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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时的刘少奇同志。
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此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两年多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可是，华中局和军部的负责人都不赞成刘少奇回延安去，认为“他不能暂离华中，否则会失掉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刘少奇必须回延安，只同意他可以缓期启程。
一
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化名胡服)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115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迎着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华中局负责干部一直送到黄河大堤，同刘少奇合影留念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遥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对刘少奇此行极为重视，直到3月21日还在为刘少奇途中的安全担心，并致电叮嘱:“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但此时刘少奇已经出发3天了。
刘少奇急于启程的原因是:毛泽东委托他在回延安途中，帮助解决山东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一些分歧。早在2月初，毛泽东就把有关材料转给了刘少奇，并电告他: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3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山东问题再次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
刘少奇是个心中只有工作的人。华中工作安排就绪，他已在考虑山东的工作。他曾向中共中央索取更多的有关山东的材料，毛泽东答复他:“请到当地调查，此间材料不足。”于是，他就提前踏上了去山东的行程。
二
山东地区西邻冀豫，北依平津，东濒大海，南连陇海铁路，境内山脉纵横，地势复杂，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地区的重要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山东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直接威胁着敌人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津浦铁路，是插在日本侵略者脊梁上的一把利刃。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就特别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的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又先后发出了《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等电报，进一步阐述了山东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并对山东根据地的任务和战略部署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这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关键的阶段(即敌人的新进攻已经到来)，毛泽东派刘少奇来山东，正是意图考虑解决山东的“领导骨干问题”。刘少奇到山东后，毛泽东的这种考虑更加成熟，意图也更加明显。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考虑到去延安路途无保障，山东又需统筹全局之人，曾电商刘少奇，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7月9日，毛泽东再次专门致电刘少奇，提出了“山东的重要性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国际局势后指出:
“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个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
但是，山东近两年的工作却令人忧虑。1940年以来，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巩固战略后方，加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山东，仅1941年，就进行了29次大规模的“扫荡”。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各主要领导人，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产生分歧。他们先后向中央申述各自的意见。中央一方面令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部队的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回延安汇报，一方面多次电示:“彼此间关系必须更密切，分局、山纵、115师师部应靠拢住近统一领导。”但是，成效不太明显。山东党的集体领导没有形成，自然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工作。这同它将要担负的任务很不适应。
因此，毛泽东电令刘少奇在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共中央来解决山东问题；并电告山东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一切必要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