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反帝运动与民族主义
欧洲的民族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中期，是伴随着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而确立的。
按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中国在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与帝国主义掠夺以及造成的亡国危机有关。其中 1900 年爆发的义和团事件，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开端。
一、义和团兴起的背景
徐中约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将义和团事件的背景概括为民众对基督教的憎恶、对帝国主义的怒火、外国经济支配下的艰难生计、以及1898年的黄河决堤和1900年华北旱灾等因素①，是恰当和正确的。
特别是基督教对中国礼俗的的贬斥态度、民众对洋人开矿造成风水破坏引起自然灾害的意识，是所有因素中，最能激起中国民众憎恶洋人的因素。
尤其让乡间士绅们不能容忍的是，信奉基督的中国教徒们不尊敬孔子和祖先，也不参加传统的祭祀鬼神活动，这使士绅们将基督教视为异端和邪教，也成为一般民众排外思想产生的基础。
鸦片战争时期，列强的入侵主要影响和涉及的是官府，一般民众对洋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直接和深刻的感受，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但是，现在局面已经不同了，列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越大，洋货在中国市场上越多，洋人张扬跋扈的行为愈是频繁地出现在民众面前，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置地权利，而“变成了仗势欺人的土地拥有者；他们获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还是用欺诈手段夺取的族产或庙产，而且他们只准许教徒耕种这些土地，却又拒不承担地方上的公共义务”②，加上民众对洋人和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及其割地赔款事宜了解得越仔细，由民族自尊和现实的利害关系而引起的对于满清和洋人的愤怒，就更加强烈。
一场悲壮的民众自觉地反对异族统治和外来侮辱的风暴，注定是要发生的——而且直到 1900 年才发生，说明中国民众的忍耐力和被清政府所蒙蔽，已经到了何种的程度！
活跃在山东的义和拳帮会组织的基本成分是贫苦农民和具有反清、反洋意识的志士，与19世纪80年代以后广泛兴起于全国各地的反抗满清或洋人的活动一样，既反抗朝廷也坚决反对洋人，因此将政策确定为“反清灭洋”。
这自然招致清政府镇压。
而山东巡抚李秉衡及继任者毓贤均同情和支持拳民，因为作为守旧官员，他们对洋人的愤怒远甚于对拳民的不安，特别是毓贤，与义和拳还保持着相互利用的关系。
他在1899年时给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正义与和谐的民兵③，而义和团也听从毓贤的建议，将宗旨改为“扶清灭洋”，兵树毓字旗，杀教民，焚教堂。
而后，朝廷迫于洋人的压力，招毓贤入京，调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后力剿义和团，山东拳民只能转入直隶。
问题在于这些转到直隶的义和团人马，却恰好与慈禧此时的心境扯上了关系。
原来，慈禧对洋人暗中救助康梁变法期间的维新人士很为不满。
慈禧本想给洋人一个台阶下，希望洋人能对她准备废光绪另立新君给予支持。但洋人好像并
不打算下这个台阶，于是新仇旧恨涌上慈禧的心头，借助义和团惩戒洋人成了她的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1900年1月，朝廷颁布诏令，宣布安分守法的村民设团习武以自卫符合“守望相助”之义，各地官府不应禁止。
二、义和团反帝运动
拳民得到朝廷的肯定和有意的庇护，便更为大胆地对抗洋人，甚至毁坏了象征洋人奴役的铁路和电线。
京城之中，王公大臣们也为拳民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所影响，聘请拳民守卫住宅，甚至连慈禧在观看了拳民首领在宫中的表演后，要求连侍女在内的内侍们都要练拳，半数在京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也开始习拳。
这股充满敌意的反外风潮使北京的外国公使警觉起来，5月底时，在勉强取得总理衙门同意后，他们总计调了约300名各国军人来警卫外国公使馆④。
拳民们于6月3日切断了京津铁路，在京外国人感觉到危险正向他们逼来，于是急调一支2100人的各国联军乘火车由天津往北京，行至廊坊时与拳民遭遇，激烈的战斗于是发生。
此后，拳民在北京焚毁了英国使馆的寓所、教堂和洋人住所，杀死或活埋基督教皈依者，包围外国公使馆，并杀死了德国公使，甚至将传教士的坟墓也给掘了。
在此期间，慈禧多次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当有人告知她拳民刀枪不入为假的时候，慈禧坚决地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⑤
于是连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后，于6月21日向外国列强宣战。
此后便是持续两个月的由三心两意的荣禄指挥中国军队（约 18000 人，）和拳民（约 30000 人）进攻外国公使馆⑥、外国公使馆警卫和人员（警卫 450 人，平民475人，中国基督教徒2300人和约50名仆人⑦）顽强抵抗的故事。
结果是8月4日，外国使馆人员在得到约19000人的八国联军⑧救援后，得以死里逃生，而慈禧却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带着光绪，乔装往西安逃生。
在两个月的围困中，外国公使馆及八国联军付出了死亡231人的代价⑨。为了报复，联军在进攻北京和进入北京后，到处烧杀抢掠，并特许军队公开在北京抢掠三天。
