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蒋介石邀请赴重庆，毛主席本不愿去，直到苏联问了个问题
经过14年的艰苦抗战，中国终于迎来了胜利。蒋介石坚持了近十年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的“外”，终于“攘清”了，国民党接下来要做什么？稍微有点常识的中国人，都预料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将蒋介石比作是躲在山上，没挑过水、施过肥的，却想着下山把代表抗战胜利的“桃子”给摘走。1945年，日本天皇在广播中宣告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就开始“热情”地邀请毛主席，赴重庆一叙，谈谈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该何去何从。
蒋介石的脾性和为人，那是相当阴险歹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什么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条约协议，在他眼里不过是右手一挥，就能破开的虚幻薄纱。
蒋介石特地邀请毛主席，来参加的重庆谈判，其背后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中凶险不言而喻。毛主席本不愿去一趟，毕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必如此；可是直到苏联方面的斯大林问了一个问题，让主席不得不去。
斯大林到底提了一个怎样的问题，让毛主席非去特务横行、朝不保夕的重庆不可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接收了大部分日占区，缴获近百万日军和汪伪政府军的武器弹药，数十万伪军和伪军警摇身一变成国民党正规军了。再加上对日作战时，美方对蒋介石提供的数以十万计的美械装备。
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在1945年，到达一个历史最高峰，号称有400万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武器装备好过抗战，弹药充足堪称奢华。
在国内，国民党军是拥有绝对的优势，起码在蒋介石眼中是这样认为的；内战，是既定方针；好比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前，他宁可让日寇不断坐大，也不要工农红军有喘息之机。
当时在国内，中国人民只想休养生息，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不想再打什么仗；国外，苏、英、美三国还保持着友好的同盟国关系，一致认为中国不再发生内战好。因此，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所需要顶住很多、很大的内在和外在压力。
可这就是想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的计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逼迫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正是他想出的一大应对方法。
蒋介石想出的过程是，凭借着社会各界呼吁和平的强大舆论，以及“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向延安中共伸出“和平橄榄枝”，要求进行重庆谈判。
在蒋介石的如意算盘里，无论是国共和谈，能否按照自己的方案谈成，他都能达到所想要的目的：谈成了，以最小的代价“消灭”延安的我党，我党将彻底丧失主动权和话语权了；谈不成，那也可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将远在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精锐，运到华北、东北和华东各地，时刻准备向解放前发动进攻。
无论如何，反正就是要解决我党，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于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那天，蒋介石像是炫耀一般，公示给国内国外所有人，向延安方面发去“诚挚”的和谈邀请，还指名道姓，要毛主席亲自来一趟。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蒋介石怎么也没料到，毛主席根本不接招，没有太大赴渝的意愿，或者说没有亲自去谈判的打算，这让老蒋的一拳打在棉花上，过墙梯没有用武之地啊。
延安全体军民，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将蒋介石的此次邀请，看作“楚汉争霸”时，项羽邀请刘邦的鸿门宴，此去九死一生。
而中共党内，对毛主席是否赴重庆谈判一事，也是意见不一致的，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大多数同志都是认为不去为好，一是为了毛主席的人身安全考虑，二是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积极备战，这是摆在桌面上的，和谈不过是拖延时间，没必要让毛主席去虚与委蛇，进行周旋。
党内会议上，毛主席抽着烟，看着军事地图点明道：“蒋介石的邀请，其主要目的不是在诱捕我，而是在利用和谈，争取足够的运兵备战时间，提前做好先发制人的内战准备，进而将挑起内战的责任转移。”
因而，牢牢掌握着去不去主动权的毛主席，果断选择复电拒绝。大约是一周时间过去，蒋介石再发来“万分急切”的电报，邀毛主席赴重庆和谈，这次开始“道德绑架”了：“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姿态放得很低，就快就认人做大哥了，但洞若观火的毛主席，哪会被这几句花言巧语骗走。因此，延安还是复电拒绝。
毛主席不去重庆谈判，并对蒋介石的“盛情邀请”选择了拒绝的做法，传到苏联，引起斯大林的极度不满。短时间内，斯大林就给苏共驻延安的通讯员，连续发去两封电报，要求转递给中共中央，核心意思就是：“‘希望’毛泽东，能去重庆同蒋介石好好谈判一场。”
