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1924年，孙又对一个俄国革命家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

　　【正文节选】

　　戴季陶说孙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思想，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民生哲学”，实在过于武断，而孙中山对马林说的话，即强调他是自孔子以来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将对传统的继承定位在改革上，却大体上是可信的。立足于变革孙中山还将他的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接轨，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页。)对于一个长期居留日本，与明治维新志士有深交的孙中山来说，维新以来采用“和魂洋才”(类似“中体西用”)理论的实践，自然有深刻印象，他充分了解文明的善果，同时也充分了解文明的恶果。如果说，1911年以前由于他长期流亡海外，不晓国中情伪的话，那么，经过1912年游历南北各地，他已经明白“国情”，即“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须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民国政府成立十二、三年过去了，社会并没有多少进步，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振兴民族，关键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故他晚年对自由、平等、博爱讲得少了，大量的言论是提倡恢复民族固有的文化。

　　孙中山所强调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二千多年来被中国统治阶级尊崇的孔孟儒学。他提出“恢复旧文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把全部旧的传统恢复，让国人重新奉为经典，而是要恢复“一切国粹”，即传统文化中迄今仍然有用、菁华的东西。传统是观念形态，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有继承性的，只要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继承民族传统中的优秀部份，经过筛选，达到社会的认知，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孙中山主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就是这个意思。

孙中山手书礼记大同篇

　　孙中山晚年仍然致力于阐发其三民主义，他一方面承认，“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效法欧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认为三民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完全相通;另方面，他又在解释三民主义时将西方学说更紧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在国民党“一大”通过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内涵”之后，他紧接着又讲演三民主义，前后十八讲，其内容，显然与《宣言》多所不同。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宣言》中所讲的民族主义，对内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讲演中，他反对西方国家的世界主义，主张世界大同。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241、243页。)

　　将民族主义与旧道德衔接起来，三民主义与固有文化相契合，已进入主题。道德是内省的事，讲民族主义而言恢复旧道德，实际是将先儒“内圣外王”理论引入三民主义学说之中。讲到恢复日道德和国民的内省功夫，孙中山对军人、学生及普通国民，都有所要求。

　　早在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作军人精神讲话，便说，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三十年前提倡的这种革命，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他讲解“军人之精神，为智、仁、勇三者。”讲话通篇便是解释这个道理。这智、仁、勇理论何所从来?实出《论语·子罕第九》：“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孙中山以其现代意识，重新演绎，成为教育军人的理论武器。这篇讲演还说到军人的决心要准备成功、成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孔孟儒学的要义，孙中山用它来教育军人，足证他对军人的行为规范，仍以儒学为灵魂。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孙中山决定将广东3所大专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该校领导当局要求孙中山题写校训，以为师生准绳。孙中山经过思考，便题写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0个字。人所共知，上述五端，是《中庸》里记载的话(《中庸》原文是：“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程颐注：“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学、问、思、辨，落实在行(实践)，从做学问一途来说，迄今仍不能说有什么比它更好的过程，所以，今日中山大学仍执为校训，这是有其道理的。

中山大学校训

　　在孙中山遗著中，未见“内圣外王”的言论。但是，讲道德修养，便是讲“内圣”的功夫。在《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他说，当前新文化的势力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所以，他主张保存旧道德中好的东西，于是便讲这“八德”的价值。他要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讲仁爱，他引证“仁民爱物”;讲信义，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他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孙中山为福建培元中学学校题词

　　不仅如此，在恢复旧道德之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他所指的是，“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对这种世界各国都没有，为中国独有的瑰宝，是应该保存的。尤其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他认为，“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现在落后，是因为国人不讲修身。“孔子以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严谨。”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孙中山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学外国，要迎头赶上，“后来者居上”。中国还要讲古来施行的好政策，“济弱扶倾”，使小国能保持独立。总之，“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孙中山全集》第9卷，见第24l～253页。)

　　由此可见，孙中山讲恢复旧道德，是将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加以发扬，其遣词命意，犹如今人之昌言弘扬中华文化。人类社会之存活，当然要有法制，村夫野老也晓得，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法律意识要深入人心，知法、守法，不仅仅是使人知刑、畏刑、服刑，还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先是人心有序，然后才能社会有序。道德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其内涵的。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应当是其内核。孙中山以其严肃的使命感，以恢复旧道德、振兴中华为职志，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视。他讲述两个文明，即心性(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1912年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讲到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在《孙文学说》中，又讲心性文明、物质文明(《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在中国近代是第一人。他强调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相辅为用，从方向上说，也是正确的。

　　应当指出，孙中山主张恢复旧道德，并不是否定新文化或否定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在新旧冲突中站在旧派一边要求尊孔读经，他是企图使儒学现代化，用传统道德(不包括三纲五常这类糟粕)来补充三民主义学说中精神文明部分之不足，或者说，是希望将传统文化三民主义化，使之适应20世纪中国的发展，对于一个急切希望改变国家衰落状况的革命家来说，考虑到国情的种种实际，要新旧并用，他的设想，能说是不合理的吗?

　　如果说，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恢复旧道德的主张体现了新“内圣”即道德修养要求的话，那么，民权主义与《实业计划》，则体现了他的新“外王”，即实践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今请言孙中山所论儒学与民权主义的关系。

　　《孙文学说》写道：“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这里所指的合理、合情、合时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

　　孙中山十分推崇三代之治。他引用《孟子》“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的话，他说，“用七十里和百里这样小的土地来做根本，何以能统一中国呢?就是因为成汤和文王，都有很好的政治。”(《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26页。)由于有此评价，他对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行为，极为称赞，说孔子删诗书，作《春秋》，注意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功夫(《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6～567页。)。在《民权主义》讲演中，再次讲到他所称颂的古代政治。他说：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只有他们才“上无愧于天，下无作于民。”他们的长处，一是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另一个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 ”，“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所以几千年后都被歌功颂德。根据中国的传统，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如果应用民权，比较适宜得多，“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认为，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到。“现在欧美既是成立了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263页。)

　　孙中山在强调民权思想是中国固有思想的同时，也承认“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315页。)

　　孙中山一方面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出欧美传进来的”，这两种说法是不是互相矛盾呢?从表面上看，二者确实是不一致。在这里，刚好表现出孙中山思想融贯中西。他主张民主与科学，主张主权在民，全民政治，主张直接民权，以及五权宪法中的主要部份，无疑都是“ 规抚”西方的事迹与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中所缺乏的。但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实发端于孔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这点也是对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人民主体意识，孙中山从小耳熟能详，这些思想虽然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但因它合乎情理，又合乎时代发展需要，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有贯通之处，经过孙中山对于权与能的区分，吸收了中国官吏考试、监察制度的优良传统，一个主权在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兴邦建国”的民主制度，便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构思中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