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破乌江到百万雄师过大江：浅析解放军战史上的强渡江河作战

军事历史爱好者

对于包括解放军在内的任何一支军队来说，大江大河均是一道道天然障碍。它们限制着部队的机动，割裂了战斗队形，并在指挥、协同、通信联络和后勤补给等环节制造了诸般困难。正因为此，如何组织强渡江河战斗成为一道摆在每支军队面前的必解难题。可喜的是，解放军不止一次地通过了这个考验，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跨黄河、渡长江……在本文接下来的篇幅中，笔者将尝试着从地点时机、器材准备、组织管理等环节来谈一谈解放军历史上的强渡江河战斗。

地点与时机

若想在敌人严密设防的情况下强渡江河，必须先行解决“从哪渡河”（渡河地点）与“何时渡河”（渡河时机）的问题。无论是确定渡河地点还是选择渡河时机，都离不开渡河前对水文（宽度、水深、流速等）、地形以及敌情等情况的缜密侦察。

对于即将强渡江河的解放军来说，实地调查是常见的侦察手段。如1947年8月，刘邓大家抵近淮河时，水位因上游突然降雨而迅速上涨。此时，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距后卫部队不过15公里。危急关头，刘伯承司令员拿着根竹竿登上一条渡船，不停地用竹竿试探着河水。行至河中央时，他发觉河水并不很深，遂下令部队立即架桥。不久，刘伯承又了解到有一位掉队的饲养员正牵着马在徒涉过河。他立即命令尚未渡河的部队改为徒涉。“抓舌头”也是一种获取情报的有效手段。如1935年5月，国民党军为防红军渡过大渡河，控制了安顺场附近的全部渡船。但红1团团长杨得志很快从俘虏口中得知渡口那里还有一条小船，立即派人将其夺了过来。就是这条仅有的渡船载着那17位勇士，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很多时候，群众走访必不可少。如1935年初红军强渡乌江前夕，红4团团长耿飚从一位当地老人那里得悉了对岸敌人的兵力规模和阵地位置。

随着大量一手材料的掌握，“从哪渡河”的问题得以解决。一般来说，指挥员会把渡河点选在河面较窄、河水较浅、流速较缓，河岸弯向己方且敌岸天然障碍物较少、便于部队上岸并利于向纵深发展的地方。如1935年3月嘉陵江战役前夕，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将渡河点选在苍溪附近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这里前山陡峭，便于红军居高临下实施火力掩护；后山则坡度较缓，草深林密，利于大部队集结隐蔽。且此处河道弯向东岸，水流平缓，西岸又多是平滩，利于部队抢渡和迅速展开。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对岸守敌不足2个营，又曾多次败于红军之手，战志不坚。某些情况下，指挥员也会把渡河点选择在看似不便渡江河的地段，以求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如1950年底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时，第39军116师受命在元堂里到石湖间渡过临津江。师长汪洋在侦察地形时注意到；这条长约65公里的江段就像一个“S” 形，其东西两段地形各有利弊。从元堂里至戊浦间的西段，江岸向北弯曲成一个明显的突出部，是渡江作战的理想之地；东面的新岱至土井段的江岸向南弯曲，易被敌军从两翼形成交叉火力封锁，且南岸的崖壁高达10余米。那么，究竟从哪里渡江呢？汪洋认为，西段固然便于渡江，却也因此成为敌人重点防御方向，且江南的平坦地形不利于部队向纵深发展；东段地形虽看似不利，但敌人也因此而疏于防备。不仅如此。其北岸还有几条与江岸大致平行的雨裂沟，稍加改造便可隐蔽兵力和兵器；南岸的起伏地形也有利于部队挺进纵深，至于那些崖壁，完全可用梯子爬上去。由于渡河点选择正确，使得红4方面军先头团在2个小时内便全部登上对岸。而116师的突破速度更快，仅用了11分钟便踏上了临津江南岸。

