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倡办时间已久，只是因为各方面条件不甚成熟，始终没有形成势力，研究所一直依附在历史系和国文系，有名无实。直到刘世传任齐大校长，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才算正式立项，迁校成都方正式开案研究。第一要务就是聘请在史学界颇有影响、学术成果丰硕的顾颉刚出任主持日常所务的主任，校长刘世传虽为所长，其实只是一个挂名，真正主持国学研究所工作的是顾颉刚先生。

作为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国学所的建设、发展，尤其在延聘研究人员、出版学术期刊及其著作方面贡献卓著，也是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抗鼎之才。顾颉刚曾在多所著名大学任教，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桃李满天下，曾经的同事中也不乏佼佼者，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在学界的威望，可谓召之即来。只是当时的条件实在困难，齐大在成都，而他需要的众多研究人才却远隔千里，或在北京、上海，或在香港、云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要说路途遥远，颠簸不平，就是江南江北也未必互有音讯。顾颉刚最想也有可能延请到的人有钱穆，他是江苏无锡人，与顾颉刚的故乡苏州相距不远，算得上老乡，况且钱穆就在苏州教书，是相交多年的知己。此时，钱穆正改名隐居在苏州，埋头写作他研究数年的《史记地名考》一书。第二位是吕思勉，江苏常州人，也算是顾颉刚的老乡，早年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做事，当过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理校长。著作等身，名著有《白话文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等被严耕望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家”，另外三位是钱穆、陈垣、陈寅恪。第三位是杨宽，是吕思勉在光华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他在顾颉刚“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基础上，以神话分化学说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了全面考察，系统还原了古史传说与人物的神话本相，深刻揭示了由神话到古史的演化过程。顾颉刚对这位小自己21岁的后起之秀十分看重，亲自致信予以邀请。另一位是顾廷龙，既与顾颉刚为世亲，是高顾颉刚一辈的从叔，也是顾颉刚的学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与顾颉刚编纂《尚书文字合编》，在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再就是童书业，他是顾颉刚的学生和助手，被老师称作“最知我者”，追随顾颉刚做助手时，其工钱和食宿都有老师个人支付。

但是，当时这些被顾颉刚看上的人都因各种困扰无法脱身，顾颉刚便聘任他们为齐大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他们的研究课题都悉数列入研究所研究计划，同归齐大国学研究所出版发行。被顾颉刚主任招致麾下先后进驻齐大研究所的研究员有杨向奎、胡厚宣、张维华、朱东润、孙伏园、严耕望、沈镜如，钱穆更是在顾颉刚去职研究所主任之后继任其职，使齐大研究所后继有人，再造业绩。

顾颉刚在齐大国学研究所的另一个贡献是，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号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影响力很大的研究杂志、丛书以及报刊。他创办了《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还有与华西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这些刊物不仅在当时颇受学界关注，现在仍然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责善半月刊》于1940年创办，“责善”取义于《孟子·离娄下》的“责善，朋友之道也”，含有同道互相切磋以期于至善的寓意，很有些平等以求、共赴大业的意思。《责善半月刊》发表的顾颉刚《浪口村随笔》、钱穆的《思亲疆学室读书记》、张维华的《读史札记》、杨向奎的《绛史斋杂抄》、张维思的《冰庐读书随录》，一改过去史家严肃生硬的叙史风格，以轻松活泼的文笔，娓娓道来，大受读书人喜欢，一时成为争睹红刊，形成《责善半月刊》独有的特色。这本颇受读者偏爱的《责善半月刊》有序出版了两年，共48期。

毕竟《责善半月刊》是一本厚度不够的刊物，受字数所限，很多篇幅较大的有思想有见地的长篇大作无法上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顾颉刚又在同年创办了《齐大国学季刊》，无论厚度长度都远超《责善半月刊》，而且印制非常精到，白色连史纸，线装，深黄色封面上的白色签条由顾颉刚亲自题写，为《齐大国学季刊》增色长脸。因成都印刷条件所限，“季刊”共出版两期，发表了丁山、张维华、姚名达等史学界名流的文章，同样产生很大反响。

与以上两种刊物不同，《齐鲁学报》一直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出版，以发表受聘担任齐大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住在上海的学者文章为主，有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钱穆主编，刊发过吕思勉、钱穆、杨宽、童书业、唐长儒等人的文章，共出版四期，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城市发行，影响力不及《责善半月刊》和《齐大国学季刊》。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最初由同样迁校至成都的华西、金陵、齐鲁三所大学的研究所主办，第一期在上海出版，从第二期开始在成都出版。其后，燕京大学迁至成都也加入到《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的编辑出版行列，成为四校合办，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而停办。

齐大国学研究所除了出版发行上述刊物，还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著汇编”的形式结集出版大量学术专著。有赵泉澄著《清代地理沿革表》，吕思勉著《先秦史》，童书业著《春秋史》，杨宽著《战国史》，顾廷龙、潘承弼合著《明代版本图录》，容肇祖著《明代思想史》，以及陆翔翻译的法国汉学家的论文集《国闻译证》。

齐大国学研究所初期设在成都市区，后来搬到北郊的赖家院子，钱穆、胡厚宣、杨向奎、张维华先后住进赖家大院，一时成为成都的文化大院。前来拜访的人开始增多，尤其慕名而来要见顾颉刚先生的人使之应接不暇。离开成都市区时，顾颉刚在《责善半月刊》刊登《启事》，说明真情，谢绝闲来无事者登门拜访，实属无奈之举。其中有这样的字语：“社会各界宠交逾分，柬帖时颁，有志青年谬谓可师，轩车日止。颉刚性不绝人，来者百千，一一肆应。休息无时，寒温失卫，遂至今春疲极而病。”“积周年之痛苦，经长期之考虑，决意舍弃都会生活生涯，移家村落。今已迁去，颇得天然疗养之效。”

1941年秋天，顾颉刚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主编《文史杂志》，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之职有钱穆接受。据齐大国学研究所胡厚宣回忆，顾颉刚去重庆办《文史杂志》并未辞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而是由钱穆代为主持。三年后，钱穆离职，顾颉刚归位主任没有再下聘书，也无文件可查，一切顺理成章，似乎中间三年顾颉刚从未离开过，他依然是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二度出任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的顾颉刚，一直到抗战结束齐大济南复校，才正式结束履职，由考古学家吴金鼎接任齐大国学研究所主任。

1949年之后，顾颉刚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二十四史”总校，1980年在北京病逝。

（大众日报客户端 许志杰 报道）

责任编辑： 傅欣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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