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会战
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日语：一号作戦）或“大陆打通作战”）是日本帝国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
此战主要分为3个阶段：进攻河南中部的豫中会战、进攻长沙的长衡会战和针对桂林与柳州的桂柳会战。
主要战略目标为开通由东北经华中、华南前往中南半岛的路线，以及占领其东南方的机场，防止美国陆军航空军自该地起飞攻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和轰炸本土。
为了本次攻势，日军投入了410,000名的士兵、800辆战车和将近70,000匹马，于2,400公里的战线发动攻击，这也是有史以来日军动员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最后日军成功占领美国航空队基地，并给予中国人力与物质上相当大的损失，但同时也因为兵力不足而无法扩张战果，日后于中国战场长期维持守势。
缘起
陈纳德计划
陈纳德声称用1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就可以严重打击日本军工生产，让日本无力作战，约瑟夫·史迪威则指出日军会攻占陈纳德要使用的中国空军基地，使轰炸无法继续。因为它比史迪威提出的另一方案（装备训练国军30个美械师）成本低又能迅速执行，罗斯福和蒋中正最后同意陈纳德对日本的战略目标实施攻击[10][11][12]。
1943年11月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国海岸的日本船舶遭到陈纳德所率的空军力量的严重打击，1943年11月25日陈纳德所指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奇袭台湾新竹飞行基地，据空袭两小时后高空侦察机所摄照片，63架日本各型飞机彻底被摧毁，多架受重创，而中美空军没有损失[13][14]，日本当局也担心美国会利用在柳州和桂林的空军基地发动对本土岛屿的空袭。
日本的反应
1943年秋季起同盟国在二战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上屡遭失败，使南洋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根据“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拟定如下战略目标：
- 夺取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空军基地。由于这些中美空军基地已严重危及日本本土至南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海上交通线为维持日本继续战争之生命线，因为战略物资必须经由海路方得至日本本土[4]:21。
- 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日军既在太平洋上屡屡失利，海上通路随时有被切断危机。如果能打通路上交通线，使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结成一体。如此不但使相互间能够支援，更可充份利用亚洲大陆战略空间作持久战。
- 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识。
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拟定了一个由北而南、全面进攻的计划：
- 第一期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发动攻击，打通平汉铁路，同时歼灭国军于河南的主力（主要为汤恩伯部）。
- 第二期作战由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攻击衡阳，摧毁国军第九战区主力。
- 第三期作战由第6方面军与华南第23军配合，由广州北上，以打通粤汉铁路为目标，并与第11军会师。
- 第四期作战于打通平汉、粤汉线之后，再出兵攻占广西和越南的通路。
此次作战期间日军亦需尽量攻击并摧毁国军于江西、湖南和广西的机场。
这份计划第1期作战计划即为豫中会战、第2期为长衡会战、第4期部分为桂柳会战。若日军达成其战略目的，中国将被分为两半，重庆基地有可能被其占领，这也是抗战伊始，中方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方针。
开战前中日双方之准备
日本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本土从未像本次如此彻底动员其陆军，由于华北大扫荡的顺利进行，在华北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各路游击队短时间内无法对日军进行有效阻碍，此前提让整体作战的兵力调度上得以提前顺利进行；为支援此次作战所调动人力，超过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两倍以上。
日本帝国大本营将对于支那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兵力支援和要求都予以优先配合。日军自关东军以及日本本土动员380,000部队补充支那派遣军之缺额以及后备补充兵，并将在中国乙种师团和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含特种作战单位和支援单位之后可达20,000人以上），并首次于中国战线投入装甲师确保攻击战果。
后勤准备方面更是充分，首先改组中国战场上航空兵团，单以飞机油料计就有半年存量，弹药足以使用两年。运输工具有马匹67,000匹，运输汽车13,000辆，补给船艇10,000艘并调动日本国内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交通系统恢复。
以上种种单位后勤支援，都可达半年以上准备量，日方对于1号作战准备之详细之程度，上至野战军医院，下至士兵军靴修理，都已有周密计划。
日方参战部队：
中国
