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杀了宋教仁？

民国二年（1913 年），宋教仁领导国民党于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大选中获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当时国会主要势力为：国民党 45%、进步党 25%、其他政党 30%。依照内阁制精神，宋教仁将以国会第一大党党魁身份成为总理，并筹组内阁。于是，在 3 月 20 日晚上十点多，宋教仁准备从上海火车站出发，前往北京与袁世凯会面。正当他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革命党人士话别之际……

嘣！

一个枪手从宋教仁背后射出致命的子弹，宋教仁突觉一阵剧痛，随即无力地瘫倒。挚友黄兴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并大喊：「快点保护遯初！赶快去追凶手啊！」这时剧痛不断蔓延，从后背扩展至前胸，让宋教仁下意识地抓住距离最近的于右任，挣扎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我好痛，恐怕不行了）……」在众人的护送下，宋教仁被送到沪宁医院进行急救，同时，他遇刺的消息透过报纸及电报，迅速传至全国。

「有此事乎？」

发出质疑的，是待在北京的袁世凯。他急忙接过电报，亲眼确认消息之后，又说：「确矣！这怎么好？」

时任临时内阁总理的赵秉钧也接到消息。当时，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向赵秉钧报告：「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

赵秉钧立刻离座，并喃喃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接着，一通来自总统府电报，要求赵秉钧立刻前往总统府商议，于是赵秉钧在惊惶的气氛中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历经两天的抢救，医生终于走出了手术室。

「医生！遯初他怎么样了？」

面对黄兴焦急的询问，医生说：「很抱歉，子弹从后背射入，卡在右胸肋骨，我们虽然尽快取出弹头，但伤者伤势过重，实在回天乏术。你们还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

看着眼前焦急的众人，宋教仁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向黄兴说：「帮……帮我……致电袁大总统……」

于是黄兴尽力依照宋教仁的意思，打出了电报：「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电文翻译如下：

袁大总统：我宋教仁本来要搭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见您，但在晚上十点四十五分竟遭奸人从背后开枪暗杀。子弹从腰部上面进入腹部下方，看来我是必死无疑了。自受教育懂事起，我就修身自爱，虽然不能说从来没有做错事，但是从未和人结过私人恩怨。满清政府腐败，我投入革命，也注重为人处世的道理，谨守公理，不敢有任何私心及偏见。今天国家尚未稳固，也未能为更多民众谋求福祉，就突然要离开人世，我死了也不甘心啊！希望大总统未来能诚心真意的秉公办事，全力保障民权，为国家确立一部坚固不拔的宪法。那我虽死，却如同活着。这是我死前最后的衷心之言了，还希望大总统能够接纳。宋教仁。

拚着最后一丝气息，宋教仁又说出他最后的遗言。

「有三件事告诉你们：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帮我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境不富裕，可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克强及大家帮我照料。三、大家别因为我现在这样，就失了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各方势力，使不知原委的人对我多有误解，我受此痛苦也是应该。可……我死亦何悔！」

真没悔恨？

看着宋教仁的遗言及电报，我知道这句「死亦何悔」，是宋教仁最后的倔强。

因为他怎能不悔恨？多少年来，改造中国的梦想，就只差最后一步去实践……

若真有上天，那它待我不公！我真的只差一点就能完成我的愿望吶！克强、母亲、诸君、袁世凯，原谅我死得不合时宜、原谅我的不孝，中国的未来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替我完成梦想，这样才能消除我的痛悔啊！

不知何时，宋教仁的眼闭上了……望着挚友惨死，黄兴仰天大吼：「遯初！我绝对要为你报仇！」

随即他又大喊：「你们还等什么？还不帮遯初收拾一下！为他拍照！」众人赶忙为宋教仁整装，并请来摄影师。这是民国初年的风气，习惯在亲友死后拍一张身后照。

啪！

镁光灯闪起，照下宋教仁的遗容，也点燃众人的怒火。

绝、对、要、让、凶、手、付、出、代、价！

宋教仁案爆发后，袁世凯下令限期破案，并悬赏万元缉拿凶手。而在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21 日，有两个学生向巡捕房报案。他们表示：「有一位和我们同住鹿鸣旅馆的房客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因为穷，所以向我们借钱。我们问他打算怎么还钱，武士英说：『我做完一笔杀人买卖就还你们钱！』本来我们以为武士英只是在开玩笑，谁知道在宋教仁被刺当晚，武士英就找我们说自己有钱了，并且隔天就离开旅社。」

