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逝世400年纪念：“归化”的背后

　　导语：在利玛窦到中国来的那个世纪，无论中国和欧洲，都处于一个历史临界点上，中西两个文明通过传教士在这个节点上接触了。利玛窦开始进行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比，其巨大的成果也许至今都未能超越，这种对比出自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基督教文明第一次被另一种文明来审视。彼时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方面，随着晚明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闭关锁国，我们要等到200多年后才重新看世界，而那时已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平等。

　　为“归化中国”

　　先“归化”于中国士林

　　万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公元1601年1月27日，北京城正忙于过年，此时一位自称大西洋陪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到北京，并带来了西方的“奇技淫巧”。这个意大利人就是利玛窦，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秋就已经从澳门进入大明帝国领土广东肇庆，那年他31岁，离开意大利在外传教17年。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1571年，他在罗马成为一名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训练之后，他在印度和中国澳门见习了5年，随后于1583年开始进入中国肇庆从事传教活动。在广东他结交的对象是地方长官，以方便传教，为此甚至用西洋物品来贿赂他们。利玛窦这个汉语名字，第三个字取自于《三字经》“窦燕山”，“窦燕山”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

　　对利玛窦在华传教起启蒙作用的是一位叫瞿太素的人，利玛窦与他的交往促使利玛窦知道要在中国传教必须获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于是，这位之前天真地认为像佛教僧人传道的意大利人，脱下了僧服改穿儒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1595年，他开始居住在南昌，并在那里用汉语编撰了《交友论》。在这里他结交的另一位重要朋友是白鹿书院的“圣人”章本清，是他四处疏通帮助利玛窦留居南昌，并在此建立一所耶稣会住院。“不必先问我们给多少人付了洗，在十四五年之间，领洗的不会超过百位。”利玛窦说这话时是1596年10月，他来中国已经超过14年了。尽管皈依基督教人数有限，但利玛窦本人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名声不断增长。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说，利玛窦所做的一切，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关心他的科学成就，从而使他们更易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写的《交友论》为他带来的荣誉和因此而得到的中国精英阶层的仰慕比他所写的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多。利玛窦将友谊看作是超越于获得金钱和其他物质考虑的某种东西，是一种将两个互不相干的身体连为一心的纽带。他坚信，道德的主旨会随着他的著作而显示生命力。利玛窦放弃在街头拉人入教的做法，他在与中国朋友们的宴会上、私下交流中传达上帝福音。到16世纪90年代后期，利玛窦开始将个人关系与科学方面的训练结合起来发展为一套促使别人皈依基督教的方法。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于同礼部尚书王弘海的友谊，利玛窦获准进入南京，他在南京的2年5个月里，广交权贵，熟读儒书，讲授西学，甚至和僧人舌战论道，这为他日后进京奠定了人脉和交往经验。在利玛窦的中国朋友中，李贽这个角色常常被忽略。在最初，利玛窦和李贽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但也是李贽为利玛窦能居住在北京出了很大力。李贽对利玛窦到中国来持欢迎态度，在他看来，利玛窦熟读中国经书，尊重中国礼仪，能用流利中文交流，“是一极标志人也。”利玛窦也试图让李贽皈依基督教。1601年，他在李贽等人帮助下被获准入京居住。

　　是几何学在1600年将徐光启带入利玛窦的圈子，当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于1604年考中进士，并在北京翰林院获得一个职位后，几何学使他们的友谊变得更牢固。他和利玛窦在一年时间里，每天早晨一起工作，逐行研读克拉维斯翻译的欧几里得的著作，这些著作在1607年出版。史景迁说：“中国学者对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科学的接纳是值得铭记的事。这些人都不是那些通过接受西方思想而获得社会地位的下层人物。这些人受的儒学传统规范熏陶并未使他们失去对西方科学的理解能力。”“在他(利玛窦)的帮助下，他们在重新找回中国已逝去的过去。”

　　利玛窦的成功在于他和他的同僚们拒绝了耶稣会内部所谓“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的武力传统。他拒绝了武力传教的策略，又没有权力强迫中国人改宗，相反时刻担心中国掌权者将他打成邪教头目。因此，为达“归化中国”目的，他别无他法，只好先自己“归化”于中国士林，他从道德、学问、文章三方面向官绅展示他有资格成为“儒”，以此曲线传教。

　　在北京的日子里，利玛窦真的如鱼得水，融入中国上层社会，表现之一就是无休止的宴会，而这也损害了他的健康。利玛窦临死之前最后的梦想也许是成为万历皇帝的神父，可是他从来没有和皇帝说过话。当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时，明神宗赐葬于阜成门外藤公栅栏。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厚葬这位洋人，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回应说，仅凭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就该厚葬。

