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下游学|辛亥革命中的四川保路运动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这话是孙中山说的。

公元1911年，农历辛亥年，满清宣统三年；武昌一声炮响，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政体，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新纪元。而这一声炮能响，则又仰赖于四川的保路运动

在传统的主流认知里，四川保路运动，是敲响清王朝丧钟的序幕，是一次全川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四川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廷从湖北调兵入川，令湖北防务空虚，湖北革命党人及新军中的同志遂伺机而动。间接促成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暂时把这场保路运动的意义放一放，去看看这个事件的本身和牵涉的各方。

首先，在20世纪初，世界各国是否真的有技术实力修建川汉铁路？要知道宜昌至万县的宜万铁路，是在公元2010年12月通车，从2004年开始正式动工，377公里耗去了5万铁路建设者7年时间，年均进度仅50多公里，是新中国单公里修建时间最长的铁路。请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论中外、官商，真的有可行性？

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二人，由力主武力镇压的巡防军统领田征葵率先下令对民众开枪，制造“成都血案”。赵尔丰也有了屠夫的称号。他是因哪些原因做出强烈镇压的决定的？除此以外他还有别的选择吗？他对于四川就是一个恶人吗？

川汉铁路公司的主持者有哪些人？为什么这些人能影响整个四川绅民的人心向背？一次企业的“官办”“民办”之争何以演变成一场“革命”？

清朝中央政府发了一个棱模两可的上谕给四川总督赵尔丰，要求严厉镇压保路同志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各方都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利益倾向？政府把这笔钱吞了过后又有何目的和用途呢？中央政府和各国代表又有怎样的利益诉求呢？

诸多疑问等待我们去揭秘

本次游学

我们将以时间为主干

从清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英法德美四国、四川民众、革命党人、谘议局等视角

完整梳理四川保路运动、以一个小切面了解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

部分行程安排

成都博物馆

我们首先去到位于成都博物馆4F的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近世篇）的展馆，对于保路运动和近代成都有个整体了解。

岳府街

导致四川保路运动，当然是因为有兴建「川汉铁路」，不然哪来的路要保？为了兴建这条在当时之可能存在于理论上的铁路，在1904年1月，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正式设立，这是全国最先成立的省级铁路公司。

川汉铁路公司的旧址就坐落在这条街上，而这条街也非常有来头：清雍正、乾隆年间，岳钟琪任过四川提督，大小金川县叛乱，被召还封为大将军，平息金川之乱后，赏还公爵封号，迁住岳府街，其宅广大，街以其宅命名。光绪末年，他的子孙后代把宅院卖给川汉铁路总公司作为办公地点。

督院街

红星路一段有一条名为督院街的道路，这里曾经是清朝四川最高行政机构——四川总督的衙署所在地。四川总督，全称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四川等处、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仍管巡抚事”。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封疆大吏，总管四川一省的军民政务。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四川总督赵尔丰竟然在总督府门前开枪，制造了“成都血案”。

尹昌衡公馆

1911年11月27日，四川省的革命派呼应武昌起义，在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尹昌衡任军政部长。

红照壁街口

清末的1909年，为了准备实行“宪政”，四川省咨议局设立于本街西头北侧的清代督右副总府内，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此后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四川省参议会（后迁东胜街）先后都设在这里，所以这条街在清末与民国时期是一处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四川省咨议局原址上为四川省人大委员会。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公园西北部，最下层南面侧壁镶嵌有一块「中华民国二年川汉总公司建」隶书阴刻的汉白玉牌匾。第二层南面镶嵌有行驶中的火车机车的沙灰浮雕；第三层各面也有沙灰浮雕，其中南北两面为铁轨、螺钉等图案；东面为铁轨、枕木、道岔；细面为信号灯信号灯。碑身四面均宽两米，中部内凹并刻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字样，其中南侧为吴之英的二爨楷书；北侧为赵熙魏碑楷书、西侧为颜楷的颜体楷书、东侧为张夔阶的篆隶楷书。碑顶高约6米，为四角攒尖顶，四角均立有一根小塔，并以铁链与正中央的小塔相连。其上覆盖有琉璃瓦，瓦面装饰有二龙戏珠、云龙、蝙蝠等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