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晋与周恩来总理

红色经典探秘

作者：孙伟强来源：《爱周之家》

1946年2月15日，周恩来在《整军方案》签字后发表讲话。左边为翻译章文晋。

百度读到一种说法：和周恩来一起共事的英文翻译有五批，代表人物是：黄华﹑龚澎﹑章文晋﹑浦寿昌﹑冀朝铸。周恩来说：“他们都是向政治方向发展，这个是必然的。”

章文晋（1914.7.13-1991.2.18），原籍浙江三门，生于北京。祖父章梫，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外祖父朱启钤，北洋政府期间曾任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父亲章以吴，母亲朱淇筠（朱启钤之女）。章以吴与朱启钤的长子朱沛，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

1963年元旦，周恩来总理在专门招待七旬以上老人的宴会上，起身为九十一岁的前北洋政府临时总理朱启钤先生夹菜。

章文晋1927年秋赴德国留学。1931年底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44年底调入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任驻重庆办事处外事组组员。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组副组长兼周恩来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1949年初天津解放，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1954年进入外交部。1966年8月至1967年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71年1月至1972年5月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对美事务。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78年，外交部调整领导班子，被任命为副部长。1982年底，被提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驻美大使。

一﹑在周副主席身边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是抗战期间，根据国共之间达成的协议设立的。外事组的任务是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与在华外国人交朋友，向他们介绍中共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争取他们同情与帮助。同时，外事组也担负着研究国际形势，向党中央提出外交政策建议等项任务。外事组受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直接领导。日后担任新中国外交工作领导的章汉夫、陈家康、龚澎、王炳南都是外事组的成员。乔冠华在抗战快胜利时也参加了外事组的一些工作。

章文晋来到外事组工作后不到一年，抗战就结束了。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陪同毛主席回到重庆。从此，章文晋就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培养下，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我党的一名出色外交战士。抗战后初期，国内国外情况都非常复杂。外事组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际形势，周恩来也时常参加。有一次，他听了大家的发言，觉得章文晋的发言还不错，就让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初稿写出来，周恩来看了很不满意。他耐心地对章文晋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打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是否能一枪中的。我们写文章也是同敌人作斗争，关键是要击中敌人的要害。你的文章讲到的问题不少，但还没有抓住关键。”然后，他细致地提出了修改意见。章文晋很快改写完毕，周恩来看了非常满意。他说：“好，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人才。”

不久，一直兼作周恩来英文翻译的龚澎提出，自己负责联系外国记者，事情太多，能不能让章文晋接替她的翻译工作。周恩来同意了。这样，章文晋从郊外的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搬到市中心的周公馆，成了周恩来秘书兼翻译。这时，章文晋向周恩来提起柏林会面的往事；周恩来也向他谈起与其父章以吴交往的趣事。原来，周恩来和章以吴在南开中学时都是话剧团里的活跃分子，而且都饰演过女角。有一出戏，最初由章以吴扮演女主角，后来他回家结婚，就改由周恩来扮演。

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章文晋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特别是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期间，无休无止的谈判对章文晋是个极大的考验与锻炼。这使他很快成熟起来。按照常规，谈判时三方代表各带一名译员，轮流上场翻译。但谈判开始后，国方和美方代表就发现，他们的译员实际都不能胜任这种重要场合的翻译工作。最后，在三方或中共方面与美方的谈判时，都由章文晋担任主翻。他凭借自己丰富的英文词汇和良好的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的意见准确地表达出来。

对章文晋来说，在他外交生涯的起步阶段就有机会目击两位谈判大师的对垒是十分幸运的，这使他终身获益匪浅。马歇尔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军人政治家和公认的排纷解难的能手，周恩来亦在谈判桌旁渡过了难以计数的时光。尽管周恩来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尚无法与马歇尔相比，但几个回合下来，阅历丰富的马歇尔便深知这位对手的份量。他认为，国民党内无人能与周恩来相匹敌，并毫不掩饰地把周恩来称之为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这场棋逢对手的较量中，章文晋从双方那里汲取养料。

章文晋发现，周恩来通常是请处在调解人地位的马歇尔首先发言。这既是出于礼貌，又是巧妙的策略技巧。如果马歇尔在讲话中偏袒国民党，他发言时便用事实予以驳斥；如果马歇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公允的或对我党比较有利，他就立刻抓住机会，进一步阐明我党主张的立场，并争取尽快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周公馆会客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身旁戴眼镜记录者为章文晋。

