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陆军为什么会在“诺门罕战役”吃了第一次大败仗？

日媒近日报道，在大阪一处历史遗迹调查现场出土了一批侵华日军机密作战资料，内容为日军对1939年诺门罕战役的总结研究，日军试图将此次战役作为战例来训练部队，增强战斗力。

诺门罕战役起于伪满洲国和蒙古国之间的边界线纠纷，而后日本不宣而战，率先挑起战端，边界纠纷升级成为苏日两国之间的正面军事冲突。战役开始于1939年5月11日，结束于同年9月16日，历时135天，其中5月的战斗被称为“第一次诺门罕事件”，9月称为“第二次诺门罕事件”。双方投入近十万兵力，上千辆坦克和装甲车对决，最终，战役以日本惨败收场。

这是亚洲史上首次大规模机械化战争，间接影响了二战的进程。日本学者则称这场战役是“日本陆军建军以来首次惨败”或“日本陆军史上最大一次败仗”。那么，日军是如何输掉这场战役的呢？

首先，日本在搜集情报上可谓细致入微，但偏偏在对苏情报调查上出现了许多失误。

1936年6月，日本修改“帝国国防方针”，将苏联作为首要假想敌。8月召开政府会议确定“国策基准”，即向北入侵苏联，向南攻占南太平洋，同年11月又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并向“满”蒙边境增兵。以为有了德国在西线牵制苏联，自己就可以在远东大干一番。

但此时欧洲形势悄然变化，德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开始向苏联示好，苏联为了东欧利益也向德国靠拢。两国于1939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让苏军有余力应对日本在远东的挑衅，陷其于被动之中。这暴露出日本政府无法有效把握国际形势，并及时作出改变的问题。

不仅在国际政治上，先入为主式的盲目轻敌也是日军惨败的关键原因。日本决策层不了解苏联的底线和军事实力，并以为经过“大清洗”后的苏军战斗力衰弱不足为惧，这导致全军上下对苏军的认识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期间。

日军第23师团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被认为是关东军内的“苏联通”，他还觉得“苏军和沙俄军队一样，惧怕侧翼被包抄，一触即溃”。关东军因循守旧，不知苏军已经改变了战法，明显缺乏对步坦协同、航空协同等现代化战法的应对准备。

指挥官如此，士兵则更加盲目。据日军卫生部门的调查，几乎所有士兵都急切的希望和苏军交手，有九成基层军官对苏军并不了解却充满自信，虽然自身兵力只有苏军的三分之一，但相信可以通过“传统的精神力”和英勇善战的士兵击溃“散漫笨拙”的苏联军队。

其次在战术层面，日军的坦克、炮兵战术死板落后，在后勤系统上与苏军相形见绌。

此时，著名的T-34和KV系列坦克还未出现，苏军在战场上主要使用的是BT-5、BT-7和T-26轻型坦克，还有FAI、BA-10等装甲车。这些战车的防护能力并不比日军的九七式坦克和八九式坦克强多少，但主炮火力和动力性能更强，数量上则成压倒性优势。

两军坦克对决发生在1939年7月，苏联投入约500辆坦克和装甲车，日军只有92辆，而且他们不懂得步坦和步炮协同，所以对战局基本没有影响。苏军损失的397辆坦克或装甲车中，有近八成是被牵引式反坦克炮和大口径野战炮击毁的。

此外，日军步兵还使用反坦克步枪、燃烧瓶和绑在长竹竿头部的地雷来“肉迫攻击”。苏军则将三辆坦克编为一组，成三角阵型行动，头车用来引诱日军反坦克炮和敢死队员暴露位置，后方两辆坦克则负责快速消灭敌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到战役后期，日军自杀式攻击已失去作用。

