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草]郑清澎湖海战PART V
後記
从荷清第一次联手攻台到1683年，郑清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军的战斗力在不断上升，当年威震东亚的郑军已成“昨日黄花”。
1 6 6 3年1 1月1 9日，荷清联军在与金门、烈屿之间的郑军作战时，将50艘郑军大型战船包围。郑军以损失战船1艘的代价冲破荷兰船队的封锁后，转头攻击施琅指挥的清军舰队，清军措手不及。看着奋勇登船的郑军士兵，不少清军士兵跳水逃向荷兰舰队。因为当时海上无风，荷军无法赶上前去救援，结果，登舷的郑军洗劫了清军2艘旗舰，1名姓范的清军水师提督当场阵亡，等到荷军赶到时，郑军已经撤退，只留下了1艘搁浅的战船。
这次战役中，荷军战死1名，受伤16名。清军拥有4倍于敌方的兵力，并且还有荷军掩护，但仍然溃不成军。
事后，荷军指挥官派翻译找到施琅，问他为何清军如此无能，施琅答道：“军心恐慌，没有办法。”20日，荷清舰队在浯屿遭遇郑军，郑军率先逼近清军并对其进行攻击。荷兰舰队见状，从后麵包抄郑军，郑军立刻停止攻击，但已经落入荷军包围。
英勇的郑军面对重重砲火，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最终成功突围——180艘战船，只有3艘被俘，其馀的都安然离开。同样是施琅指挥，澎湖海战中的清军却把郑军杀得大败，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由此可见一斑。
从长远角度看，明郑的前途也很不乐观。郑军军费大部来自海上贸易，为了筹措军费，郑军有“金木水火土”山路五商和“仁义礼智信”海路五商两大贸易组织。这两个贸易组织先在大陆收集商品，然后贩卖给东北亚线的东洋船队和东南亚线的西洋船队。
清廷为了困死台湾，于1656年颁布了禁海令，但这反而让明郑独占了东亚的贸易市场——各国都需要中国货物，清廷不卖，就只能从明郑手裡买。明郑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日本需要生丝、台湾的蔗糖、鹿皮，明郑需要日本的倭刀、鸟铳、盔甲和红铜。此外，明郑还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火砲，从泰国购买稻米和製造火药所需的硝石。
但一个集团的复灭，总是开始于自身的内讧。郑家几乎每一次权力更替都伴随着腥风血雨；郑成功死后，郑经为了夺权，杀掉了自己的叔叔郑泰，郑泰一系（7300人、180多条船）愤而投清，山路五商瓦解，明郑商队实力大损。
1673至1674年，郑经参与三藩作乱，对外贸易船隻数量下滑。 1675至1677年，郑经西征顺利，一度拥有汀州、漳州、泉州、兴化、邵武、潮州、惠州与金厦，对外贸易的船隻数量大增，但由于战争还在继续，因此收集到的物质多用于军需。
1678至1681年，郑经在战事上遭受挫折，不仅损兵折将，还丢掉了大陆所有的据点。此后，明郑失掉了生丝的来源，船隻数量缩水到历史最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683年才稍有恢復。1679年时，刘国轩甚至上奏让大小官员自费养兵3个月，由此可见明郑的财政已在崩溃边缘。
施琅来台前，刘国轩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将不少商船改为战船，这样虽然能应一时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看，这对明郑的战争潜力损害很大，一旦战事陷入胶着，这些商船都无法恢復身份从事贸易，没有足够的商船來經商，郑军就无錢來更新战船，就只能再把商船改成战船，然后一直恶性循环下去。
冯锡范当政时，台湾连遇三年灾荒。为了有足够的军费，冯锡范只能提高税赋，杀民养军，台湾内外对此怨声载道，但冯没有办法，百姓吃不饱饭，最多埋怨几句，如果军队发不出饷，就会譁变。
这种环境下，不少中低级军官降清，高级将领虽然暂时没有异动，但也是人人自危。这点从刘国轩逃跑后澎湖守军的反应就能看出，郑军高层原本就是海盗海商出身，一向是反复无常惯了，眼下战事不利，投降不但可以活命，没准还能保住官位。因此，刘国轩提出投降后，冯锡范等人只稍作质疑便同意了。
郑氏政权灭亡後，郑克爽随后入京，封为海澄公，活动受到清廷严格控制。他于1707年病故，死后爵位被剥夺。郑克爽岳父冯锡范降清后被封为忠诚伯，卒年不详。刘国轩则继续在军中，后任天津总兵，最后病逝。刘国轩作为叛徒和降将，这个待遇不算坏了。
清廷打下台湾后，朝堂上就台湾的弃留问题展开争论。“弃台派”认为台湾远在海外，人口稀少，防守不易，因此，不如丢掉不要。当时的中国是农业社会，清廷上下对海权毫无认识，而台湾多山，农业价值不多，故“弃台派”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却毫不稀奇。
以施琅为首的“留台派”则力陈康熙，认为台湾乃中国东南屏障，只靠澎湖无法有效防卫海上威胁，另外，如果朝廷放弃台湾，难保台湾将来不会被荷兰人或反清势力再次佔领。
施琅的陈词看似慷慨激昂，但实际上完全是为了自己私利着想。 1684年，康熙有限度地开放海禁船隻可以自由出海。但根据清廷规定，商船隻能从厦门出入，并且必须接受福建水师的监督，进出台湾的交通也由福建水师所掌控。福建水师掌握了众多的海上资源，自然不会白白浪费；而且施琅也怕万一康熙卸磨杀驴，自己才有地方可逃。
