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湖北反清革命团体的发展比做一棵树，其树根是花园山聚会，树的幼苗是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成立，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成立与联合。与早期革命团体不同，共进会与文学社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以组织武装起义为主要斗争形式，并通过“抬营主义”广泛发动新军，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维护清朝统治的新军成为武昌首义的革命主力；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武昌首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指挥总机关建立起来，中国即将迎来20世纪的第一次巨变。
1907年秋，一些主张反清革命的人士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一个团体，名叫“共进会”。提出“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等制订了军制与旗帜。当时他们确定的旗式就是“铁血十八星旗”，表示黄帝子孙、十八省人民团结一心、铁血革命的精神。
人物春秋
孙武[1]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1904年加入科学补习所，负责联络军队与会党。后流亡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海军。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回国，入日知会。1907年再赴日本，参加组织共进会，被推为军务部长。
共进会成立不久，就派人到长江沿岸各省联络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1908年，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受到革命青年的热烈欢迎。孙武等人组织了“湖北共进会”，有的小团体还特意提出愿将自己的团体并入。
为了联络革命派，湖北共进会先后在汉口、武昌和宜昌等地建立了革命机关。这些机关，有的就是共进会骨干会员的住所，有的则是酒楼饭店。革命青年经常聚会，商议革命大事。
湖北共进会最初虽然也在新军中发展组织，但是他们主要联络湖北、湖南农村的“红灯会”等会党，后来由于泄密及会党力量松散，官府对共进会的活动有所察觉，汉口巡警道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等共进会骨干。这样，湖北共进会把主要目光投向了新军。
汉口长清里，湖北共进会秘密机关之一
共进会会员证件
1908年，新军中的一些革命青年组织了新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由于清政府侦知，他们被迫改组，1910年中秋节，又成立了“振武学社”。不久，由于有人告密，“振武学社”也无法开展活动。这时候，新军各营的革命者产生了急躁情绪。主持社务的蒋翊武对各营代表说：“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
经过两个月的蛰伏，风潮略静，蒋翊武在各营革命党人的催促下，又开始筹划建立新的革命组织。他约集在汉口办报的詹大悲以及刘复基等人，商议恢复革命团体。在集会上，有人主张沿用“振武学社”这个名称，詹大悲却建议取一个不易被官府注意的名称。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并推举他起草新团体的简章。
人物春秋
1907年，詹大悲[2]考入黄州府中学堂，加入证人学会，倡言革命。1908年任汉口《商务报》主编，并与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建立联系，使《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1910年任《大江白话报》主笔。1911年1月，在汉口刊行《大江报》，自任主编兼经理。参与组建革命团体文学社，任文书部长，起草社章，《大江报》亦成为文学社的机关报。7月“《大江报》案”发，詹大悲被捕判刑。武昌起义后出狱，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率民军在汉口与清军激战。
1911年1月30日（宣统三年春节），革命党人借新年团拜的名义，在风度楼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詹大悲任文书部长，刘复基（尧徵）任评议部长，后又举王宪章为副社长，张廷辅为总务部长。为隐蔽起见，其简章仅言“本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而实际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革命主张”，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纲领。
风度楼（又名奥略楼），文学社成立大会在此召开
人物春秋
1905年蒋翊武[3]至上海，次年入中国公学学习，并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湖北新军，参加群治学社，次年改组为振武学社。1911年初，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被推为社长，与共进会合作，任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署新军起义。10月9日得悉汉口机关被破坏，决定当夜起义。因武昌指挥机关遭破坏，被迫出走。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即返武昌，任军政府军事顾问。11月汉阳失守，代黄兴任战时总司令。袁世凯当政后，被调至北京授高等军事顾问，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均峻拒不受。1913年7月在湖南参加讨袁战役，失败被捕，9月在桂林就义。
文学社成立后，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神州学社等革命小团体全体加入。
文学社设总机关于武昌小朝街，汉口、汉阳设多处分机关。
湖北革命党人一直都十分注重发动新军。许多民主革命者直接投身行伍，加入新军，“专争取同伍的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拔去别人的旗帜，换上自己的旗帜），即所谓‘抬营主义’”。
被推举为振武学社社长的杨王鹏就是一个为革命目的而投入军队的知识青年。他是湖南人，先在湖南当兵，因为宣传反对清朝统治而被军队革除。1908年到武汉，在黎元洪所辖的第四十一标中当兵。
杨王鹏（1887—1916）
共进会会员黄申芗，湖北大冶人，能诗善文，组织能力也很强。他投入新军当兵，在军营中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一些士兵在他的鼓动下加入共进会。
黄申芗（1883—1942）
历史学家谈“抬营主义”
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在“世纪大讲堂”说：“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辛亥武昌首义史》，访问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在世的辛亥老人，就是当年的新军士兵，他们的文化程度颇高。”“这支军队不仅在新的军事技术方面能够掌握，同时也有可能接受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那些革命宣传。所以这样一来，湖北新军就成了晚清革命党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一个最好的温床，这就是为什么湖北新军成为辛亥武昌首义的发动者，辛亥武昌首义又被称做新军起义。革命党实现了抬营主义，就是把新军的营房从清朝那一方面整个地都抬到革命方来了，这一点是张之洞始料所未及的。”
蒋翊武在“今言革命者，欲借权清廷，莫如投身军界，联络士兵”的思想指导下，投入黎元洪所部四十一标三营左队。他以运动新军为己任，坚持在同伍中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群治学社、振武学社都在新军兵士中发展。文学社成立大会上，到会的就有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的代表。
