅摸摸的”。
还有一位教友问主教：“在安新县大坨子劳改厂时，冬季放冻水让你站在膝盖深的水里看水，是真的吗？”
“是真的”主教漠不经心的说。

“那不把腿冻坏了吗？在水里还能站得住吗？”
“没事，只是稍微凉点。”主教又笑着说。
主教在这几年的牢狱生活中受过多少苦，只有天主知道，恐怕连主教自己也记不太清了。

六、回乡改造（1969-1976年）

1966年，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继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它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也塑成了千百万个冤魂。它使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明倒退几十年。1969年底，范主教由安新县大坨子劳改队获释回到离别十年的家乡——小望亭，被安排在第二生产队。此时的家乡已不再有几多温情，一个个冰冷的面孔，一双双鄙夷的眼睛，各方面还受着政府的监视、管制，每天强迫他做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达11小时之久。当时正是文革高峰，范主教就在这人们失去理智、泯灭良知的时候获释回家。家乡虽不再是监狱，但主教面对的是比监狱还苦涩的摧残、批斗和嘲弄。天主就这样陶成着这位“上主的仆人”。“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对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脸。因为吾主上主协助我，因此我不以为羞耻；所以我板着脸，象一块燧石，因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依五十6-7）。主教就默默地承担着这一切，因为他知道这正是他圣召的使命。
主教回到望亭之后，立刻被打入“黑四类”继续接受改造。“四类分子”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奴隶”，随时都有被斗、被打的可能，每天很早就起来做“共产主义”认为最卑贱的工作——扫大街、做义务劳动。白天做别人不愿干的重体力工作，晚上还得由村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们带领开会、学习，甚至挨批、挨斗。一天晚上在开会的时候，一位革命干部讲话说：“天主教是迷信，天主幷不存在。”
主教慢慢地站起来说：“你说得不对，天主教不是迷信，天主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
说完，主教就用宇宙间的奇妙，证明天主的实有，使得他们在科学真理面前无话可说。然而他们幷不甘心，以主教态度强硬为由，把主教带回村政府——大队部，问主教说：“你不是说有天主吗？”
“有！”主教坚定地回答：“天主就在我们面前，在每个人心中，虽然我们看不见他。”
“好，现在我们打你，你叫你的天主罚我们吧！”
说完就辟头盖脸地一顿毒打，甚至有人用五厘米见方的木条用力抽打着，声声见血，鞭鞭见痕。然后又对主教说：“你怎么不叫天主罚我们呢？”
“不是罚你们，而是罚我，因为我有罪，天主要借你们的手成就我。”
“是吗？那我们就不打你了。”
“那是天主看你们打累了，让你们休息，天主借你们向我施展仁慈。”
    面对这一切，主教从来不抱怨，他愿意完全接受这由天主来的十字架，背负这民族的罪恶。主教用他整个生命向天主回答着“是”。主教对政府人员以朋友的心和他们交往，对那出卖自己、出卖别人的人也是一样，他愿做人人的朋友。一天，主教正在生产队里劳动时，队长叫主教去“开会”，主教到会议厅之后，“爱国会”的热衷者——范德贵神父，瞪着眼对主教说：“你怎么来晚了？”
“我知道了就来了”主教慢慢的说。
“你胡说八道！”
“还不知咱们俩谁胡说八道呢？”主教微笑着说。
说完，支左的小马把主教叫到一边，审问主教：“你是范学淹吗？”
“是，我是范学淹”。
“你是主教吗？”
“是，我是主教”。
“那么你就在天主教了？”
“如果我不在天主教，我怎么是天主教的主教？”
“天主教没好人！”小马讥笑主教说。
“我不接受你的说法，你说天主教里有坏人，我不否认，天主教本身就是让人学好，走正路的，教人爱天主、爱人，热爱国家，热爱社会，热爱家庭，施行正义，做社会的好公民的。”说完主教问小马：“你说共产党好吗？”
“我说共产党好”小马回答说。
“我也不反对共产党”主教说“你说共产党里有坏人吗？刘青山、张子善（曾是市区干部）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呢？国家为什么枪毙他们呢？你能说共产党没坏人吗？”
小马无以回答，一声严厉的斥责“回去干活吧！”结束了这次审问。
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环境多么艰难，生活多么困苦，主教从未忘记他牧人的身份，面对信友的灵性需求从不拒绝，偷偷地为他们听告解，满足他们灵性的渴望。有一天，邻近村——米阳的一位教友偷偷地给主教说：“米阳村有一位临危的病人要求终傅。”主教立时就去请假，到望亭村公安员陈未明那里说明原因，要求前去为病人送这最后一件圣事。天主对一个临终的人是那么的仁慈，本来以为没有希望的事却轻而易举地获准了。陈未明盘问了一些情况，最后“以不要声张，办完事早点回来”为条件准许主教去完成这神圣牧人的职务。
主教对天主一片忠心，对人灵挚诚相爱，对工作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天让他看菜园，正好是夏季蔬菜繁盛季节，主教的侄女到那儿去买菜，旁边的人就对主教说：“给她点算了”。主教说“不行”。那个人没办法只好给主教说让她自己摘点付钱得了。可见主教虽在微小的事情上也不贪图分外之财，绝不损公肥私。
在那个荒乱的年代，主教为了教友们的信德，用尽各种办法帮助处于危难中的信友。其实主教也曾想过用“革新”这一名词把那些跌倒的信友和神父弟兄们再扶起来，领回基督的羊栈。主教的老母亲知道后含着眼泪对主教说：“儿呀，我心疼的是你的灵魂，而不是你的肉身。你不是救世主，只需信赖耶稣就够了，只有祂才是历史的主人。”此后，主教便改变了主义，从而更坚定了信心，忠于教会，忠于教宗。他还为了保护至圣圣体，曾大胆地将圣体供藏在粮仓里。为鼓励幷坚定信友们的信仰，派人到周边各村去分送圣体。

七、二次“进宫”（1977-1980）

主教的出狱虽然身体倍受摧残，却为信友带来了很大的安慰与鼓励，七十多岁的老主教每天清晨四点钟都托着年迈的身躯为教友主持圣祭，照顾教友们的信仰生活——出终傅、行圣事。80年的复活节主教已经公布复活节当天上午8点钟做弥撒，可是外地来的教友为了能够赶上回去劳动，就请求主教早一点做弥撒，主教就另外给他们安排了一台弥撒，稍稍休息，8点钟又准时举行大礼弥撒。弥撒之后，教友们还愿和主教一起聊会儿，有时竟忘记吃饭。年老力衰的主教从不说一声累，总是以承行主旨为自己的喜乐。在主教的指导下，信友们有了为主作证的勇气，增添了信仰的力量，主教那对天主、对教会的忠贞和那不屈不挠的、不畏强暴的精神，成了广大信友和圣职人员的典范，受到大陆各地教友、神长的拥护与爱戴。主教这种勇敢为主作证、维护教会、坚守真理的精神传到了人们心心向往的罗马，圣父教宗为天主及教会有这样的忠仆而感到自豪，在主教晋牧25周年之际，亲笔致书给主教，表达对他的关怀与安慰、嘉奖和祝福。以下是译成汉语的文稿：

致可敬的神昆保定主教范伯铎·若瑟

亲爱可敬的神昆阁下：

查时代的流转更替，莫不遵上主无比远见的旨意，由此旨意朕又忆念及阁下，因为阁下自荣升牧职以来，即将满廿五周年。“天主比我们的心大，祂原知道一切”（若望壹三，20），唯独祂能洞悉与权衡，朕愿以何等倾心的情意，借衷心的祝祷，使阁下在如此幸福的日子到来之际，弥漫的饴乐芬芳馥郁。为此朕特致书于阁下，明示摹摹之意。

但阁下可爱的保定教区的牧职既被剥夺，朕不知阁下此时此刻在中国身居何处？阁下诚属忠心耿耿，无愧于群羊之典范，是朕和普世教会最可爱的教区领袖和司牧。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朕都要祈求为我们传言之天使为阁下带来美好和慰藉的寄语（参匝一，13）。兹朕公开声明：使阁下遭受屈辱的不是罪行，而是德操，因为阁下是勇敢的、温良的、忠贞的，倘若为耶稣圣名忍受犯法的折磨，心胸宽大，将树立无可比拟的崇高形象，而且按照宗徒之长圣伯铎的见解亦不外此意。“若你们为正义而受苦才是有福的”（伯前三，13）

所以，不要向邪恶屈服，反之要以最坚定的望德更加敢于一往直前。相信阁下现在为追随十字架的神圣奥迹所忍受的一切，都将转化为阁下出人头地的作为（参德三三，23），愿圣咏和谐的歌声成为阁下每天的欢愉，愿与天主的神交密往成为阁下超尘脱俗的心香，愿对玄妙神学的研究，为阁下倾注默想智能的不竭甘饴。

