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上海工人运动

_{刘少奇照片，1945年于延安}

 1、从长沙到上海“外国语学社”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这个从小喜欢看书学习的男孩，在宁乡读了多年私塾后，来到长沙求学。中学毕业，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刘少奇，已长成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1920年，22岁的刘少奇为了赴法勤工俭学，费尽周折，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愿望。

就在刘少奇重新寻找出路的时候，8月间，他在长沙从《大公报》上读到一条消息：湖南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刘少奇当即决定赴俄勤工俭学。他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苏俄很向往，因为他早已从报刊和书籍上知道，在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剥削和压迫，工人农民当家做主人，苏俄政府还主动废除了沙皇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刘少奇希望能去那里学习，渴望寻找理想的光明。

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于1920年8月成立，负责人是长沙船山学校的校长、50多岁的贺民范。他听说刘少奇刚从保定留法预备班毕业，立志追求真理，很是赞许。他介绍刘少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为刘少奇写了一封致“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推荐信，对刘少奇说：“你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吧，去学点俄语，那里会统一组织赴俄勤工俭学。”

刘少奇喜出望外，谢过这位信仰社会主义的老先生。1920年初冬，刘少奇带着这封推介信，和几位湖南青年结伴，买了船票，先坐小火轮沿湘江到岳阳，再从岳阳换江轮，在滚滚长江中顺流而下，直奔上海。

船靠上海码头，刘少奇等人一路打听，一路寻找，很快找到一处安静的房子。房子的大门口挂着一块并不显眼的小木牌，上面写着：“上海外国语学社”。上海法租界内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路铭德里六号），是一栋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上海外国语学社就在这里。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创办的。为了培养干部，上海发起组在1920年9月筹建了外国语学社，具体负责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的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学员主要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革命人士推荐选送，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俄语和革命理论后，派往莫斯科学习。

_{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1958年11月的资料}

外国语学社的学员经常保持三四十人，多时五六十人。学员挤住在这幢楼里，过集体生活。和刘少奇同班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等人。学员主要学习俄文，由杨明斋和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主讲，同时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陈望道这时刚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出版，他也常来这里向学员们讲解这本书。

刘少奇性格深沉文静，一心想学好本领顺利赴俄勤工俭学，所以对学习抓得很紧。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就是背俄文、看书，阅读陈望道翻译的那本《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封面上印着大胡子的马克思肖像，给刘少奇留下深刻印象。

1921年4月的一天，杨明斋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大家：“好消息，好消息！”原来，赴俄行程落实了。“去俄罗斯学习的事已经联系好了，要去的人现在就开始办手续。”杨明斋挥着手中的登记表，大声地说。

刘少奇对此盼望已久，二话不说报了名。同批报名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吴芳等十几名学员。根据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人去莫斯科的经验，出发的路线以乘船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再坐火车到伯力西行比较安全，他们决定走这条路线。

1921年5月的一天，刘少奇等人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邮轮，离开上海，经黄浦江驶向大海。这是刘少奇第一次去莫斯科，去学习，去寻找理想的光明。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

2、第一次前往莫斯科的艰辛旅程

驶向海参崴的轮船在海面上颠簸航行，途中在日本长崎港稍作停留，然后继续航行，终于驶抵俄罗斯远东边城海参崴。

1921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当时还不能控制俄罗斯所有地区，在远东的管辖范围只达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从伯力到海参崴，仍被日本军队统治着，共产党处于非法状态。

刘少奇等人在海参崴上岸后，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虽有杨明斋写的介绍信，但人地两生，不知道该找谁接头。好在海参崴住着很多中国人，他们很快找到一个中国人开的小旅馆，先住了下来。

安顿下来后，他们几人结伴在街上溜达打探，发现海参崴有专门的中国报纸。刘少奇心中一机灵，说“找这家中文报社去。”几人按着报上的地址，找到这家报社，悄悄地向报社总编辑打听：在哪儿可找到布尔什维克？