接着在 3 月 23 日，有位古董商王阿发到英租界巡捕房举报：「大约一周前，巡查长应桂馨曾拿出一张人像照片，要我暗杀照片上的人，我没敢答应；但后来我发现应桂馨当初拿的人像照，就是宋教仁！」

接到线报后，巡捕房立即通缉应桂馨，并在一家妓院将其抓获（应老兄你还真会挑地方躲啊），然后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密电码三本、秘密电报两包做为证据。根据查获的证据，宋教仁的刺杀案是由应桂馨策划、武士英执行，所以巡捕房紧接着逮捕武士英，准备好好调查一番。

没想到，武士英在监狱吃了应桂馨友人送来的食物后，竟然暴毙身亡！而应桂馨被关了一阵子，就逃狱不知所踪！（应老兄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公开现身，要求检方为他「平反冤狱」，却在前往天津的火车上被乱刀砍死！）

虽然两位重要关系人就这么消失，但巡捕房查出从应桂馨家中搜出的电报，竟注有「国务院」字样。历经一番追踪，发现与应桂馨联络的人，是国务院秘书洪述祖。

以下是涉及宋教仁案的洪述祖、应桂馨往来电文：

三月十三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同日，洪述祖回电应桂馨：「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三月十四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梁山匪魁（这可能指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三月十九日，洪述祖回电：「事速照行！」

三月二十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次日又致电洪述祖：「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从上述电文来看，不只洪述祖涉入宋教仁案，而从电报中出现「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等字眼，不禁让调查人员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单纯，因为这表示洪述组并非策划暗杀的最高决策者（不然哪需要呈报）。依照洪述祖任职国务院进行推断，恐怕有更高层的政府人员涉案！比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秉钧，或者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调查至此，宋教仁案在民初政坛掀起巨大的风暴。当时，在宋教仁的公祭中，黄兴送来一副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却是袁世凯。」

这表明部分人士对袁世凯的强烈不信任感，问题是……这件事真、有、那、么、单、纯？

其实除了黄兴对于袁世凯的指控外，当时还有许多不同版本的主谋推测。为了强调宋教仁案所代表的重大意义与建构民初政局的冲突，笔者决定就几位重大嫌疑人进行案情探讨。我依据上海巡捕房、民初最高法院的调查资料，以及宋教仁案过后的一些局势变化，和嫌疑人来场「想象中的对谈」。这样的写法在学术上极不严谨，但为了方便大家阅读，就先请大家原谅这点了。

本人宣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谁杀了宋教仁访谈」开始。

首先欢迎嫌犯一号，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

笔者：「孙文及黄兴指出，你有强烈刺杀宋教仁的动机，包括：一、宋教仁即将组织内阁，掌握政治大权。二、宋教仁将《临时约法》改成内阁制，架空你的权力。三、宋教仁不接受你的拉拢。备感威胁的你，因此暗杀了宋教仁。另外，黄兴还指出你有暗杀革命党员吴禄贞、张振武的前科，这更增加你的嫌疑，对此你有何解释？」

袁世凯：「宋教仁的确架空了我的大总统权力，可要说他对我产生威胁，以致于我要痛下杀手，那可就说不过去了。首先，任凭宋教仁能力再强、掌握再多权力，我还是掌握了『军队』这个杀手锏。当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强烈要求我到南京办公，意图让我离开北方的势力地盘，结果我底下的军队发生一场『北京兵变』，就吓得临时参议院要求我留在北京办公，好安稳局势。由此可见『军队在我手，我就横着走』……呃不对，是我只要掌握好北洋军，任谁都无法撼动我的权威。所以说我对宋教仁感到莫大威胁而暗杀他当真是笑话！」

