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大槐树神话，是如何炼成的？
轰轰烈烈的明初山西移民，怎么变成了“洪洞移民”？山西主要向华北三省移民，怎么变成了“11省移民”？明初山西输出移民100万多，就算洪洞全县近9万人口全都迁出，也只占了十分之一——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各地山西和非山西移民家谱中，多把洪洞大槐树作为故里。洪洞大槐树，其实是山西甚至整个明初大移民的浓缩。那里的某个片段，被简化为一个精神家园——而当地士绅和官方的大力宣传，再次影响了移民和非移民地区的认知。
注：关于洪洞中的“洞”读音：按照山西方言，读tong二声音，《辞海》采用这一说法；而《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坚持标注dong四声音。
洪洞大槐树：移民历史长河中的“网红”
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迁徙几乎从未停息。或避乱、或谋生生、或支边，大江南北几乎每个省区都分布着不同程度的移民。
波澜壮阔的移民史中，古有晋衣冠南渡、唐宋客家南迁、明初山西大移民、清明清已降湖广填四川，近代有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其中，明初“山西大移民”是古代移民史上影响极深的一次，衍生的传说和段子传播甚广。
那场持续40余年的大迁徙，让最大的光环聚焦于山西洪洞大槐树。当地同一地点，不同时期参天大槐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寻根问祖”地之一。
在华夏大地，尤其是北方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洪洞大槐树的歌谣，最著名的莫过于：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与此相关的传说还有“解手”“脚趾分叉”。大槐树和它所在的洪洞，被很多人坚定不移地视为祖先发源地。
元末明初，中原战乱，国家初定之后又发生了靖难之役。而山西因为山河坚固，身战乱后方，受到侵扰较少。明初，北方发生过以山西未迁出地的人口大迁徙，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作为当时晋南经济、文化重镇的洪洞，也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之一。
然而，历次大移民，尤其明初国家政策驱动下的运动，规模大、时间长、范围广，远非一段传说、数段民谣能够概括。当下流传的诸多传说和所谓“记载”影响非常深刻，加上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久而久之，被公众当做历史事实。
“大槐树”及相关传说影响越深、传播越久，其背后更多史实被掩盖得就越甚。笔者想通过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来力图还原“大槐树”背后，复杂而真实的状况。
洪洞在山西移民输出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
洪洞，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主角的？
大槐树寻根问祖，是如何传播开的？
华北人口锐减，不单是“靖难之役”的锅
中国北方，尤其华北平原，自宋金时期开始，便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金人进入中原后，尤其后期，将大片耕地划拨给屯田军户，一段时间后，不善耕种的女真人经营下，土地由肥沃变得瘠薄，并渐渐荒芜。金人于是又去掠夺其他耕地。农业生产的萎缩，导致了人口大量流失。
记述金代史事的纪传体史籍《大金国志》称，当时这一带“草莽弥望，狐兔出没”。后来蒙古贵族又大量掠夺人口，作为工匠、奴隶使用，让这些地区失去了大量农业人口。北方诸多州县被分封给诸王、功臣或国戚，辖区人口则为其私有财产，不得随意迁徙。
到13世纪中叶，耶律楚材力谏停止农田变牧场政策，方使华北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但是，随后而来的瘟疫，又让华北地区陷入浩劫。在欧洲、阿拉伯地区的记载中，14世纪中叶，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着一场始于黑土地的鼠疫。
历史学家米歇尔·多斯考证认为，这场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鼠疫，先是传到中亚，通过地中海传到了欧洲，引发了中世纪最大的鼠疫，即所谓的中世纪黑死病大瘟疫。