愿阁下热诚孝事的至圣童贞玛利亚、超性生命的闪闪明星、中华之后永远保佑阁下、救助阁下，幷做为永久的慰人不倦者，对阁下教区的信众慈爱有加、蔼然含笑！

愿以上最热烈的祝望与宗座遐福而如愿以偿。

1976年朕在位第十三年六月三日

发自梵蒂冈宫

教宗：保录六世

圣父教宗对可敬范主教的嘉奖与鼓励，即是对忠贞教会的肯定与嘉奖，更加强了信友们敢于为信仰作证的勇气和力量。同时教宗对主教嘉奖的消息也瞒不住中共政府的耳目。当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恼怒，随即一场预谋策划的恐怖又一次笼罩了保定的教会。1977年11月的一天，范主教再一次被拘捕，县政府和村干部开着吉普车到主教住宅门口，闯进门，把主教五花大绑起来，主教镇定自如的对教友们说：“这是天主对我再一次的考验。”主教被带往县政府后首先就是审问：“范学淹你知罪吗？”

“我何罪之有”

“你造过谣言吗？”

“我没有造过谣言，我们天主教是不许造谣言的，造谣言是犯罪行为。”主教肯定的说。

“阿拉拉特”审询人员还没说完，主教接着就说：“噢，你说的是阿拉拉特方舟的事，我承认，我确实说过。”

“这纯属谣言。”

“如果你非说是谣言，那也是你们政府在造谣。”

“政府绝对不宣传这样的东西。”

“你看看今年的本期报纸就知道了。”

于是他们叫人去找本期报纸，发现报上真如主教所说的刊登了发现阿拉拉特方舟的事，但政府人员并不甘心，之后就另寻理由找主教的罪证。1978年4月15日，政府以“反革命”罪名再次把主教关押在清苑县看守所内。大街上挂着“打倒以范学淹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横幅标语，广播电台也大肆宣传范学淹孝忠罗马的“罪行”，同时甘肃、上海、武汉、献县、安国及保定当地的神长、教友，凡是与范主教有关系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均遭逮捕，备受酷刑。政府当局表示这是一起反革命大案。

主教被捕后关押在清苑县看守所内，他“被列于罪犯之中”，在关押期间，他也真的以一个替罪羔羊的身份服务周边的人。他以真诚与友爱和狱友们交往，给他们讲述天主的拯救及做人的道理，幷以身作则，帮助困难中的弟兄，他的爱心与真诚赢得了狱友们的尊敬，虽然他是主教，在他们面前就如仆人。同号里的狱友都说范主教是一个真正的大好人。由于看守所的规矩是半军事化，每晚睡觉铃一响人们都慌乱的上床，鞋子放得乱七八糟，第二天起床的号一响又都慌乱得寻找自己的鞋子，大家经常为此发生口角。细心谦逊地主教看到这一切，每晚当别人都上床后，就小心地将狱友们的鞋摆好，放在每人的床位前，以保持早起时的秩序。大家对这位老人的真诚与爱心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对于看守所的犯人们来说，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吃不饱，饭份都是定量分配，每顿两个小玉米饼子。这对年老的人来说或许能顶得过去，然而对于那些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来说，只够维持生命。一天，范主教看到一个年轻的狱友气喘嘘嘘直冒冷汗，脸色煞白，主教凭着自己的经验，深知其原因，于是把自己打来的窝窝头让给那位年轻人吃，自己却忍受饥饿，主教对他说：“我老了，你还年轻，吃吧！保重身体！今后要做个好人。”从那以后，主教总是拿出食物的三分之一让给年轻的人吃。主教自己却天天受着饥饿的催残和打击，有时自己的身体也支撑不住走路有时还得扶着墙，但他仍然在给，在给，在给，他愿把自己全部给出。他用生命和爱心，治疗着这些分离的心灵，唤醒他们的良知。这些年轻人在主教身上体验了人间真情，唤起了他们做人的信念。

1992年春，满是伤痕的主教遗体被送到村里，安葬的那天，曾吃过主教饼子的一个中年人哭得泪流满面，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呼喊着：“天啊！多么好的老人哪！为什么？你们为什么非治死他呀？”那个人后来因主教事迹的感召，而开始向往教会，经过学习和探索也接受了洗礼。

八、国破山河在（1980—1982）

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因“四人帮”的倒台而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多少也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路线的荒谬，中国社会在这场浩劫之后逐步开放，社会上各种民间活动也渐次得到恢复，宗教政策也放宽了一些。天主教会也不例外，政府陆续释放了一批被关在劳改营中的主教、神父，尤其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议决推行开放政策，使教会获得了相对自由。1980年1月4日，经新执政团体重审“范学淹案件”，结果判决范主教无罪而获释，由南大冉看守所回到了小望亭。

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与洗礼的主教，出狱后更感时间的紧迫，他的生命时光，十年、十年的过去了！十年没有宗教敬礼，没有领过圣事的教友生活是怎样的情景啊！主教出狱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便是教友们的信德，他把握时机，用仅有的一点自由立即开始了他的传教行程，视察教区、施行坚振。记得主教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时不可待，机不可失。”以此信念投入牧灵工作，以弥补二十年来的“损失”。

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的教友生活已经非常淡漠了，十年浩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信仰更是陌生至极。主教深感责任之重大，因此在全教区提倡学习要理的活动，主教说：“为重振教友信德不是只要念经，也要抓住时机深入学习教会道理，男女老少都要学习，青年人和孩子们更要学，加深了解人生和信仰。”主教就在1980年为本乡第一批孩子施行了坚振圣事，虽然他们懂得不多，主教深信，圣事会坚固人们的信德。主教认为，没有了解启示的机会又怎能有坚实的信仰呢？为了使信友们更深的了解自己的信仰，和更清楚主动的参与圣事，主教回应梵二的精神，在全教区推行白话经文，提示神父们做中文弥撒，使教友们更快的融入教会的怀抱。

“天主的教会是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着自己的旅程。”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胡耀邦的昭雪平反，许多神长教友都先后获释，为教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范主教审视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形势，幷针对具体情况作出了深具远见的决策：

一、为适应当时急迫的传教形势，必须立即适时地整顿幷建立神职班。

二、必须尽快地着手圣召培育工作，陶成年轻司铎。

三、抓住有利时机，在中国大陆祝圣主教。

1980年春季，柔和的阳光照射在刚刚被寒风袭击几乎冻僵的保定，使它重新沐浴在新的春辉里，各村的教友也陆续恢复了礼仪生活，举行虔诚地敬礼活动，离家多年的游子也回家探望饱经风霜的母亲。安国教区耀汉兄弟会会士相彼德神父，由美国回大陆，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保定，在教友的帮助下更衣化装，连夜看望被严密监视的范主教。他们推心置腹，倾心交谈，互相交流了国际与国内的教务情况。通过交流彼此更感到大陆的地方教会幷不是孤立的，它是普世教会——基督奥体的一个肢体。大陆教会的苦难，使整个教会都经受着痛苦，而这苦难的教会也堪为其它教会的典范。

时隔不久，侨居美国的保定教区神父吕穆迪也回家探亲，并事先约定将在保定市拜见主教。吕神父回国后，探访了几个堂口，尤其是东闾堂区，并在东闾为教友们过了圣母升天瞻礼。然而神父的行动却引起了政府的注意，神父还没有来得及拜见主教，便收到了保定市政府的驱逐令。但神父还是巧妙地拜见了主教，幷留下当时能兑换人民币600元的一张美金支票，以付薪印刷总犊经本的费用。主教为有这样忠心的神父也倍感荣幸。在相神父与吕神父回保定的同时，徐水县师庄村也回来了一位美籍华人师福录司铎。这位神父回家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按资论辈，凭远近摊牌，分发礼品。凡家属和亲朋每人都得一份，以表情谊，幷在邻村漕河集市上，将市场中所有烧饼买下来，使所有赶集的人随便拿、随便吃，以示自己的慷慨。好一个慷慨的“施舍”！然而他对坐监多年的老主教却不闻不问，对于本村两位体弱多病的老神父也不舍分文。“贫家有子贫亦娇，骨肉恩重哪能抛”。面对师神父的做法，主教幷不计较，却以宽广的胸怀接受这一切。但当师神父被政府利用，以相反信仰的言论危及教友信德时，主教却当仁不让，以本教区主教的名义，严令禁止他在大陆施行圣事。主教为有这样的神父而深感歉疚，当时就为他守了两个大斋。为挽回他造成的负面影响，又多次特别告诫人们：“人家逼迫我们脱离教宗，就是要我们的头，要我们独立于属于罗马的圣而公教会之外，就是肢解我们。你们说行吗？你能任凭人砍你的头，把你大卸八块吗？不行，当然不行！面对邪恶，一个基督徒应持什么态度？难道还能温良谦让吗？还能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吗？不，要坚持真理、保存信仰、不能见硬就软，妥协投降决不是出路。”