选定渡河点后，还有个“何时渡河”的问题。这个时机的确定，取决于军事政治形势、水文气候条件以及敌情变化等。如1949年4月10日，正在忙于渡江战役准备的第3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来电，称“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但粟裕考虑到，如果把时间后推，届时雨季来临，江水上涨，会给大军渡江增加许多困难。他认为“20日前后渡江为好，不要推迟到22日以后。”这个建议最后得到了采纳。如果说，粟裕对渡江时机的把握是基于一位方面军司令员的通盘考虑，那么志愿军第116师师长汪洋则是从战地指挥员的角度确定了具体的渡江时机。还是在突破临津江的战斗中， 116师的攻击时间原定在31日17时。但汪洋考虑到，此时天色已暗，不利于炮兵瞄准。但又不能把时间提得太早，因为能见度好时，敌航空兵活动也频繁。于是，他命人连续校对日落时间和敌机飞临阵地上空时间，最后将攻击时间提前至16点40分。这时，既无敌机，能见度又好。这次进攻时机的提前，确保了116师的攻击突然性。

浮桥与船筏

要想顺利渡河，还须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在旧中国，由于技术落后加之资金匮乏，许多江河上极其缺乏甚至根本没有近代化桥梁。而当时的解放军并没有制式渡河器材，只能搭建浮桥过河或干脆泛舟而过。

虽然多数浮桥系草草建造，但仍为大部队快速渡河提供了可能。解放军战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敌前架桥作业，发生在强渡乌江战役期间。1935年新年伊始，当红军前锋抵达乌江南岸时，20万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危急时刻，朱德总司令亲自向军委工兵营下达命令，要其在江界渡口架设浮桥。乌江水宽浪急，红军手上却“连根大绳都没有”。当然，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倒“红色工兵”。既然缺乏架桥材料，战士们就到附近的竹林中砍伐毛竹捆扎成竹排。要把上百个竹排固定在激流中，不仅需要有大量的锚，还得再拉两根缆绳横贯两岸。于是，人们先编成竹篓子，上面交叉捆有两根削尖的竹子，再往竹篓子里装满石块。这种“石锚”沉到水底后，篓子上捆着的那个“竹十字架”就牢牢地扎到石头缝里去了。桥面稳定性被解决的同时，缆绳也有了。战士们用竹篾编成很多绳子，虽然粗陋但浸入到水里后会越泡越结实。1935年1月3日清晨，红4团成功拿下江界渡口，为工兵架桥创造了条件。工兵们先放一只竹排到江里系缆。当第二根竹缆绳拉好后，战士们又每隔一段加一个石锚或铁锚，再将一个个竹排牵引到竹绳中间，切实地固定连接起来。最后在竹排上铺上杉杆、木板。工兵们进行作业的时候，乌江对岸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不时有人中弹落水，但是桥面仍在顽强地向对岸延伸。当天下午，一座浸满了鲜血和汗水的竹制浮桥便在枪林弹雨中诞生了。

更多的时候，部队因各种条件限制无法施行架桥作业，遂利用民船、木(竹)筏、浮包等就便器材渡河。

这些渡河器材中，载员较多、结构坚固、行驶平稳的民船是最为理想的一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部队专门打造一批渡河船只。如1947年刘邓大军发起强渡黄河作战之前，曾在濮阳、昆吾（抗战时设县，1949年并入濮阳县）、濮县（1913年由濮州改置，1956年并于范县）、范县等沿河各县建立了造船厂，制造大小木船200余只，有力地保证了大军渡河需要。在制造船只的同时，还可征用民船。如1949年2月，第3野战军开始转入紧张的渡江准备。经过努力，仅“短短一个多月，部队就征集民船8000多条。” 有时候，部队难于在短时间内搜集到足够的船只，就地取材制作木(竹)筏便变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当红军强渡乌江时，曾乘坐毛竹扎捆成竹筏成功地抢占了对岸渡口。而在林木稀疏的陕甘宁苏区，红军还曾利用羊皮筏子强渡黄河。1936年1月，红军东征部队抵达黄河岸边秘密进行渡河准备。由于阎锡山军队的严密封锁，红军筹集到的渡船数量有限。关键时刻，当地群众献出了自家渡河所用的羊皮筏子。这种羊皮制成的筏子虽然看上去滚圆，但体积小、重量轻、浮力大、坚韧耐磨且便于携带。2月20日，红军从北起绥德沟口、南至清涧河口50余公里的河段上发起攻击。一时间，滔滔的河面上漂满了滚圆的羊皮筏子。虽然阎军拼死抵抗，但被其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黄河天险还是被迅速突破了。