《元史》提到了1313、1354、1358，发生的3次京师大瘟疫。仅1358年，山东、河南等地在京的流民就死了20万。期间，元朝三位皇帝泰定帝、明宗、文宗死于上都。元代皇帝多短命而亡，史书并未披露原因。皇帝们的遭遇很可能于瘟疫有关。
元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随着朱元璋军队北上，本已人口稀少的华北雪上加霜。《明史》卷七记述:“淮以北鞠为茂草。”淮河以北，即华北平原一带，曾经的农田长满了野草。
随着明初政权稳定，作为重要农业区的华北各省，大片土地无人耕种，移民行动势在必行，这就有了洪武时期的政府组织移民。永乐时期，从山西到北方各省的移民继续推进。
很多自媒体文章不加辨别，把山西移民的原因重点归结为元末战争和明初“靖难之役”。其实，元末战争在华北地区主要以过境为主，并未过多盘桓。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土地荒芜和人口稀少，主要还是金元时期的遗留问题。
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等交战的江南地区。但是后来的移民资料证明：江南战后依然是重要的人口输出地；“靖难之役”的影响主要在山东西部、河北地区——但那里人口稀少，主因是金元时期长期累积所致。
移民主要迁往华北平原，“大槐树”只记于家谱方志
明初华北平原，河北的燕山以南、山东的泰山以西，河南、安徽、江苏的淮北地区，人烟稀少，政府组织大量移民用以充实州郡、恢复农业生产，这是不争的事实。
学者也基本达成共识，大的移民分为洪武、永乐两个时期，山西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在刘九皋建议下，着手迁山西之民往今河北省中南部、河南省北部及山东省的西部平原，当时的人口输出地是晋东南。
“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之民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史·食货志》）
这是明初山西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序幕。
这场以从山西向河北大规模迁徙人口的运动，从1388持续到1395年，迁出地为晋东南的泽、潞二州，大致今晋城、长治地区。
台湾历史学者徐泓经过详细考证指出，此次移民记载中的彰德（今安阳）、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移民总数为100034户。如果加上此前真定（今石家庄地区）、归德（今商丘地区）、顺德（今邢台地区）等地，洪武年间迁出山西往河北等地的垦荒移民约有70万人以上。
注意！这次规模浩大的迁出地，并没有涉及赫赫有名的大槐树所在的洪洞县。
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时期，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帝位，朱元璋时期移民基本解决了的北方人口分布不均问题，又受到了兵灾影响。于是，未解决战争影响最深的河北等地人口稀疏问题，移民输出地依然是“地狭人众”的山西。
从1403年九月开始，又一场从山西向河北移民的大规模移民开始了：这次人口输出地依然有晋东南地区，包括泽、潞、辽、沁、汾州，同时又增加了太原、平阳（今临汾地区）二府。这次移民，输出地扩大到今晋中、晋东南及临汾地区。
几乎同时，还有泽、潞二州移民往河南裕州（今方城）方向。
永乐二年至三年间（1404-1405），朝廷迁太原等地移民往北京方向（包括今河北地区），数量为1万户，按一户5口算，约有5万人。此次移民输出地涉及2府、5州，涉及今晋中、临汾、晋东南和吕梁地区。
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又迁徙今山西临汾、晋东南，山东登州、莱州的人口往山东西部，人口数量，两省输出人口大致各占一半。
以上是官方组织的移民，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民间主动外迁。
明成祖朱棣时期，山西多地遭遇灾害，于是有了大规模的民间自发外迁。《山西移民史》主编安介生先生推断，永乐年间山西向外迁徙人口在10万人以上。
综观涉及上述人口迁徙的记载：
- 明初大移民分为洪武、永乐两个时期，垦荒移民主要迁入河北、山东、河南三省
- 洪武年间人口迁徙没有涉及洪洞所在地区，永乐时期也只是提到其上级平阳府
而网络及民间传播甚广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官修正史《明史》没有提到，官修编年体史书《明实录》也没有提到，其主要依据的是地方志和各地家谱，尤其以后者为主。史书、方志、家谱构成我国的史料体系，但三者的可信度、权威性，以史书为最，方志为次，家谱最低。
对于此事，曾在民国时期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就说过，洪洞大槐树之说“不见诸史，惟详于谱谍”（谱谍，即族谱）。