1980年春，安国教区代理主教王斐理发表了一份“告教友书”，声明拥护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政策，幷明令禁止十八岁以下的教友领洗，不许学习经言要理。这是要把教友的信德扼杀在萌芽之中呀！范主教看到这个“告教友书”后非常生气，立刻打发教友到束鹿请王代理，当面劝责他，批评他的作法。教友们也都反对这颇有“权威”的禁令，仍按教会要求尽早给自己的孩子付洗。当时范主教劝王斐理收回他的“告教友书”，幷设法消除其负面影响，可惜他幷未接受，为安国教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教友信仰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九、“首批门徒”的祝圣（1980—1981）

从50年代至80年代初，由于教会全面受到限制，致使教会的圣召培育，三十年的时间成为空白。80年代初，政府对宗教的政策放宽，虽然不是全面自由，但也为教会继承人的培育提供了机会。1980年1月14日，主教无罪获释后，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还是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传教工作，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司铎培育。由于30年的教难，教会的神职人员已经断代，加上老神父的去世与多病，司铎短缺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因此培育年轻司铎已成为当务之急。

主教在巡视教区时，特意找到曾在慈幼学校工作过的赵廷彬神父，希望他能负起培育修生的工作。主教说：“原来保定有七、八十位神父，现在仅剩几位老弱病残的神父了，如果现在不及时培育司铎圣召，我们将会后继无人。”因环境的限制，赵神父虽未能接受这份既艰巨又光荣的工作，却开始了培育修女的工作。

教会是天主的教会，天主不会使祂的教会缺乏牧人。就在教会刚刚开放，宗教敬礼刚刚恢复不久，徐水县安庄村热心青年安树新就有了献身教会的愿望，在本村老神父朱友三的精心培育下，渐渐走向成熟，富有信仰精神和传教热诚。经过神父推荐和几次接触，主教就认定这位热心的青年，是天主召来的在祂葡萄园里工作的第一批工人。于是主教不顾他学识的不足决定祝圣他为神父，安树新81年元月1日由主教手中领受了圣职，晋升铎品，成为保定教区文革后第一位新神父。清苑县田各庄村的苏志民，早年在北京慈幼学校学习，“文革”期间也遭受了摧残、打击和迫害，开放后积极投入教会工作，矢志献身教会。由于教难兴起，无法完成学业，就在家保守自学，渴望有一天能走上天主的祭台，就在安神父祝圣后不久，即同年复活节前圣枝主日，也被主教祝圣为神父。安神父与苏神父成了主教施行牧职以来的“首批门徒”。二位神父从此担负起沉重的传教工作，幷不时有被捕入狱的危险。他们对天主的热忱和对教会的服务赢得了天主的欢欣，被天主拣选承担教会更大的责任。在1992年5月3日二人同时晋升主教牧职，从此他们也步武老主教的后尘，走上了更艰辛的十字架的道路。后又双双被捕，其中的苏志民主教至今杳无音信、下落不明。

范主教看到自己有了新神父非常高兴，他多次提醒神父们要物色圣召对象，要求一位神父要带出一位接班人来。他提示现阶段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完善的修院，我们的神父也不可能都如同圣多玛斯那样学问高深，但我们的司铎都该具备圣维亚奈般的圣德。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唯有德行占首位。主教说：“知识不够，圣了神父还可以再学，唯有品行方面不能含糊。”这便是那个时代与那个特殊环境下有关培育圣召的指导原则。历史不是塑造的，天主是历史的主人，在天主的引导下，教会在困难中渡过，在那个时期各地出现的所谓“过渡神父”，他们虽然在知识方面不那么完备，那是条件所限，然而在热心与圣德方面实在是后人之楷模。

1980年夏季的一天，正定教区保禄会会士贾志国由人陪同来见范主教，为领受铎品，不料却被人举报。当他们将要举行礼仪时，被民兵传唤到大队部，盘问多时，最后返回主教家中。主教立刻更换白衣佩上领带，从容而镇静地为贾修士行了祝圣礼，为正定教区祝圣了自开放以来的第一位司铎。

弥撒后，主教微笑着面对教友说：“目前中国的传教士总免不了困难、挫折、甚至风险，这是每一位司铎需要面对的现实。”主教转身对新神父说：“今天吾主耶稣打发我们到狼群里去牧羊，要‘机警如蛇，纯朴如鸽’（参玛十，16）”。主教对贾神父的嘱托，也是对每一位神父，尤其是对年轻司铎的期望。

吾主耶稣建立的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被圣神立为教会中的牧人，“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主教是真理的导师，圣礼的司祭，基督教会的管理人，地方教会的延续需要由主教来传递。然而中国大陆教会几十年的风云惨淡，已使主教人数所剩无几，为使大陆教会生存，祝圣主教更是当务之急。由于当时各地方教会主教出缺，使政府控制教会有了可乘之机。政府着手恢复各地“爱国会”组织，继续实行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以达到对教会的控制，最终使它沉寂。他们不顾教会信仰，加紧任命一些表现积极的神父为主教，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自选自圣的主教。在这关系到中国教会存亡之际，主教深感形势急迫，他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果敢的决定祝圣新主教，因不便向圣座申请就来了个“先祝圣而后请罪”。于是从1981年初开始，范主教先后祝圣了河北正定教区的贾志国主教，甘肃天水教区的王弥禄主教，河北易县教区的周善夫主教，并委托贾主教祝圣赵县教区的闵神父为主教。事后范主教如释重负，但又自知没有向圣座请示，自作主张只是权宜之计。因此范主教将自己祝圣主教之事呈报教廷负荆请罪，表示愿意接受处分。然而英明的圣父教宗不但没有怪罪范主教的行为，反而大大嘉赏。1984年1月16日台北《教友生活周刊》刊登了教宗的覆文：（记者师范君）。

亲爱的伯铎­—若瑟弟兄：

你的此举完全合乎我的意愿，为此我给你宗座遐福幷给你特权，在一切事上你可先行裁决处理,然后再向我汇报。

范主教深为天主的仁慈而感恩，他既知已有了特权，就又督责主教们祝圣了一些主教，这样大大加强了正统教会的组织和领导力量，保持了教会信仰的完整以及与整个普世教会的共融。虽然如此，范主教幷未忘记主教责任之重大，1981年8月范主教派人专程赴甘肃天水教区王弥禄主教和兰州教区杨理伯主教那里，嘱托他们在主教的候选人上要特别慎重，以保持信仰的纯洁与完整。范主教的确为各地教会的发展确立了基础，然而为自己的教区继承人问题没有解决而挂心，范主教一直想请二赵神父作为保定教区的接班人，但赵神父谦逊至极坚决不肯接受主教圣职，直至89年主教把教区托给陈建章主教，幷任命苏志民神父为副主教，从而确定了保定教区的牧人，老主教这才安心，还非常幽默的用西默盎的话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路二29）表示他更深的经验了天主那引导教会的圣手，也更以信赖把教会托在天主手中。

    中国的天主教会永远属于罗马教宗，坚持伯铎继承人有形的基础是天主教会的圣统原则，范主教利用仅有的活动空间秘密祝圣主教与司铎以保持教会的存在与发展，甚至他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为能争取教会的合法权益。早在50年代范主教曾多次受邀与宗教事务处的工作人员谈话，有一次，当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竟被韩度神父拒之门外。还有一次，霍彬章神父听说主教又去开会，便对一些人说：“范主教又坏了，又随从政府了”。的确，范主教不顾人们的不理解，甚至公开作明补赎，以求教会的生存，然而在原则问题上总是旗帜鲜明，寸理必争。1981年8月1日，河北省宗教处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邀请范主教到清苑县政府（南大冉）谈话，直至8月14日，主教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当有人问到他谈话的内容时，主教说：“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想割断我们与教宗的关系，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条，我们永远是属于建在伯多禄盘石上的教会，永远忠于罗马教宗是我们不可改变的信仰原则。”他对政府人员说：“中国的教会自过去的元明时代传入中国直到今天，以至世界穷尽，她永远是属于罗马教宗的，你们可以把我再关押起来，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永远不能割断我们与罗马教宗的关系”。从主教谈话的语气可以看出主教坚定的信仰，而且正是为了这信仰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着谈判的不成功，主教又一次对教友们说：“你们不要怀有什么希望，眼下离教会广扬还很远，一时国家政策变不了，我们还必须准备接受耶稣的苦难，相信天主吧！克苦、祈祷、多念玫瑰经是我们保持信仰的力量。”

