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记革命烈士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又名振青，字飘萍，笔名阿平等，浙江东阳人。14岁中秀才。190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毕业后回到金华，被金华中学堂聘为国文和历史教员。1912年任杭州《汉民日报》主编，从此开始报业生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汉民日报》被查封，1913年8月被捕入狱，后经亲友营救保释出狱，亡命日本，在华侨和留日学生中进行反袁活动。1916年春回到上海，主持《时报》、《时事新报》笔政，投入护国倒袁斗争。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并受聘任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导师和《国民》杂志社顾问，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

1919年5月3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号召学生奋起救国，成为五四运动的发轫者。后遭军阀政府通缉，《京报》被查封，再次流亡日本，被聘为《朝日新闻》社特约记者。在日期间，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撰写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重要著作。1920年回到北京，复办《京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直书奉军暴行，再次遭军阀当局通缉。4月24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捕，26日被杀害于北京天桥。1946年4月，毛泽东亲自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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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的青少年时期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在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的一个寒儒家庭。他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全靠父亲邵桂林教书薪金维持生活。1886年底，邵桂林带着妻子儿女，迁徙至金华。在金华，邵家租居芝英考寓，并顺利办起了私塾。邵飘萍幼承家训，5岁起随父读私塾，他天赋聪明，9岁便能写诗作文，14岁考中秀才。

1906年秋，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在校就读期间，邵飘萍十分钦佩秋瑾献身革命的精神，并与她建立了通讯联系。秋瑾被捕前三日，曾写信给邵飘萍，可惜当他收到此信时，秋瑾已壮烈殉国。1911年，邵飘萍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毕业后回到金华，在金华中学和长山书院教授国文、历史。不久，他参加南社，投身反清斗争。这时的邵飘萍，思想上已经由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转为崇拜孙中山，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追随者。邵飘萍喜爱新闻事业，钦佩报人不怕身遭斧钺的勇气，知晓报纸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同年年底，邵飘萍辞去教师职位决心去杭州办报。在杭州，他登门拜访新闻界前辈、《汉民日报》社经理杭辛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邵飘萍当即被聘为主笔。邵飘萍从此进入新闻界。鉴于在《汉民日报》表现出的能力和爱国思想情怀，邵飘萍被浙江新闻界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1912年春，杭辛斋被选为国会议员离杭赴京，邵飘萍接任《汉民日报》经理之职。

由于邵飘萍主笔的《汉民日报》敢为民众权益仗义执言，遭到亲袁世凯势力和地方当局的忌恨。他们收买地痞流氓在夜里潜入《汉民日报》社纵火，企图烧死邵飘萍。幸亏及时发现，邵飘萍才幸免于难。他们还唆使歹徒暗候在报社附近，趁邵飘萍外出时将他撞倒在地以示警告。然而，邵飘萍不为所惧，继续在《汉民日报》上发表针砭时局、揭露贪官污吏的署名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势力伸入浙江。邵飘萍不畏强权，对袁世凯政府当局鞭挞不停。他撰文揭露袁氏亲信、浙江军政执法处处长许畏三残杀无辜的罪行。1913年8月10日，浙江省当局以“言论悖谬，扰害治安”及“二次革命嫌疑”的罪名查封了报馆，逮捕了邵飘萍。后经亲友营救，邵飘萍获准保释。

邵飘萍在杭州办报的三年中，因坚持以笔为枪，与浙江贪官污吏进行坚决斗争，先后三次被捕，下狱9个月。他第三次出狱后，为暂避袁氏势力的迫害，于1914年春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

当时的东京，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本营，邵飘萍在这里结交了张季鸾等一批立志革命的朋友。他曾登门拜谒孙中山，并与黄克强以及同乡陈英士、黄膺白、陈友仁等相熟识。后来，他又认识了李大钊，并结下了文字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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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与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二期起改名为《新青年》，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北京大学新闻研究学研究会”和“国民杂志社”是北大著名的进步社团，蔡元培校长和时任《京报》社长的邵飘萍起着重要作用，邵飘萍兼任研究会导师，在讲课中，他提倡新闻记者要“尽自己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不乱。”他除讲述一般的新闻学基础知识外，还向学生传播民主与科学、爱国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特别注重政治经济及劳工等问题，列出了29项对于劳工运动、工人疾苦、同盟罢工的调研报道，从中可以看出邵飘萍同情罢工的激进思想。在讲课之外，他还组织学生外出参观，到报馆实习，鼓励学生贴近社会，了解实情，为民执言。邵飘萍还于1919年4月20日创办了研究会的会刊——《新闻周刊》，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知识的刊物。

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也是研究会的成员，每周去听邵飘萍讲课，受益匪浅。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深情地说道：“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邵飘萍牺牲后，1949年4月21日，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毛泽东亲笔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报》馆舍慰问、关照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

