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人格——卞之琳

1、痴情内敛的诗人——卞之琳

大家知道卞之琳，因为三十四个字：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已经成为卞之琳的标签，一个诗人一辈子有一首传世之作也就足够了。我最初看到这首诗的时候，误以为卞之琳说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来才知道他写的是爱情，那个梦中女孩是张充和。

二十三岁的卞之琳，一见钟情于那个女孩，再见已辗转反侧。后来张充和远嫁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昆曲和书法。卞之琳不死心，仍然给她写信，并不断搜集她的作品，自己出文集时卷首还放一张他和张充和同游苏州的照片。

直到卞之琳四十五岁时，才遇到一个前来约稿的编辑，据说看第一眼时心头一颤，那模样那身段，颇有几分张充和的样子，一来二去就好上了，如此才摆脱长期单身狗的状态。

站在卞之琳的角度，他绝对是情圣，差点就成了另一个金岳霖。

站在张充和的视角，真相又残酷得多，被爱对于她，或许只是负担。

晚年的张充和回忆卞之琳，说他的诗不够深刻，她本人讨厌新诗。她说卞之琳是另一种人，很内敛，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

张充和又补充说，卞之琳人其实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搭。他给我写了几百封信，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也只说些日常普通的事。

2、无法归类的阶级——卞之琳

文学研究所也有派系，海归派不大受待见，一遇上运动，很容易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

卞之琳很复杂，无法归类，他是骑墙派。

他二十出头是新月派诗人，这当然是要划分到资产阶级文学派别的，说起来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他接近三十岁，去延安和抗日革命根据地访问过两年，并执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给王震为首的军团写过文学报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的部队生活。

如此一来，好歹人家也算是深入过一线的人，这当然可以视为政治资本，人民群众也认可。只不过，他在延安游学时间太短，不久又跑回国统区当教授，这就给他的“红色革命经历”打了很大的折扣。

卞之琳是一个思想积极的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申请入党获批。他在延安老革命面前，资历确实嫩了点。他在欧美派面前，却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人士。

3、切换自如的社交——卞之琳

卞之琳最喜欢独处，总是拒绝与人进入交往状态。并不是对别人有敌意，他只不过喜欢沉迷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能自拔。

卞之琳是个有派头的人，衣着考究，经常穿精致的风衣，看起来很洋气。从外貌能够判断，他在精神上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看人的确有一种俯视的态度，说李健吾是个走江湖的，评价某个青年学者，说他善于表达，可惜没有什么值得表达的。

特别是面对比他层次低的人，那种厌烦之情，溢于言表。

面对同事如钱钟书等人，则保持着君子风度。所谓君子之交，是淡如水的，或许这水还不是温水，而是冷水，但不至于结冰。

遇到上级领导可就不同了，他称呼得非常正式，如“乔木同志”“其芳同志”。

如果是延安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卞之琳整个人突然变得和蔼可亲，有点套近乎，甚至能引用政治化的毛语录。

他的性格，看样子是可以切换自如的。

4、无为而治的领导——卞之琳

那个年代，政治学习是必修课，开会能把人开死，一般都是讲人民日报社论和毛选语言。

卞之琳是西方文学研究所的老大，讲话是很有技巧的，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不与主义精神学说相矛盾。无论是风趣幽默，还是严肃认真的谈话，他从不流露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讲过许多话，但是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领导嘛，一般都喜欢迟到，卞之琳也不例外。他在会上讲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失眠情况，讲前天晚上如何上闹钟，如何服第一片安眠药，如何又服上第二片，有时候还需要第三片，到了天亮总算睡着。老资格们闭目养神，杨绛面带微笑，青年学子则认真听他扯七扯八，还没扯到正题，会开完了。

在他的领导下，政治学习从来不大符合规范，卞之琳以其独特的自由主义做派，让同事们在特殊的年代或多或少得到了片刻的喘息。

他喊出的口号是“出成果，出人才”。实际上他完全甩手不管，无为而治，他说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绝不干涉。

如果真的按照“出成果，出人才”这个纲领来衡量的话，他领导下的西方文学研究所，还真就硕果累累、人才辈出。这个从不管事的人，反而是个称职的官，有业绩的官。

5、严肃认真的导师——卞之琳

他培养学生的风格，是严格的学院派。要求学生闭门读书，多多益善，研究什么东西，就要把这个领域的所有东西读个底朝天，还必须定期写读书报告，他必定会审阅。在他手上坚持这种学院派的学习长达十年之久才能通过。

我知道的，做学问并不容易，一般人耐不住坐十年冷板凳的寂寞，所以他手下带出来的人均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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