这位总编辑看着几个中国青年，心领神会，不问干什么就介绍了一位“熟人”——有着海参崴大学教授公开身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人员伊凡诺夫。在报社总编的指点下，刘少奇等人见到了伊凡诺夫，向他出示了杨明斋写的介绍信。伊凡诺夫看了信，神情严肃地对中国青年说：“抓紧乘车去伯力，不要在海参崴久留！”这时海参崴正在闹鼠疫，对流动人口的检查比平时更严格！

伊凡诺夫担心的事还真就发生了。由于刘少奇他们进进出出旅馆，受到严格检查，这一行人的行踪引起了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的注意，以为这些年轻人是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派到俄国来的。一天，几个领事馆人员突然来到他们住的小旅馆，把刘少奇、吴芳等几个年龄稍大点的带走了。

“你是干什么的？”刘少奇被带到领事馆，一个当官的气势汹汹地问他。

“做裁缝的。”刘少奇沉着回答。海参崴有许多来自中国南方的打工青年，大多从事理发、裁缝等手艺活儿。刘少奇坚称自己是裁缝，讲的又是满口湖南土话，领事馆人员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他们放了回去。

发生了这事，刘少奇等人决定尽快离开海参崴这个是非之地。集体行动太引人注目，他们便三三两两地分散上车，约定到了伯力再汇合。刘少奇和另外4人一起，坐上火车离开海参崴北上。

海参崴和伯力之间的伊曼河，是日本军占领区和苏联红军控制的分界。这段交界区域是危险地段，盘查很严，不当心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一点，刘少奇等在国内出发前已经知道，所以在车上格外小心。

车过伊曼河时，旅客们要下车一个个接受检查。任弼时那两天正感冒发烧，被怀疑是鼠疫患者而被扣下，其他人都顺利通过检查，准时到达伯力。两天后，任弼时也巧妙地通过检查，坐另一趟车赶了上来。

伯力已是苏俄红军的天下。刘少奇、任弼时等会合后，很快找到了红军。

当地红军热情地接待这批来自中国的年轻客人，吃住都免费。在这里，大家不再躲躲藏藏，而是自由自在地活动，一路上那种担惊受怕的心情一扫而光。

从伯力到莫斯科，本来可以坐火车经赤塔直走，但由于战争的破坏，铁路很不通畅。刘少奇一行在伯力等了一段时间，总等不到他们十几个人能同上一趟火车的出发机会，只得分成两路行动。任弼时、罗亦农等留下继续等车。刘少奇、萧劲光等乘船先到海兰泡，再从海兰泡坐火车去赤塔。

从伯力到海兰泡的这段水路也不安全，船在黑龙江航道上行进，有时走在俄国水域，有时走在中国水域，往往会碰到中国军阀军队的鸣枪恫吓和强令停航检查。到海兰泡后，他们在当地红军安排下稍作休息，便上了开往赤塔的火车。

上车不久，他们又在一个小火车站上被扣留了下来。

原来是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路上碰到一位红军将军，叫卡兰达什，他也坐这趟火车，他的司令部就在列车上。他的部队里有两个朝鲜师和一个中国支队。中国支队的司令看到刘少奇他们是中国人，又是学生、知识分子，想留他们在中国支队工作。刘少奇说我们要去莫斯科学习，但中国支队的司令无论如何要留他们。刘少奇就说：我们可以留下来，但增加5个人，总要得到卡兰达什将军的批准吧。这个支队司令就带他们去见卡兰达什将军。刘少奇对将军说：我们要去莫斯科，要去学习，我们是青年团员，可中国支队的司令一定要我们加入他的部队。卡兰达什将军还是比较清醒的，他说：“战已打得差不多了，没什么事了，你们最好还是去莫斯科，去学习吧。”这位将军很热情，见到中国青年就抱着亲，他给刘少奇他们挂了一节车厢，把他们打发走了。

赤塔是苏俄远东共和国的首都，刘少奇他们在这里顺利地找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帮助下，继续乘火车经伊尔库茨克，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向莫斯科进发。