二﹑从事外交工作

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由于事关重大，外交部忙得不可开交，四处调兵。章文晋也被从天津调来。出发前，外交部组织了一次外语考试，包括口试、笔试，章文晋英语考了总分第一。最后，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浦寿昌为周恩来总理作译员。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章文晋随同前往。在离开新德里前一天的晚上，为打磨以正式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闻名于世的中印总理联合公报，章文晋在印度总理府整整干了一个通宵。从这以后，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外交活动虽不能说章文晋是无役不与，但也确实是屡当大任。

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在会场上。周恩来总理正后位为章文晋。

1954年7月18日，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宴请卓别林。中为章文晋。

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了一项“对材料”的协议，决定由双方派出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章文晋奉命出任中方首席代表。除参加中印边界谈判外，章文晋还先后参加中国与缅甸、中国与巴基斯坦、中国与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通过参加这一系列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外交谈判，章文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当他在外交领域渐入佳境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1967年2月，刚当了半年驻巴基斯坦大使的章文晋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了，周总理想到富有边界谈判经验的章文晋，希望借此机会使他恢复工作，就问外交部，为什么不让章文晋参加谈判代表团？这样，章文晋才重新回到他熟悉的外交岗位上。

1971年1月，章文晋被任命为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上任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准备接待美国特使。为了便于保密，章文晋从1月中旬起就住进钓鱼台，连春节都没有回家。7月初，中美两国迈出关键性的一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章文晋为先遣组组长赴巴迎候。临行前，周总理特别嘱咐：“文晋，你平时不爱说话，这次要多讲一点。”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的：“7月9日，我登上查克拉拉机场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周恩来派他来护送我到北京去，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章文晋看起来象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通过基辛格的访问，双方达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协议。在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负责接待工作的叶剑英同志亲自给章文晋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

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右侧上起：章文晋﹑冀朝铸﹑周恩来﹑乔冠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章文晋被任命为部长助理，负责对美事务。正当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而努力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一股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流。由于某些人把章文晋看作他们扫除周总理对外交部影响的一个障碍，他被匆忙派到加拿大当大使。1973年8月，章文晋临行前，周总理在家里接见了他们夫妇和四个孩子。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这一天晚上，章文晋恰好回北京述职。他难以想象，等待他的竟是如此的噩耗。几天后，他瞻仰了这位他三十年来追随的伟人的遗容，在天安门广场，他被人民群众爆发出来的爱与恨震撼着。泪眼朦胧，然而他感到了慰藉，感到了无穷的力量。

三﹑章家四代人与周恩来交往的琐事

章文晋撰写的《魂系周公》一文，发表于1991年3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60年前。1930年春，他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六大以后工作，并解决中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4月下旬，他路过柏林，在成仿吾住处约见当地中共党员。那时，我正在柏林学习，十五六岁，是一名青年团员，不过却有幸被吸收参加了约见。在那次会面中，周恩来同志为我们介绍国际形势，介绍国内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情况。他那清晰的思路和富有感染力的言谈，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潇洒儒雅﹑令人倾倒的青年人的姓名。直到他离去后，成仿吾才告诉我，他就是南昌起义的著名领导者周恩来。

1946年5月，周恩来和美国代表白鲁德以及国民党代表一起到武汉以北100里的宣化店调查中原解放区国共冲突的情况，我随同前往。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途中一座桥梁被冲断，汽车无法过河，国美两方代表都想退回去。周恩来为争取时间，制止中原局势进一步恶化，坚持涉水过河。他让随去的当地同志找来十几个农民，把四辆吉普车抬过河，并把国美两方代表也背了过去。当农民争着背周恩来时，他动情地说：“为争取和平，你们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我感谢你们。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是我们共产党的本领，这条河难不住我的。”说着，脱下鞋袜和长裤，向河里走去。周恩来的举动完全出乎白鲁德的意料，他立即拿起相机摄下了这一镜头，并告诉我，他要把这张照片珍藏起来，作为私人留念。我动作慢，刚提起鞋，就见周恩来回过头来向我说：“文晋，能行吗？”或许他看我是一介书生，缺少在风浪中的磨练，所以特别关照。可我明白这也是对我的鞭策。我立刻加快步伐，跟随着周恩来同志，趟过着百米多宽﹑水深及腰的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