主教身为教会的牧人，一方面建立教会有形的组织，一方面鼓励信友为信仰作证，幷以身作则成为信徒的楷模与导师。

十、第三次被捕（82年4月13日至1987年11月7日）

1982年，寒冬已过，春风送暖迎来了这一年的第一个大瞻礼——耶稣复活节。我们可敬的范主教——七十多岁的老人为过好瞻礼而忙里忙外，热心准备瞻礼的每个礼节，从圣枝主日到复活节本日，主教每天亲自主持礼仪、讲道。那年来主教的家乡——小望亭——过瞻礼的人格外多，不但是附近的教友，还有安新的、保定市的以及外地来的人，他们都愿意与主教一起过瞻礼。然而没想到这也是主教和教友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瞻礼。记得在圣周四晚建立圣体大礼弥撒的讲道中，主教反复强调：“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还特别批评家庭不和与相反爱德的坏表样。好象他自知他的时辰已到，当道理结束时，主教又勉励教友们说：“你们彼此真诚相爱吧！以后我再也不说你们了……！”主教的道理虽没有什么动听的言词，也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然而人们都办了告解，真正化解了矛盾，“失足的亚当又重新站起，痛哭的厄娃停止了哭泣”。整个复活节充满了平安与喜乐。

“耶稣的祭献完成了，你们的祭献刚刚开始”。记得圣周五的苦路经特别提醒我们要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直到加尔瓦略山完成祭献。

复活节后第三天，即1982年4月13日清晨，大批军警包围了小望亭。在众军警的“保护”下，范主教登上了一辆吉普车被接走了，从此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监狱生活。与此同时，清苑县公安局还抓走了县城南边的李斯德主教和全昆的二赵神父。

范主教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保定教区，同时安国、正定、易县、天津等附近各临近教区也得到了消息。主教被抓的第二天，各地教友不畏强暴纷纷来到范主教被关押的县看守所门前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主教。教友们日夜守护在看守所门口，大声诵念玫瑰经、拜苦路、高唱“伟大的教宗”，要求政府尊重教会完整的信仰，释放范主教。

清苑县政府为了缓解教友们的情绪，避免形势发展，释放了李斯德和二赵神父，对范主教未作任何解释。教友们仍不肯离去，一直持续二十天左右，后来教友们看政府不会轻易放人，而且又是春忙季节，在当地神长的劝说下，教友们才各自回去了。这就是大陆教会现代史中的“南大冉事件”。“南大冉事件”后，各地教友均遭镇压，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有的被判八年劳改，有的被判三年，有的处以行政拘留。然而教友们幷未因此而退怯，反而更惊醒了许多信仰沉睡的人们，信德更加坚强，他们真正相信，几时“为正义而受苦才是真正有福的。”

主教被捕一年多都没有消息，83年7月才有消息传出，中共政府要公审范学淹。1983年7月30日，河北省第一监狱礼堂内、外聚满了人，大幅标语横挂中央，“公审范学淹的批斗大会”正式开始。主席台上坐满了河北省政府各级领导，统战部、宗教事务处，附近公安局以及市、县政府人员，台下挤满了来自保定以及京津地区的大批“爱国会”成员与许多看热闹的群众。在众目睽睽之下，法庭宣布了主教的三大罪状：

1、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

2、接受外国指令和外国资助。

3、私自祝圣主教、神父。

法院宣布后允许主教请律师答辩，然而主教没请律师，而是不慌不忙，亲自对正公堂：“我是众所周知的保定教区合法主教，按天主教法典的规定，我有义务和本分向我的领导圣父教宗汇报我的工作，我所汇报的既非国家机密，也不涉及政治领域，是纯属宗教性问题。我有资格接受教宗的资助，圣主教、圣神父是我主教牧职的神圣职责，是我的权力，幷不触犯国家任何法律。我在政府面前是无罪的……”。

主教的答辩简短而有力，理由充足而明确，然而法庭不顾主教的审辩，幷以上述罪状为理由判处范主教有期徒刑十年。1983年9月16日被押往石家庄河北省第二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主教给家里写过几封信，在此覆载两篇：

永清侄女：

前些日您们来看我，我总是健康如常，您们尽管放心吧了。

近来气候不正常，希望注意穿戴，避免时冷症。您有机会返乡，告诉您爸，我一无所缺，请他们放心。

您有机会去市场时，若有半身塑料雨衣，给我买一件，寄来，以备万一之用。我在此常是心情舒畅，虽然年已老迈，总是劳动不缺，努力工作。

祝诸亲友平安！

伯：学淹

1984年2月20日

永清侄女：

昨读来信：

谓：已给我买妥雨衣等物，希望将上物品亲身送来幷借机与我一见，但手续上，为了见我，还需要一个“接见证”。

为了达到上述你的要求，接到我这封信，马上到“琅瑚街”76号与张大鹏连系。他已来信，也要求一个“接见证”来看我。

我已“昨天”给他回信，同时也向领导申请了“接见证”以便使他能见我一面，幷亲见我的身体尚真健康不虚。

这样你可与他一同来为宜，再说：出外旅行能有人结伴更方便些。再说：平素，你也应当能去他家串个门，岂不更好。速此，祝全家平顺。

伯：学淹

1984年8月17日

十一、假释言行

1987年11月17日政府迫于国际社会舆论，将81岁高龄的老主教假释，软禁在保定市旧道大堂（原主教座堂，现由“爱国会”占据）的一间教室里。虽说是释放，却又戒备森严，前边有“爱国会”的骨干分子丁圣中与“爱国会”神父潘得世，里边住的是“爱国会”神父贾文质，主教的隔壁是公安局和宗教处的官员。主教名义上被释放，实际上不过是换个地方关押而已。但这毕竟不是监狱，虽然不是很方便，教友们还是可以前来探视，借机主教可以了解一些教区事务，这里也就成了主教的“办公室”。后来主教又搬到座堂两侧的原神父住宅内。此后主教一直就住在这里，睡眠、用餐、祭献、会客都在这里进行。也是在这里，在政府工作人员的严密监控下屡行他的主教职责。

主教回到保定大堂后，政府还通过“爱国会”特别按排了两个人在主教跟前，一个是博野县程六市的教友李树楷，他负责给主教做饭；另一个是河北省魏县人李俊辉，人称小李子，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日夜守候在主教身边，是监视主教的一个重要耳目。小李子有志修道但误入官方教会，被安置在安国堂里自学，幷做一点体力劳动。范主教回保定后，小李子被调回保定伺候主教。当时李俊辉对政府的宗教政策和“爱国会”的实质幷不认识，但他看到一位主教受到如此的虐待，同时又见大堂里的主教、神父受着那样的优厚待遇，使他慢慢地对教会以及国家的宗教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长期以来，尤其受到范主教圣德的感召，作为监视主教的耳目，竟然变成了主教的贴心人，幷在主教的直接教导下修道学习。经过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日夜相伴，主教认为时机成熟，1990年的圣周四，在这至爱的司祭日，范主教在他被监禁的平房里，亲手祝圣李俊辉为司铎。早已发觉李渐渐与自己疏远关系的爱国会主教潘得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通报了宗教处，随后公安局、宗教处、潘得世相继找小李子谈话，恐吓、威胁、哄骗、利诱……都无济于事，最后潘得世要新神父去石家庄官方修院“镀金”，李神父断然拒绝，却苦苦请求潘得世准许他继续伺候主教。主教得知后，却要李神父马上离开保定，幷严肃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修道？你又为什么圣神父？神父是做什么的？是为伺候我吗？去吧，传教救人灵魂才是你圣神父的目的和本分。”后来李神父被谴送回到了老家魏县，在永年教区服务。

自从主教由省第二监狱回到保定后，政府官员对主教的态度显得格外殷勤，然而政府这种反常状态幷未使主教看到任何希望，经过几次谈话，主教越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诚意，因而更加强了主教的谨慎与小心。一天，一位看守主教的官员若有其事地对主教说：“中国和梵蒂冈就要建交了。”

“建什么交？把黎培理主教接回来不就完了吗？”主教随口答道。

    然后主教给他讲述了一段中梵关系的历史，主教说：“原来，194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撤退时，所有当时的驻华使馆都随国民政府的撤退而撤离，唯有梵蒂冈驻华使馆丝毫未动，希望能与新政府建立友善关系，直到1951年9月，没有撤离的梵蒂冈驻华大使黎培理，被南京市公安局驱逐出境。黎公使不得不迁居香港，继续主持大陆教务，直到1954年，才在台北设立了教廷驻华使馆。这就是教廷与北京没有外交关系的原委。”主教接着说：“今天建交很好，这是我们的盼望。不建交也好，因为一万年不建交中国教会也是属于罗马教宗的。”的确，无论国家关系如何，普世教会是一个身体，隶属于一个头，都是以有形可见的罗马教宗为领导核心，这是教会信仰的一部分。中梵建交是大陆教会的期盼，也是普世教会的愿望。然而“建交”绝不是没有原则的委曲求全，更不是出卖信仰的让步。

其实政府对主教的态度改变，只是他们的工作方法，目的在于改变主教的思想。主教对此非常清楚，他深深地意识到回保以后的斗争会更加尖锐。果然回保不久，主教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政府有意按排范主教与上海教区“爱国会”主教金鲁贤会面企图借金鲁贤之口来说服、“感化”主教，使能“同舟共济”。在会面期间，政府官员大加吹捧他们的金主教。金鲁贤也极力向主教表示尊敬，幷为范主教准备一桌丰盛的晚宴，席间政府人员、金鲁贤及其属下神父，不断地向主教表示“友善”，介绍上海教区发展的经验，陪同主教来上海的保定官员也乘机向主教说：“我们保定也要向上海学习呀！”

