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9日至20日，中国飞行员徐焕升、佟彦博、苏光辉、蒋绍禹、刘荣元、吴积冲、雷天春、陈光斗等八人，分两组，驾驶装有200多万张传单的两架马丁B-10型轰炸机，连续长途飞行16小时，飞越东海远征日本本土进行人道远征空袭，将传单全部投下在日本九州岛，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出警告。中国空军的这一壮举，不仅使日本始料不及，世界各国亦为之震惊。

　　徐焕升，1908年9月11日出生，上海崇明县人。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后派往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6年，学成回国，任航空教官和蒋介石专机驾驶员。抗日初期，徐焕升任空军十三队、十四队队长，率机“人道远征”日本，首创中国空军越洋远征记录。抗战中期，徐焕升任空军轰炸总队教练，空军第八大队队长，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联合作战。后任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回国后任空军第四路军副司令，屡建战功。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凭借庞大的军事力量，相继占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同愤。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也有人主张飞机去日本散发传单，提醒日本人民不要受军国主义欺骗、做侵略中国的工具。这时，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者。并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定在1938年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福冈等城市。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投“纸弹”即散发传单，以仁爱精神唤醒日本国民，共同粉碎军阀黩武迷梦，并告诫日本政府，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袭击日本本土，不要执迷不悟。

　　1938年3月初，由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拟就《告日本国民书》，文告主要内容为：“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助合作，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的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同时主持编写了《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多种传单，由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传单总印数达二百万份。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空投文告传单的目的：一是突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二是显示我全民抗战的决心，并对日本国民忠告不施报复的人道国格。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为“人道远征”。

　　起初，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一位外籍驾驶员李尔德上尉担当“人道远征”驾机任务，李尔德答应前去，但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要求以10万美金作代价。蒋介石不同意采取这种以索取金钱为目的的志愿远征。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就把这个极机密极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交给了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徐焕升，徐焕升毫不犹豫地说：“任何危险，身为革命军人，义不容辞，应把自己贡献给国家。”表示愿意担当“人道远征”这个光荣的任务。接着由徐焕升遴选优秀飞行人员，组成新编空军第十四队，又称神鹰部队，由徐焕升、佟彦博担任正、副队长。

　　当时，能够担当远征日本本土任务的飞机，只有美制的马丁B—10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航速每小时343公里，最远航程为900公里。中国空军购买过9架马丁轰炸机，有5架已在空战中毁损，剩余的则掌握在外籍志愿队飞行员手中。依据航空委员会与他们所签订的合约，想要立即接收，并非易事。于是中国空军设计了一个方案，先由外表书生模样、平日喜穿长袍的徐焕升，与外籍飞行员接触交往，并取得马丁轰炸机相关资料。然后，在一次空袭警报中，命外籍飞行员将马丁轰炸机疏散到成都凤凰山机场，等外籍飞行员离开飞机之后，徐焕升马上部署基地人员卸除飞机上存油，并下令除经核准外，任何人不得接近飞机。次日，外籍飞行员返回基地，徐焕升便表明自己是新任命的第十四队队长，已接管飞机。他们如梦初醒，闹得几乎要动粗。因一时无法沟通，徐焕升再以正式信函致全体外籍飞行员，解释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此一信件由当时的外籍飞行员林海奇宾收藏，至今还保存在美国圣地亚哥航空博物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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