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中国人不懂逻辑导致思维混乱，信仰缺失导致迷信大行其道
利玛窦：中国人不懂逻辑导致思维混乱，信仰缺失导致迷信大行其道
太史公
2020-05-31 17:32发表
编丨网易号/太史公 第27期 （头条号/ 独唱者）
世界文化名人看中国系列四---利玛窦《中国札记》
字字见“血”，阅读过程中如有不爽，可随时终止。长文预警，阅读完成约需要20分钟。
利玛窦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1552年生于教皇国马切拉塔城。1577年，他受派到远东传教，1581年到达澳门，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此后一直在中国居住，直到1610年在北京病逝。
“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利玛窦并没有对据说是远远超过欧洲的中华文明五体投地；他对欧洲文明成果的介绍也没有就此打开中国人的眼睛。事实上，他的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向教会证明自己的传教事业是何等成功，因此难免夸大了自己的影响。
即使如此，透过字里行间，读者仍可看出，和后来的传教士一样，他最大的苦恼，是被中国人认为是野蛮人。
据此可以断定，中国人的天朝心态至少是从明朝开始的，并不是满清从关东带进来的，那是一种文明优越感（更准确地说，是文化自大狂），岂可能在当时文化落后的满人中产生？这种文明优越感之所以产生，利玛窦已经解释了，那是中国地理上的天然隔离造成的，因为周边都是野蛮国家，缺乏航海冒险传统、又实行了严格的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的中国人，当然要变成夜郎国的皇民们。
谈学习，士大夫只对“道德哲学”（亦即科举）感兴趣
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似乎也赖不到满人头上去，自从宋明理学成了主旋律之后，自然科学便再无产生可能。朱熹把“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当成“大学”（也就是“万王之王”），把百科当成“惑世诬民，充塞仁义”的异端邪说，实行“教育为皇家政治服务”，科学还能有什么立身之地？
即使没有孔教的人为压制，数学与自然科学要在中国发生也很困难。首先，中国人缺乏人事关系之外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其次，中国人不懂逻辑思维，因而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第三，中国的计数方式，决定了以汉字记录下来的数字无法直接投入运算，必须另建计算系统，使用算筹和算盘。而使用这些工具只能进行四则运算，很难或无可能用于代数或其他数学学科。
这些事实，利玛窦其实也观察到了，他在札记中指出，因为功名利禄的强大吸引力，士大夫只对“道德哲学”（亦即科举）感兴趣，数学与天文历算只有缺乏天资或生活困难者会去问津。他还指出了中国人不懂逻辑导致的思维混乱，甚至还留意到人们看到他能进行笔算时流露出来的惊奇，仿佛那是施行什么法术似的。
谈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来自原始森林的野兽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著述中提到外国人，也只会毫不迟疑地把他们当作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一类东西。就连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
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他们在国内的全部行程中被当作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其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是被锁在里边。
他们从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定的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例如澳门半岛，在那里从1557年起建立了一个与葡萄牙人通商的商场。凡是未得官方批准而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得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谈道德哲学，只不过是一些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对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利玛窦以西方的实证观点看来，“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利玛窦在指出了中国在天文学、几何学等近代科学方面的不足和混乱的同时，他也非常明白缘由，“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者，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
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谈礼仪，相当形式化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这种礼仪却相当形式化。尽管利玛窦久居中国，传教也以上层为主攻方向，和京城的很多王公贵族和知名知识分子都有交往，熟悉中国人的礼节，但他以西方人的思维仍旧认为，“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抛弃这种外在的表现？”
道德家管理中国
中国的君主政体在利玛窦眼中则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正所谓，学而优则仕。
谈科举制，一种“道德哲学家”的选拔制度
至于文官，也就是利玛窦称为所谓“哲学家”的选拔制度——科举制，他也很不以为然，“在欧洲人看来，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有点无效的方法。所有考试中……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谈官僚政治，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
对官僚政治，利玛窦看得也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严厉，但被大臣们非法处死的似乎和合法处决的人数是同样地多；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 这因为这种对权力的纵容和滥用，造成了“大臣们作威作福”。……结果是常常把犯人打死。有时候，被告给大臣一笔巨款，即可以为法律和正义而买得活命。
谈奴仆制，仆役婢女是变相奴隶制
对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的关注点和中国人有所不同，通常是为国人习以为常的陋习，不仅当时有的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在利玛窦看来则是严重的社会痼疾乃至罪恶。比如仆役女婢，利玛窦视之为变相奴隶制。
”有很多人无法过没有女人的生活，就把自己卖给有钱的主人家，以期在这家的女婢找到一个妻子，而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子女永世变成奴隶。还有人则攒够了钱买了一个妻子，等到孩子过多无法抚养时，就以大约一头猪或一匹便宜的小驴价格把孩子卖做奴隶。……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全国事实上到处都是奴隶，这种奴隶不是战争中俘获或从国外带回来的，而是就生在这个国家里，甚至就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或乡村里。又有许多是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带出国外为奴。
谈骇人暴行，公开溺死女婴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贫，他们是怕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凶狠的奴隶主”。
“他们为这种骇人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子女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是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谈自杀，通常因为愤恨、灾祸、懦弱或畏罪而自杀
再有就是自杀，“另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比前述的那种更为野蛮。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到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儒怯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经常是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或在仇家的门前上吊自杀。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们往往为了很小的事而自杀。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死了他们的儿子，官吏是要严加判处的，这时被控的人别无他法摆脱困境，常常只好自杀了事。”
谈宗教信仰，儒释道三教全都信，并不安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
作为宗教人士，利玛窦当然相当重视中国的宗教习俗。经对儒释道三教的具体考察，利玛窦得出的结论是：“三大教实际已合为一套信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当然，由于这样的评价，他们就把自己和别人引入了令人无所适从的错误境地，竞相信谈论宗教问题方式越不同，对公众就越有好处。实际上，他们最终所得到的东西与他们所预期的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信仰，因为他们并不安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无神论。”
