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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曾想，那位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可以呼风唤雨的蒋介石，也会有畏惧的人。 其中一个自不必说，是他一生中最强劲的对手，毛泽东；而另外一个，则英年早逝，死于蒋介石之手，他就是邓演达。 蒋介石是这样形容他们的：世上有两个人能取代我，其中一个已经被我杀了。逝者正是邓演达。  1931年11月29日的深夜，已经被捕多时的邓演达，被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以移居汤山为借口，秘密押送只南京的麒麟门外沙子岗。中途，车上的人谎称汽车抛锚，要求邓演达下车。 但是，当邓演达一下车，冷酷的枪声从背后响起，邓演达应声倒地，躺在冰冷的地上。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的邓演达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一颗代表着“民主革命的彗星”陨落了。  邓演达 等陈铭枢找到他的遗体时，已经模糊难以辨认了，但是服饰还可以认出就是邓演达。陈铭枢为他在小营岗重葬立碑，碑文为“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 尽管蒋介石对邓演达痛下杀手，但是他也曾对人夸耀过：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 邓演达到底是何人？和蒋介石之间有过怎样的交往？为什么蒋介石要对邓演达赶尽杀绝呢？那得从上个世纪2、30年代说起。  一、中国革命事业的弄潮儿-邓演达邓演达的一生是和中国近代革命浪潮紧紧相结合的。在这过程中，邓演达积累了足以令蒋介石“恐惧”的资本。 1909年，年仅16岁的邓演达考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两年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邓演达辗转到了潮汕参加起义，随后参加广东北伐军进行北伐。 在此之后，邓演达又入读多所军事学校，锻炼出非常优秀的军事才能，而且这一段军校生涯，也为他日后成为黄埔军校的教练部副主任和总队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几经波折，邓演达进入孙中山的福建漳州援闽粤军，担任营长，从这以后，他成为了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 两年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前往上海，而这个将是邓演达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 邓演达受第一师革命军官的推派，秘密前往上海谒见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邓演达按照孙中山的指示，秘密联络滇、粤、桂军，组织西路讨伐叛军，而邓演达则担任前敌总指挥。  邓演达也不负使命，领导各部冲锋陷阵，在战斗中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力和军事才能。最终，他们重新占领了广州，迎接孙中山回广州，孙中山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年纪轻轻、但能力出众的邓演达。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同时安排了邓演达出任陆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团长。 再后来，大元帅府所辖的滇军里头出现叛变，邓演达急急回到广州，再一次保护了孙中山和大元帅府。  此时，孙中山已经完全明白邓演达的赤诚，那种为了革命和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所以，孙中山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要引领这个青年人走向更广阔的革命舞台。 某天的清晨，大元帅府门口，卫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开来，孙中山向邓演达走去，宣布当场宣布：“我决定授予你少将参军之职务,鉴于你的战功卓著……” 说完，宋庆龄也走上前来，把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邓演达：“择生，这是孙先生亲笔题赠给你的照片和书赠你的对联。”（择生是邓演达的字。），一旁的陈友仁帮忙展开对联： 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这幅对联正是邓演达真实的写照，为了心中的那救国救民的理想，他早就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贪生怕死这四个字不曾出现在邓演达的人生中。 其实，邓演达对孙中山的追随，并不是像古代那种明君贤臣的模式，因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促成了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既是上下级的关系，更是一起奋斗的战友的关系。 无论时势多么艰难，邓演达都真心实意地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样一名坚定不移的革命伙伴，让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对邓演达多了几分敬意。  在黄埔军校担任总队长和教育长的时候，邓演达不但教会了学生们军事上的学科知识，也在教育他们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怕死、负责任、守纪律、亲爱精诚、团结友爱…… 邓演达在军校中一直保持着正直、严肃的军人作风，从不偏袒支持国民党的学生，也不打压支持共产党的学生，与何应钦、王柏龄这类只维护“自己人”的教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使邓演达在学生中广受好评，大家对这位正派又公正的教官心悦诚服。在一些同学心里，对邓演达的信任和敬爱甚至超越了贵为校长的蒋介石。  何应钦 就这样，邓演达凭着出色的才干，坚定的革命意志，正直的人格魅力，树立起一个先进革命者的形象，得到党内上下不少人的支持。邓演达也凭着出色的工作表现，让蒋介石与他保持着合作关系。  二、1927年，蒋邓最终走向分道扬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与邓演达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交恶，而且蒋介石在北伐战争时期，曾重用邓演达，让他担任党政军方面的要职。当然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蒋介石需要有能力的人辅助他。 