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冯友兰
德国诗人海涅在谈到德国哲学家康德时，不无揶揄地说：“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康德性格刻板，作风谨严，一生如白水平淡，确实缺乏吊人胃口的故事，他终身未娶，极其守时，行止合乎礼仪、法度，简直无懈可击。康德是优等公民，并非传奇人物，他的书信、言谈远不如英国的约翰生博士那么风趣诙谐，逗人捧腹。
拜时代之赐，二十世纪中国的哲学家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生逢社会大动荡、政局大动乱、思想大动摇的时代”，他们忽左忽右，载浮载沉，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同样难于叙述，原因相当复杂。比如，我们要审慎地评判三松堂主冯友兰的学术生涯，就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冯先生曾说过“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还说过“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而后者求真”。诚然，反思极其必要，求好和求真永无尽期。一个堪称中国学术界最高标杆的人物无疑是极佳的样本，值得后人去审视和裁量。
一、“北方之才不出则已”
大学者汤用彤夸赞冯友兰，可算一语命中靶位：“南方人聪慧，北方人朴重，南方人才多于北方。北方人才不出则已，出一个就不平常，像冯友兰，南方少见。”其意是冯友兰具有超人的毅力，辅之以绝顶的聪明，简直就是如龙乘云，如虎驾风。
1919年，冯友兰赴美留学，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欣然命笔，为他写推荐信，一言以蔽之：“这名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有人说，杜威慧眼识人，堪称冰鉴。也许在杜威那一方面，事出有因，他培养过胡适，对中国留学生存有同情和好感，他的举手之劳碰巧又提携了一位中国的顶尖人才。
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决议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就在这个月的下旬，罗家伦聘用冯友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写道：“……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为之‘献身’，所以就呆下去了，一呆就呆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被调整到北大。”有些人只知道冯友兰是北大教授，殊不知他的“清华”成色更足。说得更准确点是这样的：他出身于北大，归宿在北大，中间最具创造活力的年岁则属于清华。
1934年，冯友兰出访英国，归途中，出于好奇，向苏联当局申请短期停留，去考察这个神秘国度的社会生活。嗣后，冯友兰在清华大学作了两堂演讲，分别为苏联见闻和《秦汉的历史哲学》。他认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他发现，较之封建主义社会的“贵贵”、资本主义社会的“尊富”，社会主义苏联侧重于“尚贤”。他特意更正了西方社会对苏联的种种误解，比如不许信教、不要家庭、割裂文化传统。冯友兰天真地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而已，清华大学师生却感觉到冯友兰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都说“冯先生变了”。南京当局更是敏感过度，竟然派出持枪的特务，以赤化之嫌将冯友兰铐押到河北保定行营拘禁起来，要他如实交代在国外到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讲过什么话。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放人，冯友兰获释返回北平。特务无法无天，学者蒙冤入狱，此事震动全国舆论，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弹，冯友兰一夜之间成为了名声大噪的进步教授，无妄之灾转变成无妄之福。鲁迅在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感叹道：“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捕，可以推知其他了。”多年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想：
我在这个时候，好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是继续我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有人对我说：“你不该轻易回来。你可以对行营那些人说：‘放不放由你，走不走由我。你们必须说明，为什么逮捕我？根据什么法律，是谁下的命令？’”这是劝我走前一条路。当时清华的学生准备开会，清华的教授也准备开会。我如果走前一条路是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援，可以大干一番。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冯先生变了”，但没有变过来。
真要是冯先生“变过来了”又如何？多一个革命家，或许就会少一位大学者。
抗战初期，几位清华大学教授结伴从长沙前往昆明，在广西凭祥县（离镇南关不远的地方），司机叮嘱大家过城门时千万别把手放在车窗外面，以免发生危险。其他人遵嘱而行，只有冯友兰纳闷：手为什么不能放在车窗外？将手放在车窗外与不放在车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何在？这几个问题尚未寻获答案，他的左上臂碰到城墙后就“咔嚓”一声骨折了。出此意外，他只好转车去越南河内的法国医院治疗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在他的诗作中有所反映：“水尽山穷路迂环，一车疾走近南关。边墙已满英雄血，又教书生续一斑。”有所失必有所得，住院期间冯友兰蓄起了络腮胡子，从此变成了美髯公（“文革”期间一度被迫削须）。很难说，一个爱思考的人付出此类代价，遭受此类苦痛，是否值得。三折肱而为良医，一断臂而成贤哲，这样的佳话不可多得，也不宜多有。
1938年，西南联大的两名学生奔赴延安，欢送会在露天广场上召开。对这两名学生的抉择，冯友兰给予鼓励和支持，钱穆则针锋相对，强调学生以读书为天职，离开学校，放弃学业，为政治献身，是误入歧途。会后，冯友兰认为钱穆不应苛责学生，钱穆则认为冯友兰一向主张学生安心读书，现在改变初衷，依违两可，纯属自相矛盾。冯友兰再次显示出早年日记中所坦承的不能决断的短处，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作答，实等于正确的废话。两人一番争执，结果不欢而散。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冯友兰始终同情弱势的一方，他先后掩护过学生领袖黄诚、姚依林、裴毓荪等人，当风声最紧的时候，将他们藏匿在家中。
