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至暗时刻：伦敦蒙难

孙中山在清使馆的一跪，是贪生怕死，还是无畏的担当和勇气？

1896年8月2日，大清国最有权势的李鸿章离开法国，继续他的环球访问。这一天，他穿过多弗尔海峡，在南安普顿港登陆英国，开始了为期20天的英国之旅。

这二十天里，他觐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并被授予大十字宝勋，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密谈外交与经贸问题但屡屡碰壁，参观了乌里治造船厂，观看了英国炮兵的操练，据说还吃了对方赠送的名犬……

8月22日，他从利物浦港出发，前往纽约开始他的美洲之旅。

葛兰旅店街8号的房客

一个多月后的9月30日，“雄伟”号海轮自纽约抵达利物浦港，船上的乘客中，有一个中国青年，他个子不高，嘴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船之后，他没有耽搁，立即赶往火车站。

10月1日，抵达伦敦后，这个小个子投宿在斯屈朗路的赫胥旅馆，随后他前往波德兰区覃文省街四十六号，拜访了恩师康德黎。

第二天，他雇了编号为10850的四轮马车，搬进了恩师推荐的住处——葛兰旅店街8号，房东是露丝·保勒德小姐。

以后的几天里，他行事低调，没有访客，几乎每天都造访覃文省街四十六号，然后在伦敦城里闲走。

他或许没有注意到，自利物浦登岸开始，一个等候已久的史雷特侦探社的侦探已经盯上了他。之后，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几点离开利物浦、几点抵达伦敦，甚至其乘坐的出租车车号及投宿的旅馆，均被一一记录在案并寄往伦敦西一区波德兰街49号（清国公使馆所在地）的马格里参赞。

于是，每天马格里的案头上都摆着一份名为《关于孙文事件》的报告。

马格里是英国人，但也是清国驻英国公使馆参赞，在英国，他是有名的“中国通”。由于驻英公使龚照瑗一直卧病，马格里实际上就是清使馆的负责人。

虽然年龄大了，但他还不想丢掉这个清国驻英使馆参赞这个大金碗，总想再干点大事情让使馆更倚重于他。

当驻美国公使杨子通在电报说粤东要犯孙文即将到英国时，马格里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朝廷一向对外逃的反叛分子没什么办法，如果在英国捉住谋逆要犯，可是大功一件。

但他也知道，使馆在英国没有执法权，捉拿孙文的主动权并不在手中。他以外交官身份到英国外交部询问，能否由英国代为缉拿。但英国人并不想掺和这事，说中英之间并无引渡条约，仅有的相关条例也只限于香港和缅甸使用，拒绝了他。

马格里很发愁，但并不甘心，他雇了史雷特侦探社对孙文“密尾行踪”，以候机会。

但出乎意料的是，孙文居然自己送上门来。

愚蠢的大意

久居海外，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信息不够通达。在伦敦，华人少，关于中国的信息更少。

几日里，孙文游走于伦敦的大街小巷，眼前的现代工业城市与遥远东方农桑大国的落差，更让他增添了几分不安。

广州事件后的出逃和日美游学，目的都是想要改变，让那个奄奄一息的故国像自己站立的地方一样，先进、富强。可现在，自己只是一个游客，除了观景闲游，对国内时局着实无力。

思前想后，孙文决定铤而走险，到中国驻英公使馆一探究竟，为了获得信息，没有别的地方。

说到危险，如果不担心被街上飞驰的马车撞到，使馆是唯一危险的地方。他甚至想象，使馆里人手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着自己广州起义的罪状。使馆等同中国属地，自己在外漂流一年，不正是在躲避中国治权吗。

但他又想，这里应该没有人认识自己，他们知道的也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10月10日，以询问有无广东省同胞为由，孙文步入使馆。接待他的是使馆翻译邓廷铿，巧的是他也是广东人。

孙文告诉邓廷铿，自己叫陈载之，两人简单聊了聊，约定第二天同去港口附近会广东老乡，随后孙文离开。

孙文一走，邓廷铿立刻向马格里汇报。孙文的出现完全在马格里的意料之外，他和参赞王鹏九一商量，决定缉拿。英国人不帮，老天帮。

第二天上午11点，孙文如约来到使馆，全然不知自己步入一个布置周密的陷阱。

广东老乡邓廷铿相当热情，先请他在使馆吃了早餐，说下午两点出发去港口，饭后可以先在使馆参观一下。

正合我意，孙文暗想。

邓廷铿带着孙文先见了马格里，三人闲聊中，马格里说自己过去在曾国藩账下谋过事，跟随曾公打过太平军。孙文问洪秀全为何能攻却不能守地。马格里回答：反叛之军，打仗勇猛，攻城掠地不在话下，但没有治国守城经验，守地就难了。

孙文暗忖，这马格里果然是中国通，于是试探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孙文说：甲午一战，中国惨败，都是因为不重洋务，现在朝廷内，重洋务的大臣也就李鸿章大人，如果他能以欧洲之法变革中国，那肯定不会惨败东洋……