那从何时起，他们的关系走向破裂、甚至达到尖锐对立，让蒋介石觉得邓演达是“如何可恨”的人？答案藏在1927年，具体来说，就是迁都之争、反蒋行动以及“清党行动”一系列事件引发的。  （一）迁都之争 因北伐战争进程节节推进，蒋介石早在1926年9月就提出过迁都到武汉的想法。直到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落实了迁都武汉决定，并安排邓演达到武汉做准备工作。 12月中，国民党又决定在迁都完成之前，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短期内执行最高职权。邓演达被选为临时联席会议宣传委员会主席。 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警惕，一方面，他要忌惮唐智生在武汉及两湖地区的势力；另一方面，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势力，也让他有所担忧；再者，共产上的迅速发展也让他头疼。 此时，蒋介石想到：如果真是迁都武汉，那自己的势力很可能受到牵制，这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为此，他又提出了迁都到南昌，这里有让他安心的亲信部队，以及部队所控制的江西、福建一带。 于是，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临时会议，武汉派出邓演达和宋子文与会。会上，邓演达明确表示反对迁都南昌，并且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行为。 但蒋介石面对反对的声音，毫不动摇，依旧作出决定： “关于国民政府之国都问题，应待汪主席返国后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体执委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在中央全体执行委员未开会前暂驻南昌。” 事已至此，迁都之争已经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这件事对蒋介石来说，也非常难受，他在日记中记录到：“心神烦闷，几难成眠”。 武汉方面自然不会那么轻易答应蒋介石，于是在1月中旬，邀请蒋介石到武汉进行磋商，但是这一行，让蒋介石非常不满。 蒋介石在武汉曾参加两次宴会，但是宴会都不欢而散，正因为席间众人都在议论迁都之争的问题，而且“反蒋”的声音不绝于耳，这让警觉的蒋介石打起了十二分的注意。 同时，邓演达的表现，也让蒋介石非常不悦。根据周佛海的回忆，邓演达对蒋介石的态度很强硬，“言论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 周佛海 邓演达曾对陈铭枢袒露心声： “蒋介石既违反总理政策，又个人独裁，已成为新军阀，难道我们还要拥护他吗？不反蒋介石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陈铭枢替蒋介石向邓演达传话的时候，邓演达再一次强调： “蒋介石违背总理遗教，反对总理三大政策，倒行逆施，个人独裁，他不来武汉我反对他，他来武汉我也反对他。 这不是我和蒋介石有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实质上是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作为一个革命者，决不能接受一个反革命的领导。” 再到后来，蒋介石觉得迁都的绊脚石之一是鲍罗廷，决心驱逐鲍罗廷。但是在这问题上，邓演达依旧是反对蒋介石的。 此时，蒋介石再也压抑不住愤怒，在日记上写下“跋扈殊甚”的评价。 尽管一系列操作下来，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缝，但是还不至于完全决裂。 邓演达也曾表示：“我和蒋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二）党权和军权之争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两人的裂痕演变成了鸿沟。 时间来到了2月初，武汉方面，为了遏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计划，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恢复党权运动。而邓演达正式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 2月17日至26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邓演达的《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他在文中明确指出，要树立党的权威，军事指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我们要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我们要保持总理及革命党的使命;我们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而讨伐蒋介石及其他一切叛徒人。” 到了23日，又刊登了邓演达主导制定的《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文中陈述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 “第一是违背总章，第二是把持中央，第三是操纵党务，第四是妄用职权，第五是袒护反动，第六是反对决议。以致负有指导全国党务重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行使职权。” 这些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反蒋的情绪，名副其实的讨蒋檄文。 接二连三的组合拳，让蒋介石对邓演达愈发厌恶，日记中也不在称邓演达为择生，而是直呼其名： “邓演达等愈趋极端，煸惑挑拨，无所不为，逼迫横逆，令人难堪。”、“邓演达狼狈为奸，愤甚。”等等。 捅破了这层纸窗户之后，邓演达开始高高地举起反蒋的旗帜，在各地演讲，揭露蒋介石的独裁行为，呼吁各位志士仁人一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随着邓演达等人的反蒋声浪越来越大，蒋介石不得不尽快有所行动。明面上，他还是希望拉拢邓演达，如果邓演达这样“顽固”的势力也愿意“归降”于他旗下，那起码少了一个巨大的阻力。 在1927年的3月，蒋介石曾亲笔写过一封信给邓演达： “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 蒋介石还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 可是邓演达不为所动，拒绝了高官厚禄，他是这样回复的： “对校长别无他意，惟照他那样的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张贯彻三大政策的执行，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 至此，邓演达已经明确地站在了蒋介石的对里面，因为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按照邓演达的设想，“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 （三）清党行动 4月的“清党”行动使两个人彻底走向了对立面。 