最后一段的铁路旅行，仍是困难重重。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刚刚战胜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进攻，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破坏随处可见。房屋倒塌，道路、桥梁被炸，路旁躺着饿殍，不少城镇和农村了无生气。刘少奇等人乘坐的是一列冰冷的装货用的闷罐车，吃的是随身带的黑面包。由于没有煤，火车头用木柴火作动力。路轨状况很差，列车前进一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天寒地冻的林间，红军战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在抢修铁路，有时会遇到土匪骚扰。旅客经常被修路人员请下车，让他们上山搬运木柴。火车这样走走停停，十几天后才抵达莫斯科。

终于到达莫斯科了，已是初夏的7月。这一段行程，水路和陆路共7000多里，历时近3个月。当时，同行人中有些人看到这种严酷的场面，经历了这样的困难，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而刘少奇和另一些人却没有动摇。

3、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前，共产国际邀请中国、日本等还没有成立共产党的东方国家代表出席大会。中国共产主义者派张太雷为代表出席大会。列宁是这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列宁站起身来讲话，身子略向前倾，声音铿锵有力。

 _{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言}

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是在7月9日到达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将结束。大会把这些新来的中国青年安排在会议代表住的招待所，中国代表张太雷专门到招待所来看望他们。那几天，刘少奇等帮助大会做些会务工作，领了入场券去旁听大会。年轻的刘少奇见到主席台上坐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十分激动。这一幕，深深刻进了刘少奇的记忆。大会闭幕时，全场响起国际歌，刘少奇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之门和奋斗目标。

大会闭幕后，刘少奇等很快被安排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这所学校刚创立不久，它的由来是：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问题的提纲，决定办一所大学来培养东方各民族的革命干部。这所学校在1921年5月创立，由斯大林担任校长，学员有来自远东各国的革命青年，也有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的干部。学校的地点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娅大街15号，是一幢5层的楼房。刘少奇等人就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在学校的食堂用膳。

_{（历史照片）东方大学的教学部和教室在《消息报》编辑部旁边的五层大楼中（图中大楼），这座房子没有保存下来}

就在刘少奇即将进入东方大学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上海、嘉兴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莫斯科东方大学共有学员五六百人，按学员国籍编班。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袁达时、曹靖华、蒋光慈等30多人是第一批中国班的学员，是东方大学里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这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煤炭等基本生活资料极度缺乏，饥荒现象随处可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只对红军和儿童、高级知识分子有所照顾。东方大学的外国学员享受红军士兵的待遇，每人每天一磅半黑面包，但没有黄油和肉类，蔬菜也极少。吃午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但这已是受优待了。当时中国学员多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经常饿得爬不动楼。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的，不管大小，一人一双。冬天穿着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帽子上面有一颗红五星。冬天屋子里没有暖气，学员们晚上睡觉只好挨冻。

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很紧张。中国班开设了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和俄文等课程。学校还专门请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瞿秋白等人来当翻译兼助教。学员一般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到街上去站岗，星期天做工或进行军事操练。有的时候，学校还组织学员参加外面的义务劳动或参观访问。凡参加军训或站岗的学员，由于体力消耗大，可以加发半磅左右的面包，但这些面包的质量很差。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的这段学习生活极其艰苦。 

_{（画）1921年，共产国际“三大”，瞿秋白采访列宁}

学员们在东方大学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和经典著作，受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环境的熏陶，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刘少奇把困难作为磨练自己的机会，保持着乐观饱满的精神状态。在1922年的新年晚会上，平时少苟言笑、从未演过戏的刘少奇，居然和萧劲光等一起上台，为全校师生表演了文艺节目，他们演了一出反映中国军阀和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小戏。

 _{（历史照片）位于普希金广场上的电影院大楼， 那里曾是东方大学的俱乐部}

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党员。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中国学员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便第一批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刘少奇担任了支部委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刘少奇是在经过多年追求革命和反复思考后决定加入共产党的，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定而明确的。1922年初，东方大学让学员们填写“团员调查表”，在“现在愿做何事”一栏中，刘少奇填写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

东方大学预定5月份放暑假。在暑假开始前，校方通知一部分中国学员结束学业准备回国。刘少奇等几个人根据工作需要派回上海。校方把到上海后同中国共产党组织秘密接头的地址交给了刘少奇等人，要他们回国后向中国共产党如实汇报东方大学和中国学员的有关情况。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中国青年一起，告别莫斯科，告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刘少奇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