    “是啊，上海教区一向是我们保定教区学习的榜样，因为上海是龚主教的教区。”范主教随口答道。“龚主教虽是年迈，但是德高望重，堪称中国、甚至普世教会的楷模。”

旁边的一个看到主教把话题岔开了，便又往回拽说：“范老与金主教都是海外留学生，今后你们可以幷驾齐驱，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共同建设中国教会的未来……。”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主教立即说：“我是在罗马修道，他是在法国留学。”

晚上金鲁贤与范主教谈了很长时间，虽然金鲁贤对主教礼貌有加，但终未“感化”主教。

范主教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星期，期间要求拜见龚主教，但被政府以委婉的理由拒绝了。一周之后，主教返回了保定旧道。主教实在堪称信仰的导师，这不仅表现在有关“爱国会”的问题上，其实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对天主、对人灵的热爱，以及对真理的执着。

主教以前每次到市里，都住在张大鹏家里，主教的户口也登记在琅瑚街。自从主教获假释软禁在主教座堂以来，多次由张大鹏老伴——赵容忍做好饭给主教送去，一般都去两个人。一天赵大姨照常做好饭菜，只身一人送到了堂里，时间不大就闷闷不乐地回来了。到家便说：“今天主教不高兴，我把饭送进去，主教一人在屋里，我请主教趁热吃，主教连看都没看，哼了一声说：“知道了，回去吧。”大鹏说：“可能今天的饭菜不对口吧！”“主教连看都没看，怎么会知道不对口味呢？”赵姨回答说。

第二天，赵姨约好王永要老伴一同给主教去送饭，二人进去把饭放下请主教用饭，便告辞要走，不料主教却愿意让她们坐一会儿，“你们每次进来都得过三关（“爱国会”把守头一道门，第二道是宗教处的盘问，最后还要有公安人员那里登记。）好不容易进来了，歇会儿吧！”原来八十多岁的老主教，生活还是如此严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单独会见妇女，就是在软禁中，哪怕是家人、亲友也不例外。

我把贫穷留给你们：主教的整个生活都流露着充满希望而又纯朴的信仰，88年春有几位年轻的神父去旧道看望主教，瘦弱的老人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

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几位充满活力及朝气的新牧人，开玩笑似的对他们说：“你们是新神父，真是生不逢时啊，在我们圣神父的时候主教给我们每人一套金圣爵、银圣盘，还有五色罗马式祭衣，唉！现在我也是主教，是你们的主教，我曾有过呀！有过财产、知识……而现在我却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好把我的贫穷送给你们了。”神父们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是的，贫穷是他唯一的财富，是他拥有一切资本，是他信仰人生的感悟，他愿把他一生所获，留给他的神父们，留给他的教区。一天，主教家乡的几位教友来看主教，当他们谈到“一个教友掉牙了”，主教马上就说：“掉牙是正常的事，每人都会掉牙，这就是天主的奇妙安排，天主就用掉牙来提醒人——你的时间不多了，赶快悔改吧！”当教友说让主教也按上一口牙时，主教却幽默的说：“人造的牙总不如天主造的好”。主教的生活非常简朴，所用之物用到无法再用为止，一位教友深感主教的伟大，想留下一点记念，看到主教所用破烂不堪的毛巾就向主教说：“主教，把你的毛巾给了我行吗？”主教随口应声说“你有用吗？如果你有用就拿走吧！”他深知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为天主所用。他对圣事更是虔恭谨慎，1988年元月6日主显节，主教在被关押的房间独自举行弥撒，由一位教友参与幷辅祭，虽是人少，但主教对圣事礼节还是一丝不苟，主教念的拉丁文很熟，整个礼节显得神圣而庄重，弥撒前后穿脱祭衣常是郑重的请圣号、诵读经文。这虔敬之德更是他信仰的自然流露，他的勇敢、爱心、耐心和为信仰牺牲一切的精神，正是他与主交往的在圣神内的果实。当他信赖天主时，信德成了他生活的保障和力量。“上主是我的盘石，我的避难所。”没有虔诚的祈祷生活，就没有为信仰牺牲的勇气和力量。

十二、英明果断的十三条

1987年冬天，易县教区的周善夫主教由于身体不好，到保定养病，听说范主教获假释后住在保定座堂，便立刻去看望他。周主教虽然病势严重，走路困难，仍于11月20日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旧道大堂拜会范主教，两人相见真是激动万分，范主教忙迎上前去，周主教却颤抖抖地要请安、亲权，范主教伸手拉住他说：“免了吧，老朋友！”两位老人紧握住双手坐在沙发上。范主教头一句便问：“神父们怎样？”

“都很健康”。周主教含蓄的回答着。

周主教明白范主教最关心的问题，但由于旁边官方人员的监视，有话不便于多言……。这是范主教在软禁期间首次会晤自己的主教弟兄，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已经是心心相通。也是在11月20日——即两年后的11月20日，西安主教会议上，范主教被选为中国大陆主教团团长的。自此以后，李斯德望、陈建章主教、赵廷彬、霍彬章、苏志民神父……都陆续拜会主教。共商教区事务，聆听主教训导。

1988年1月3日的清晨，主教尚未起床，就有人来看望主教。主教一见认识，原来是正定教区的一位叫牛伯铎的教友，主教在河北省第二监狱坐监时，他通过关系曾几次看望过主教，所以这次见面显得格外亲切，几句寒暄之后，这位教友便跪在主教跟前，请教主教几个早以拟定好的有关“爱国会”的问题，主教便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有人将问题按其顺序加以整理，这便是被众人传颂的“十三条”，全文如下：

尊敬的主教，主耶稣在世时，圣若翰曾打发门徒去访问耶稣，为寻找救世主默西亚。今为善度教友生活，妥救灵魂，为给真理作证，作基督的勇兵，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主教，希望主教给予明确指导。

1、“爱国会”提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口号，摆脱外来势力的干涉。这样还算圣教会吗？

答：圣教会是吾主耶稣亲自建立的，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人不能离开天主而自主，地方教会也不能各自为政而自办，“爱国会”脱离教宗，不服从教宗的领导，就不是天主教了，离开了与圣教会的共融，所谓“自主自办”的教，自然就不算圣教会了。

2、自选自圣行不行？

答：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解释：①在我们中国过去没有国籍的传教士，传教士都是教宗从世界各地派来的，由于中国教会人才贫乏不能自选自圣。后来时间长了，我们中国也有了传教士，本教区的主教可以自圣神父、自圣主教，但祝圣主教必须向教宗请示，经教宗批准后方可祝圣。全世界都是如此，任何国家都不例外。②“爱国会”的自选自圣不行，因为他们脱离了教宗，不服从教宗领导而擅自祝圣，就是背叛教宗、背叛耶稣。

3、“爱国会”的“革新神父”行圣事、献圣祭是否有效？他们有赦罪的权柄吗？教友能否参与他们的弥撒？参与了有罪吗？

答：有效是有效，圣体还是有耶稣，到底我们教友不能领受他们的一切圣事，不能参与他们的弥撒，若是领了就是犯罪，向他们告解，不但不得罪赦，还罪上加罪。因为他们离开了圣教会就没有圣教会的治权了。

4、有人说，神父错了是神父个人的事，与教友无关，都是为恭敬天主，有什么不好，反正比打扑克、看电视强，这种说法对吗？

答：不对，因为既然知道他们错了，就不应支持他们错上加错。神父的错有两样：就是个人的过错和公开的过错，也就是私自的罪和公开的罪，如果是神父私人的过错，为教友恭敬天主可能无多大关系，但现在他们是公开成立反教宗的组织，公开声明脱离教宗，背叛圣教会，怎么能说与我们无关呢？

5、“爱国会”的神父施行终傅圣事有效否？

答：有效，但我们教友不许领。以上我说了，不许领他们的一切圣事，至死不领背叛教宗的人的圣事，借着这个信德一定能得到天主的宽赦。

6、有的老神父，不革新也不听“爱国会”的，但是没有结合着主教，这样的神父可以吗？

答：可以，因圣教会目前在中国处于教难时期，老的主教不在了，新主教又找不着，在这种情况下，按圣教会的规矩办事还是可以的。

7、“爱国会”神学院的修生，被他们的主教祝圣有效吗？

答：有效，但没有权，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教友绝不能参与领受他们的一切圣事，若参与就有罪。