相较于日方战前彻底准备，中方此次应战实处于极不利状形。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和参谋长史迪威不仅在个人关系上冲突达到最高峰，同时对于日方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亦多所失误。
尽管1944年初重庆方面即获得对方在华中及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2月以后对日方准备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攻势情报也越趋清楚，但以后局势之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
在内部基础不稳下，重庆国民政府将大部分美援物资和战略预备队投入第2次滇缅之战印度蓝迦远征军，进行求生一击。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已迈入第7年，领土和有效统治人口大大紧缩，战费居高不下，在扩大法币发行后（从1937年6月的14亿元至1944年12月的1,894亿元），产生恶性通货膨胀。如以1941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44年12月为3,220。在这种情形下，不仅靠薪水生活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前线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和装备。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于国军第14师任少尉排长，驻滇西，月薪仅法币42元，但于驻地街头一碗面即需法币3元，如是意义上和无饷无异。
在日军即将展开主攻的区域，如河南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部和湖南第九战区薛岳部，内亦存着相当大的弱点。
第一战区连年饱受兵燹肆虐，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以阻碍日军，造成近百万人死亡，重以1942年和1943年大饥荒又饿死数百万人民，虽然整个第1战区正规军总数账面上有46个师、4个独立步兵旅，不包含游击队便已号称470,000大军，实际上其中有16个师是以新、预、暂作为编号，实质战力完全不能依靠，加上第1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辖下部队吃空缺问题是国防军中出名的糟糕，战区战力并不充裕。由于所辖区于1941年晋南会战后3年日方都没有军事活动，第1战区国军部队多忙于在贫瘠的河南省自力救济，失去作战警觉和士气。
在中部战线方面，湖南第9战区总指挥官薛岳将军依据前3次“长沙大捷”经验，认定日军攻势目标仍着重于攻占各大城市的“锥型战术”先例，亦即以机动部队或中央突破或侧翼迂回后冒险深入，挺进占领战略据点后等待扩张战果。因此在军力部属上第九战区仍维持坚守核心据点、等敌军攻坚失败后以3面合围形式反击方式应对，错估日方攻势规模和打算永久占领的准备。加上前段时间才刚打完常德会战，第九战区主要部队都在休整中，依照过去经验日军不会那么快将损失兵力补齐，因此第9战区误判日军不会短期间连续发动两场大规模会战。
在第九战区的国军虽然账面上仍有大批军队预定参战，后实际参加长沙、衡阳会战的军级单位有58、72、20、44、26、37、暂2、10、46、62、73、74、79、100、4、99军（出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其中，第26、37、10、73、74、79、100、99军虽然属中央军系，但是常德会战对这些部队损失并非可一笔带过之事，像是在华南堪称战力最强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在常德会战中便折损一整个师以上，其它各师攻坚常德时亦折损严重，时到此次会战时大部分都在重建整训中，能投入的实质兵力顶多1个师；而之后在衡阳苦撑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在常德会战时也将属下的暂编师消耗殆尽，因此在衡阳一战总兵力不超过18,000人，当时国军军级单位理论满编值30,000人，这种不到60%编员以其它战场的作法基本上都是后送整训，但是没得后送的国军部队只能用此等兵力迎接日军攻势。
中方参战部队包括：
- 第1战区（由蒋鼎文指挥）：总兵力为46个师
豫中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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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号作战的日军装甲部队
1944年春，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知道日军将要在河南发动攻势，袭夺中原地区。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于1944年2月中旬召集所属军长以上将领在洛阳开紧急会议，投敌的庞炳勋已经密电给一战区，把日军的进攻时间与计划说的很详细了。会议结果对部署也没有变更或加强，只谈了将各军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机要文件迅速向后方转移。
会战前日军进行修复黄河铁桥的工程并赶在3月25日完工，补给线的确保让整场会战日本的后勤来源无虑。
1944年4月1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12军，战车第3师团、第37师团、62师团、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骑兵第4旅团，共5个师团又3个旅团、1个飞行团（飞机168架）、第1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共14.8万余人，在第11、第13军各一部配合下，强渡黄河以攻占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南段为目标，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