邓廷铿接过话头，问：“载之兄可曾谒见过李中堂？”

“去过，但李大人因我剪了辫子穿了西装，不愿见我。”孙文尴尬一笑，接着说甲午之战：“甲午之战这样的结果，如果放在其他国家，估计早就变革政体了。”

邓廷铿赶紧示意他打住，小声说：“天下事不必深谈。”

关于甲午战争和变革的话题就此结束，邓廷铿带孙文告别了马格里，来到二楼。又和随员李盛钟聊起铁路和水路口岸建设问题。

孙文借口想搞点生意，从英国倒些货物到国内各口岸和扬子江沿岸，询问通航情况如何，说自己剪了辫子穿了西装，不方便亲自前往，邓廷铿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孙文察觉到一丝奇怪：但凡说到实质问题，邓廷铿往往借机打住，不愿深谈。

疑虑之际，马格里过来问邓廷铿昨天的翻译文件何在，邓说在三楼，遂动身准备上楼。孙文有点犹豫，邓廷铿说：取完文件，顺便在三楼参观一下，差不多就可以出发去港口了。

孙文说不出哪里不对，心想可能是自己多虑，于是跟着前往三楼。当时，邓廷铿在前，孙文在中，马格里最后。

来到一间房前，邓廷铿推开房门，请孙文先进，孙文刚一进门，身后房门就砰地关住，随即落锁。他这才知道，自己落入陷阱。

马格里大声说道：“你不姓陈，你是孙文，现在奉钦差之命将你扣留，除非你将广州之事交代清楚，否则不能出去。”

孙文为懊悔不已。平时冷静的孙文，此刻也方寸大乱，他感觉束手无策，只知道自己不能待在这，要不惜一切代价出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嘴巴，清空脑袋，让自己能够正常思考。

多年来，他和同志们在长崎、檀香山、芝加哥无数次地开会，规划推翻腐败清廷、实现共和的战略。他们认真考量、反复讨论，不断探索西方共和理论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和困难，关于革命和共和政体的蓝图也逐渐清晰，而这一切，或许因为自己愚蠢的大意而蒙受损失。

盘审

马格里命令翻译邓廷铿，武舟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以及两名英国役工日夜轮值看守孙文。

如何应对盘审是个问题。孙文清楚，自己身上背负着太多的秘密，说错一句、多说一句，都可能给其他同志引来杀身之祸，广州事件是绕不开的关键。

第二天一早，邓廷铿进来跟孙文一起吃早餐，说：大家是同乡，扣留你是奉命行事，公事公办，你不会怪我吧？

孙文说：当然不会。只是，你们扣我做何打算啊？中英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你们在英国没有办案权，难不成把我蒙上眼睛、塞住嘴巴，秘密租船押解回国不成。

邓廷铿表示绝无此事，一切得等总理衙门的电报，又问广州之事是否属实。

孙文表示冤枉，说虽然自己主张向西方学习，平时也喜欢在广州的报纸上发发相关议论，但并没有谋反的行动。之所以被定谋反，是被一个富人给坑了，那人在广东有钱有势，却不知审时度势，硬要拉上自己自立为王。自己一直劝阻，并未参与，结果还是被连带了。

邓廷铿听完没有反驳，也不评论。孙文知道，他并不信，广州的事，没完。

10月13日，这一天没有审问，晚上，换班看守是英国人乔治·柯尔，孙文跟他闲聊，提出重金代为传递信件，柯尔犹豫，并未答应。

一跪之谜

10月14日，邓廷铿再来，先与孙文聊起家乡广东的人情世故，然后认真地说：“公事之外，你我同乡，你若真是被人陷害，不妨将事情原委细细说来，但凡有一线生机，我也会请求钦差为你洗冤。那时，你就不必漂流海外了。”

孙文忙拉着邓廷铿的手，说：“我愿意将事情原委细节一并说出，但不知道钦差是否愿意帮我？”

邓廷铿说：“你放心，钦差最喜欢替人伸冤，你只要说出实情，我会全力帮你。”

孙文听完这句话，泪流满面，立即跪下磕头，说如真能洗冤，恩同再造，必当感徳不忘。

这一刻，孙文在扮演一个自己最为鄙视的人，“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这是一种无奈，也是巨大的牺牲。

根据孙文的判断，朝廷对广州事件的掌握，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对他而言，强硬不屈，相当于默认，假意求全，或许反而有一线生机。当然，招供的内容要有真有假，真的部分要无关紧要，假的部分要以真的内容为基础虚构。

下跪求饶，是孙文最为鄙视的行为，迈出这一步，对他而言意味着承担巨大的后果。以革命党内的价值观看，这是一种叛变，孙文当然知道，这样做很有可能让他在自己创立的革命组织中名誉扫地。至少，他会被质疑，被看做是依附清廷的贪生怕死之人，是阻碍革命事业成功的历史罪人，但他决定冒险。