电报措辞很严厉，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让人很是不舒服，里面有句话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有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这分明是赤裸裸的威胁，若是不与蒋介石谈判，苏联将不会伸出援手，其完全是不看好即将发生的内战中中共的表现，并点明内战的责任要由中共一力承担。
电报看完，毛主席将抽的烟狠狠地拧灭在桌上，把电报一甩，满脸气愤，又夹杂着一点无奈地跟周恩来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的斗争，会把民族搞灭亡！”周恩来在一旁只是苦笑着摇摇头，没有接话茬。
所谓的“民族灭亡”，不过是斯大林出于自身国家利益下，所进行的恐吓而已。为什么非要毛主席赴蒋介石谈判之约不可？那是因为斯大林希望以此保证，蒋介石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实现；另外，他将二战后期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处理本国资产阶级的模式，直接套用在中国身上，解决政府问题。
也就是什么呢，斯大林希望毛主席代表中共，以交出军队为条件，换来合法的政治地位和一些高级官职。这样，有利于保证中国不完全倒向美国，又能让中国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良好关系。
毛主席站在窗台边，不停地抽着烟，逐渐冷静下来，再三思索赴重庆谈判一事，最终想得更透彻：蒋介石确实无和谈之心，但不进行和平谈判又是不行，起码不能是因为我方不行。而代表着苏联的斯大林，其意见不能不重视，何况苏联远东军攻下中国东北，把握这决定中国内战的关键之地，苏联对解放军不动声色的支持很重要。
所以在经过开会商讨后，8月22日，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花花轿子人人抬，这没什么好说的，那我们就派个重要人物，代表中共去吧。
毛主席还不愿意来重庆，这既在情理之中，又在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于是，蒋介石将毛主席发来的电文，转交给苏联方面，暗暗威胁斯大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情。斯大林又马上给延安方面，发来催促重庆谈判的第三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更直接了：
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
这几乎是赤裸裸地指出，内战打起来，责任就在延安一方。但斯大林也同样代表苏联和美国做出保证，毛主席此次赴重庆的安全问题由美苏两大国负责，无需后顾之忧。
这边斯大林发去催促电报，那边蒋介石也立即在8月23日发电，进行第三次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
10天之内，三封急电，一封比一封“诚恳”，一封比一封“卑微”，连迎来送往的飞机都准备妥当了。戏台搭好了，戏班子请来了，怎么能少得了听众呢。
蒋介石发来电报的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一锤定音，此非去不可。蒋介石是假戏，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不然会失掉一部分人心。毛主席已是做好最坏的打算，谈不成不就一死、或失去自由。但是蒋介石这样做的明里暗里的阻力却很大，不好办成。
8月24日，毛主席亲自起草，复电蒋介石：
蒋介石先生励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此行重庆，是周恩来、王若飞两位同志，陪同毛主席一起去进行和平谈判的。临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定下此次重庆谈判的基调：“在不伤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前提下，作出适当的让步。”可以让步，但有前提；让步有限，必须适当。
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日子，延安机场早早聚集了许许多多的各界群众，他们都是自发主动来送行的，希望主席平平安安去，顺顺利利回。这一天，毛主席身上穿着的是一套崭新的灰蓝色中山装，脚下是崭新的黑皮鞋，头上戴着一顶深灰色的盔式考克帽（又称拿破仑帽，孙中山在公开场合带过）。
登机前，毛主席站在机舱门口，脱下帽子，目视送行的群众，人们拼命地挥舞着双手，呼喊着“毛主席”。这时毛主席也用右手举起脱下来的帽子，轻轻、慢慢地挥舞着，过头顶后用力一挥，便停了下来。这一举动，众说纷纭，大家都说这是毛主席在思索在告别，做出了一个必须慎重的决定。
此次，毛主席亲身去重庆谈判，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就常常言而无信，扣押过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其人一点信誉度都没有。而且，重庆作为民国陪都，被中统、军统的特务渗透成筛子，无处不在，即便是美国、苏联也不能保证，蒋介石会不会铤而走险，去办一件轻易就能办成的事。
但毛主席既已来重庆，那便是“视死如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延安机场到重庆谈判，毛主席一直是一种闲庭信步、从容不迫的模样，这份胆略和气概，真不是蒋介石能比的。昔日蒋介石西安事变，被吓得痛哭流涕，还写下遗书。
到达重庆刚下飞机，毛主席就在机场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即兴讲话，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
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这番言论引起了重庆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可，广泛赞颂，为中共接下里的谈判赢得了政治上和舆论上的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