「甚至，我根本不必动用军队，光凭政治角力就足以对抗宋教仁的威胁。民国初年的国会，国民党虽是第一大党，却未掌握过半的议员席次（国民党席次占 45%），当时第二大党进步党及众多第三势力议员都与我交好，所以我只要联合各方势力，就足以在国会压住宋教仁，你觉得我有必要一定得杀他吗？」

笔者：「可你以前就暗杀过吴禄贞，也下达杀掉革命党张振武的命令，很难不让人联想你这次又在作怪。」

袁世凯：「我会暗杀吴禄贞，是因为他在武昌起义期间，突然掌握一部分军队进行兵变，并宣称要进攻北京，这对当时的我来说产生巨大的立即性威胁，所以我才派人刺杀他。至于张振武的死，真是冤枉我了，因为当初先说要杀张振武的是黎元洪，我最多算是顺水推舟的协助者，可并非主谋啊！何况宋教仁若真死于我手，面对失去首脑且愤怒的国民党，我将越难与之对话，所以我还曾经发表『国民党失去宋教仁将对我不利』的言论呢！」

笔者说：「你真的曾经说过失去宋教仁对你不利的言论？」

袁世凯：「上海《时报》记者黄远生可为我作证，他曾在报纸上撰稿刊出。」

报纸原文内容：

二十二日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遂命拟电报，拟优恤命令。此袁总统得消息后之确情也。

袁世凯：「我再一次强调：解决宋教仁的方案不只一种。甚至不用刻意出手，凭着民初政坛各派系间的冲突，就足以让担任总理的宋教仁遇到不少混乱局面，到时我不就能藉机打击，何苦一定要用『暗杀』这种逼不得已的手段呢？以上是我的辩白。」

笔者：「嫌犯一号的对谈已经结束，接下来有请嫌犯二号──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秉钧。」

笔者：「你在正式国会产生前，担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可是国民党赢得正式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后，宋教仁即将取而代之。为了保住总理宝座，于是你主持了宋教仁案来解决对手。最好的证据，就是负责和应桂馨联系的洪述祖，既是国务院的人马，又利用国务院的电报系统进行联系。若没有你的支持或默许，洪述祖焉能利用国务院的力量进行暗杀？请问你要怎么解释？」

赵秉钧：「其实于公于私，我都不会杀了宋教仁！先说私人交情：虽说我隶属北洋，和宋教仁的革命阵营属于不同势力，可是我们交情却挺不赖的。北京《新纪元报》曾报导当我俩在唐绍仪内阁时期为同僚时，住在郊区的宋教仁如果遇到时刻太晚、城门上锁无法进出时，他会直接住在我家中。甚至，当他离开北京南下时，所欠的五千元债务还是由我替他偿还。」

「再来，国民党是民初第一大党在当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杀了一个宋教仁，国民党可以再推举另一个总理人选。如果我赵秉钧真要保住总理权位，那岂不是三天两头就要搞一次暗杀？那我还真希望有一本死亡笔记本可以搞定一切啊（这句是玩笑话）！事实上，宋教仁案爆发后，我便在舆论压力下递出辞呈，最后换段祺瑞当上代理总理。可见暗杀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还白白便宜了别人。所以于公于私，我都没有杀宋教仁的动机或理由！」

笔者：「那你可否解释一下，洪述祖为何能使用国务院系统对外进行联系？若你无法解释这一部分，你这国务院总理仍难摆脱主持暗杀案的嫌疑。」

赵秉钧：「说到这，我就觉得晦气！很多人知道洪述祖是内务部的秘书，但大家是否知道他另一个身分：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这家伙仗着亲戚关系，成天越过我这个上司向袁总统呈报机密，所以洪述祖根本不完全听令于我。另外，上海巡捕房查获的洪述祖、应桂馨往来电报，也只有洪述祖的批示，可没有我的个人意见参杂其中，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对洪、应两人要搞暗杀是毫不知情吗？」