1922年春，刘少奇回到上海，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正式成立了。

_{中共“一大”上海会址，今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

按照莫斯科东方大学提供的地址，刘少奇很快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接着又同中共中央机关取得了联系。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建立了中共中央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机关，党员人数有100多人，大多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像刘少奇这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见过较大世面的青年党员还不多。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局报到后，党组织就把他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_{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今成都北路893号}

中共早期组织成员自1920年6月始，就走进码头、造船厂、铁厂，开办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早在1920年的秋天，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就在沪西小沙渡工厂较为集中的地方，开办了一个工人半日制的学校，后改名为上海工人第一补习学校。这座学校的校址在今安远路锦绣里178至180号。李启汉主持这所学校。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关设在西门路（今自忠路）泰原里41号。后来党又在印刷、纺织工人中成立了工会。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一大”结束不久，党中央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在北成都路19号C（今成都北路893号）一幢普通的石窟门住宅里挂牌成立。如今，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的门外街边，伫立着一组由3个工人形象组成的铜色雕塑：一个工人手握大锤在呐喊，另一个工人抱起大石头向前冲，还有一个女工也在冲锋。雕塑背景是一本立式翻开的书本，上面刻写着：“中国的工人们呀 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走过这里，不禁让人想起早年中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场面。

_{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今建筑物街边的雕塑}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建党开始就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当时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是党用这样一个机关来组织和教育中国工人，这个书记部就是后来的“工会”。“劳动组合”这个词是从日语学来的，“书记部”就是秘书处的意思。书记部有全国总部（当时在上海），各地如广州、长沙、汉口、北京等有分部，那时的总负责人是张国焘。

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接受党组织分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做工人运动工作。1922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大会。

1922年7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今延安中路/老成都北路口）的一栋石窟门建筑里，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担任会议工作人员。大会开了一个星期，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会后，陈独秀找刘少奇谈话，派他回湖南工作，指定刘少奇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湖南这时已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立三、易礼容、夏明翰、郭亮、李六如等一批共产党人。

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少奇，在上海忙碌了几个月后，于1922年8月初，从上海出发，回到家乡湖南长沙。中共湘区委成立后，同全党一样，以主要力量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经过一段时间，安源路矿、粤汉铁路率先成立了工人组织。刘少奇被派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和毛泽东、李立三一起组织并领导了中国工运史上著名的安源大罢工。这是刘少奇从事中国工人运动的起点。

5、经历大革命失败后重返上海

1925年春天，刘少奇从湖南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激起上海工人极大的愤怒。中共中央决定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动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派中共上海领导人李立三筹建上海总工会，刚刚成立的全国总工会也委托副委员长刘少奇赶到上海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5月30日，英国租界向南京路上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开枪，上海爆发了20余万工人罢工的大规模反帝运动，即“五卅运动”。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地址在闸北宝山里2号（为罢工工人指挥部），刘少奇受命担任总务主任。7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成立。这期间，刘少奇指导解决了罢工运动面临的诸多困难和复杂问题，制订了“复工九项基本条件”等，当时刘少奇27岁。这场罢工运动一直持续到1925年9月底。经过3个月的斗争，日商、英商工厂的资本家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这时以邢士廉为司令的上海戒严司令部和警察局已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在工会的统一安排下，工人们有序宣布复工。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上海总工会组织的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

1925年至1930年间，刘少奇亲历了大革命及中国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时期，辗转广州、武汉、上海等地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考验，随后去了顺直、满洲工作。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凭着沉着冷静的应对和多方营救，才化险为夷。

1930年3月下旬，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调回上海工作。

回到上海后，有一个短时期，刘少奇到上海原来工作过的沪东区从事工人运动。先后在恒丰纱厂、公大纱厂建立起党的支部，并逐步扩展到杨树浦自来水厂等厂。在上海工作期间，刘少奇了解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集中了中国近三分之一的近代产业工人约80万人，工人组织程度之高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设立租界，开办工厂，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上海工人早就深怀怨愤，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时有发生。