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在其日记中写道，京津之间，“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进入北京后，瓦德西的笔记中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不复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当时的法国报纸有记载：“一个回国的士兵叙述说，从北堂我们开往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⑩
这些侵略者一副道貌岸然，尽行卑劣勾当，40年前入侵北京，犯下火烧圆明园的滔天罪行，这次进入北京，再次犯下人神共愤的抢掠罪行，特别是基督教修道士，甘愿作为抢掠者的向导，丝毫不顾及耶稣让他们入地狱的告诫。
慈禧这个自以为是的老女人，可耻地以弃北京不顾、逃往西安而将自己归入悍妇弄权之列。
满清有着这样一个三次垂帘听政者，不亡于人也会亡于天，这算得上是命运使然。
而那些满嘴祖宗之制不可变的满清昏聩遗老遗少，如荣禄、端亲王、庄亲王们，只顾及本部族的利益而不顾国家之命运和百姓死活。他们在与老妇人一起将康梁维新扼杀之后，还要跟随老妇人在庚子拳乱之后，再来一次变发，而不知为时已晚，康乾盛世被他们硬生生地毁于愚蠢和颟顸之中。正是他们的这种愚蠢和颟顸，而使一支几近10万人的中国军队[11]，抵抗不了不到2万人的侵略军，再次地将中国置于耻辱和尊严无存的境地。
当义和团风暴在京津刮起时，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45个城镇的民众，将多年来对于洋人的怒火顷刻间发泄了出来。不仅将愤怒指向基督教教堂和传教士，也指向了清政府，浙江西部江山、常山、衢县等地政府衙门被义军所占领[12]。实际上这些算不上起义，只是发泄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怒火而已。
三、东南保护
但是，民众的这些怒火，却使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等洋务倡导者，陷入拳乱将招致列强战祸的恐慌之中。
他们在积极从事民族实业发展的重要人物盛宣怀串联下，从维持地方不因民众针对洋人的行为而招致列强的军事蹂躏为考量，组成了代表团，于5月30日在上海与以美国总领事为首的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致使发生在京津之间的祸患未在东南地区蔓延。后来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参与附和。这一被称作东南互保的事件，一方面避免了东南地区各省发生类似于京津地区那样的拳乱，另一方面，也使在京津地区攻守的列强国家不必担心东南地区发生对其不利的事项，更能集中兵力应对义和团及清政府的宣战。
这一事件的功过是非尽管重要，也自来有各种意见，但也许由这个事件所形成的地方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自决地方利益的做法，更具深刻意义，这标志着地方与清政府之间的微妙博弈已经开始。大一统的皇权国家治理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它直接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后，各省通电全国脱离满清的合法性。
1901年9月17日，被慈禧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和庆亲王一起，代表中国政府与11国列强签署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2个月后李鸿章去世，“结束了他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作帮凶和走卒的一生”[13]。
四、对义和团事件的评价和影响
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大致有三种意见。
早期关注中国近代社会变局的学者们认为，义和团本属于民乱性质，被慈禧控制的朝廷利用，以便报复洋人庇护维新变法者及对慈禧欲废光绪的不支持，李剑农及其同时代的史学者即将其理解为不具建设性的一次针对洋人的乱举，并认为引起八国联军镇压和洗劫北京的行动，佐证了东南互保的明智和现实策略。
第二种观点认为：则将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压迫的壮举，“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继续。……义和团运动突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但是没有能把这个任务同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的进步的任务结合起来，而且严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14]
第三种意见则是从义和团事件及《辛丑条约》对中国事实上的影响进行评价，如徐中约认为，义和团事件及最终解决办法造成的重要影响包括：（一）联军占领北京和俄国在满洲扩张使中国面临瓜分的威胁，也加剧了国际间的猜忌和竞争；（二）《辛丑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其要求 45 个反对洋人的口岸城市及地区停止科考五年，是对支持义和团及反基督教行为的士绅的惩罚；（三）4.5 亿两白银赔款及规定的赔款方式，导致持续大规模白银外流，虽不至于使中国经济瘫痪，却限制了经济增长；（四）强化了北京外国公使对清政府的影响力，清政府威望降到了谷底；（五）外国远征军的残暴表现，摧毁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由蔑视和敌对变成畏惧和奉承；（六）为了苟延残喘，清政府被迫进行三心两意、肤浅的宪政改革；很多汉族人在对满人的朝廷失望之后，转向了革命。[15]
站在近代史本身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义和团事件中拳民和朝廷联合反对洋人的行动，可理解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开始。
