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杏坛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下）

（接上文）

国产第一助产学校成立前后，杨崇瑞撰著了《妇产科学》、《妇幼卫生学》、《妇幼卫生工作纲要》等著作，均由国家出版社出版。

第一助产学校成立之后，杨崇瑞同大家一样，轮流在学校地段服务区服务。她服从地段助产士的分配，随负责地段的助产士一同到孕产妇家中访视，进行健康指导或亲自接生。

本科第七班毕业生、现任协和医院老干部处处长的冯新贞同志回忆说：“杨校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她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严己严人的工作态度，在当时校内外是享有盛名的。

当年，我们许多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都希望在医院内而不愿外出到地段去接生。一是认为外面条件比医院差得多，容易出事故，担风险，责任大；二是在产妇家里，还得做家属的工作，情况复杂，工作难做。杨校长了解到我们这种心理，以身作则，她自己也担任院外接生的工作。她的这一做法，增强了学生对地段接生的必要性的认识。”

有位当年的助产士回忆说：“一次我充当杨校长的助手出外给产妇接生。这个产妇皮肤很娇气，连使用红汞药水消毒都过敏，家属也比较挑剔。但是杨校长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顺利地给产妇接了生。

在回院途中，杨校长对我说：‘出外接生麻烦事多啦，遇到麻烦，就要多动脑筋，知识也就增长得快。有所为，才能有所得。’

我原来怕跟她一起出去接生，到后来非常愿意和她出外接生。跟她一起工作，不但使人在医疗技术上受益，还提高了在特殊情况下的应变能力。”

有的产家坚持要杨校长亲自去接生，她知道后，立即同值勤的地段助产士前去，从未拒绝或指派其他高级医师代替她去。

一次，地段助产士电话报告说有一家产妇难产，要请校长亲去处理。她听说后立即前去，经她详细检查，诊断出胎儿可能是一个双头异常儿，结果，确是一个双头的异常产儿。经杨崇瑞的精心手术，大人的生命保住了，产妇全家非常感激。

在建立北京西北郊清河镇的实习基地时，学校经费甚有困难。杨崇瑞向一位受过正规教育，在袁世凯时代富有盛名的女大夫金韵梅劝募，得大洋3000元，终于把农村学生实习基地建立起来了。

一次，学校派往农村实习基地的实习指导员崔润生为一位横位产的产妇接生，因产程过长，崔自己不能处理，急忙给杨校长打了长途电话。

学校有一辆小卧车，遇到紧急救护之事才使用（杨校长上下班都是坐自用人力车）。杨校长接到电话，立即乘车出发。当时公路是碎石路面，常年不修，车辆颠簸很厉害，不足20公里的路程，汽车行走了四十多分钟。

到达后，胎儿已窒息在产妇子宫中。杨校长取出死胎，保住了产妇。从此，杨崇瑞的名声传遍附近几个县的村庄。

有一次，附设产院接受一位来不及办理住院手续的临产孕妇，立即送进产房，产妇顺利生下一女孩。奇怪的是他不肯说出姓名，身边也没有陪伴的人。

最后她才说，她没有钱交费，孩子也不要了，请求放她走。杨校长得知情况后，立即代为付出各种费用，并送给她十几元钱。本来生下的孩子可送往育要堂，但杨校长深知育婴堂婴儿的情况，便把这个孩子收为义女抚养，并委托一位同事代为照管。一直把她培养到大学毕业。她的名字叫杨广仁，现在台湾。

杨崇瑞一直关注并致力于计划生育工作。在课程上编有《节制生育与技术措施》。在东单煤渣胡同46号，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钧等设立节育技术指导门诊，为生育密、儿女多而经济上又贫困的人免费服务。

1936年秋，杨崇瑞以第一助产学校校长的名义邀请德籍的节育提倡者山额夫人来我国讲学。杨校长去车站迎接她的情形，被当时《世界日报》记者拍了照片，做了报道。大意是：“有所谓的外国反动医学人士来华，拟宣传所谓的节制生育，国人则有一奇装异服的中年妇女（当时杨崇瑞常年穿布旗袍，而发辫盘绕于头上）前往迎接…居心叵测，值得注意…”

在这种舆论下，杨校长仍和林巧稚等大夫，请山额夫人在协和医院礼堂讲学两次，题目为《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听众达一千六百多人，多为医务工作者。第一助产学校的全体学生也参加听讲。可以说，这是我国早期举行的一次关于节育的国际技术交流。

杨崇瑞一生先后七次出国，到过美、英、德、法、瑞士、丹麦及菲律宾等18个国家。在国内除东北外，其他各省市都有她的足迹，所到之处，她都和省市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商洽发展助产学校及发展妇幼保健机构等问题。

在抗日战争中，为收容伤病员，她去河南鸡公山，为筹建2000张病床的医院而四处奔走。北平沦陷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停发了学校的经费。当时，杨崇端正代表中国参加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部召集的会议。接到学校的电报，她立即复电：可在原来存在国外银行的“特款”内提取支付。

原来由她负责经手为学校募捐的款项，以“特款”存入国外银行，按外币币值计数，使其价值不受国内物价波动影响而贬值。由此也可略知她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

1937年，杨崇瑞调往南京卫生署主特计划与指导全国妇婴卫生及助产教育工作，并兼任中央助产学校校长。第一助产学校校长职务由周萼芬副校长代理。

日本侵入北平后，第一助产学校仍照杨校长的指示：一是继续招生，坚特办校，经费由附设产院各项收入维持；二是如果发生特殊情况，被日伪接收，业务停顿，所有教职员工薪金即在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助产学校的特别存款内提取。

周萼芬代校长维持到1943年7月，日本人突然占领学校。当时许多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离校，经过不少周折奔向大后方成都。杨崇瑞闻讯，立即由重庆赶到成都，和四川省卫生处处长陈志潜商议组成了四川成都妇幼保健所，所有来川的教职员和学生都被安排了工作。

1947年杨崇瑞回到北平，仍任第一助产学校校长。在她的努力下，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1948年，杨崇瑞受卫生署推荐，被聘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组副组长。在此期间，她到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妇幼卫生工作，并进行研究指导。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杨祟瑞接受人民政府的邀请。抛弃她的高级职位和优厚待遇，回国参加祖国妇幼卫生事业的领导和建设工作。杨祟瑞回国途经香港时，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经我党地下组织想方设法，她才得以脱险到达北京。

到京后，杨崇瑞出任新中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1983年7月杨崇瑞逝世，享年92岁，她为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