邵飘萍的积极活动，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国民杂志社在促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兴起，以及加强爱国学生运动和革命力量的联系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为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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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与五四爱国运动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学生是拉开五四运动巨幕的主力军，而时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民》杂志社顾问的邵飘萍则是五四运动的又一位发轫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参加“协约国”宣布对德作战时，亡命日本的邵飘萍就在他写的“东京特别通讯”中，屡屡敬告国人，日本参战的目的是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因此，国人要“从刀俎上奋起”。1915年，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在条约上签字，这时在日本的邵飘萍获悉后，立即发电驰告国内，向国人披露了袁世凯密签“二十一条”的消息。1916年初，上海新闻界为加强倒袁力量，联合电邀邵飘萍归国。邵飘萍毅然放弃学业，回到上海主持《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投入护国倒袁的战斗。6月，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两年内，为《申报》撰写《北京特别通讯》251篇，22万余字。这些通讯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及人生各个方面，真实感人，文字清新，言辞刚直，大受读者欢迎。为了反映民众的呼声，邵飘萍邀集敢于改革政治的爱国人士，于1918年10月5日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京报》内容注重外交、经济、政治、社会，为当时北京最进步的日报之一。他挥毫书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勉励同仁坚持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以唤起国民觉悟、共除祸国殃民的军阀为己任。《京报》爱国为民的旗帜十分鲜明，很快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了提高报纸的社会效益，邵飘萍十分重视创办副刊。《京报》初时的副刊仅有《小京报》和《青年之友》，后大力扩充，又有了《京报副刊》《戏剧周刊》《民众文艺周刊》《经济半月刊》等8种。此外，还有北京基督教大同盟主办的《科学与宗教半月刊》等临时增刊。他借助社会力量、邀请各方人才办副刊，使《京报》成为新闻、杂志相结合的“北方最大规模、革新进步之日报”。

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披露于报端。邵飘萍接连撰写了《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勖我学生》等文章。在这晴天霹雳下，中华民族纷纷痛斥腐败政府的卖国行径，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霸权欺凌。各种社团也纷纷召开应急会议，力谋补救，邵飘萍为顾问的《国民》杂志社便是最为积极的一个。5月2日，《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由邵飘萍向学生报告北京国民外交协会议决通电各省，准备于5月7日召开国民会议，要求政府拒签“和约”的有关情况。5月3日晚上的全体学生大会，参加者有1000余人。会议开始后，由邵飘萍第一个发表演说，他向学生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具体地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以及当前形势。他激动地呼吁：“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第二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爱国大示威。这就是5月4日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以强大的革命舆论，紧密配合斗争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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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邵飘萍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及其对青年人的影响重大，被反动当局视为大逆不道，遂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的罪名下令通缉，并于8月21日查封了《京报》社。邵飘萍从屋顶逃出，避难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久，靠朋友的帮助，再次东渡日本。

在日本，邵飘萍为《朝日新闻》社所聘用。这时，他开始重新放眼世界开始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白天工作，晚上经常伏案攻读这些理论著作至深夜。他如饥似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的真理，终于从各种学说的迷雾中走出来，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认定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撰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向渴望了解世界新思潮及新生苏维埃的人们进行传播。这两部书热情颂扬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建设成就。这两部书虽不是专门论述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但还是尽量联系国情，抨击了国内反动派的错误思想，为革命争言论自由，争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权。 

1920年7月，段祺瑞因在直皖战争中失败而垮台，邵飘萍获悉后立即向《朝日新闻》社辞聘回国。刚上台执政的直系曹锟、吴佩孚，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段祺瑞，以政府的名义授予邵飘萍一枚“二级勋章”。对于这种收买，邵飘萍坚决不予理睬。回国后，他忙于四处筹集资金，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营造新报馆，并于9月20日重新出版《京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相继爆发工人罢工斗争。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邵飘萍以满腔的热情支持工人运动，他与中共北方区委频繁接触，经常把从北洋政府获得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组织。他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从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以及从德国、法国方面，为中共获取了许多重要消息。1922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领导“专以解除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的“非宗教运动”，编辑了《非宗教论》书稿，辑入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人论文33篇，附有马克思的铜版像，政治色彩极浓，一般印刷厂不敢承印。邵飘萍则不怕风险，运用《京报》社的设备条件，积极给予协助，让京报馆铸制铜版像，让昭明印刷厂承印。9月14日的安源煤矿大罢工，《京报》发表了6000余字的长篇通讯，介绍罢工的全过程，总结罢工胜利的经验；同年10月23日，唐山五矿举行大罢工，《京报》连续发表新闻、快讯予以报道，邵飘萍亲自撰写了《罢工风潮》的评论，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邵飘萍与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等共产党人联系不断，并派出摄影、文字记者四处采访记事。2月6日，《京报》以《京汉工人昨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次日则刊发社会各界支持工人正义斗争的多篇通讯及各种宣言、通电。二七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京报》以醒目大字《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案》为题，报道了惨案发生和工友们浴血奋战的经过，揭露军阀吴佩孚、萧跃南的罪行，撕下了他们“保护劳工”的假面具。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日。邵飘萍在《京报》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纪念特刊》。1924年3月30日，《京报》又发行《列宁特刊》。后来，邵飘萍在《京报》附刊《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上，亲笔题签并刊发《马克思纪念号》，发表《马克思年谱及其著作》。这些“特刊”、“纪念号”全部免费赠阅，显示了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热情。1925年春，根据邵飘萍本人的志愿和他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经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中共北京区委吸收其加入中国共产党。邵飘萍入党以后，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革命斗争。在繁忙的报务之余，邵飘萍还潜心研究新闻采访学，成为最早将新闻加以研究的中国学者。他编著出版了《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由《京报》发行，曾多次重版，成为当年新闻记者案头必备之书，也是第一部由我国学者自撰的新闻采访学专著。 

（本网责任编辑：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