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国民革命军所辖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十四、第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九集团军，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及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第八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15]，在第八战区和空军（飞机156架）各一部支援下，以第二十八集团军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第四集团军在河南汜水县（今并入荥阳）、密县（今新密）间山区构成防御地带，进行坚守防御；第三十一集团军集结于禹县（今禹州）、襄城、临汝（今汝州）地区，待机歼敌。
4月18日，日军第37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7旅团从中牟县新黄河（今贾鲁河）东岸向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昌义）河防阵地发起攻击，暂十五军派遣下辖之新编第29师阻击，旋即遭日军击溃，37师团以极轻损失的情况下在当日渡河完成。4月19日，日军第110师团、第62师团由郑州黄河大桥南下，朝第二十八集团军下辖之第八十五军邙山头防线强攻，八十五军当日遭击溃后撤。37师团下辖之歩兵第225连队随即强攻由八十五军下辖之国民革命军第23师（师长李必藩）守卫的密县，23师在守城4日后不支后撤；4月21日，由七十八军下辖之2个团驻守的新郑遭日军夺取，第12军在此设立前进指挥所；至4月23日，日军推进到郑州、新郑、尉氏、汜水。
4月25日，日军第13军以2个旅团由安徽正阳关、凤台攻向阜阳，作出向河南漯河进攻态势，以牵制豫东守军，打通平汉铁路后撤回。
4月30日，日军第12军以3个师团又2个旅团向许昌发起攻击。守城的新编第29师抗击至5月1日失守。日军第12军旋以一部沿平汉铁路南进，主力转向西进，寻找第一战区主力决战。第31、第4集团军予日军以打击后，于5月5日、5月6日分别撤往伏牛山、韩城。
至5月9日，西进日军攻抵龙门附近。随即以一部进逼洛阳，大部向伊河、洛河河谷进攻。同日，由许昌南进之日军第27师团，与由信阳附近北上之第11军宫下兵团(相当于旅团)在确山会师，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同日晚，日军第1军以8个大队从山西垣曲(今古城镇)强渡黄河，攻占河南英豪、渑池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东西分进。至5月14日，与西进日军击退第36集团军和刘戡兵团，包围洛阳。
5月18日，日军菊兵团(第63师团一部)攻击洛阳，守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配属第94师依托城防工程，顽强抗击一昼夜，使敌攻击受挫。华北方面军令第12军司令官指挥第110师团一部、战车第3师团主力、骑兵第4旅和菊兵团攻击洛阳。
5月21日，在日军优势兵力围攻之下，负责掩护部队西撤的第36集团军司令李家钰中将（后追晋为陆军上将）阵亡，守军奋战至5月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在日军第12军主力西进后，第五战区第五十五军、第十战区豫南挺进军等部，向平汉铁路南段实施袭击，一度收复确山、漯河等地，以牵制日军。6月2日，第一战区主力、第八战区一部发起反击，战至中旬，将日军逐至陕县、洛宁、嵩县、鲁山一线，双方对峙。
1944年5月中旬，日军6万占领河南，国民革命军全线溃败，国军在撤退时当地农民将5万国军解除了武装，第一战区副总司令汤恩伯在直属卫队遭民众缴械 ，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脱，第一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在撤退过程中被暴民俘虏，后化妆侥幸骑毛驴逃脱。日军花了三周时间，击溃47万国民革命军，到6月初便控制了北平到汉口的铁路，完成了一号作战作战的第一阶段，日军战史称为京汉作战。
豫中会战惨败后，蒋中正大为震怒，蒋鼎文和汤恩伯即遭撤职。 7月21日，蒋中正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斥责第一战区: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即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16]
根据日本战后联队史，参与本次会战的日军第110师团所下辖的第110步兵联队在1944年3月~1945年8月可确认之死亡人数为594人，另一下辖的第163步兵联队于1944年3月~1945年8月可确认之死亡人数为682人[17]，其中多半应该死于豫中会战。