现代有学者考证，来自“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分布在11个省（区、市），分布在227个县份，其主要根据就是方志、家谱和民间传说，这种说法因为“吸引眼球”，常被公开引用、传播。
山西移民这种大事件，国史一般都要严格记录，基本不会夸大或隐瞒。而方志、家谱等为地方和家族所修，常常存在考证不严、夸大附会等问题。另外须知，这些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多数时间较晚，有的甚至为当代所修。网上所提到的《温县志》、《宝丰县志》、《宁阳县志》、《商南县志》、《山阳县志》相关记载，是近代以来所编撰。
从诞生年代来说，史书资料明代就有，而家谱和方志则是后世编撰，从时间上来说，史书距离历史现场更近。
常识也告诉我们：洪洞不可能拥有如此多的移民。
按照民间家谱数据相加，源自山西洪洞一地的明代移民总量竟然超过百万！那么，当时山西洪洞县总人口是多少呢？明代《山西通志》提供的数据是：1397年，户数11999，人口92872；1412年，户数11592，人口87775。
明永乐时期，洪洞所在地才有大规模移民迁出，当时全县人口迁走，也不过八九万人而已。
按史书记载：明初山西洪武、永乐时期加起来，总数达100万人迁出，迁出地涉及山西多个州府，迁出地主要为河北、山东、河南3省，迁入地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而按照当代学者考证和民间传说，光洪洞一县就有百万人迁出，迁入地竟然涉及十几个省，是在是夸张太多。
尽管可信缺乏史料依据，但洪洞大槐树移民说在当代深入人心。对照史书记载和民间流传，我们发现：输出方，山西多个州府移民，被浓缩为洪洞移民；输入方，河北、山东、河南等华北平原移民，被扩大为“11省227县移民”。
这次大移民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就是为了充实华北平原，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但有人揣测背后动机说，“山西汉族纯正”，朱元璋父子大规模移民是为保持汉族血统云云，实在是无稽之谈。
洪洞地处交通枢纽，可能是移民重要集散地
洪洞移民说尽管有夸大之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重要性进行客观分析。能够成为多地人心目中的“祖地”，洪洞自有其独特之处。
山西有那么多地区，为何单单洪洞一县成了人们“寻根”之地呢？
洪洞县明代属平阳府。明初移民时期，平阳在山西各府、州中人口总量最大，其次是潞州、太原府。官府组织移民，一般会按各地人口比例抽调。正常来说，洪洞所在的平阳府是人口迁出最多的地方。
洪洞的前身叫杨。《史记·货殖列传》就提到，杨、平阳之地的人善于经商，杨即洪洞。洪洞设县始于于隋朝，宋金时期发展成为晋南的经济文化重镇。《金史·食货志》称：“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平阳路辖山西南部诸州县，洪洞为其中之一）平。
金朝文人孔天鉴在《藏书记》中写道：
“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一，而洪洞为之剧……东接景霍，西临长汾，南瞰大涧。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
翻成白话就是：山西十二个州府，平阳为首，平阳管辖十一县，洪洞为首，它东接霍山，西临汾河，南望峡谷，堪称风水宝地。那里社会经济繁荣，土地肥沃程度远超其他县。
官府移民是有组织的行为，百姓出境前，需要管理登记，这就需要一个集散地。我们知道，山西人口迁出三大地区是平阳、潞州、太原。从移民数量说，平阳府为最，位置也居于其他州府的中间地带，这里是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的集散地。据明成化《山西通志》，除了平阳府驻地临汾，洪洞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洪洞之所以繁荣，也因位于要道，交通运输便利。官府组织人口集散时，选择洪洞作为集散地，是非常有可能的。
民国时期《洪洞县志》《修复大槐树古迹记》等提到，洪洞及其古大槐树，是山西移民的集散处，槐树位于洪洞县广济寺中。
《洪洞县志》记：
“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出，树下为集会之所。”
《修复大槐树古迹记》记：
“此乃先朝永乐间朝命移民实边，此盖荟萃出也。广济寺曾竖碣载其事甚详，乡里耆老犹及见之，迄今年湮久远，饱历风霜，古刹付诸汾流，遗碣鞠为茂草。”
大体意思是：洪洞县广济寺为本省移民汇聚之地，庙里曾有一块石碑记载详情，年老长辈还见过，后来历经沧桑，石碑已经遗失，遗址也长满了杂草。
即便记载为真，这里并没有强调突出洪洞本县，而是说的“山西民”。由此可知：山西各地移民以平阳府最多，平阳府洪洞县是人口较多、交通便利，很可能成为移民的重要集散地。
