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

“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 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情，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的事业。”

——宗璞

1915年，由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介绍，冯友兰认识了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三姑娘任载坤，任女士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比冯友兰年长一岁，够得上当时“新知识，旧道德”的标准，很快冯友兰便和任载坤订了婚。

任载坤（1894年~1977年），字叔明，河南新蔡人。其父任芝铭是清朝的举人，辛亥革命的元老，冯友兰与任载坤是由任芝铭先生的学生、冯友兰的同学金松岑介绍认识的，他们是自由恋爱，双方家长都未曾干涉。任芝铭没有儿子，有6个女儿，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妇女解放，让女儿们都不缠足，并送她们到外地上学。任载坤于民国初年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两人订婚时有约定，等任载坤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才能结婚。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设本科和专修科，关于婚姻问题，专修科没有什么限制，但本科只收未婚学生，如果中途结婚，就要退学。当时在北京，北京大学是男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女子最高学府，两人各居最高学府，恰好两人都是1918年毕业。这样的结合，在全国也可以说独此一对佳偶绝配。

1918年夏，冯友兰与任载坤在开封结婚。结婚后，两人一起回冯友兰故乡唐河。冯友兰要带着新媳妇任载坤回家省亲，有人劝他们暂时别回去，怕他母亲不让任载坤出来工作。冯友兰说我母亲肯定不是那样的人。果然，在家没住几天，母亲就“撵”他们走，并说：“我不要媳妇在家照料、伺候，只希望你们在外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冯氏兄妹的成才，与他们的母亲吴清芝老夫人有很大关系。她不但教子有方，而且思想开明。在那个时代，她不但积极培养子女，而且还理解和支持他们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冯友兰的一首诗说：早岁读书赖慈母，接下来的第二句便是：中年事业有贤妻。

结婚后，冯友兰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任载坤则任河南女子师范预科算术教员。他们婚后的生活有诗为证：

皎洁中秋夜，相将步月行。

千家同庆喜，万里共辉明。

知己存卿我，新婚若弟兄。

上忘下不及，我辈太钟情。

何处潘杨第，吟歌信步行。

无风湖倍阔，有露月尤明。

银魄终年在，水容傍晚清。

苇芦君莫近，恐使宿禽惊。

从冯友兰新婚诗中可以想见，两人携手一起赏月，一起在湖畔漫步，卿卿我我的夫妻还不敢靠近湖畔的芦苇，以免惊起睡着的水鸟。其中“新婚若弟兄”句，看来夫妻两人平等，举案齐眉。这新婚诗传递出的夫妻恩爱、和谐，真好比沙洲上的鸳鸯。

望夫石

冯友兰与任载坤婚后育有四子，女儿冯钟琏，次女冯钟璞（作家宗璞，著有小说《南渡记》、《野葫芦引》），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多学有专成。显然是受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随着子女的出生，任载坤即主司家务。回首家庭生活往事，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说：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 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情，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的事业。

杨长春的《一代宗师存风范——亲友漫忆冯友兰》文章中写道，冯友兰在家里是一个“甩手掌柜”，他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以著述，这得力于夫人任载坤的倾力支持。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友兰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也不尽然，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在他身上倒合适不过。

西南联大时期，由于战争，许多教授的家眷还没到云南，贤惠的任载坤经常轮流请老师们到家里吃饭，尽管只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朱自清先生曾笑夸任载坤做的炸酱面非常好吃。

由于通货膨胀，当时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十分困难，于是，教授夫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赚点零花钱，维持生活。任载坤为了让冯友兰安心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丝毫不计较教授夫人的面子，设油锅卖麻花补贴家用；而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则卖“得胜糕”，寄予着抗战“一定胜利”的信念，此糕很受欢迎。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据冯友兰的回忆，教授们大都把从北方带来的东西在街头拍卖，家属们坐在街头摆地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文革”期间，冯友兰蹲牛棚，任载坤既担心他的身体，又担心他的安全，为了能见到他，便每天午饭前到牛棚附近张望，看到冯友兰排在“牛鬼蛇神”队伍里出来吃饭，知道他又活过了一天，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 任载坤天天站在那里眺望的地方有几块石头，后来被冯友兰命名为“望夫石”。任载坤还定期到“黑帮大院”，给他理发。生活上的细心照顾，思想上的默默支持，给了冯友兰巨大的精神动力，使他顺利度过了这段非常时期。

挽妻联

余世存主编的《常言道》中有一则关于冯友兰。“文革”中，他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1977年，任载坤突然吐血，送到医院，医生都爱理不理，有个女医生还说，“都83了，还治什么治。我还活不到这岁数呢。”宗璞在《父亲很幸福，父亲很委屈》一文中写道：“有一次，母亲昏迷中突然说：‘要挤水，要挤水。’我问她什么挤水，她说，白菜做馅要挤水。我的泪一下子就滴了下来。”

1977年10月3日，任载坤撒手西归，冯友兰作挽联送别妻子：

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

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

“期颐”，称百岁之人。“齐眉”，比喻夫妻相敬相爱终生。“碧落”，谓天空。上联写夫妻情深谊厚，相敬如宾，至老不渝，令人敬羡。下联写作者老来失伴而不灰心，却雄心倍增，更令崇敬。全联语言流畅、自然，可谓佳构。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在完成了自己的重要哲学著作后，驾鹤远行。1990年3月，他自拟了一幅95岁的预寿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的著述比肉体的生命更长久。他说：“哲学即仁学，即人学。是人安身立命之学，内圣外王之道，通天地境界之道。”

近来，网络上有不少人强烈批评冯友兰“文革”多变，有献媚江青之举。批评者自有批评的理由，但他们却忽视了人在历史中的复杂性，也许并不理解“哲学即仁学，即人学”。《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就冯友兰采访了宗璞之后写道：“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来谋取生存空间，委屈求全于一个苦难的时代。对委屈者的求全责备，是在为苦难的时代开脱罪责。”

对于冯友兰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寿则多辱，这是富于沉痛意味的表述，几乎成了一个谁也躲不过的定律。冯友兰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也许他对历史和人生有一点“悔”，但对天地人无愧。或许，他根本没有想这么多，他和妻子任载坤已经分离得太久。他们若能相见，相信冯友兰也会吟上一阕这样的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