施琅除自己经商外，还学习郑军，向商船大肆收取保护费。当时每艘海外贸易船隻都必须向他缴纳2000至3000两的规费，澎湖每年也要缴1200两的打渔规费给施琅。除了在海上收取税费外，施琅还默许其族人与福建水师眷属去台湾强佔田产与垦荒。施琅本人在台湾建有庄园56处，南台湾接近一半的土地被他掠为己有，名为“施侯租田园” 。
施侯租田园总面积约有7500馀甲，每甲租额为二石到三石，被称为“施侯大租”。在凤山、嘉义两地，有施侯租馆10所，每年有穀物6000石、银2000两送到北京施家；道光年间，施侯大租改为包税制，他的子孙继续收取这份地租，每年可获得1600多两银。直到1895年日军攻占台湾，施侯大租才被废除。
战术分析
在这场海战中，郑清双方的战术都是典型的早期海战战术。早期海战战术可以看做是陆军战术的延伸——战船相当于一座漂浮的堡垒，船舷相当于女牆，艏楼艉楼则是箭楼。双方以犁冲、登舷、火攻为主，砲击为辅。如果是大船对小船，主要採取犁冲战术——凭藉船体优势撞翻对方。如果双方船隻型号相同，则採用登舷战术。
根据《台湾外记》中的描述，郑军单船作战的次序是：抢占上风位置，船头指向敌人，施放船头火砲；用背风的舷侧炮射击；施放船尾火砲；调转船头，施放另一侧火砲，如此重複。这期间，砲兵会及时清理发射后的砲膛，以便再次发射。战兵则时刻准备着，一有机会登舷作战，欧洲早期战术与郑军大致相同。
登舷作战前，指挥官首先会命令士兵在甲板上集合，准备即将到来的登舷战；士兵集结完毕后，再用佛朗机、发槓等大砲攻击敌船，发百子、班鸠等小砲射击舰上人员；当距离在百步以内时，还可用子母铳和鸟铳进行攻击；到双方船隻靠在一起时，则投掷火油、火罐焚烧对方船隻的甲板，同时发射火箭点燃对方船帆；做完这一切后，战兵再登上对方船隻的甲板，开始近战。就像陆战中大家会尝试放火烧城一样。船隻被击沉的很少，被俘虏和焚毁的佔多数。
郑军和清军可說皆使用相同的战术與類似的制度，毕竟大清水师上上下下也是明朝官兵，只是牌子不同罢了。
早期海战的另一特点就是“混战”。作战时，双方混成一团，没有明显的敌我阵线。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指挥官会把舰队排列成简单的队形，郑清最后的决战中，施琅就把手头的战船排成多行纵队，并分为左中右三军，接战时，三军分别跟对面的敌军展开战斗。
混战对舰队队形要求不高，如施琅带领船队开往战场时，各船隻需要跟着他的旗舰转弯即可，抵达战场开始作战后，舰长们进入指定的作战区域后根据具体情况可随意寻找对手，也无队形要求。
投入战斗后，舰长会根据战况寻找自己的对手，不需要舰队长官统一指挥。例如在16日的海战中，蓝理看到施琅遭受围攻，就驾船来救，进入战场后，先用船头火砲击沉陈侃船，再用左舷火砲打坏陈昇船，最后又用火罐烧毁陈时雨船。蓝理的救援行动一方面展示了自身高超的操船技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舰长的高度自由权。
明末清初，火砲在战场上的广泛应用使战争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登舷战变得更加困难了。如在北线尾之战中，因荷军火砲厉害，郑军难以登舷，只能看着荷军战船逃走。登舷战的伤亡往往很大——船上空间狭小，人员挤成一团，一旦遭受砲击便无处逃生。 1803年的特拉法加海战，法国战船“敬畏”号数次向“胜利”号登舷，但遭到“田纳维尔”号的砲击，672名船员就只有99人生还。
混战派在作战时，经常把舰队排成多列或者圆阵。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数目的船隻射界被己方船隻阻挡，作战时，只有局部船隻可以开火。
战列线战术不同於混戰，无论是行军还是作战，战船都必须排成单列纵队，舰长们只能呆在自己指定的位置上，不能随意抢占对自己有利的地形，也不能随意支持友舰或者追击受创的敌舰，违者军法从事。蓝理这种打法，在英国海军裡就要吃官司了，搞不好还会人头落地。
且战列线派把所有船隻排成一排，任何船隻的射界都不会遭到遮挡。因此，作战时，英军战船可以充分发挥侧舷火力，齐射时炮火如一道横贯海面的铁壁。在这样强的火力攻击下，敌方很难进行登舷和对自己进行分割包围，此外，单列舰队闪避火攻船也更为方便。
这些规定看似死板，但在17世纪却是最好的选择； 17世纪，舰长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不是每人都有蓝理那样出色的操船技术；混战对舰长的能力要求极高，假设施琅被围时不是蓝理驰援，他能不能逃走就不一定了。此外，当时歐洲舰队中经常夹杂着武装商船，作战时，商船经常会为了抢夺战利品，擅自离开队列。战列线派制定这样的规定，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舰长个人能力对战斗的影响，将舰队变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之前的一盘散沙。
因为战列线战术不需要登舷作战，所以英军对船隻的结构和武器配置都作了调整——高耸的箭楼被削低了；火砲不再固定在甲板上，改用四轮砲车，并且一律装到侧面；火罐和标枪没有了，大砲是战船唯一的武器。
当时，战列线战术是一种先进的战术。如果交战双方中的一方为混战派，一方为战列线派，且双方舰隻数量相近，那麽，混战派的战损会比战列线派差很多。第二次英荷海战，英军採取了战列线战术，荷军採取了混战战术，荷军损失有英军的4至3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