这里提到了洪洞的“集散地”地位，但不见有文字描述“洪洞大槐树”为寻根问祖之地的定位。
全球最火的大槐树，是后人打造的精神圣地
那么，洪洞大槐树是何时名声鹊起的？问祖寻根之地，又是如何传播开来的？
关于明初山西移民的史料，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清初及以前的，以记载移民来源、迁入地和数量为主，并不强调洪洞县的特殊性；一类是清代民国以来的地方志、家谱、笔记等，洪洞县和大槐树的事迹增多。
中国百姓，尤其农耕地区的人民，历来安土重迁。移民数十万，在任何时期都是大事。山西百姓不会轻易离开耕耘多年的故土，远赴他乡前，应该会举行具有仪式感的活动。
洪洞县，如果真的如有些地方史料所说，是移民集中并领取户部所发勘合的地方，那里一定会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百姓们很可能会在当地寻找一处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标，或作为最后对故土的记忆，或作为后世寻根的印记。
但是，毕竟行事匆忙，来不及专门建造纪念性建筑。
或许，当众人办理完先关手续，分头踏上迁徙征程时，回头就看到了一棵附近生长最繁茂的大树。这种画面未必真实，但类似的情结一定生长在山西移民们的心头。山西这数十万人虽来自诸多州县，移民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标签，它们需要一个象征故乡的精神标志。
即便不是大槐树，也有可能是大梨树、大杨树、大柳树、大桃树、大榆树......即使不是洪洞县，也一定会有其他县站出来，成为这种象征。
据此前公开资料，较早出现“大槐树”“老鹳窝”的文本，是江苏丰县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刘氏族谱》。但早期族谱中提到大槐树的记载，只是个别。
到了晚清民国，大槐树说法突然增多。
洪洞大槐树较早系统的文献叙述来自1914年的《洪洞古大槐树志》；民国六年，即1917年出版的的《洪洞县志》新增了大槐树移民事迹，此前明清县志均没相关记载。我们可推断，大槐树事迹是一个似有似无的传说，民国相关方志将其写入记载。
景大启是一个关键人物。
1915 年，这位曾在山东担任县令的山西洪洞人，最早对大槐树之传说并不在意，在山东任职期间听说了民间关于大槐树的故事。回到家乡后，他策划了一项重要活动，类似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他根据口传、记忆等，联合当地一些乡绅发起建造了一个大槐树迁民遗址——这是物质遗产建构，同时编撰了《古大槐树志》——这是精神遗产建构。
在他们倡导下，当地“创建碑亭，建立巨坊，新构茶室”。民国以来，洪洞乡绅人士的大力“建构”，让大槐树更加深入人心。这一行动，将流传已久的大槐树传说变成了有载体的遗址，资料的编撰则成为后世流的“史料依据”。
近代以前，中国并没有民族、国家概念。当时的众多移民到各地后，因为文化程度、社会动荡、经济成本等原因，并没有及时编撰族谱。等到渐渐稳定，逐渐融入当地之后，修造家谱才陆续开展。
早期家谱，提到大槐树的只有个别地方。而近、当代新修家谱，则不约而同地将大槐树传说写入，这显然受到了民国时期洪洞士绅们的宣传造势影响。
各地移民族谱，记载的是各自家族的传承，很难有共同的“山西记忆”或“民族记忆”。到了民国中后期，民族国家理念开始深入人心，这种背景下，洪洞大槐树移民说的承载内容，有了新的升华。
1931 年，时任洪洞县长柳蓉在增修县志的序言中说：“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敢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扬国争光，晋乘生色，彼夫召伯甘棠，播仁声而记遗爱。这个时候，县长联系到当时的“民族”“国家”思潮，民族凝聚力跟本县的大槐树遗址扯上了关系。
移民们遣散的大槐树遗址，按照最早的说法，位于广济寺院附近。民国《洪洞县志》尽管提到了大槐树，但也承认，大槐树已经不知所踪。
“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注意，这是广济寺，跟洪洞县另一座著名的寺庙广胜寺，不在同一位置。
从民国时期重新打造大槐树遗址到现在，树木已经历了数代，今天的大槐树景区则位于洪洞县城西北的汾河边。
针对大槐树的传说，学者赵世瑜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这个看似虚构的传说使我隐约感觉到族群关系与大槐树传说的关系……到明朝开始重塑汉族正统时，人们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族源，实际上已经不能说得很清楚了，因此到这个时候人们就需要塑造一个祖先的来历，甚至一个祖先来历的征。