　　基督教持续400年的

　　“中国礼仪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中西交流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基督教的交流有过多次高潮，比如唐朝时景教融入了中国，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明末传教和中西交流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特别是晚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为天主教传教和其他活动提供了契机；此外，晚明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科学技术有充分认识，所以当利玛窦们在传教之余向中国知识界“炫耀”西方科学技术是一个讨巧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利玛窦们的传教并没有与中国儒学传统正面冲突，相反，中国的士大夫看到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传统还有互补之处。所以从总体上讲，晚明向西学包括天主教敞开了大门。而利玛窦相回应的传教策略则是：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学术上高水准，生活上适应中国生活习俗。

　　令人遗憾的是，欧洲教会为如何看待“中国礼仪”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认为耶稣会在东方融入“中国礼仪”的做法是容忍“异端”。1700年代的康熙皇帝甚至还为“中国礼仪之争”写过证明书，说中国人祀孔祭祖是习俗，不是宗教和迷信，“这是一份极给面子的文件，等于屈中国皇帝之尊，请求罗马允许中国天主教徒行中国礼。”李天纲教授介绍说。康熙皇帝的策略是把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脱离与罗马的关系，并效忠其本人。但欧洲天主教会仍然没接受中国信徒保留儒家礼仪的要求。作为回应，康熙在1717年全面禁止传教。“利玛窦等人开创的中国天主教事业于百年后陷入困境，西方学者与中国儒者间的友善交往也几乎终止。”这场礼仪之争从17世纪初延续到20世纪，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深远影响。

　　李天纲教授说，“这场长达四百年的论争，让人们认识到，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在全球化的传播过程中必须兼容各民族的信仰传统、生活习惯以及各种人生观。”所以，利玛窦取得了成功。史景迁说：“设想一下，通过利玛窦基督教的中介，以及通过相互交流记忆方法提供共同的基础，中国儒家文化和经典的罗马文化两种传统互相对话确实有趣。”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那个世纪，无论中国和欧洲都处于一个历史临界点上，中西两个文明通过传教士在这个节点上接触了。耶稣会士发到西方的中国报道，在18世纪掀起了“中国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他们从报道中看到了中国的文官政治、官员选拔制度、监察制度，甚至是翰林院、私塾、园林等等。在那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但遗憾的是，在中国方面，随着晚明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闭关锁国，我们要等到200多年后才重新看世界，而那时已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平等。

　　专家对谈

　　信众增加反映的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恢复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卓新平(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

　　早报：这次国际论坛以纪念一位西方宗教人士来展开文明对话、宗教对话的讨论，其现实背景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人群的扩大，怎么看这种趋势？

　　卓新平：信众增加反映的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恢复。过去，中国人的信仰诉求是受到压抑的，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人的精神生活才开始正常。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信仰诉求就表达出来了，这种表达和诉求是多元的。这是正常、好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化。现在党和政府也持开放、开明态度。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的信仰诉求释放了，表现为信教人数不断增加，信仰方式更多元。

　　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和内容是多元的，诉求也是多元的。一部分信众是求安身立命，也无可非议，但这只是信仰一部分；另一部分人是精神的诉求，蕴含了更多哲理、思想的内容，比如那些事业有成的人回归精神诉求。

　　早报：当下应如何对待民间的宗教信仰？

　　卓新平：和谐社会的特点是多元共存。宗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部分。我们应鼓励宗教界贡献智慧，包括宗教对话，彼此沟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早报：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宗教对话，哪些因素干扰宗教对话？教内和教外人士的对话似乎也很难，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也不太认同。

　　李天纲：最主要是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不太明确，有时交叉，有时候分离，调节得不是太好。宗教作为信仰应独立存在，但我们的政策在调整过程中。政府在信仰领域少做一点，在文化领域多做一点。比如玉佛寺、静安寺，它们有很多钱，如果政府引导得好的话，可以做很多事，投入到慈善、教育等社会服务，这方面政府应鼓励，至于信仰部分，政府就不应该管它，当然也可能走火入魔，那就用法律去限制。

　　卓新平：教内、教外比较难平等对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彼此都有种自我优越感。两种优越感在一起就会有一点排斥。这只能依靠对话来消弭误解，彼此沟通，相互尊重。

　　我个人认为西方的批评有偏见。宗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西方都是不一样的，不要强求中国的宗教存在方式和西方一样。要看到中国的发展在这三十年有质的飞跃。

　　早报：宗教在中国未来社会中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卓新平：宗教在社会文化构建中，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慢慢地影响知识阶层重新看待宗教。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因素会越来越大，弘扬传统文化离不开宗教。在西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是从政教合一走向政教分离。我个人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宗教要积极参与政治，在这一条件下，获得政治对宗教理解以后，宗教要从政治上淡出，回归原来的位置，如社会建设发展。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三大任务，首先是社会建设如社会福利、社会慈善，大陆还没开展，政府要给他们空间。这也是让社会理解宗教的途径。第二个方面是宗教要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宗教极点。第三个方面是宗教本身的建设，宗教要像宗教，宗教不能换个方式享受世俗的追求。宗教体现精神修行、沉思、自我献身服务精神。