冯友兰反感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但他又不得不敷衍此公。抗战期间，蒋介石有个习惯，在官邸接见从外地到重庆去的各界著名人士，设宴与他们交谈，了解舆情。座中经常有一些地方官。冯友兰受邀到蒋介石官邸吃过几次饭，观察到很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喜欢向不同的地方官提同一个问题：“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对方说很好，话题就到此结束，如果对方回答说有些事情比较棘手，蒋介石就会一路穷诘下去，甚至勃然大怒，将对方斥责得面色如土。结果呢，那些地方官摸准了蒋介石的脾气，说“很好”的总是占绝大多数，这样既安全保险，又能轻松过关，他们何乐而不为。由此，冯友兰明白了中国官场的运作诀窍——瞒上不瞒下。别说秦二世了，就是唐玄宗那样精明的角色，也被瞒得铁桶般严严实实，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攻破了潼关，渔阳鼙鼓动地来，他才如梦方醒。如果瞒来瞒去，大家总是紧瞒着掌握最高权力的领袖人物，国家的状况就会糟到极点。这样的感悟是任何人读死书都很难得到的，在蒋介石的官邸，冯友兰可没白吃那几顿饭啊！
许多读者都只识得冯友兰是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将他的著作视若瑰宝，殊不知冯先生的文学才华也是矫矫出众。他的《祭母文》如泣如诉，感人至深；他接受蒋梦麟的倡议，代表西南联大的教授写陈情书给蒋介石，请求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这封信通于史、明于事而达于理，独裁者披阅之后也不免为之动容，俯允了他们的呼吁。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歌词和纪念碑文则属于将才、学、识调于一鼎、烩于一炉的极品，令人口齿留香。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作为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词，这阙调寄《满江红》文采、情志、气韵俱佳，令人过目难忘，可惜现在还能倚着曲调唱它的人不多了。
西南联大缺什么也不缺一时之选的文坛大手笔，纪念碑由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文系教授罗庸书丹，堪称“三绝碑”，朱自清、沈从文等人只能袖手旁观，这样的安排，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不妨看看此文的片断：
……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许多年后，冯友兰谈起这篇得意之作，仍津津乐道：“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时操笔时也。”
1946年，西南联大左右两派人士斗争激烈，冯友兰居间弥缝，却被人误会为以调和的方式带头破坏民主运动。他感觉蒙冤受屈，因此心灰意冷，只想早点从昆明那个政治是非的大漩涡中抽身离开。同年9月，他如愿以偿，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应邀赴美，出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为期一年。他将二十多万字的讲义整理为《中国哲学简史》，在此书的自序中，冯友兰的自信和自得溢于言表：“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择焉尤精而语焉尤详也。”他在书中强调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这一认定与沉迷于名相概念之戏论的西方哲学家大异其趣，大相径庭。
当时，冯友兰已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治学条件和生活待遇远非国内大学可及。然而客居异国犹如寄人篱下，物质享受难慰乡愁，冯友兰日常吟诵得最多的是王粲的《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他去意已决，归心似箭，对挽留他的朋友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住，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就越是要赶回去，怕的是全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冯友兰认为他在中国才有发言权，其归志已决，犹如脱弦之箭，义无反顾。过海关时，他交还了绿卡（在美国的永久居住证），此举自断退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重回清华，冯友兰入住乙所，甲所的住户是校长梅贻琦。客人进了冯宅，抬头就能看到张载的那条著名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魄之大、信念之雄令人精神一振。当时，清华学生将乙所称为“太乙洞天”，将冯先生称为“太乙真人”，就气象而言，这个称呼倒是不算夸张。
太乙真人确实有可能飞黄腾达，国民党教育部长蒋梦麟曾经“作媒”，力邀冯友兰入阁，蒋介石也一度想延揽冯友兰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此请他吃饭，当面恳谈。冯友兰婉辞的理由是：“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在升官发财的强力诱惑面前，冯友兰立定了脚跟，他不做政客，只做学者，长守清静的书斋，远离喧嚣的官场。
哲学家不仅能提升世人的精神境界，而且还可以直接用哲学救命，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但事实就是如此。台湾美术史专家、作家吴讷孙（笔名鹿樵）曾告诉李赋宁教授一件“趣事”：在西南联大上二年级时，吴讷孙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感觉生命异常空虚，活在黑暗的乱世毫无意义，打算自行了结，脱离茫茫苦海。但他心想，就算要死，也应该死个明白，于是他专诚去拜访冯友兰，向这位哲学家请教人生的真谛。妙的是，经过冯友兰的耐心开导和真情感化，吴讷孙内心的希望和信念居然死灰复燃，而且愈燃愈炽，从此摒弃消极厌世的情绪，振作心力，发愤读书，成为了美术史专家，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抗战时期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命运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冯友兰的功德可谓厚矣。
钱穆晚年著《师友杂忆》，其中记录了胡适对冯友兰的一句酷评：“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这话的意思是：天下蠢人虽多，但没有比冯友兰（芝生是他的字）更蠢的了。冯友兰听人转述此评，良久默然，但并无忿怼，他用平和的语气说：“胡适顶聪明，但他‘做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冯友兰与胡适谁蠢谁不蠢，很难界定，因为他们的处境截然不同，胡适在美国隔岸观火，置身于波诡云谲、血泪交飞的政治运动之外，说话轻松安全，在知人论世方面就要打不少折扣才行。
1982年9月1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友兰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授予学位的仪式中，冯先生兴致遄飞，思维敏捷，他说，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为燃料，才把这笼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年近九十，他依然拼命著述，作为一个传火人，诚可谓欲罢不能，至死方休。话音一落，闻者无不动容。演讲完毕之后，他还赋诗述怀：“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华夏文化薪火相传，接力不断，若缺少冯友兰这一棒，确实会有不小的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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