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烈士致敬］邓中夏指导创立农专党组织

　　

　　人物小传：

　　邓中夏（1894—1933），男，汉族，字仲澥，又名邓康，湖南省宜章县人。

　　1915年就学于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学习。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捕。1933年9月21日，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邓中夏是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 邓中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工人运动的领袖。

　　邓中夏二三事

　　 

　　指导农专党组织建设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1 年初，邓中夏指示杨开智（杨开慧兄）、乐天宇，在农专（我校的前身）组织社会主义（研究）小且。除杨、乐外，还有蒋文虎，三人组成社会主义小组，杨任组长。建立这样的小组，当时北京高等学校只此一家。

　　小组建立后，在短短的半年里，主要开展两方面的活动：一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马克思主义书籍首次传入农专；二是积极推动学校的改革（“改大”运动）。这个小组建立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不久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共农大支部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小组建立半年左右， 1921 年秋，根据邓中夏指示，在社会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建立农专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也是北京高校最早的团支部之一，成立时有团员八人。全体团员参加了当年北京团地委成立大会，选举了以邓中夏为书记的领导机构，此时北京市共有团员一百余人。

　　团支部的建立把农专的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22 年农专第一届学生会的组建；“农业革新社”的成立；积极推动“改大”并获得成功，都是青年团支部的重要贡献。

　　青年团支部工作的出色表现，为中共农大支部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中共北京地委的指示，于 1924 年 1 月，农大青年团（此时已改称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成立了农大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支部，乐天宇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农大支部是继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师大）之后，北京高校中成立的第三个中共支部。

　　有了党支部，农大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革命运动在校内外迅猛发展，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由最初的十余人，到 1926 年发展到五十余人之多，党员人数最多时占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不仅在农大学生中吸收党员，还在京郊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了由农大支部（特支）领导的公主坟、大瓦窑等三个党小组 （支部）， 1924 年吸收入党的大瓦窑小学教员张永祥是北京市农村最早的党员。通过农村党组织，农大支部藉以进行农民教育，开展农民运动，组织成千上万农民参加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农大党支部成为大革命时期北京地区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从社会主义小组到党支部，经过曲折发展的道路，前仆后继，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写就了农大历史光荣的一页。 

　　农大共青团、共产党的组织是在李大钊关怀下，由邓中夏直接指导建立起来的。农大党团曾经成为当年北京地方很有影响、有战斗力的革命堡垒，是北方局十分信赖的党团组织。因在农民运动中工作出色受到北方局党组织的表彰。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局于 1925 — 1927 年，曾从农大调用一批党团员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参加革命运动，农大为革命输出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干部。 

　　工运实践

　　在北京大学学到马克思主义后，邓中夏就决定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就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接济。邓中夏并不气馁，他总结教训后感到：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于是，他于1920年未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中共开展的现代职工运动就从这里开始。

　　

　　教书育人

　　1921年3月，由于在青年中的知名度和威望，邓中夏被河北保定“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新文学教授，讲授了3个月的新文学课程；同年暑假，他应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邀请，去重庆夏令营讲学会讲学，并指导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的“择师”运动取得成功；在此期间，他还一度成为长沙、宜章、广州等地学生运动的精神指导。

　　虽然邓中夏在保定开课第一天就声明“我没有教过课，更没有经验”，但其讲课的情形，据他当时的学生王森然在《回忆保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所写到的：

　　他的面貌白皙红润，眼睛光亮有神，在讲堂上讲课时声音洪亮，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讲到使人气愤的时候，他洁白的牙齿便咬住下唇，握拳怒视。他右手持粉笔，挽着袖口，左手拿板擦，边讲边写，边写边擦，一写就是一大黑板。头发、衣襟、袖筒上落满粉笔面，也不在意，时间久了，嗓音嘶哑，嘴角除了白沫，才喝一口白水，其实水里早已落下一层粉笔面，他看都不看，便咽下去了。他的这种忘我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平民教育

　　在开展“平民教育”的旗号下，邓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识字班。开始，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去讲解――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他在教文化的同时，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同时也赢得了工人的信赖。1925年，他到广东领导管港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多少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由于他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在上海学上海话，到广州学粤语。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讲，给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邓中夏在上海担负救援受难同志的工作，仍不顾过去长年曾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召集会议演讲。上海的一些老工人听后说：“您讲得真好，我们听后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邓中夏。他就是长相比您年轻一点，口音也不大一样。”

　　　　

　　接受处分

　　1930年，邓中夏从苏联回国，马上被派到洪湖同贺龙一起工作。因他没有搞过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加上盲动路线指导，在指挥上犯过一些错误。翌年末，他被撤职调回上海。有“过左”思想的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艰难生活。其间，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仍对党毫无怨言，对革命矢志不移。

　　视死如归

　　1933年夏，邓中夏不幸被捕，后来被押往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支部领导得知这话深为感动，马上动员大家掏钱为邓中夏买饭，并说：“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不能让他最后的日子那么苦。”难友们一听邓中夏的大名，纷纷捐钱，有的把衣物都卖掉，托着守到狱外餐馆订饭。邓中夏每次端过碗来，都激动不已，因为这一盘炒菜凝聚着的是同志们对革命正气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