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为何长期未获中共信任【2】

　　1928～1935年，中共认为在杨虎城军队中的“唯一责任”，“仍应是破坏他们的力量”

　　在对杨虎城的示好持不信任态度的同时，基于“军阀皆反动”的判断，加上认为“杨虎臣（即杨虎城）勾结蒋介石将要清党，非常明显”。

　　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军委在处理杨虎城等部队的工作问题时，应该“在此军队中的唯一责任，仍应是破坏他们的力量……决不要因为师长、旅长、团长中有了我们几个同志或者某军长某师长等倾向我们，便梦想我们可掌握这些部队随意欲为。或更幻想为我们的力量来巩固这些部队，以便掩护工农运动甚至发动工农运动，这都是机会主义的见解”。现在的任务“是时时准备一连一连，一排一排或个人拿起武器，到工农群众中去，帮助工农暴动”。

　　这样，1928年4月8日，皖北特委策动刘集起义，但很快遭到失败。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努力，之后针对杨部的暴动、兵变不断，计有舞阳暴动、靖远兵变、两当兵变、蒿店兵变、耀县起义等，以至到1936 年杨与中共代表谈判时明确提出希望中共“不要煽动他的部队哗变”。这些兵变和暴动无疑加深了中共和杨虎城之间的矛盾。

　　杨虎城“对中共当时政策接受不了”，转投蒋介石，中共号召“推翻杨虎城军阀统治”

　　随着入党被拒和不断发生的兵变、暴动，杨虎城对中共的表现很是失望， 杨自己回忆说：“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

　　因此，当1928年秋中共派人游说杨虎城反蒋并希望杨带领部队靠拢苏区时，杨虎城权衡利害得失，便决定与中共保持距离了。（转引自《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此后，杨虎城先后依附冯玉祥和蒋介石，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大员。

　　这一阶段中共对杨虎城的基本判断始终没变，认为其在政治上是与中共对立的“小军阀”，在局部问题上与中共时有合作与妥协，带有很大的投机成分。

　　《陕西省军委报告》也指出，“杨虎臣对于革命本来是动摇不定的，当其困于太和无出路时，便想与我们接近，但土地革命的艰巨工作，他决然不能胜任，所以一经蒋介石派人拉拢、挑拨，感觉枪械没有出路，遂公开的向我们声明，要到南京去……（杨）普遍的在军中清党”。

　　《中共陕西省委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1931年10月10日）也曾宣传说：“去年国民党军阀杨虎城入关后，一切情形和冯玉祥时代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营业税、特种税、土地登记税、民团费、清乡费，各种压榨搜刮、摊派剥削、逮捕监禁，都是照旧。”

　　中共陕西省委视杨为反动军阀、刽子手，因此号召“暴动起来，推翻杨虎城军阀统治”，命令在杨虎城部队中工作的中共党员不断对杨部进行“瓦解兵变”，对于那些不愿意执行命令的党员就给他们扣上“叛徒”“托派”的帽子。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冲突，比如杨虎城入主陕西后决定兴修杨虎城戎装照。修水利，召回了陕西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另外还从德国重金聘请了两位水利专家，但是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却派人刺杀了两个德国专家，并且宣扬这是反帝行动。

　　1933年，杜衡还固执地放火烧掉了具有千年历史的香山寺，说这是反封建。这些举动造成了不好的舆论影响，也对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杨虎城虽与中共龃龉不断，但仍不愿与中共正面冲突，因此其在主政陕西时对中共仍是照顾有加。比如，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搞土地革命，杨通过杜斌丞资助刘部枪支和金钱。刘志丹在邻县被捕时，杨命南汉宸把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由于杨的保护，中共在杨部的组织一直秘密存在并迅速发展。如张汉民任团长的警卫团，1934年全团有中共党员200多人。

　　1935年成立的绥署特务第二团有中共党员近300名。国民党特务宋志先曾说：“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地方，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 这也可以看出杨对中共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