8、有的教友明白道理，但望“爱国会”的弥撒只是为了图近，这样可以吗？

答：不许这样，既然明白道理，知道不能望他们的弥撒还去望，就是明知故犯了，不明知不算过犯，明知故犯就是罪。

9、如果近处不能去，远处又去不成，哪里也去不了，算不算不守主日瞻礼？

答：我一再说了，不能领受参与他们的一切圣事，参与领受就有罪，这是先要明确的。至于近处没有圣教会的神父，在自己家里念经过主日也算满全了守瞻礼主日的本分。

10、有的教友认为，无论如何反正教宗、主教没有摘他们的权，这样他们还有权吗？

答：不用摘权，只要他们一离开圣统组织，自然就没权了，已经没权了还摘他们什么权？凡是脱离教宗的，立刻就丧失了圣教会的一切权柄。这就是圣教法典中的：“自科绝罚”。

11、有的“革新神父”，流着眼泪向教友们说什么——他们也承认教宗，脱离教宗不行，背叛教宗救不了灵魂，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懂这个吗？有些教友受了骗。主教我们怎样分析这个问题？

答：这就是他们惯用的两手骗法，就是两面都骗的两面派，对政府说坚持独立自办，脱离教宗；对教友们又说，可不能脱离教宗，脱离教宗不能救灵魂，在这里我特别指出某某（名字从略）就是这样的人物。教友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12、有的教友说，跟随“爱国会”的那些人，难道都下地狱吗？

答：天主是无限仁慈的，他不会让“爱国会”这样长期下去，不会让圣教会长期处在艰难当中，处于“爱国会”阴影下的人应明认这大是大非的问题，“在人前承认我的，我在我父前也承认他，”应当澄清上面那些错误看法，信从完整的信仰，不要欺骗自己。“爱国会”自称是天主教，却又脱离教宗，在这自身的矛盾中，一定自取毁灭。我看，现在教友们对自己的教会都有清楚的认识，都能坚强地为信仰作见证。河北、河南、山西各地教友都来见过我，信德都很坚强，对“爱国会”、“教务委员会”的性质都很清楚。

13、关于向政府要圣堂的事，教友们都盼望政府归还教堂，有的地方政府还再三叫盖圣堂，但是必须由“爱国会”神父驻守作本堂，我们是要堂好，还是不要堂好呢？

答：我们要堂好。我们有了圣堂，能增加圣教会的光荣，促使圣教会的广扬，让外教人看到天主教的兴旺。听说政府几次宣布了退还教产的文件，希望能认真落实，退还原教产。至于说盖了堂“爱国会”的神父要占用，那我们教友应竭力抵制，力争自己的权益。他们若用了，我们就不用，不能领受他们的一切圣事，将来他站不住了，我们再用。以上是我个人的意思，各地情况不一样，教友们应共同商量，听当地神长的命。总而言之，在收回教产上不能让圣教会吃亏，谁也无权出卖圣教会的产业，不能留下后患。

主教：范若瑟

教友：牛伯铎

主历1988年1月3日（主日）下午5：30于保定府大堂西厢房。

从此范主教的“十三条”广为流传，各地教友纷纷响应，抵御“爱国会”的浪潮一浪高一浪。甘肃平凉教区马骥主教的《我的声明》也震动了全省，波及了全国，它所产生的震撼力比“十三条”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是来自公开教会内部的觉省与批判。“十三条”的影响越传越广，弥漫全国各地，不幸的是在流传中“十三条”出现了多种版本，可能使人有些混淆。但教会的信仰是不会混淆的，因为那正是每位教友的信仰呼声，正如主教自己解释说：“我无意发表什么信仰牧函，不过是回答教友提出的有关信仰的十三个问题而已，这些都是教会传统中最基本的道理”。

在此期间，台湾、菲律宾、香港等教会的一些知名人士都深切关怀大陆苦难教会，纷纷来信慰问主教，其中德肋撒姆姆也写信言明，愿与主教和他的教区在苦难中相通相连，也许诺她和她的姊妹们特别为保定教区祈祷。

十三、当代教会的“大陆主教团”

天主教自唐朝时代传入中国以来，直至1924年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全国主教会议为止，中国教会史上还未曾有过规模巨大的主教会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继续坚持“独立自办”的方针，中国政府也竭力推动及维持“爱国会”。1980年5月，公开教会二百多位代表云集北京，参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会议。在会议上议决成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这两会一团，将担负起独立自主的办好中国天主教会的使命。地下教会迫于政治形势，无法形成组织，直至1989年各地主教和教长单枪匹马更显身单势孤，都深深感到有必要将地下主教组织起来，以发展传教事业，幷以集体名义向外界表达他们的见解，更为影响地上教会中不太情愿加入“爱国会主教团”的教长们。于是各地的主教冲破政府的重重压力，聚集到西安的三元，召开了地下主教的首次正式会议，这就是“三元张二册主教会议”。

1989年11月20日是中国大陆天主教会一个光辉而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大陆天主教各地忠贞的主教及主教代表都纷纷来到西安三元教区的张二册村，召开了自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之后的首次会议。会议议决成立一个主教团，为区别于公开教会取名为“中国大陆主教团”。当时范主教由于被软禁而未能亲自出席，众教长一致推举，范主教为中国大陆主教团团长。

中国大陆主教团的成立，虽是忠贞教会自动自发的行为，却是一个伟大事件。它标志着忠贞教会进入一个整体运作的时期，虽在荆棘中生长，却能坚忍不拔，她是璀璨的珍珠，她的出现使那借光的“宝石”黯然失色！

“三元会议”及其议决成立中国大陆主教团的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响，公安部门立时追捕了多位主教与神父，到91年，所有参加会议的主教和主教代表全部被捕，一些人被判刑，使中国教会又一次陷入群羊无牧的困境。虽然如此，忠贞教会幷未因此而萎靡不振，反而更加团结，幷在圣神的引导下实施着“三元会议”的精神，使90年代初期的中国教会井然有序的发展，各地方教会也都组建了自己的领导集体，使教会机构日趋规范化。

十四、最后的见证

自从主教获假释后，一直被软禁在保定原主教座堂里，政府偶尔以观光旅游为借口，将主教带到其它的地方，以转化主教的思想，不管结果如何，事后总要把主教送回保定。1990年11月3日，年过八旬的老主教再一次被秘密带走，安置在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离的地方——石家庄烈士陵园，有专人看管，“特殊照顾”。其目的无非是想软化主教，然而主教却丝毫没有缓和的余地。一次，一位政府官员问主教说：“如果中梵建交是你的大陆主教团代表天主教，还是宗怀德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表天主教呢？”

“主教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是我和我们全体属于教宗的主教们。宗怀德承认教宗吗？不隶属教宗的怎么能代表天主教呢？”

“如果教廷接纳了他们呢？”政府官员接着又问主教“那会怎样呢？”

主教说：“那是另一回事，圣座接纳他们，我们不会有意见，我们与他们本来就不是仇人，我们愿意与他们合一，只要他们首先承认教宗的领导权。”

“如果请你主持中国主教团怎么样？”接着给主教摆出了许多优惠的条件，然而范主教却断然拒绝，“我不会主持与领导所谓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我不能加入到这样的组织里。而且合一也不是你们的这个意思，合一是共同隶属于教宗的权下，与普世教会共融，回到教会的怀抱。”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官员反复说了多次，时而威逼，时而利诱，然而这一切对主教都无济于事。主教不为所动，反而给他们讲了一套“社稷以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意志，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安邦立国的道理。

经过一场唇枪舌战的较量之后，政府再一次感受到这个瘦小老人的钢铁意志，及信仰给他带来的智能与力量。他们深感束手无策，但幷不甘心失败，不断变换招数掀起进攻。1990年11月下旬，政府人员向范主教郑重提出请他出国的“邀请”，幷以龚主教、邓总主教为例劝他出国，以除去这“心头之患。”其实还在保定的时候，政府曾试探性的提到让主教出国的问题，以国外的优越条件，舒适的环境想打动他出国的心。这次政府人员把出国申请手续放在主教面前，让他签名，主教却一把推开说：“我是保定教区的主教，我不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教区。”政府人员看到无计可施，双眼迸出股股寒光，直射到主教的脸旁，冷冷的说：“老范，你不走，可别后悔呀？”

老主教坚定地说：“我不后悔，也不会后悔，你们随便处置吧，我是不会离开我的教区，离开我的祖国的。”

政府人员看到主教如此坚强，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下了最后通牒，叫他再三考虑，限三天给予答复，到了第四天，他们很有礼貌地问主教：“范老想好了吗？”

主教郑重地回答说：“想好了，我不走，也不能走，我是保定主教，我不能撇下我的教友……”。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990年12月6日一直伺候主教的教友被政府辞退了，幷严禁他向任何人透露有关主教的任何情况，从此以后主教就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天主就这样“剥夺”了主教的一切，使他单单属于祂，信赖祂，将一切——工作、辛劳、成败、教区的将来、生与死……完全交在主宰一切的天父手中。与此同时，政府对保定教区及临近的易县教区、正定教区、安国教区、献县教区等地的正统教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主教失踪以后，保定教区几位神长——施纯洁主教、陈建章主教、安树新、刘士民、崔新刚等二十位神长以及一些教友领袖都先后被捕，留下几位漏网神父，支持着教友们的信德生活。“教会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自己的旅程…”。

