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弼时在五卅运动前后关于青年运动的战略策略思想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对中国的青年运动肩负着政治领导责任。在五卅运动前后，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带领团中央贯彻党的战略和策略，紧密配合党的工作，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壮大，从单纯的小资产阶级青年运动，转到无产阶级运动方面来。本文就其间任弼时的战略策略思想作一粗略论述。
一、“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的战略思想的确立与实施
本世纪20年代初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五卅运动前仍建筑在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基础之上，在工农群众中，几乎没有基础。团中央曾多次通告全团，要求“用种种法子使本团工人同志增加”，但这一工作一直没有大的起色。
1925年1月召开的共青团三大对此极为重视，明确提出团的组织应该扩大遍及全国，使之真正成为青年群众的团体，应特别注意青年工人，特别注意青年农民。
五卅惨案发生前后，空前的反帝运动使任弼时深切地感到青年团社会基础的弱点：工人成分甚小，人员不敷分配。他透过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看到了反帝斗争的长期性，明确地提出：“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并指出“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任弼时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实际斗争中，扩大组织、建设组织，为实现总的战略目标积极壮大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运动。
共青团组织上的发展是掌握青年运动领导权的力量基础，必须大力发展无产青年。任弼时认为，五卅反帝运动是民族革命运动最扩大发展的时期，虽有各种反动势力的摧残，但这种运动仍将继续发展而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团的任务就是怎样尽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责任。他认为，所谓领导并不仅止于思想方面，而须使这种运动集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前发展。然而，由于团员不仅数量少，且三分之二以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者，工农成分甚少，难以实现对青年群众的领导。因此，团必须图谋坚固自己的组织基础极力扩大组织；必须改变团的成分多吸收青年无产阶级分子。
（一）大力发展团的组织，适时调整入团标准和简化手续。五卅运动中，任弼时特别提出：“吸收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校之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①这一标准的调整，说明任弼时对中国青年工人群体有客观的认识。中国工人阶级产生较晚，文化水平偏低，而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未能深入工农群众，即使青年工人中的比较觉悟分子，也不可能很明白马克思主义，倘若以此为入团条件，是无法建立团在青年工人中的基础的。同时，为扩大发展，他提出简化入团手续，规定各特别支部介绍新团员可由干事会先行批准，然后再呈报团中央审查；无干事会的特别支部，则由团中央批准。
（二）加强团的教育，在实际斗争中训练团员。从团三大到团三届一次扩大执委会会议召开，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这使团内有些同志产生发展过于迅速而无力训练的忧虑。任弼时认为：“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教育机关”，是为引导工人阶级奋斗而去训练自己的一种组织，是要在工人阶级直接谋自己利益的斗争中去训练自己，而不是先训练好再入团。他强调共青团“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因此，对新团员，除要向他们说明共青团组织的内容及在中国的责任外，还要解释每个团员“目前应有的责任、工作方法和校内纪律，并分配实际工作，使他们即刻到群众中间去活动”。②
（三）努力于无党青年群众运动。五卅运动中，共青团通过学联指导学生运动，成为学生反帝运动的领导者。在任弼时与恽代英的指导下，1925年6月26日至7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完全在我们的口号与影响之下召开”。同时，任弼时还多次签署团中央通告，指示各地团组织在可能的范围内，在乡村和城市中组织农民协会及贫苦手工业者、苦力、学徒或店员等团体，酌情发起青年团体，从事反对基督教、反对东方的礼教文化，进行平民教育等文化运动，“向他们宣传我们的主张，并领导其做改良生活反抗压迫的斗争”，扩大团的影响。
共青团员在这时期的斗争中身先青年群众而投入，不畏流血牺牲。1926年任弼时在《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写道：“一年来共青团在斗争中组织扩大了3倍以上”，“现在在各重要城市都会里的重要工厂、作坊、学校以及其他机关内”都有了支部组织。团“不独由小团体变成了群众的组织，并且质量上也有极大的进步”。“团员中有40％以上是最有觉悟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共青团是“实际上真正代表民众利益肯牺牲而有群众的青年组织”。事实证明，当时的共青团由于力量的壮大，成分的变化，已渐渐把握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