相较于船只和排筏，浮包虽然简陋，但也曾帮解放军创造了一个奇迹。1947年夏天，陈赓兵团接到南渡黄河、进军中原的命令。但当部队赶到了预定的渡河地点——平陆县茅津渡时，附近的船只早已被敌军抢走和砸沉了。但这个困难并没有难住解放军，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骑龙过河”的办法。这条“龙”其实就是当地群众自制的油布包，有一丈多长、直径一尺多，里面塞有秫秸和棉花，抬着很轻。把它放在水里，不仅能坐上三四个人，还能放上将近100公斤的物品，而且枪打不沉，划着轻便。当然，真要用这种油布包载运部队过河，也存有一些问题，如当其到了河心后，一旦遭遇风浪，就会打转。如此，那些来自山区的战士们将很不好操控。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大家将每三个油布包编成一架。每架可以坐一个班，还能搭载一挺机枪和一门小炮。为万全起见，部队又请了一些经验丰富的船工负责操舵。8月22日，渡河的时间到了。几十架油布包首尾相连，一字儿排在岸边，随波起伏，远远看去，更像一条活生生的巨龙了。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军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乘龙而去”。

队形与管理

虽然江河是敌军防御的重点，但无论是乌江、大渡河还是黄河、长江，都没能挡住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他们或靠奇袭从行进间强渡江河（如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或采取预有准备的强渡（如突破黄河天险、百万雄师过大江）。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渡河，均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就整个强渡江河战斗的全程来说，这些组织管理工作包括以下两方面：

强有力的战斗编组。其编成原则应便于火力掩护、航渡和突击。渡河作战的战斗队形，通常由突击队、火力队和预备队组成。突击队的任务是在火力队掩护下，抢渡过河，迅速开辟并稳固登陆场。预备队应紧随突击队过河，上岸后须迅速向敌纵深和侧翼发展进攻。如飞夺泸定桥时，红4团领导在全团范围内挑选了22名突击队员，其任务就是攀附铁索冲到对岸，夺取敌人的桥头堡；在22名突击队身后，是一个连的战士在边冲锋边铺设桥板；为了确保突击队冲击顺利，团领导集中了全团轻重武器进行掩护火力掩护。在这种锐利无比而又后劲十足的攻击下，敌人的防线被迅速突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员在指挥强渡江河战斗时，更多地从“歼敌”的角度对战斗队形进行编成。如渡江战役前夕，第3野战军副司令粟裕认为，解放军渡过长江的困难并不大，问题在于如何在渡江后 “抓住”敌人。他强调，3野突破江防后，首要任务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之敌。而担任主攻任务的东线(东集团)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后，能否迅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敌阵，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方向的敌人至关重要。基于上述考虑，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兵力部署上做了适当调整。他把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23军、第20军由中集团调到东集团，把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24军第25军由东集团调到中集团。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粟裕的这个调整使得3野各个部队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贡献极大。

井然有序的渡河组织。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登陆场的争夺，稍有差池，既可能酿成延误过河时机甚至前功尽弃的严重后果。因此，有必要组建专门的指挥机关和选派专门的人员来负责渡河的组织与纪律。这方面的经典范例出现在1935年的金沙江畔。当时红军虽成功控制了皎平渡，但只有7条小船，且其破败不堪。每摆渡一个来回，都要将船中大量积水排出，才能重新使用。而这时沿江峭壁上，早已挤满了人、骡马和行李担子。可以说，这7条船不仅承载着数万红军将士的性命，甚至决定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关键时刻，由刘伯承和陈云领导的渡河司令部在航渡的组织管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部队未到江边前，就被告知渡江纪律：队伍开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许走近渡船。每条船都编有号码，规定其所能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渡河司令部还规定，依照船只能渡多少人，就让多少人到渡口，登上预先指定好的那条船。部队只能排成一路纵队上船，不许几个人同时上船，这就杜绝了“争先恐后”的现象。每船都设有一名“船上司令员”，即使军团长、师长上船之后也得服从其管理。至于那些驮载大件行李的骡马，渡河司令部也没有忘记它们。由于那些小船装不下这些大牲口，便将其都赶入江里，人坐在船尾牵着牲畜过江。

参考资料

《战术学》（国防大学出版社）

《战役学》（军事科学出版社）

《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解放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