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是怎样诞生的，后来为什么又消失了？

“人民公社”，一个在现在少年人脑海中，比较陌生的名词，“大锅饭”的原始出处，他们也大多不再了解，“公社是根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这首《社员都是向阳花》，更是闻所未闻。

可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公社可谓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从现在的角度来回看，或许“人民公社”有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不可否认，它的兴起，也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人们对幸福的生活充满渴望，祖国大地一片盎然生机。

随着农田水利工程越来越多，耕田环境越来越好，加上一直都勤奋的人民的劳作，粮食增产的空间极大延伸。个体户的生产力没有办法满足急剧增长的生产需求，彼此之间的合作应运而生。

在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国家领导的带动鼓励下，从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落地，到遍布全国，公社人员人数占总农户的99.1%，仅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那个年代，人民公社涵括了工农商学兵等管理职权，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基层单位，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公社也逐渐失去了其活力，逐渐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人民公社”的政策引导和最终落地用了极短的时间，一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向心力和执行力非常强，二是，它确实符合了当时人民的迫切需求，并且，在正式施行前，就已经有很多领导对此种组织和生产形式的建立，进行了私下探索。

1958年7月，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也是后来的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当地叛徒，陈伯达，先后在《红旗》杂志的第三期和第四期，对建立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理论，进行了公开的阐述和呼吁。并明确，是印证了毛主席的指示。

1958年，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主持农业协作会议时，以遂平县的卫星社为例子，讲到了农业合作社转变为“共产主义公社”的理念。会议精神传达到地方之后，遂平县地委秘书长赵光便开始带领工作组，在遂平县进行了试点。

当年的4月，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正式成立。

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之所以能够在遂平如此顺利地建立，是有其现实原因的。从1956起，中国的农业发展已经普遍受到了水利的制约，而水利是农业发展摆脱“靠天吃饭”的关键所在。于是，在国家的倡导下，全国兴修水利的运动逐渐达到了高潮。

恰时，遂平县当地需要修建一条贯通全县的水渠，工程量巨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县政府的组织下，全县的劳动力都聚集了起来，还是满足不了工程建设和生产形势的需要。由此，更大规模的社区联合和劳动力的集合迫在眉睫。

中央有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精神下传后，已有迫切需要的遂平县便由原有的二十一个农业社，扩充到二十七个，建立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省委获知这个消息后，立刻集合了《红旗》杂志的编辑以及信阳的地委书记，到遂平县进行了实际的勘察，并在已有的经验上，制定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在理论上，完善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和施行纲领。

在“章程”中，集中阐述了“人民公社”的显著特点：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统属公社所有，粮食都入大队的公共粮仓，猪羊等牲畜家禽，都入公社大圈，树木房屋也都归于公社管理，由公社统一分配；

公社设有公共食堂，记工分，分口粮；成了公共的托儿所、敬老院等；设立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统一领导农林牧副业的生产和供销；“社乡”融合，小乡成立小社，大乡成立大社；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当年8月，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取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汇报之后，称赞道“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毛主席的称赞，很快就传遍了祖国大地，后续的中央会议，也紧跟发布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的建立，立即在全国铺展开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

“人民公社”，因时代而诞生，因时代而消亡

建国初期，中国的农业十分落后，需要采取措施，集中力量，尽快完善耕种环境，实现粮食的快速增产，“人民公社”的建立，利用农民集体的优势力量，迅速地建立了一大批水利基础设施，提高了粮食产量，并依靠农业的积累，也建立起了工业发展的基础。

对于农村计划经济时期，有着充分的积极作用。

刚开始，整个公社的布局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大农村的景象，在“大跃进”的错误思想引导下，白天，大家一起热火朝天地劳作，晚上，也是灯火通明，“加班加点”，劳动不计报酬，干活不论工时，吃饭也不分时间地点，哪儿干活哪儿吃饭哪儿工作，忘我投入，精力充沛。

不过，过分而单一的“公有制”马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虽然在后续的整顿中，明确提出了诸如“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社员家庭的副业收入归社员个人所有”。

“各地区要按照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发展畜牧业、渔业”等让公社生产和发展更有活力的举措，但是管理的过分集中、经营方式的过于单一、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政社合一”的僵化管理等缺点，导致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粮食的产量，也越来越少，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在过程中大刮共产风，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也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破坏。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明确了农村改革的势在必行。

而且，和在真正明确建立“人民生产社”之前，因为生产需要，农村已经建立了类似的集体生产形式一样，当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生产需要的时候，在农村，也会出现了自我救助的改变。

1978年的年底，安徽省凤阳县的凤梨公社小岗村，就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签订了“包干”保证书，“分田到户”，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行为，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也充分说明了，农民对农村体制改革的迫切希望。

中央也察觉到了这种需要，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包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一系列改革政策，陆续出台。首先，人民公社的制度解体，1982年的新“宪法”规定要建立乡政府，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要过渡到乡镇政府的党政、政权分开，只保留了单纯的经济组织功能。

同年，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次年，根据国务院的政策，全国上下开始了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到1984年，不管在体制上、还是功能上，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了。

客观看待“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先后存在二十多年，从当时来说，这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是究其直接原因，又可以说是党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走了曲折道路的选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开启了整风运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盛行全国，而当时毛泽东的急于随苏联赶超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以及对“理想社会主义”的追求，导致了他做出了错误的经济发展的判断。

而由于其庞大的影响力，整个社会的方向，也都毅然追随于他。后续影响扩大，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思想，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为达到快速的工业化资本积累，透支农业生产。

可以说人民公社，是党的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

不过，新中国的成立之初，是接手了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无丝毫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当时社会主义在国际上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这种片面追求纯粹的共产主义的思想，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

从另一方面说，人民公社，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作用。这个时期打下的工业化基础和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民公社”都是失败的。

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中国现存唯一的人民公社，自1958年成立后，直到现在，仍然在发展。社员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与时俱进的思想。

虽然“集体共有”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也随着时代的要求，在生产形式上和公社的体制完善上，做出了应有的变化，2005年，村里的税收，就达到了接近1500万。

2000年，中国小康村研究会发起举办的各省“第一村”的经济发展历史展览活动中，各省的“第一村”，竟然全是坚持集体经济而发展起来的。现在，更有出现怀念“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一起干活”的思想复苏。

或许，“人民公社”本身没有错误，只是在适不适应那个时代，它不适用新中国发展初期的现实情况，但不代表不适应现在，或者不适应未来。

或许，经过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来到革命先辈期望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那个时候，“人民公社”再次出现，发挥它的应有的历史作用，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