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随刘少奇一起来到上海，这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刘少奇与何宝珍是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时相识、相恋、结婚的。为了革命工作，多年来何宝珍随刘少奇辗转南北，只好将两个孩子送回家乡寄养。这次回到上海，何宝珍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刘少奇有忙不完的工作，晚上何宝珍就坐在灯下，默默地为他抄写文件。

当时在日商经营的纱厂里有一种“包身工”制度，那些赤贫的包身工女性，工作和生活的状态极为悲惨。这些从外地农村买来的女工，栖身于鸽子笼式的简陋住处，吃喝拉撒都在一室，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有些人就睡在马桶边上；一日三餐食不果腹，吃的是霉味杂碎米汤，却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天不亮就被工头叫起，运货、扛包、拆包、摇线、纺纱、挡车、织布……一直干到星夜；没有人生自由，不能随便离开厂房，不能随便外出走动，甚至工作时不能随便上厕所（上厕所规定时限）；被搜身、检查、训斥、辱骂、殴打是家常便饭。她们没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更没有人的尊严，猪狗不如。

1925年引发“五卅运动”的顾正红事件，正是上海工人阶级对这种黑暗势力的激烈反抗。直到1930年以后，这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仍在继续。左翼作家夏衍对包身工怀着极大同情，于1935年写下报告文学《包身工》，深刻揭露帝国主义资本家的罪恶。

刘少奇和何宝珍了解到日商纱厂工人的状况，痛心不已，义愤填膺。他们深知：上海这座城市的工人阶级富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流淌在工人阶级血液中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的先锋力量，将会像火山爆发那样喷涌而出。刘少奇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从事工人运动，上海是他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再次回到上海从事工运工作，他感到责任重大。

6、领导沪西工人反日大罢工

1930年6月，刘少奇已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从上海出发，经大连、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7月到达莫斯科。这是刘少奇第二次来到莫斯科，想起10年前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刘少奇感慨万千。

会后，刘少奇留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多次在大会和报告中表述他对中国职工运动策略问题的看法，但不被“赤色职工国际”认可，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因刘少奇和“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的观点不合，他无法留在“赤色职工国际”继续工作，于1931年秋离开莫斯科返回上海。刘少奇回到上海时，正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职工部，以加强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这是他回到上海后接受的新工作、新任务。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形势变得复杂多变。1月的上海，寒风凛冽，但“一·二八”抗战烽火燃烧着上海的土地，抗日救国的热浪阵阵扑来。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举起抗日大旗，中共江苏省委组织上海各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支援十九路军。

中共沪西区委先后建立了“沪西区罢委会”及各日商纱厂“罢委会”，具体组织和领导沪西工人反日罢工斗争，把原先反对取消月赏和反对关厂停工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的抗日总同盟罢工。

刘少奇来到上海后，十分关心沪西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具有丰富的工运领导经验、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持有敏锐而全面判断力的刘少奇，认为上海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像这样数万人的大规模罢工，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是多年未有的。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工人进行一次政治训练，让工人群众经受一次锻炼，也给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一方面在赤色工会中发动群众，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成抗日同盟；另一方面，他又提醒各级工会：上海工人的力量尚未强大到可以直接推翻国内外反动势力，因此在斗争中要注意策略，不可冒进。

1932年2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来到沪西会场，领导召开了上海各业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工人反日会”），刘少奇为“工人反日会”起草了章程。大会号召上海工人阶级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前线，各厂工人成立日货检查队，没收日货；封锁对日本军队、机关及资本家的一切供给；设法截断对日本军队、机关及资本家的水电供给。

这年刘少奇34岁，性格沉稳，思想深刻，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感情。他和罗登贤、张浩、饶漱石、帅孟奇等中央及省委领导来到沪西，为区“罢委会”的同志分析形势，指导沪西工人反日大罢工。刘少奇感到，沪西工人在反日罢工中做出了重大牺牲，本来就一无所有，靠低微的工资度日，罢工以后更是毫无分文收入。3万余罢工工人，连同家属近10万人，吃饭、住房都是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他及时纠正罢工初期党内某些人空喊武装斗争口号、忽视群众生活问题的倾向。沪西区“罢委会”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一方面组织罢工工人向社会局、地方维持会要求发放救济米，迫使社会局和地方维持会拿出救济款大洋3000元和救济米600担；另一方面组织宣传队和募捐队走上街头，开展反日罢工宣传和募捐活动，为大罢工提供支持和保障。