长衡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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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所辖第3、第13、第27、第34、第37、第40、第58、第64、第68、第116，及第5、第7、第12、第17独立混成旅团，共10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1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以攻占湘桂铁路（衡阳-来宾）为目标，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第一、第二十四、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四军、第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四军、第九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共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6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别控制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4月27日，日军以5个师团由湖南华容、岳阳、湖北崇阳沿湘江两岸和湘赣边山区分三路发起攻击，以3个师团集结于湖北监利、蒲圻待机。另以1个团又5个营进至江陵以南松滋河沿岸进行牵制，以掩护军右翼。防守新墙河的第20军予日军中路第68、第116师团以持续抗击后，转至湖南平江以东山区待机。防守崇阳东南山区的第72军、挺进纵队对日军左路第3、第13师团逐次阻击，迟滞其行动。防守益阳的第73军抗击日军右路第40师团。6月1日，日军中、左路强渡汨罗江，突破河防阵地后，分路向捞刀河、浏阳河进攻。守军第37军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撤至浏阳附近山区待机。至6月14日，日军相继攻占沅江、益阳、浏阳。
6月16日，日军第34、第58师团、第68师团一部攻击长沙城区。第4军坚守至6月18日下午，伤亡殆尽，长沙城失陷，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第九战区为阻敌深入，发起衡阳保卫战，从6月20日起向日军发起反击，至6月27日，将日军左、右路分别阻滞于醴陵、湘乡；对日军中路在渌口、衡山间虽给以打击，但未能阻止其南进。6月24日，日军第68、第116师团开始攻击衡阳城郊区之机场，到6月26日时因守军伤亡过重后撤至衡阳城，日军在6月27日起对衡阳城进行攻坚。然而衡阳守军第10军（3个师，因常德会战后缺员上未补齐，实编不满2万人）抢先于五月底进驻此地，并动用当地军民构筑了一定规模的防卫工事，因此日军进攻时第十军依托工事以正面和侧面火力掩护吸收了日军攻坚冲力，同时第十军所属预十师28团所属迫炮连成功的炸伤日军68师团首脑群，包括师长佐久间为人与师参谋长原田贞等一干核心参谋受到重伤，直接导致之后68师团作战失能，这使得日军这波攻击只剩116师团独立支持，战至7月2日，日军耗损过重，暂时停止攻击等待增援。
7月11日，日军第68、第116师团经修整后以15个步兵大队、12个炮兵大队第二次攻击衡阳。守军以固守阵地与机动防御相结合，加强阵地间的互相支援，实施短促近战和反冲击，战至7月20日，迫敌再次停止攻击。其间，被阻滞于湘东山区的日军第3师团先后在醴陵、茶陵、安仁遭重创。后在第27师团、第34师团和第13师团一部支援下，战至月底，始突破围阻。
7月27日时，日军高层即预估，第11军作战受伤人数到8月中旬将上升至5万人，下旬将上升至6万人[18]。
8月4日，在成功的挡下国军解危攻势后，日军第11军集中4个师团、28个大队第三次对衡阳进行攻坚。被包围的第十军进行防卫作战直到8月7日，在伤亡惨重以及弹尽援绝之下，军长方先觉与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联名发出震惊中外的“来生再见”电文。
8月8日，凌晨四时日军逼近第十军指挥所，方先觉认为战事已然绝望，便举手枪自杀，但为辎重团团长李授光与副官王洪泽夺下，枪响弹虚出。最后敌兵至，军长与其他师长在日军有条件投降的劝诱下接受投降并解除武装[19]，衡阳沦陷。衡阳守军阵亡4000、伤兵9000、最后日军统计受降总数有13306人。至于包括外围攻坚单位的损失总计死伤86,752人，失踪21,531人。[20]
衡阳沦陷之后，日军高层随即要求补充10万新兵至第11军[21]，考量到先前日本第11军已有数次整补，日军于长衡会战伤亡染病减员极可能多达10多万名。
桂柳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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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日军侵占湖南衡阳后，为准备进占广西桂林、柳州，日军成立第6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出动第11军横山勇第3、第13、第37、第40、第58、第116师团，及战车、重炮联队，共6个师团又1个旅团，于8月29日由衡阳沿铁路向湘桂边界推进；以第23军2个师团又1个独立混成旅团，于9月6日由广东清远等地沿西江向广西梧州进攻，另1个独立混成旅由广东遂溪向广西容县进攻。
9月10日，冈村宁次奉命指挥第11、第23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桂林、柳州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第二十七、第十六、第三十一、第三十五集团军，及第六战区孙连仲第二十四集团军、汤恩伯兵团，共9个军、2个桂绥纵队、空军一部（飞机217架），共约20万人，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3个军支援下，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9月14日，日军第11集团军攻占全州，随后调整部署，准备攻击桂林。9月22日，日军第23军陷梧州，至10月11日相继攻占平南、丹竹和桂平、蒙圩。
第四战区鉴于全州地区日军尚无行动，遂调整部署，将所部编组为桂林、荔浦、西江3个方面军，南宁、靖西2个指挥所，以大部兵力国军第31军桂系中将军长贺维珍部2万兵力固守桂林，集中一部兵力先击破西江方面之敌。10月21日，第64军配属桂绥第1纵队向进占桂平、蒙圩之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实施反击；另以第135师等部向平南、丹竹攻击，策应反击。战至10月28日，日军第23军主力逼近武宣，中国军队遂停止反击退守武宣。与此同时，日军第11军突破桂林、荔浦方面军的防御阵地，主力于11月4日进抵桂林城郊；一部向柳州进攻。11月7日第四战区将3个方面军编组为左、中、右兵团，集中兵力保卫桂、柳。11月9日，日军第40、第58、第37师和第34师团一部，向桂林城发起总攻。