笔者：「那你可否解释一下，民国 2 年 3 月 14 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梁山匪魁（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洪述祖则在三月十八日回电：『应即照办。』从这段文字来看，洪述祖应该有呈报上司的举动，这是在请示你？或是比你更高层级的人士？比如说……袁世凯？然后你们两位的其中一人发布了暗杀命令。」

赵秉钧：「我带了一位证人──王治馨，接下来请他帮我说话。」

王治馨：「本人乃北京警察总监。宋教仁被刺后，袁总统与赵总理曾彼此怀疑是对方授意洪述祖进行暗杀，所以两人进行过一次面谈。面谈中，袁总统透露洪述祖曾向他建议：『收拾一二人，以警示那些对总统行政权的异议分子。』袁总统当场回答：『如此办法实属不可。』所以袁大总统应该没有涉入其中，这更象是洪述祖自以为的策画暗杀行动。」

笔者：「你们这样说，可有相关证据证明？」

赵秉钧：「如果有就好了！洪述祖这厮，在宋教仁案爆发后立刻逃到国外租界，所以当时的司法单位无法拘捕他。等到 1917 年，好不容易拘捕了他，但直到 1919 年他被枪毙为止，没有任何部门进行审讯，留下可参考的资料（毕竟当时连袁世凯都已经过世，在越加混乱的政治局势下，没多少人有兴趣及精力重新调查）。我就这么说吧！洪述祖有问题，但不代表我这顶头上司和他一起掺合！」

笔者：「接下来要侦询嫌犯三号，时任国民党理事长的孙文！」

孙文：「What？怎么我也是嫌犯？」

笔者：「这是根据宋教仁的日本秘书──北一辉所提出的质疑。北一辉认为你杀害宋教仁的动机是：一、孙、宋二人过往有嫌隙。二、孙、宋二人政治理念不同。三、宋教仁架空了你的权力。」

孙文：「胡说！我跟遯初皆主张民主共和，有何理念不同？」

笔者：「虽然你们两人皆主张革命，但从革命时期，你们两人的战略构想就大不相同。你坚持边区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在中下游的重要城市发动中区革命。甚至，你们两人在一九一○年的时候就分道扬镳，宋教仁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部总会』，基本上已经脱离你的领导。另外在政治制度上，你主张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张内阁制。由此可知，你们两人意见分歧甚大呀。」

孙文：「因为理念不合我就杀遯初？这种鼻屎大的杀机，你也讲得出来？」

笔者：「除了理念不合，你还跟宋教仁发生过正面冲突！1909 年，你曾因为帐目交代不清，使光复会体系的会员决定罢免孙文会长的地位。当时倒孙最积极的陶成章，就联合了宋教仁准备进行『倒孙运动』。这个旧怨，足以成为杀人动机了吧？」

孙文：「那都是陈年往事！民国成立后，没看到我让遯初全权处理国民党事务吗？这足以表明我对他的信赖，还有我俩的合作情谊。」

笔者：「那是因为国民党根本不能算是你创立的。国民党的创立，是宋教仁以同盟会为主，接纳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组织，所成立的新政党。北一辉认为，由于合并的过程都是由宋教仁主持，所以当时国民党内声望最高的不是孙文，而是宋教仁。你不是让贤，乃是宋教仁掌握绝对的主导权。他更认为，你在宋教仁死后，说国民党『散漫无力』，因此将国民党改造成以你孙文为中心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你清除宋教仁势力的证明……」

孙文：「胡说一气！宋教仁是同盟会体系出身的同志，而且即将组织内阁，我干嘛杀自己人，让亲者痛仇者快啊？另外你说我跟遯初有嫌隙，但有嫌隙就一定会杀人吗？当初我跟黄兴在创立同盟会时，因为会旗问题差点闹翻（孙文支持青天白日旗，黄兴支持井字旗）。之后黄兴屡次被人拱来当会长，真要说起来，黄兴跟我当面闹翻过，对我的威胁还更大！结果呢？我俩可是被人并称为『孙黄』的革命好伙伴啊（孙文小声说：克强，对不起！刚刚只是举例而已）。」