1927年4月初，在蒋介石召开的反共“清党”会议中，邓演达被列为丙类分子，那就是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 随后，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清党时间”，面对这样的恶劣行为，邓演达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斥责蒋介石是“替帝国主义效劳，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 4月22日，邓演达连同40多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文中谴责了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呼吁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四处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都无法实质性地改变局面，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果实被蒋介石逐步破坏。 后来有学者分析，邓演达最终未能成功的原因是：未能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稳定的依靠力量和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团队。另外还有人指出，国民党左派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愤然出国 面对已成事实的大革命失败，邓演达选择了继续挺起脊梁，绝不随波逐流。 6月30日，他毅然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的告别信，在信中疾呼： “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要妥协投降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现在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 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自省。……同志们！大家奋斗！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 自始至终，邓演达都是那个铁骨铮铮，满怀爱国之情的汉子，面对比自己势力更强大的蒋介石，他并没有低头，而且坚定不移地沿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忠贞不渝地执行着。 再后来，邓演达辞官，计划出国深造，充实自己的学识。他去了苏联的俄罗斯，后来又到了德国的柏林。 三、邓演达秘密回国，蒋介石最终痛下杀手游历归来的邓演达，心中怀揣着新的理念，新的知识，而不变的是那颗救国救民的心。 这一消息让蒋介石坐立不安，他以为这个曾经的对手已经隐姓埋名，不过问政治。但是他低估了邓演达的决心，想不到这对手又卷土重来，而且觉悟和素养比以前高了不少。 1930年5月，邓演达选择了回国，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提出推翻蒋介石的现政权，建设平民政权的目标。 邓演达表明：“ 必须搞军事运动，一定要搞垮蒋介石的军队，不然不行。” 把往日的政治斗争升级为军事斗争，为此他在努力拉拢往日反蒋的同仁，尤其是“黄埔系”的，这一轮的新反蒋行动有了胜利的可能性。 得知邓演达目标的行动，蒋介石开始要对付邓演达了，发布30万的悬赏令，要缉捕邓演达。 而邓演达明知如此，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依旧不肯听从朋友的劝告，前往香港逃避，而是留在国内继续自己的革命目标。 最终，1931年的8月中旬，邓演达被叛徒陈敬斋告密，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落入了蒋介石的手中。 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都陷入了“杀之可惜，纵之可畏”的矛盾之中。而且蒋介石还亲自去见过邓演达，希望他可以放弃与自己的对抗。 甚至到后来，蒋介石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只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演达为“缴匪”副总司令；不再写文章攻击蒋介石，蒋介石就放了邓演达一条生路。 但是邓演达都不为所动，他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关于他的文章，他说：“我写什么样的文章，不是我邓某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 最后，在11月下旬，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这一次，他等不及了，要对邓演达下狠手。回想他第一次下野前，他枪决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这一次邓演达在劫难逃。 现在的邓演达，放他出去只会成为蒋介石日后的绊脚石，他当然不会放过邓演达。于是就有文章开头的秘密处决邓演达的一幕。而那年的邓演达才36岁，正值壮年，一个救国良将殒命荒野。 最可恨的是，邓演达的死讯被掩埋下来了。直到12月，宋庆龄去找蒋介石要人的时候，蒋介石才说出事实：“你已经见不到他了。” 宋庆龄怒不可遏，一向平和的她愤怒地掀翻了茶几，桌面上的物品掉落一地。她随即返回上海，并发表了著名的“宋庆龄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 结语1931年7月，邓演达在一首散文诗中写道：“我们都是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荒沙漠漠的长途，而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 他的一生中，经历过战争、排挤、流落海外、监禁，正如诗中的干草、荒漠、长途，既艰辛又寂寞。他的理想是高远、宏大的，如同炼石补天一样，看上去是那么遥不可及、高不可攀。 但是，他自诩是驴子，哪怕路途再艰辛、理想再遥远，都要坚持去工作、去付出，去奋斗。 即使未达到他事业的最高峰，但他的精神依旧如同启明星一样，那勇于争取、不畏强权、全心全意走正确的道路的精神，为更广大的革命伙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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