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北师大女子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
【前言】
卞仲耘（1916—1966），1916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女，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6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正文】
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该校没有设置校长职位），和其他四位学校负责人一起，被该校红卫兵揪到大操场上，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劳改的同时，又被乱棒横扫，个个遍体鳞伤。她们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在副校长中排名第一，被视为‘黑帮头子’，被殴打最重。经过三个小时折磨，到下午五时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台阶上，仍然有红卫兵继续踢她的肚子，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物，大声咒骂她‘装死’。
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北京市委，终于把卞仲耘送到马路对面的邮电部医院。这时，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盖住，上面还压了一把大扫帚。医生检查时，卞的尸体已经僵硬，死亡多时了。这就是全国第一个无端被暴力毁灭的无辜者！
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了卞仲耘的死亡证明书上，但在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宋彬彬道歉让红卫兵的历史终结了吗？
作为一个符号，宋彬彬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
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在道歉的这些学生中，最为人关注的是66届学生宋彬彬。
“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宋彬彬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
宋彬彬（宋要武）到底是一个什么符号？她的道歉是否意味着红卫兵的历史终于可以终结翻篇了？
●1966：从女中学生宋彬彬到革命小将“宋要武”
事实上，最让宋彬彬为人熟知不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的身份，而是她的另一个名字——宋要武。
正因为这三个字，在很多人看来，她的道歉，意义比此前红卫兵们的道歉来得更重要，更“具有指标意义”。
宋彬彬出生于北京，1960年到1966年曾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宋彬彬日前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宋要武”，这个48年前还不到二十岁的女生戏剧性的成为文革学生领袖的“符号”，宋彬彬也因此成为最著名的红卫兵之一。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等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以显示“不要红装要武装”的不分男女的红卫兵战斗精神。
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
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宋要武：毛泽东“钦点”的红卫兵符号
虽然宋彬彬本人多次否认改名为“宋要武”，但因毛泽东的“钦点”，这三个字注定影响历史。尽管据宋彬彬事后回忆，这篇文章并非她自己所写，但从那以后她在学校收到了许多致“宋要武”的信，也有寄给“宋彬彬”的信。
至此，宋要武闻名天下，成为当时红卫兵的符号。
《经济观察报》曾刊登作者傅靖生的自述文章，在毛泽东“钦点”的第二天：“一列红卫兵闯进电影学院，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你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让你见阎王。你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就罢了你的官！滚你妈的蛋！’”
媒体人周志兴曾在微博回忆，“今天是八一八，45年前的今天，就是此刻，我和几十万的大中小学生一起，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那一轮红日从天安门城楼升起。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从此之后，‘文化大革命’之火蔓延全国。这是十年浩劫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在这天，毛对一个中学生宋彬彬说：要武嘛！数千万学生就这样冲杀起来。”
卞仲耘遗像及遇害时所穿衣服。王晶尧摄于1966年8月6日（卞遇害第二日）。
●卞仲耘：不能被遗忘的红卫兵运动牺牲品
与“宋要武”这个“十年浩劫”的标志，红卫兵的符号相对的，是一个叫“卞仲耘”的名字。卞仲耘作为“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校长，今天已经是红卫兵运动牺牲品的符号。
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6月2日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卞仲耘在内的校领导作了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署名的学生为“刘进、宋彬彬”。
两个多月后，该校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运动。被打的“黑帮”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强迫他们戴高帽子，给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等等。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
1966年8月5日，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学生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秽物，直至死亡。卞仲耘时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她当时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据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校友王友琴文章回忆）。
次日，卞的丈夫王晶尧到西单百货，用尽所有积蓄买了部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2008年采访他的记者徐星回忆，当问到他为何这样做，王晶尧先生沉默良久，说：“我要记录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据《快乐老人报》2012年6月14日文章《卞仲耘：红卫兵运动第一位殉难者》，王晶尧后来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一个灵堂，他把卞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枝鲜花，柜子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的纪念堂。
文革后，王晶尧向法院起诉，从78年一直告到89年，却没结果。
●一场光天化日下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犯罪
2004年，王友琴又发表了《卞仲耘之死》一文，直指宋彬彬是导致卞仲耘死亡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证据是在邮电医院为抢救卞仲耘而向医院作保的七人名单，称“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但宋彬彬回应，七人名单的首位是老师李松文，宋彬彬的名字则排在最后。
在此次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主题聚会上，宋彬彬的原话是“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事实上，关于卞仲耘的死与宋彬彬的关系，直至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一如当年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到底应对文革负有多大责任，没有定论。同情宋彬彬的人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罪责不应该由一个人来背负一生。
网友“楚人老k”评论，“宋彬彬只能算是那场浩劫中随波逐流的小鱼小虾，真正的罪人却从未被钉上耻辱柱。所谓某某帮，没有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也认为，“在很少忏悔，也很少接受忏悔的国度，这已经很不容易。宋彬彬是批卞校长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但并无证据表明她直接参与了打人。”
当年不少红卫兵都批斗、殴打过自己的老师和邻居，但公开道歉的却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徐雅兴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
●人生和历史一样都曾经历打扮
四十年过去了，自1980年代赴美留学以来，宋彬彬改了名字并低调的在美国生活了27年。据网友“焦振予artist”，“2003年，原北京101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卡玛（美籍）在美国拍摄了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宋彬彬接受采访，第一次公开声明，文革中她从未参与过打人、抄家、破四旧等暴力行动。”
媒体报道，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
网上出现的该校《辉煌90年》画册中，将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和同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的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对页放置。在当时被网友大量批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卞的丈夫王晶尧当时也对此表示了抗议。
据报道，该校曾在网站上详细列出了宋彬彬入选“知名校友”的资料。一个名叫陈征的人推荐宋彬彬，推荐词如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在“个人简介”中写道：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
●但历史不会被所有人永久遗忘
“荣誉事件”引起极大争议，宋彬彬撰文澄清并表示：“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我逐渐认识到，尽管文革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具体到我们学校，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起的是拉开学校文革序幕的作用。我参与写了，就应当承担责任。”
在昨日的主题聚会后，宋彬彬在接受《新京报》采时也说：“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
●宋彬彬的道歉能终结红卫兵这段历史吗？
历史走到今天，文革的参与者，都无法逃避一次来自自我和历史的审判。
“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宋彬彬在昨日的主题聚会上说。
南方都市报微博评论，“尽管久因‘不认账’而遭非议，但这次宋彬彬仍不承认是杀人凶手，其责任仅为未能有效阻止同学施暴。真相到底如何，相信终会大白，而能忏悔已属善莫大焉。”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依然“辩解很多”，但她走出了个人忏悔的第一步。肇始于民间的检讨文革潮是立足于心灵自省的，其燎原之势或将促进中国人认识罪并从“恶循环”中更新过来。
但红卫兵个人的道歉不应是“文革忏悔潮”的终结，更不应是对文革审判的终结。残害卞仲耘等受害者的凶手为谁至今无果，受害者至今也没有获得赔偿。而宋彬彬本人也谈不上是红卫兵运动的真正责任人。
正如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在微博指出：“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宋彬彬道歉。虽然姗姗来迟，终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个人道歉，只是一种社会伦理层面的自我修复。我们更期待的，是来自体制的道歉，因为只有后者，才是文革的发生的真正动因，也是防止文革卷土重来的关键。”
刘进的道歉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
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
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
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
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
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谢谢大家！
宋彬彬的道歉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
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
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
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
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
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