「还有，当初遯初成立国民党，他可是恭请我当大家的领导（理事长），是我表明『要立志做大事，不想立志做大官』，坚持不接受，遯初这才当『代理』理事长职掌大权，并把『正式』理事长保留给我，这足以证明我俩是相互尊敬了吧？而且更重要的是……证据呢？你跟北一辉有何证据指控我啊？」

笔者：「这……由于宋教仁案的隔年，史称『二次革命』的内战爆发，调查因战乱而中断，存放证据的上海巡捕房因战火摧残，使得物证几乎全毁，所以除了北一辉的推论外，真没证据。」

孙文：「没证据跟我讲这么多？信不信我控告你毁谤啊！」

笔者：「访谈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欢迎嫌犯四号──沪军都督及上海青帮的大佬陈其美。陈其美之所以被列为嫌犯的理由是：一、生前与宋教仁有过争执及冲突。二、有暗杀政敌的前科。三、宋教仁若成立内阁，将不利其势力发展。」

陈其美：「请问你说我与宋教仁有冲突，是指哪一件事？」

笔者：「根据《辛丙秘苑》一书曾提到，宋教仁北上之前，你向他询问组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宋教仁的意思，是他不会特别保留位置给国民党人士，而是打破政党隔阂，让有能者居之。结果同属青帮势力的应桂馨就痛骂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叛徒，并作势要攻击宋教仁。后来应桂馨涉入宋教仁案，这不由得让人联想是你这位青帮大佬，在没受到宋教仁的青睐下，指使帮会成员进行暗杀。」

陈其美：「这臆测的成分未免太高了吧？套你们现代人的用语，你脑洞开很大喔。」

笔者：「那我们针对你曾暗杀过革命同志这点来探讨吧。武昌起义后，你指派结义小弟蒋介石刺杀了与你素有嫌隙的光复会陶成章。」

陈其美：「那是因为陶成章意图和袁世凯合作，将对革命不利。」

笔者：「那照你所言，宋教仁要去北京，也是要跟袁世凯合作（在宋教仁的电报遗言中，证实宋教仁确有此意图），你不就可能以同样的逻辑暗杀宋教仁吗？」

陈其美：「你所说的还是推论，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策画此事吗？比如说，可有在应桂馨家中搜出的电报出现我的名字？又或者，陶成章案还有蒋介石的日记，可有人透过任何方式，留下我策划及买凶杀人的记录吗？」

调查员：「呃……没有。因为当年存放众多重要资料的上海巡捕房，在二次革命期间被你率领的军队破坏，许多资料就此丧失了。」

陈其美：「我无法接受你话中有话！你刚刚说，我利用军队破坏了调查证据？你有没有一点军事经验？战争时瘫痪军警指挥系统，是打击敌方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我既然打仗，当然会攻击有抵抗能力的巡捕房，少在那边意有所指！既然没有直接证据，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这场对谈！」

访谈结束，读者们不妨在刚才一系列的对谈中，选出心目中的主使者。然后接下来猜猜看，笔者认为哪一个人是幕后元凶呢？

我认为幕后元凶就是……我、不、知、道。

各位若仔细看我的叙述，不难发现我一再强调「缺乏直接证据」。我们只能确定，直接刺杀宋教仁的是武士英，武士英是应桂馨聘请的，应桂馨和洪述祖密切联络宋教仁身亡的消息。

为何笔者这么关注宋教仁案？

那是因为，宋教仁案后来成为即将开打的内战起因；此后，许多政治冲突将诉诸武力解决。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所期待的和平政治协商就此破局。

这不由得让我生出许多假设性念头：

如果宋教仁没死，以他的能力会引领局势如何发展？

如果宋教仁没死，中国是不是就此走向内阁制的道路？

如果宋教仁没死，日后冲突连连的内战是否能够避免？

可惜，我却要重复那句不浪漫的话：「历史是没有如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