以共同语言、共同渊源、共同文化遗产和共同生存责任为依归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可以超越人们对宗教、国王和地区的认同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而存在；而在近代中国，则是将中国人对国家的根深蒂固的认同情感，转化为同一国家内各个不相同的部分可以为了国家而对外来入侵者的同仇敌忾，因为这时国家不仅是各民族的共同守护者，也是中国文明的载体和代表。
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便随着欧洲人的入侵、文明和文化上的格格不入、对基督教信徒对中国传统习俗背叛的愤怒，而萌生和发展。
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欧洲的民族主义并不相同，它不是一种基于排他性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是针对欧洲入侵而引发的一种爱国情感。
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并不是一朝形成的，它的最早出现应该追溯到康有为在1898年倡导建立的保国会。
这一年，正好也是三年一度的会试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们云集在北京。由于德国强占胶州、俄国侵略东北，士子们的心中充满着义愤。康有为认为发动这些士子成立一个宣扬保全国地、国民、国教的组织，将可借“伸国愤”促使朝廷变法。因此便与御史李盛铎一起，组织了186人参加的保国会[16]，于4月12日首次集会，其后，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也在北京由浙、滇、川人士组织起来。
尽管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保国会持续1个多月开了3次会后便结束，但《保国会章程》提出的“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的宗旨[17]，是民族主义意识的反映，或者在词语上来讲，此章程第九条提出的“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即是朴实的民族主义思想。
【本文完】
注释
①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309－311 页。
②[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1994 年印刷），第 680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312 页。徐中约引用直隶吴桥令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1899 年）的说法，认为“义和团”应解释为“正义与和谐的民兵”。
④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313 页。
⑤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314页。
⑥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78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胡绳提供的数字中，包括董福祥部万人，荣禄武卫中军八千人，义和团拳民数万人。徐约中在《中国近代史》中（315页）提供了一个3万拳民的说法，但他提供的端亲王指挥的政府军的数字显然有误。
⑦此数字在徐约中、费正清等著作中是基本一致，这里采徐约中《中国近代史》（第 315 页）的数字；同样八国联军的各国派出军队的人数，亦取自该书（316 页）。
⑧其中日本 8000 人，俄国 4800 人，英国 3000 人，美国 2100 人，法国 800 人、奥地利 58 人，意大利53人，德国人迟到未参战，但参与对北京的抢掠。
⑨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316页。
⑩参见：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 390－391 页。
[11]据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清政府在当时的京津地区拥有至少 10万人兵力，其中，从天津撤退下来的约 3万人，卫戍北京的隶属于荣禄、董福祥的3万人，八旗兵2万人，从外省急调京畿的军队不少于2万人。这些军队将领怕死无能，官兵也毫无士气。见该书第 384 页。
[12]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 386 页。
[13]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 400－401 页。这句话的观点是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就差不多具有盖棺定论的性质。可以想见，当李鸿章被同时代人误解为绥靖和卖国自保时，可以不胜其忧解之，但被后世如此误解，以他的性格，是决不会如曾国藩那样默默承受的。
[14]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 403 页。
[15]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321－322 页。
[16][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 377 页。
[17]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第 69 页；“圣教”指孔教或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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