　　他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比

　　菲利普-米尼尼 

　　参与利玛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并与利玛窦合作最为密切的两位中国文人分别是徐光启和李之藻。其他曾参与利氏作品撰写或是在他书信和回忆录中提到的人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在肇庆，只是流传至今的姓名并不多。我们今天了解的至少就有70多位，他们或多或少与利玛窦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不仅限于文化。当然那些认识利玛窦，与之有过接触和交往的文人则当数以千计了，可惜已无史料可证。利玛窦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文人界掀起过强烈反响，这在《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中有所记录。

　　他们发现西方与中国以及其他各国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关于我们的新闻，以及我们新的教义、新的科学和新的哲学，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次良机，他们可以以此来丰富他们的书籍：他们有的介绍神父们来华的经历以及随身带来的圣像、钟表、书籍、地图和其他的机械装置，有的谈论我们所传授的教义与科学，有的翻印我们的书籍或是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用，有的则写了很多警句和诗歌赠给我们。这样，关于我们的事便真真假假地流传开来，这些传闻将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中存留数百年，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忆是美好的。

　　现在我们只谈一下曾与利玛窦有过密切合作的几位文人。1601年，李之藻说服刚抵北京的利玛窦绘制一幅比当时手头有的更大的世界地图，而且他自己出资刊印。1603年，冯应京出资要求利玛窦刊印《天主实义》。1606年，利玛窦答应徐光启的要求，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在《天主教传入中国史》的正文和前言中都曾提到。

　　适应与身份

　　对利玛窦的历史研究一直强调他对中国的适应。这是他中国经历的一个特点。适应并不意味着一种自然而然的策略，而是对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不得已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建议或要求耶稣会士接受中国文化，只有这样，传播基督教才会成为可能。利玛窦在两种文明的首次邂逅中将此付诸实践，并获得成功。而在此之前，这两种文明是并不相互了解的。

　　第二种属性与第一种有互补关系。利玛窦对他的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身份、对天主给予的才赋也有明确的认知。既然这些天赋并不来源于我们自身，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并确认它们就不是傲慢的表现，而是耶稣会士应尽的责任。如果耶稣会士不这么做，他就不是谦卑，而是懦弱。

　　作为外国人，他身份低微，曾被三次卷入重大审讯，后来因中国法官秉公执法才得以赦免。当时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将利玛窦在肇庆的家占为己有，修建祠堂以供奉自己的塑像，利玛窦与他做了坚决的斗争。南京一位官员勒令利玛窦回到澳门，但利氏并未照办，而是在南昌建了他的第三处寓所。他勇于在文章中对佛教、道教、理学进行攻击，招来了一些热衷于儒道释的中国文人的回击。在《天主实义》出版后，甚至中国朝廷中也形成了一股反对利氏的势力。在利玛窦最后一部、也是花费心血最多的伦理作品《畸人十篇》中，他又开始对佛教进行攻击，但语气较为缓和。这本书在三个特别敏感的问题上勇于向中国社会发起挑战。这三个问题是对死的忌讳、对神的敬奉以及对财富的追求。聚财是中国人实现现世天堂梦想的唯一途径。一位著名的佛门文人在读了利玛窦作品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客气地请他不要再批语他一知半解的宗教。利氏也回了一封长信，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甚至表示愿意为此献生。在他结束第一段的和尚生涯，开始第二段的儒士传道生活时，利玛窦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梦，梦中，他敢于向上帝抱怨，让上帝保证帮助他进入宫廷。

　　从利玛窦笔下的描述所体现的心理状况和从其复杂的中国经历中，可以看出利氏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笃信自己使命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个性和信仰，在中国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承担了不同文明对话的重任。

　　两种卓越文明的对比

　　利玛窦开始进行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比，其巨大的成果也许至今都未能超越，这种对比出自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基督教文明第一次被另一种文明来审视。利玛窦接受了挑战，很快他就明白了两点：(一)中国人秉承宗教实用主义，对基督教并没有偏见，需要向中国人展示基督教的优秀之处；(二)要向中国人展示基督教的优秀文明，还没有现成的工具，因为对话者还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来理解它。利玛窦意识到中国人会从他的为人处事，从他本人的信任度上来判断他所代表的宗教，于是在1595年前后，利玛窦及其同事做了很多工作，希望获得中国人的重视。利玛窦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比，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词来定义这种对比的性质及方法，那么最合适的词也许只有一个：卓越。

　　利玛窦以崇敬的心情描写了中国的卓越之处：辽阔的疆土、悠久的历史、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利玛窦认为中国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比欧洲要先进得多。越了解中国人，利玛窦就越钦佩中国人的聪明才知。他很自豪地把李之藻的《圜容较义》送给克拉维乌斯(Clavio)，并说，“如果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逻辑和辩证法，他们肯定会成为不亚于我们，甚至胜过我们的哲学家。”

　　在这两种文明卓越之处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依纳爵学说与孔子学说的两个共同特点。在《耶稣会章程》中，依纳爵要求博学，但在判断和自行决定时，必须遵循规则，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博学，那就必须在某一方面拥有专长。”为了说服利玛窦致力于《几何原本》的翻译，徐光启说：“吾先生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暗中摸索耶。既遇此书，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