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不懂中文，怎么指挥红军的？伍修权见证：独立房里看地图

四野战将系列：伍修权1

作者：桅杆

与四野众多“明星将领”相比较，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伍修权。他是最早进军东北的将领之一，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时，伍修权就是第二参谋长。他建国之初即离开了军队，没有参加1955年授衔，但他其实是我军最早授予军衔的将领之一。他是一员儒将，长期在中枢任职，亲身参与过军内外很多重大事件，属于“有故事的将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位经历比较特殊的将军。

（一）读过军校，参加过红场阅兵，第一次参战负伤

1925年10月，伍修权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7年9月学习结束准备回国时，因道路阻断，便安排部分学员留下来学习军事。伍修权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了一年的翻译。在此期间，伍修权还随所在学兵连，参加了十月革命10周年红场阅兵。

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军事训练极为严格。伍修权属于学霸型的人才，小学到中学，文化课和体育课样样优秀。到苏联留学后，俄文进步很快。在军校2年时间，不仅理论课成绩好，军训成绩也非常突出，打下了扎实的军事功底。

1929年10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伍修权等10人被抽调到苏军远东军区工作。战事结束后，伍修权被安排到苏联远东国家保卫局（即克格勃）工作。到1931年，伍修权已经在苏联待了近5年，其间一直想回国工作。但因为是苏联的组织成员，伍修权一直找到共产国际中方代表团和苏共组织部，才获准回国，于当年7月底前后进入江西苏区，分配到闽粤赣军区作战科当参谋。

在伍修权的军事生涯中，虽然长期从事参谋和军事外交工作，但也上过战场，还负过重伤。那是第三次反围剿期间，闽粤赣军区为配合主力红军，在上杭附近的芦丰组织了一次进攻行动，由军区参谋长萧劲光负责指挥。这时，伍修权到苏区不到1个月，临时下到军区直属机枪连当教员，也就和机枪连一起参加了战斗。

机枪连有4挺重机枪。战斗开始后，伍修权就在实战中指导战士如何操作机枪，战斗激烈时还亲自操枪射击，看到冲锋的敌人被一排排打倒，感觉特别痛快。战斗从天亮开始，一起打到黄昏。就在战斗快结束时，一颗子弹打进伍修权的左腮部，把他击倒在地，立即被抬往后方治疗。

这是伍修权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战场，也是唯一一次负伤。所幸的是，那颗子弹击中他时，可能已是飞行末端，没有形成贯穿。那颗子弹，直到一年多以后，才从口腔里取出来。

（二）李德如何指挥红军？在独立房子里看地图

伤愈后，伍修权调到红军学校当教员。期间，曾短暂担任过汀连军分区司令员，时间大概只有3个月，之后又回到红军学校。1933年10月，伍修权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到瑞金报到。

到总部后，刘伯承总长亲自找伍修权谈话，说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到了瑞金，组织上决定调他去给李德当翻译。刘总长认为，伍修权俄文好，在苏联学过军事，又有2年多的实战和教学经验，“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当时给李德配了2名翻译，伍修权负责作战和会议方面的翻译。李德给红军干部讲军事课时，由王智涛（1955年少将）担任翻译。

当时还专门为李德建了住处，离机关驻地约1公里。因房子四周都是水稻田，当时人们称之为“独立房子”。李德抵达瑞金时，蒋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所以，李德一到，就开始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李德的指挥程序是这样的：总部收到前线来的电报，马上送到“独立房子”，伍修权先将电文翻译成俄文，在地图上查明位置并绘成简图，再将译文及简图一并送给李德；等李德签署意见后，再将李德的意见译成中文，送给周副主席，一般事项直接处理，重大事项提交会议讨论，再给部队下达命令。实际上，基本都以李德的意见为准。

李德在苏军中担任过骑兵师参谋长，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虽然他的身份有很多疑点，本身不具有指挥红军的权力，是历史把他推到了特殊的位置、赋予了特殊的权力。客观地说，李德对军事指挥并不是门外汉，他有理论，也有作战实践，当然也有帮助中国的愿望。但由李德来指挥红军，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不了解中国国情，又不深入调查研究，只在“独立房子”里凭地图指挥作战；二是自视很高，盲目自信，性格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三是照搬书本，严重脱离实际，偶尔到前线也是指责这个、训斥那个。

（三）李德对伍修权没有好感，但认为他翻译“完全正确”

首先，在军事战略上，李德一改之前反围剿中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战、正规战与优势敌军抗衡。致使红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

在战术指挥上，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的地图本来就很不准确。李德就凭这样的地图，按比例尺推算距离，然后决定部队到达和发起作战的时间，不问是山路还是平地，也不管河流、气候等条件。其结果，是各部队很难按时到达并投入战斗，难以有效协同，打败仗就难以避免。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让一个只是顾问的外国人来指挥红军呢？根本原因在我们自己。

当时我们的负责人博古等人，并不懂军事，盲目迷信李德的身份和经历，几次向莫斯科发电，提出让李德担任军事顾问。莫斯科最终答复，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方”。

进入苏区后，博古等人不信任苏区干部，在军事上对李德充分信任和倚仗。加上李德非常自负，名为顾问，实际上享有绝对的指挥权。

客观地说：这个洋顾问是我们请来的，指挥权也是我们拱手交给他的。所以，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全推给李德，也是不合适的。

李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训人，与我军官兵一致的传统完全不同。伍修权认为给李德当翻译，是“最难堪的任务”。在“独立房子”工作的其他人员也多次闹情绪，要求调动工作。

李德对伍修权这位相处数年的翻译印象深刻，但主要是负面印象。他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纪事》中，认为“他翻译得完全正确”，同时从字里行间，明显看出他对伍修权没有好感，对伍修权在特殊年代受到批判明显有点幸灾乐祸。而对另一位翻译王智涛，甚至连名字也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