学生军军歌
（1905年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曲、张纯一填词）
愿同胞，团结牢，英雄气，唱军歌，
一腔热血儿，意绪多，
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
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
从军乐，乐如何！
（此歌在湖北新军的革命战士中广为传唱。）
武昌起义前夕，共进会已在新军中发展会员两千余人。到1911年夏，文学社在新军中有革命党人三千多人。共进会和文学社，在陆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各标和各营中都有代表，组织联络网非常严密。湖北革命党人的“抬营主义”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维护清朝统治的新军成为武昌首义的革命主力。
1911年3月，孙中山派同盟会骨干潭人凤到武汉，与居正、孙武、蒋翊武等会商革命工作。孙武随即用潭人凤带来的革命经费开设“同兴酒楼”（后改为“同兴学社”），作为革命同志来往联络的革命据点。
1911年报刊登载《大江报》被查封的报道
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形成了上海、广州、武汉三大革命报刊中心。革命者利用公开出版物，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吹，激发新军士兵及广大群众的反满革命情绪。
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在新军各营中都设有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为受压迫的士兵伸张正义。据辛亥老人回忆，《大江报》敢于报道新军中军官克扣军饷等消息。新军中的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通过阅读该报，“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的声誉与日俱增，销路大畅。作为文学社的言论机关，《大江报》鼓舞振奋了革命同志的精神。
有关《大江报》案的记载
（詹大悲）商振武学社同志刘尧徵（即刘复基）、张廷辅、王守愚等，与将校团合并，改组为文学社，于汉口办《大江报》为社之言论机关，仍由君（詹大悲）及宛思演、温楚珩、梅宝玑、何海鸣等主之。经此团结，革命气势大张。君言语妙天下，能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故《大江报》风行一时。宣统三年，君见清运已终（在《大江报》发表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鄂督瑞澂忌之，即捕之入狱。军中同志激昂万状，遂伏八月十九（10月10日）大爆发之根。
——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
《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
其遭劫，不解何故，以意度之，十之九触官场之讳而已。呜呼！大江东去，试问真英雄能被浪淘哉？
——于右任《江声呜咽》（《民立报》1911年8月3日）
1911年7月26日，《大江报》刊登了一篇时评，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署名“奇谈”，就是同盟会会员黄侃。全文一气呵成，疾呼进行反清革命。
8月1日，湖广总督瑞澂（1910―1911年任湖广总督）以《大江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下令查封，“永禁发行”，并逮捕詹大悲等入狱，酿成震动全国的“《大江报》案”。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共进会、文学社的合作日益成为迫切的需要。
1911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共进会方面表示：“我们两团体向系殊途同归，现在正是同归不必殊途的时候了。”文学社方面也表示：“两团体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济，到达彼岸就得了。”
共进会、文学社合作刚刚起步，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四川保路运动掀起高潮，清政府查封《大江报》，激起人们的愤慨，武汉地区民情沸腾。
人物春秋
1902年，刘公[4]赴日本留学，初入东亚同文书院，后入东斌学堂，研究军事学术。其间，联络留日学生，鼓吹民族革命。1905年，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和黄兴，加入中国同盟会，捐巨资襄助出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6年萍浏醴起义，奉孙中山之命返鄂策应，事败，继在汉口图谋再举未遂，复渡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07年，与张伯祥等人在东京创建共进会，亟谋发难于长江腹地，后被举为共进会第三任会长。1911年，参与筹划共进会和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联合，部署起义。
昙华林32号，早年曾是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住宅。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刘公领导赵师梅等湖北工业中学堂的三位青年学生，制作了辛亥革命军旗——铁血十八星旗。
9月14日，共进会、文学社的代表在武昌雄楚楼刘公家中再次集会，刘复基提议，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暂时搁置，大家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与清朝决一死战。刘公、蒋翊武等都表示赞成。24日，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大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讨论了起义计划，确定了起义的指挥机构与起义成功后的军政府组成。大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刘复基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决定在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机关设立起义总指挥部。会议还确定了总动员计划。
会后，武昌、汉口各革命机关加紧工作，赶制布告、旗帜、炸弹等。
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即将爆发。中国将迎来20世纪的第一次巨变。
访一访
贺觉非和冯天瑜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这样归纳湖北革命团体的特点：“湖北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发动新军，始终是湖北党人活动的重点”。湖北党人“有比较健全的组织”，注重联络“贫苦知识分子和士兵”，“保证了组织的纯洁”。湖北党人的宣传舆论工作，也以踏实深入为特点。以“武力推翻满清，达到民族平等地位”为主要任务进行鼓动，中心点在“救亡”。1911年秋，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辛亥武昌首义的金字，是由湖北党人的革命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
在老师指导下，阅读相关史学专著或历史资料。
在湖北新军各营中传阅的革命书籍与报刊
[1]孙武（1879—1939），湖北夏口（今汉口）人，原名葆仁，字尧卿，号梦飞。
[2]詹大悲（1887—1927），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以别名行世，湖北蕲州（今蕲春）人。
[3]蒋翊武（1885—1913），原名保襄，字伯夔，湖南澧州（治今澧县）人。
[4]刘公（1881—1920），湖北襄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