在随后的坦白中，他承认自己名叫孙文，号逸仙，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期间，他在广东设立了农学会，意在教人种植，开垦清远荒地。后来不断有绅士、船主以及同文馆学生等入会。因得罪官员李家焯，农学会被诬陷是谋反组织。绅士有后台，船主托人取保，同文馆学生是八旗子弟，李家焯都不得罪，唯独找孙文的茬。李家焯抓了农学会路皓东，屈打成招，又以孙文平时在报纸发西学评论为由，说他是谋反首领，孙文有口难辩，不得已才远走他国避难。

这样一个含冤出走的故事，孙文不知道邓廷铿能信多少，但至少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些时间，看守自己的乔治·柯尔，已经同意500磅外送一封信，但愿时间来得及。

奔走的康德黎

康德黎已经几天没有见过孙文了，但他并不奇怪，一周前孙文最后一次拜访他时，说要在伦敦四处走走游览一番。10月15日孙文的房东露丝·保勒德小姐来串门时，说他11日之后再也没回过住处，康德黎也没当回事。

17日晚上11点，康德黎被门铃声吵醒，出来却只在门下发现一张便条，上写着：孙文被囚清使馆。

康德黎这才明白，孙文的悄然不见不是外出观光，而是遭了难。于是急忙报警，可英国人却对此毫无热情，他们甚至搞不清楚这个叫做孙文的中国人为何被自己国家的使馆绑架。无论是玛丽庞分区警局还是苏格兰场的警察总部，似乎都不想在深更半夜为一个不知名的中国人采取行动。

焦急的康德黎甚至无奈，18日一大早，他跑去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休斯那里，希望这个老熟人通过私人关系了解一下情况，但也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康德黎无法从官方获得支持，他只好找昔日同事、同样是孙文老师的孟生商量对策。

就在康德黎出门找孟生时，乔治·柯尔送来孙文信件，上面写着：我星期日被使馆扣押，有可能被秘密押解回国，速救。

看到这条信息，康德黎和孟生都担心孙文的生命安危，只好再去苏格兰场报案。但警察依旧虚与委蛇。无奈之下，两人跑到英国外交部，但当天是星期日，接待员将他们的陈述记录下来并答应周一上报。

孟生前往清使馆探探风，只得到一句“没有孙逸仙这个人”。

由于担心孙文被连夜运走，康德黎决定雇侦探监视清使馆。巧的是，朋友介绍的侦探社，正是马格里雇来监视孙文的史雷特侦探社，史雷特非常高兴接了这个活儿，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双倍报酬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私下里，他却将康德黎的情况汇报给了马格里。

所以，当康德黎和侦探在深夜坐在一驾双座马车里盯着清使馆时，马格里也正从清使馆的窗帘后窥视着康德黎。

为了扩大影响，他将孙文事件的消息提供给了《泰晤士报》，希望利用媒体力量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对方似乎并不感兴趣。

19日上午，康德黎去外交部查询昨日陈述的处理情况，又提供了一份书面陈述，在陈述里，他说“鉴于清使馆否认孙逸仙被扣的这一事实，除了向报界披露真相外，别无他法“。

走出外交部，康德黎此刻感到疲惫不堪，他已经透支了体力，也用尽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

而此时的孙文，被囚使馆已经8天，唯一获得的外界信息，就是柯尔告诉他康德黎已经收到信息。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自由

康德黎不知道的是，就在他19日上午悲天悯人时，英国政府已经正式介入，当天下午，相关报告已经摆在外交大臣沙士勃雷侯爵和内政大臣马太·里德利的案头。

傍晚时分，乔治·柯尔又给康德黎送去一份孙文亲笔信，当他回到家中，警察总部的乔佛斯探长已经等候多时了。在得到对其身份严格保密的保证后，柯尔将他了解和亲历的事情全部陈述给了英国警方。

当晚十点，玛丽庞分区警察局派出六名警探执行监视清使馆任务，而史雷特侦探社非常遗憾地丢了一笔好生意。

康德黎也没有闲着，他将孙文的信件随同一份新的材料送到外交部，在这份新材料中，他着重点了清使馆参赞马格里的大名，说正是他将孙文引入囚室。

10月22日，泰晤士报爆出清使馆绑架的消息，英国外交部急召马格里问话，并与当晚发出了对清使馆的照会，事情惊动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

马格里声称自己是大清国外交官，在这里拥有外交豁免权，但索尔兹伯里说：只要你还是个英国人，我就可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与此同时，这件离奇的外交事件在伦敦报界传开，23日早上，《环球报》率先刊登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惊人新闻！密谋者在伦敦被绑架！囚禁在清使馆》，报道的最后，矛头指向使馆官员始终矢口否认存在囚禁行为。

于是，众多记者纷纷堵在清使馆门口，追问孙文是否被囚于此。翻译邓廷铿一副清白无辜的外交辞令：“使馆并无此人，报道是无稽之谈。”然而马格里却平静地表示：“没错，孙文确实在使馆内。”

中午一点半，英国外交部再以取消外交豁免权施压马格里。

下午五点左右，孙文走出清使馆的后门，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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