同日，日军第23军第104师团、第11军第3师团及第13师团突破中央兵团的防御阵地，攻向柳州。11月11日，防守桂林城区的中国军队撤退，部分在撤退途中被俘，桂林陷落；守军除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部分幕僚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恒、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70师副师长胡原基、第131师第392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31军131师少将师长阚维雍拒绝撤退，于阵地拔枪自尽忠烈殉国。据日军第11军统计，桂林战斗中，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被俘13151人，被日军缴获各种口径的火炮156门、重机枪110挺、轻机枪359挺、步枪2737枝。
第27集团军接到战区11月7日改为中央兵团、固守柳州的命令后，以急行军于当夜到达指定位置，当即进行防御部署：令第37军在象县以北掩护主力向柳州转进，令第188师在柳州以北、以东的长塘、东泉各附近掩护柳州侧背安全，令第26军防守柳州，令第20军控置于柳州西车站附近待机。第26军以第41师守备柳州东面和北面，第44师守备西面和南面。11月8日，日军第13师团及第3师团分别进至柳州以北6公里处和柳江东岸，第23军的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进至柳州南约18公里的四方塘（第22师团仍在贵县北龙山地区）。杨森急令第20军的第134师在柳州西岸担任河防，并以一部占领鹅山，以加强防守力量。11月9日，日军第13师团、第3师团分由柳州以北、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当日中午，日军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由三门江附近强渡柳江，进至西岸；第13师团先头第104联队攻入柳州北部；第104师团先头第161联队第3大队亦进至柳州机场南侧。11月10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与第104师团第161联队第3大队攻占柳州飞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支援战机30架及桂林机场遭日军击毁；坚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随后，日军第3、第13师沿黔桂铁路(都匀-柳州)向西北进攻；第23集团军沿柳邕公路(柳州-南宁)向西南进攻，11月24日攻占南宁。
11月28日，日军南方军第21军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今属扶绥)进攻。沿黔桂铁路进攻的日军至12月2日攻至贵州独山，遭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部队的反击，撤回广西河池。12月10日，日军第21军与第23军各一部在绥渌会合。至此，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日军伤亡约13,400人。[22]
结果和影响
日军方面
战术上日军在初期订定战术正确，因此在整体作战上几乎达到成功，就结果而言也达到了一开始预定的作战目标，但是日军从开战时即出现的兵力不足问题在此场全面性会战中再次暴露，虽然有效打击了国民革命军战力（以中路作战击溃第九战区薛岳所驻防之长沙最为明显，第九战区到战争结束前再也无力作战），但是无法有效占领领土之下最后仍然自行撤出部分地区，自身伤亡也极其惨重，根据日军作战主任参谋在44年12月所言，日本第11军的各个第一线师团之战斗力都只剩下一个步兵联队左右的实力(日军参战各师团于战役当中曾屡次整补，且有伤病患者陆续痊愈归队，然战力依旧下降约三分之二)[23]，根据日本战后出版的部队史《若松联队回想录》，仅日军第65步兵联队可确认之湘桂作战战死人数（单纯指被国军击毙，不含病死与意外身亡。）就多达905名[24]，这使得日军无法进一步推进，而日军于南路没有击溃第四战区兵力的结果种下隔年湘西会战日军惨败的因子。东北关东军被抽调，造成东北满州防守空虚，使苏俄趁虚而入。
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同时，美军跳岛计划攻克了塞班岛岛链，在中国的B-29轰炸机、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在从中、印起飞空袭日本本土的马特霍恩行动结束后，全部改从塞班岛、关岛及周围群岛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因此日军始终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 。
国军方面
二战尾声，中国战区相较于盟国欧洲方面同一时期的情形，如苏军白俄罗斯歼灭战，和英美联军之诺曼地登陆，显然成就远不可比拟。此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战略上指导失误已如前所述，对于日军主攻方向虽已大致知悉，但终因为支援滇缅作战，主力和预备队配置不当。重以错估日方如是全力进犯和永久占据之决心和准备，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1944年4月的郑州战役和洛阳战役，然后沿平汉铁路穿过河南向南推进。因为日本人试图扫清武汉至广东间的铁路线，夏季在长江以南的湖南爆发了最为激烈的战斗。长沙于6月陷落，衡阳于8月陷落。到初冬，已实现南北连接，但日本先头部队转而西进，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宁的机场。西北方向是贵阳，有公路通往重庆。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于12月从战时首都疏散，失败或投降的灾难性预言猖獗一时。然而事实上，日军先头部队精力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前进了。