宋庆龄获悉数万工人坚持反日罢工斗争，吃饭住房十分困难，便亲自筹措了2万元经费，直接将支票交给“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请他转交沪西“罢工会”。但是，党内有人不同意接受宋庆龄的捐赠。刘少奇知道后，指出这种态度的错误。他说：宋庆龄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为声援上海工人的抗日行动而捐款，表现了她一片爱国之心，也是对上海工人寄予厚望，应该接受这笔捐款。“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收下了宋庆龄的捐款，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宋庆龄后来还订购沪西一家米号的粮食，专做罢工工人的救济米，又带头捐助大洋1500元。沪西“罢委会”把救济米和社会各界的捐款通过各厂，按月份分发给罢工工人及家属，并利用募捐款在石灰窑一带盖起一批简易草房，让无家可归的工人及家属有家可住，为反日大罢工创造了物质条件。

因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出市区，沪西反日大罢工被推向斗争的前沿，沪西成为上海人民反日斗争的中心。中外反动派调动武装军警，严密监视和镇压工人反日斗争，派出工头挨家挨户诱骗工人复工，挑拨工人群众的团结，企图动摇罢工阵线。沪西区“罢委会”及时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一方面组织力量进厂揭露厂方复工阴谋，派工人纠察队警告和打击工贼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在英华里、梅芳里、富来里等（今长寿路一带）罢工工人聚居的地方开办大锅饭，免费供应罢工伙食，时称“大锅饭运动”。这一举措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罢工运动一直坚持到5月初结束。

1932年4月下旬，资方勾结国民党政府和租界捕房，派出警察没收大锅饭餐具，捣毁炉灶，封闭各级“罢委会”，逮捕罢工领袖；巡捕和包探进驻各厂，监视工人动态……“工人反日会”于1932年2月成立，被资本家、国民党视为眼中钉，遭到镇压破坏，于5月被迫解散。

沪西反日大罢工，使日商工厂、银行、商店等营业损失达9100万银两，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大罢工在政治上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在共产党领导大罢工期间，沪西日商纱厂创立了赤色工会和青工赤色小组等，内外棉各厂创立了9个支部，在纱厂中（如申一厂、申六厂）建立了近百人的支部。罢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

刘少奇领导沪西反日大罢工的策略是对的，但很遗憾，遭到当时的临时中央批评指责。1932年3月14日，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负责人卢福坦（注：1933年1月叛变投敌）转达共产国际对刘少奇的批评，给刘少奇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撤消了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长的职务。刘少奇被迫离开上海。

1932年寒冬，刘少奇告别妻儿，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7、尾声

刘少奇离开上海，先乘船到广东汕头，同地下交通员接上头，然后由交通员带领，从汕头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换乘小轮船，溯韩江而上至大埔县。在大埔县中共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刘少奇黑夜步行偷越国民党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翻山越岭，攀藤附葛，到达福建永定游击区，再经长汀转道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一路走去，他坚信：不灭的星火，总有一天会燎原大地。

刘少奇离开上海后，根据党的决定，何宝珍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任全国互济总会的领导兼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她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志。她的营救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1933年3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身份暴露。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1934年秋，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刘少奇到达苏区不久后，在上海已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也从上海撤抵瑞金。不久，临时中央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为中共中央局。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设在瑞金城里的双清桥，既领导苏区的工运工作，也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由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

_{刘少奇在延安杨家岭窑洞撰写《论共产党员修养》}

1941年，毛泽东撰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指出：“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在刘少奇的人生中，1921年第一次赴莫斯科求学；10年后，1930年第二次赴莫斯科开会和工作，这两次经历，前后时间都与上海有关。而这两次之间的10年光阴，见证了他从一个向往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进而又成长为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