主教的失踪，教友们很是担心，到处打听毫无音信，亲兄弟范稷田也到处寻找，得到的答复是：“范主教年老体衰，不再接见访客，目前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安享晚年。”不论怎么说，范主教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流亡在外，总是使亲人放心不下。

燕子飞来了，又飞走了；桃花开了，又谢了。范主教失踪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消息传到海外，在台湾教会服务的主教的表弟候神父认为：“与其主教永远被隔离，倒不如出来透透气”。正当候神父准备托人向中共政府为主教提出申请的时候，也就是1992年4月13日早晨，主教的家人被政府人员接去，教友们期待着思念已久的主教归来，一天过去了，还没有见到主教归来，4月13日——圣周四的晚上，晚餐礼仪已经完毕，耶稣已经进入了革责玛尼山园，要开始祂的逾越奥迹，奉献全燔祭。

当时相当一部分教友在大候村（距望亭五里地）参与圣周四晚餐礼弥撒。

教友们正念谢圣体经时，大约是20：30左右，噩耗传来：“教友们，我们的范主教死了，现在正在运回望亭的路上”。这声音如晴天辟雳，教友们拥出堂门直朝向政府的两辆吉普车。

“我们的主教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的……”教友们大声问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一位政府人员连连回答。

“啪！啪！两个嘴吧，叫你不知道……”一位年青的女孩子气愤愤的说。

政府人员见势不好，有几位就躲开了。教友们见一问八不知，有一部份人就赶紧赶往望亭。只见圣堂中央（只是一个民宅做为祈祷所）停放着一张灵床，上面一无所有。教友们来了之后有的在屋里等着，有的在院外等着。不大一会儿，老远传来警报声，一束束耀眼的强光，直射向主教的家乡——小望亭，光束越来越强，原来是大队的警车夹着一辆灵车，在大批公安武警全副武装的保护下驶进了村庄。主教回来了，汽车停稳之后，公安人员先把主教的三弟稷田从最前边的汽车里扶下来（当时他已经是糊里糊涂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教友们以为是主教都围了上来，也有一些教友御主教的所用之物，就在这慌乱之际，政府的两个人把主教的尸体从灵车里拽出来，放在早已准备好的灵床上。主教的尸体，用绿色塑料布裹的严严的，教友们一看先是惊讶，然后愤愤地质问道：

“主教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的……”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还是同样的回答。

“不知道，你们把他拉走，别放在我们家里，如果他有传染病传染上我们家里的人谁负责任……”。

“没事，我们早已给他消毒了。”

“消毒了我们也不让放，你们不说出他怎么死的就别在这放”。

“这是政府让放的”。

“政府让放我不让放，这是我的家，这是民宅，不是太平间……”。教友们期望哪怕还有一口气，能见到主教活着的最后一面，可是所见到的却是一个绿塑料布包裹着，四道布条紧紧捆绑着的干瘪的主教遗体。实在又悲又愤，当灵车正要走的时候，有一些女教友坐在车的前后，痛哭她们的主教，幷对政府人员喊说：“事情解决不清别想走，如果要走，你们就从我们身上轧过去吧！我们愿意和我们的主教一起死……”。政府人员对这些教友时而恐吓，时而劝慰，时而哄骗，时而利诱，都无济于事，政府劝教友们时，有一个女青年对这些教友们说：“你们就坐在这里不要动”。政府人员听后更是生气，刚要伸手打这位青年，正好后边来了一位男教友，伸手抓住政府人员的脖领，“你想干什么？”政府人员一看楞住了，一句话没说。这辆灵车就一直等到天明。本来是主教刑满释放的日子，政府给送回来的却是已经干瘪的主教的尸体，塌陷的眼窝、血迹斑斑的伤痕、忧伤的面孔……一时目不忍睹，“他的面容毁伤的已不像人”。

主教啊！你在什么地方奉献了你的全燔祭？你在哪里咽下了你最后一口气？……那天夜里，整个望亭堂区以及外地赶来过瞻礼的教友一起痛哭着可敬的范主教！

第二天，市、县政府人员把主教的家人、本村的会长和教友骨干叫到大队里，让他们看主教在狱中政府派人服侍主教的录像带，以缓和教友们的心情，开始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然后是主教拿起酒杯给政府人员说：“我们需要把政府和教会的事谈谈了。”后来就是主教说：“你们光胡闹，你们光胡闹，我不是便秘，而是拉肚子，你们闹反了，你们这真是……”没等主教说完马上换了镜头。后来就是主教站在中间，有几个人给主教穿绿大衣，当时主教已经不成样子了，主教有气无力的说：“晚了，这件大衣穿的晚了。”接着就是政府人员喂主教，揣着一个小茶杯，用白水泡的饼干，只见张口，看不见人。最后就是主教躺在床上输液（头上有一紫包），手上扎了几针输不进去，后来在脚上一只脚一根针。录相带完了后又放了一个录音，政府人员问主教：“你的病好不了怎么办？”主教回答说：“好不了，如果死了就挖个坑埋上吧，愿意焚化就焚化，哎，关于以后怎么处理，我就不做主了……”教友们看了以后，更是悲愤至极，痛哭不止。

主教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各地的教友纷纷赶来，与主教告别。政府经过严秘布暑，在乡里设立指挥部，保定市领导亲自督阵，幷派出几十辆警车包围了整个望亭，到处设立关卡，所有车辆禁止拉去望亭的人，就连骑自行车卖菜的也不让进村。无论怎样阻拦，教友们还是越来越多，近处的教友知道政府到处设立了关卡，就绕小道进村；有的插地进村；外地来的教友有的在半道被劫回去了；有的快到村时，政府人员把车扣住了，教友们就步行来到望亭。然后经过主教家人出头才把车放了出来。本地教友知道后，就派一些教友带着孝帽到二十里地之外的大路上去接人，有的到火车站接人，遇到去望亭的教友就给一孝帽，带着孝帽可以进去。政府看到来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他们担心把主教的尸体偷走，曾几次收买人心，让人监视主教的尸体，幷派临时联防队昼夜值班看守。停放主教的前边和右边的房上都站满了公安人员，时刻监视教友们的行动。同时关卡检查的更严了，任何车辆不许进村，就连教友们拉面粉的车也不许进。几天的时间，来吊唁主教的约有十五万人次。

主教没有坟地，政府不允许把他埋进公坟，让埋在河堤内侧（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这也是对死去的人绝大的不负责任）。经过几次谈判终于允许埋在一公民的地里。复活瞻礼过后，4月24日下午2点钟由保定教区东吕本堂崔新刚神父主祭，由26位神父陪同共祭举行殡葬大礼弥撒，弥撒完毕，主教的遗体在祈祷声、哭声、歌声、琴声、乐队的奏乐声中和四万双眼睛的护送下送到了坟地。是怅然、是迷惘、是光明、是希望——四万颗心带着主教的祝福与希望，回到自己奉献的地方。

主教去了，他就这样悄悄的离开了我们，他用自己的生命护卫着自己的羊群，为羊舍生致命，做了大众的赎价，为中国教会埋下了一颗生命的种子。“我们因着与祂相似的死亡，和祂结成一体，我们也要因着与祂相似的复活，结成一体。”（罗六4-5）

转眼之间四年过去了，几年的平安年过去，几年的灾难又来了。1996年3月教难在保定教区再一次兴起。就在这期间主教的坟也几次被人破坏，十字架一次一次被砸掉，终于在2001年4月24日被政府用推土机把主教的坟给推平了。他如此贫寒，也死于凄凉，连坟墓也被人平了。但他的正直，真诚和热爱天主，热爱人灵的心，是永远推不平的。他象熙雍矗立在群山之颠；他象圣殿深植在人们的心田。

他的一生正可谓：

是说是，非说非，坚持信仰完整，敢为信仰作证，绝对效忠教宗磊落光明，铮铮骨狂风恶浪打不动。

黑是黑，白是白，维护圣统共融，宁予群羊致命，誓不离国铸定旗帜鲜明，灼灼亮浩然正气齐穹苍。

基督说：“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在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若：十二、25-26）