国军除了部队的严重损失，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40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25]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 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饥荒袭来之时当局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4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国民政府受到损害的声誉[25]。
重庆国民政府在日军一号作战中连番受挫失地的情形，极大程度的损害了美国对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观感；史迪威与蒋间在此役之前即恶化的关系更因此达到临界点，史迪威以此役中国军拙劣的表现与辖下印度蓝迦滇缅远征军的精强做对比，直指蒋政权腐化无能是导致战争延长之主因，甚至进而主张由其取代蒋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而蒋也几近愤怒地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出现在美国人的视线之内，并进行了有限度的接触[26]。
这场中美指挥权的冲突最后以美方退让，在1944年底撤换史迪威告终，但美国政界及民间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印象已转趋不信任与轻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结果。
中共解放区方面
中共解放区则在潘汉年通知下即早获知情报，在一号作战几乎未遭受损失[27]。由于华北日军主力大部调往南方，与国军陷入胶着状态。中共中央5月11日开始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向沦陷区进军，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根据地。
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命令。在华北大扫荡中蛰伏已久的八路军趁机对日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1944年局部大反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遍发起了局部反攻，主要是攻击敌占城镇，拔除日、伪军在解放区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恢复并扩大解放区。
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各解放区共作战1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
- 晋察冀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9900多个，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
- 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改变了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
- 晋绥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3100多个，绥西、绥南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
- 山东解放区军民攻克县城八座解放人口50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铺陈了后续山东军区1945年对日大反攻。
- 华中解放区军民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并把解放区先后调整为淮北、淮南、苏北、苏中、苏南、皖中、浙东和鄂豫皖八个解放区
- 华南解放区军民控制广九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政权，并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根据地[28]。八路军第120师359旅1944年11月奉中共中央命令，由延安出发，1945年8月抵达广东省北部地区，为国共内战作出准备[29]。
伤亡与损失
伤亡：750,000名[5]
被俘：40,598
火炮：6,723
战机：190架
日文维基写的是“戦死：11742とそれ以上の戦病死”意为“11742人战死，还有超出此数的战病死”据日方公布的正式资料是“大陸打通作戦の場合 戦死１１,７４２名 戦傷２２,７６４名 戦病６６,５４３名”伤亡病合计10万多人
日军河南方面日本战史丛书说战死850，加上伤的一共3300，实际上缩水起码三、四倍。 洛阳之战日军只承认战死80，现在光从日本其它资料透出来的一些边边角角都凑上200了。在37師團《大陸縱斷戰記》一書中有個看到的最多紀錄是第12軍戰死1500多，戰傷4500多。但是下級各個部隊損失比較缺乏。第11军至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为止共伤亡染病减员100,000人以上[8]
坦克损伤75辆
战机河南空战空中击落日机32架，地面炸毁日机11架。
长衡空战空中击落日机70架，炸毁地面日机52 架，炸毁日军各种车辆1,800余辆，炸死炸伤日军近7,000人。
1944年9-12月第14航空队及中国空军共击落敌机61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