诺门罕战役中，日军共投入火炮277门，而苏军则投入546门。后者配备的口径在100毫米以上的重炮比日军多三成，具有数量优势，炮组训练水平也更高。

日军川上清康炮兵大尉在战后评价道：“火炮转移阵地本身十分复杂，但苏军在射击后可以快速后撤。”而苏军主帅朱可夫在评价日本炮兵时认为：“对方提前进行了精密的测绘，也准备了高精度地图，射击阵地也更好，但是和步兵的配合还很稚嫩。”

两军在后勤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物资集结速度上。当时，大规模兵力和补给运输主要靠水运和铁路，远离港湾和车站的战区只能依靠卡车输送。

为此，关东军集结了约2000台卡车，从战区到物资点之间路况较好，往返大致需要两天，理论上每天可运送约1500吨物资到战区，但日军此时又因中国战事吃紧，没有下决心把物资集中供应到诺门罕前线，白白浪费了距离和道路优势。

反观苏军，其最近的补给点距离战区也有650千米之遥，且路况不佳。为了保障供应，1939年7月朱可夫接任第57特别军指挥员后，就将手头3325辆卡车全部动员起来为8月攻势做后勤准备。

他下令在道路沿途设置6个补给站为车辆提供燃料和修理，并为车组提供饮食，24小时不停地向前线输送物资。因为运输任务过于繁重，日军还曾监听到苏军卡车部队对长官的抱怨通讯。

正是强有力的后勤组织，让苏军支援部队能源源不断地抵达战区，并保证现有部队的战斗力，这是苏军得以开展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基础。

最后，日军指挥系统混乱，运行笨拙且愚蠢，而且具有极端的封闭性。而苏军在战斗中的表现要好得多。

说起诺门罕战役，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从他身上就可以窥见日本陆军指挥系统之糟糕。1939年4月，此人就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称对于存在边境问题的地区，驻军指挥官有权单方面划定边界并在对方越界时予以回击。

1939年5月11日，蒙古国和伪满洲国警备队在诺门罕地区发生冲突，日军23师团见状马上致电关东军司令部，要求派出部队支援。司令部本着不扩大事态的考虑回电拒绝，辻政信竟私自撕毁电报，在派兵同意书上代替关东军司令签字，23师团得以出兵，这就成了诺门罕战役的开始。

战役结束后，包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等在内的九名将官被解职后转为预备役。按理来说，假传军命的辻政信少佐肯定要施以重罚，但以参谋本部总务课长笠原幸雄少将、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大将为首的一班高官为他求情，最后也只是被贬到第11军去做宪兵司令，后来东山再起逐步晋升至大佐军衔，并指导了太平洋作战。

而从一开始就在第一线作战的联队长们（一般是大佐或中佐）除了战死外，几乎全部自杀，其中四人还是战后在上司的劝告下自杀的。长官如此，基层的士兵就更惨了，因为打了败仗“受尽屈辱”所以不准回国。

这就意味着他们刚从苏军坦克履带下捡回一条命，就注定要被派往战事最凶险的地区送死。后来，日本作家伊藤桂一在其作品《静静的诺门罕》中写道：“军队高层已经向部队发出暗示，要求他们不得将参加过诺门罕战役的士兵送回国内。”

与日军混乱的领导相比，苏军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和1938年张鼓峰事件中，锻炼出了一批熟悉现代战争的指挥官，指挥效率高于对手。

英国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评价苏军主帅朱可夫，说他在这场战役中确立了自己的指挥风格：“强大的领导力、大胆的进攻、陆空联合战术的运用、敢于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巨大牺牲的准备，以及在巨大压力下保持冷静的作风。”诺门罕之战是朱可夫的成名战，对他在日后苏德战争中的指挥风格影响甚大。

此役中，苏军付出了约8000人阵亡、16000人负伤的惨重代价，再加上欧洲局势急转直下，无意继续扩大战果，所以加紧与日本谈判。日军在此役中阵亡约7600人，还有8647人负伤，装甲车辆和战机的损失比苏军小得多但并未达成战略目标，实际上已经输掉了战争。1939年9月15日，双方签订停火协议，日本被迫退让，接受了蒙古国的边界主张。自此诺门罕战役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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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