原文转自思葭的博客，博主对其中的错字做了修改。

教宗圣庇护十世

20世纪初，时任教宗庇护十世（Pius X）考虑牧灵需要，决定自1910年2月14日，从中国直隶北境代牧区划分出直隶中境代牧区（Apostolic Vicariate of Central Chi-Li）——即由北京教区划分出保定教区。1924年12月3日，以直隶中境代牧区主教座堂所在地改名为保定代牧区（Apostolic Vicariate of Baoding ）。1946年4月11日，教廷在中国废除传教区体制，正式建立圣统制，于是设立正式的保定教区（Diocese of Baoding），隶属于北京总教区。自1910年以来，保定教区的主教座堂一直设在保定圣伯多禄圣保禄主教座堂，位于保定城中心部位，毗邻直隶总督署。
1923年由保定教区划分出蠡县监牧区（后改为安国教区）。
1929年5月25日，教廷从北京代牧区和保定代牧区划分出易县监牧区（拉丁文：Apostolica Praefectura Yihsienensis）。
保定教区自建立伊始，就如同航行在茫茫沧海中的一艘巨轮，惊涛骇浪一世纪，风雨沧桑100年，是艰困牺牲的100年，是辉煌荣主的100年。
保定教区是在刚刚经历拳匪作乱后建立的，曾经历军阀割据和日寇侵华战争，特别经受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自革新”的恶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八十年代令人痛心的分裂。但在圣神的默启下，在历任主教、特别是范学淹主教的英明领导下，力挽狂澜，共克时艰，保定教区始终是坚强的教区、是中国教会的灯塔、是与教宗忠贞共融的一面旗帜。如今简介教区历任主教，旨在了解保定教区成长的历史，怀念先辈们的英豪见证，激励我们更彻底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更勇敢的见证信仰传扬福音。

第一任主教——富成功（Bishop Joseph-Sylvain-Marius Fabrègues，法国）
生卒年月：1872年11月26日——1928年11月24日
在任时间：1910年2月19日——1923年6月12日
1872年11月26日，富成功出生于法国Montpellier，法国遣使会士[1]。1896年5月30日（时年23岁），富成功荣升遣使会神父。
1910年2月19日，因牧灵需要，时任教宗庇护十世（Pius X）决定由直隶北境代牧区（即北京教区）中正式划分出直隶中境代牧区（Apostolic Vicariate of Central Chi-Li，即保定教区）。富成功被任命为直隶中境代牧区首任宗座代牧。同年5月22日由北京教区林懋德主教[2]主礼祝圣。
1923年6月12日（50岁），富成功调任直隶北境代牧区（即北京教区）助理主教，由满德贻主教接任直隶中境代牧区宗座代牧（1924年-1930年）。不久富成功改称北京代牧区宗座代牧。1928年，富成功主教远赴梵蒂冈述职，因心脏病突发，于同年11月24日病逝于梵蒂冈，年56岁。
当时保定教区共有教友约6万余人。

第二任主教——满德怡（Bishop Paul Leon Cornelius Montaigne，法国）
生卒年月：1883年8月29日——1962年 1月9日
在任时间：1924年 12月18日——1930年1月25日
满德怡主教于1883年 8月29日出生在法国Terdeghem，遣使会会士。1907年 5月25日荣升遣使会神父。
1924年12月18日（时年41岁），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 ）任命满德怡出任保定府代牧区宗座代牧，即保定教区第二任主教。1925年4月19日接受祝圣。1930年1月25日教廷调任满德怡任北京代牧区助理主教。1933年1月27日任北京代牧区宗座代牧，1946年4月（62岁）荣休，让位于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1962年1月9日逝世，年78岁。

第三任主教——周济世(国籍主教)
生卒年月：1892年1月23日——1972年
在任时间：1931年3月26日——1946年7月18日
1892年1月23日周济世出生在中国河北省。遣使会士，1919年6月29日晋升为神父。曾任北京总修院神学教授。
1931年3月26日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 ）任命周济世出任保定代牧区首任中国籍主教，同年8月2日祝圣。
1946年中国天主教实行圣统制，4月11日，周济世正式出任保定教区主教。7月18日，周济世又升任南昌总主教，是当时3位华人总主教之一（另两位是北平总主教田耕莘、南京总主教于斌）。他将主教府从九江迁至南昌松柏巷天主堂，原九江教区改称南昌总教区。
1949年以后，田耕莘总主教和于斌总主教都陆续前往台湾，周济世总主教成为留在中国大陆品级最高的主教。1957年，周总主教由于拒绝参加爱国会、拒绝担任爱国会领袖而被捕，直到1972年周济世主教于南昌监狱中去世，终年80岁。
周主教在保定教区履职时正值日寇侵华期间，福传环境相当艰难，但教友数量却达到九万余人。

第四任主教——范学淹（Bishop Peter Joseph Phan Xueyan）
生卒年月：1907年2月11日——1992年4月13日
在任时间：1951年6月24日——1992年4月13日
1907年2月11日，范学淹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小望亭村一个热心教友家庭。
1927年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视察北京修院，发现其才华出众，遂选派他到罗马传信大学(Urbaniana University)深造。1934年底，范学淹于罗马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同年12月22日，在罗马晋升为神父。
1951年4月12日，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擢升范学淹神父为保定教区主教。1951年6月24日（圣若翰诞辰瞻礼），武汉三镇总主教在汉口圣若瑟主教座堂秘密祝圣范学淹任保定教区第四任主教。范主教在任41年，期间数次进出监狱。但在假释期间，他秘密祝圣了数位主教，并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赋特权，为教会忠贞奠定了基础。后发表震惊中外的十三条，为大陆教会信仰原则指明了方向。
1989年11月20日，中国大陆天主教各地忠贞的主教及主教代表在陕西三原教区高陵县张二册村，秘密举行会议，成立了中国大陆主教团，选举范学淹主教为大陆主教团团长。
范学淹主教多年处于监禁、秘密关押状态，即便在假释情况下也无法正常地处理教区事务。故保定教区的福传工作及教区主教接班人问题，是范主教最为挂虑的事情，1988年范学淹主教将教区事物托付给陈建章主教，幷任命苏哲民神父为副主教，从而确定了保定教区的牧人，范主教这才安心，还非常幽默的引用西默盎的话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
1990年12月，范主教被秘密关押到河北省承德宽城县潘家水库内一小岛上，直至1992年4月13日夜，干枯的主教遗体被公安送回原籍，年85岁。

第五任主教——陈建章（Bishop Peter Chen Jianzhang）
生卒年月：1920年3月6日——1994年12月21日
在任时间：1988年——1994年12月21日
陈建章主教于1920年3月6日生于河北省徐水县谢坊营村，1947年8月14日在北京晋升神父，辅仁大学文学系毕业。
1954年因坚持忠贞信仰，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11月无罪释放。1983年陈建章神父由贾治国主教祝圣为主教（没有负责的教区），因为从事传教再次被拘禁，在邢台劳改场服役。后来被释放。1990年12月13日又被秘密带走，真到1993年11月获释。
由于范学淹主教多年处于监禁、秘密关押状态，即便在假释情况下也无法正常地处理教区事务，因此，1988年范学淹主教将保定教区事物托付给陈建章主教管理。直至1994年12月21日陈建章主教辞世，终年74岁。

第六任主教——苏哲民（(Bishop James Su Zhimin）
1932年7月1日，苏哲民出生于河北省保定清苑县田各庄村。1981年4月12日，圣枝主日，范学淹主教祝圣苏哲民为神父。
苏哲民主教自1956年开始至今50年间，因坚持忠贞信仰历经8次被捕入狱。1989年范学淹主教任命苏哲民神父为保定教区副主教。1993年5月2日，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批准，由中国大陆主教团主席刘冠东主教主礼，肖立人主教襄礼祝圣苏哲民神父为保定教区助理主教，安树新神父为辅理主教。
1995年6月11日，苏哲民主教在东闾西堂，宣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任命书，宣誓就任保定教区第六任主教。1997年，苏哲民主教第八次被秘密逮捕，时至今日，下落不明。

注释：
[1]遣使会 (Congregation of Priests of the Mission-En ;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Fr)，又称拉匝禄会 (Lazarites, Lazarists 或 Lazarians)或味增爵会，由圣味增爵 (S. Vincent de Paul，1581-1660)等六位司铎在1625年4月17日在巴黎圣拉匝禄院 (前身为痳疯院)创立。
多位中华殉道圣人、主张教会中国化的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神父和发现大熊猫、麋鹿、珙桐等物种的大卫神父（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中文名：谭卫道，1826-1900）都是遣使会士。
1926年第一批晋升的6名中国籍主教中，河北安国主教孙德桢和浙江台州主教胡若山（1881-1962）都是遣使会士。
1949-1952年，外国传教士离境时，约有150位国藉会士留在大陆，其中有着名的南昌总主教周济世（1892-1972）。

[2]林懋德（Bishop Stanislas Jarlin），1856年1月20日生于法国南部埃罗省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塞特港（Sète），1889年1月20日（33岁）晋升遣使会神父。1899年12月28日（43岁），被任命为直隶北境代牧区助理主教。1900年4月29日祝圣。在义和团事变期间，他和主教樊国梁以及3000名天主教徒被困于北堂（西什库天主堂）56天。1905年4月5日出任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1924年12月3日改称北京代牧区宗座代牧，1933年1月27日，林懋德在北平逝世，享年77岁。在北堂（西什库天主堂）举行弥撒后，经西四牌楼、阜成门，安葬于栅栏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