谈信仰，信仰缺失，导致迷信大行其道
信仰缺失的结果是，让迷信大行其道。“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先生。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即都是骗子。他们的业务就是收一定的费来空口许愿说以后的运气好。他们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时还有一些行迹可疑的妇女……而且他们为数众多，以至可以说是构成为一种普遍的祸害。事实上，这个令人厌恶的阶级在各大城市甚至在宫廷里都是名副其实的害人虫。他们的生活手段就是这样。其中有不少的人能维持一大家人阔绰的生活，有时还能积累可观的财富。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帝本人都不能例外。”
虔诚可能是一种蒙昧，但也是一种强大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中国人敬鬼神而远之或仅仅宁信其有的心理，本质是一种基于现实功利的虚伪。利玛窦对此的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虽然从表面看来，“全中国各地偶像的数目赫然之多简直无法置信……但是可以十分肯定，这个民族并没有多少人对偶像崇拜这种做作的、可恶的虚构有什么信仰。他们在这上面之所以相信，惟一根据便是他们认为，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无益，至少也不会有害。”
“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食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行星的质量，但他们的推论由于无数的错误而失误。最后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
“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占星学的情况了。由西方进入这个国家的撒拉逊人曾带给中国人某些数学科学知识，但这些知识很少以确切的数学证明为基础的。撒拉逊人留给他们的大部分是一些规则的表格。”
“目前管理天文研究的这个家族的始祖，（朱元璋）禁止除以世袭入选者之外的任何人从事这项科学研究。禁止的原因是害怕懂得了星象的人，便能够破坏帝国的秩序或者是寻求这样做的机会。”
谈法律，改朝换代法律没有延续
“在中国，没有像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新的法律。继位的人必须执行他作为王朝创业人所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加以修改。……而且他们对海外的世界全无了解，以致于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
谈迷信，没有比这更荒唐的，瞎子领骗子
“整个国家最普遍的一种迷信莫过于认定某几天和某些事。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结果如何都取决于时间规定。
把一个家庭的安全、荣誉甚至整个的生存都想象为一定取决于诸如门要开在这一边或那一边，雨从左边还是右边流入院子或窗子设在这里或那里，房顶要比另一个高等等细节，有什么能比这更加荒唐的呢？
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场所都充斥着这类占星家、地师、算命先生，……即都是骗子。……他们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时还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妇女。按照福音书上的格言，他们可真是“瞎子领瞎子”，而且他们为数众多，以致可以说是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祸害。”
谈太监，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执行
“在北方各省还有一种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孩子，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手中，但是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
他们的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执行……”
谈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互不信任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出于同样的恐惧，近世的皇上也废除公开露面的习惯，即使在以前，皇上要离开皇宫禁地之前，不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他们就不敢外出。在这种场合，整个朝廷都处于戒备之下。沿皇帝经过的道路以及与之相同的路上，都密布着便衣警卫。不仅人们看不见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他行列里很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哪一顶。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之中出巡……
谈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互不信任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出于同样的恐惧，近世的皇上也废除公开露面的习惯，即使在以前，皇上要离开皇宫禁地之前，不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他们就不敢外出。在这种场合，整个朝廷都处于戒备之下。沿皇帝经过的道路以及与之相同的路上，都密布着便衣警卫。不仅人们看不见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他行列里很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哪一顶。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之中出巡……
谈王室，一个无所事事的寄生虫阶层
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有公费供奉。目前估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而且由于他们还在不断增长，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由于他们不担一切公职和行政，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层，沉迷于逸乐的生活而且蛮横。皇上防范这些人就像对待私仇一样。……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民和亲属的民族，对于无论从四邻或国外来的外国人都心怀疑惧，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谈军队和士兵，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担任警卫的士兵总要受到别的哨兵的监视，怕他们可能企图造反或者造成骚动。由于同一原因，指挥官从来不允许统帅大军。整个军队置于哲人参议院的管辖之下。……这个国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的每个人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招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自对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只有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才在军队范围内有一定威权。供给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既不能对敌进攻，甚至不能自卫。除了真正打仗时外，他们都只携带假武器，发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演习时不致于完全没有武器。我们已经描述过，无论是官是兵，也不论官阶和地位，都像小学生一样受到大臣的鞭打，这实在是荒唐可笑。
谈建筑，中国人用“人生一世”的观念来衡量事物，不考虑永久性
中国文化的又一显著弱项也没有逃过利玛窦的眼睛。“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事实上，究竟这两者中哪个更差一些，还很难说。在他们着手建造时，他们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观念来衡量事物的，是为自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
中国人的这种性格，使得他们不可能欣赏表现在我们的公私建筑中的那种富丽堂皇，甚至不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有关情况。
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有很多的建筑已经受风雨达百年之久，有的甚至达一两千年，他们听了完全是一种茫然不解的表情。当他们提出疑问时，我们告诉他们，经久不坏的原因在于地基很深很坚固，足以在这样久的时间里承受上层结构而不动摇，他们更是惊奇得目瞪口呆。然而，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自己从不挖掘地基，而只是在一片不裂开的地面上放上一些大石头，或者如果他们挖地基，深度也不会超过一码或两码。即使墙壁或楼台要造得很高。结果是他们的房屋城堡甚至不能经受百年的风雨，而不得不经常修缮。
他们的房屋大多是木结构，或者如果是砖石建筑，它们也由木柱支撑的房顶所遮盖。后面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墙壁可以随时翻修，而房屋的其余部份保持原样不动，因为房顶是用柱子支撑的，而不是架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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