历代洪洞士绅们非常有远见，他们看到了这一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洪洞大槐树”这个品牌打造了出来。随着大槐树形象越来越清晰，它深刻影响了后世人们对祖先来源的认知。
“共同祖地”认知形成后，很多人并非属于明初大移民的人，以及更晚的移民，也信誓旦旦地附会，说自己来自洪洞大槐树，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总结下洪洞大槐树的品牌塑造过程：
个别族谱记述-形成民间传说-洪洞乡绅策划发掘-新一轮深入传播
今天有很多人将“全国大部分汉族来自洪洞大槐树”“小脚趾分两半”等经不住推敲的说法当作真实，更有许多媒体不加考证地进行大肆传播。
实际上，历代任何一次移民都非常复杂，除了大移民，各种小移民更是几乎不间断。但，后世清代、民国、当代的移民和二度迁徙，也受到主流传说影响，将自家视为“洪洞移民”。
笔者所在的山东省为例，明初的确有大量山西移民进入，尤其是鲁西北的东昌府及周边地区。但是，除了山西移民，当时还有大量河北枣强移民进入，本省的东三府——莱州、登州、青州，也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山东半岛地区人口稠密，所以向本省的中部迁徙。
山东当时进入了大量山西移民，这是事实，但也需要看到，本省原有居民仍占较大比例——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统计，山西移民人数约占当时山东人口的20%，这个比例跟《中国移民史》的统计基本一致。繁衍至今，移民后代所占比例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但现实中，只要提起族源，十有八九都说自己来自“大槐树下”。
再举一枚栗子：明初大移民时期，苏北睢宁县曾有山西移民迁入。
《中国移民史》课题组人员曾到当地调查，几乎人人自称祖上来自山西，甚至很明显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也说是山西人之后。明朝开国功臣汤和兄长的后裔，也自称是山西后裔，而正常史料就可以证明——汤和家族明明是濠州（今凤阳）人。而考古发现的当地汤氏墓志，也言明其祖来自濠州，更加证明了其此前其说法的荒谬。
除了洪洞大槐树，我国各地还有原理相同的寻根地，如宁化石壁、苏州阊门、山东枣临庄、南京杨柳巷等等，它们早已超越实体地名或建筑本身，成为某些群体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图腾。类似原理还可以应用到走西口、闯关东的命名上：老百姓们进入塞外开垦，未必人人都要经过杀虎口、山海关，但这种要塞关口是两种地理的分野，因而成为许多人离开故土的最后界碑。
从本质上来说：民国当地文化乡绅对洪洞大槐树祖居地的策划包装，跟今天很多地方发掘打造各类文化品牌并无二致。对于这类行为，笔者并不反感，反而应该肯定其负载的正能量。
除了大槐树，山西洪洞还有另外一个著名人物“苏三”。苏三本是小说家冯梦龙笔下虚构的女子，因京剧《玉堂春》而声名远播。里边有一句唱词“洪洞县里无好人”，苏三被卖含冤的地方，背景即为洪洞县。人物为虚构的，但当地依然打造了相关景区，并建造了“苏三监狱”。
“洪洞大槐树”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整理，是一次教科书般的外宣策划，民国时期的这种努力，不仅为北方广大地区人民找到了“精神家园”，更为今天的文化旅游提供了一个优秀IP。
细数近代以来，借时代东风策划这种案例的，绝非洪洞一家。各种“始祖故里”“XX之都”，都在重复洪洞做过的事情。
让民俗的归民俗，常识的归常识
近代以来，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民族陷入危亡境地，民族、国家的概念也随之成熟，大槐树品牌的横空出世，加上洪洞所在的晋南，一直是传说中尧舜禹的活动之地，它为乱世中的中国民众找到了一个精神地标。
但是，我们不能因肯定洪洞的精神意义，而将其视为真相，更不能因此而掩盖更多历史细节。目前，洪洞移民的夸大之词已被很多人视为常识，而置更复杂、丰富的历史真相于脑后，极不可取。
民间传说、风俗、信仰等，是不可或缺的“非遗”，发掘、传承、包装、宣传，演绎戏说，无可厚非；移民历史、事实、报道、常识，遵从的是客观、真实，不应该被前者湮没。
让民俗的归民俗，让常识的归常识。
主要参考文献：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安介生著《山西移民史》，三晋出版社，2014年2月
乔新华《一株尽人皆知的大槐树：真实的故乡，想象的家园》，《光明日报》2011年7月28日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大地理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抓取、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