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24日，邹韬奋刚刚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就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读者名叫礼弘，在信中对如何办好刊物提出了5条建议，其中第四条是：“希望本刊添设通信栏，使读者对于本刊有意见发表的机会。”邹韬奋的回复信也一同刊发在周刊上：“关于第四条，极端赞同，本期即开端。”这是《生活》周刊“读者信箱”专栏首次与读者见面。从这一期开始，一直到1933年12月刊物被迫停刊，“读者信箱”始终没有中断。

《生活》周刊是1925年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创办的，当时的宗旨是进行职业指导、职业教育。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主编后，则强调刊物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据此，“读者信箱”也定位于讨论社会问题，帮助读者解决各类问题。1927年3月27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本刊与民众——本刊动机的重要说明》，明确表示“本刊向来的态度是尽量容纳读者的意见，不但读者通信栏专为此而设，即其他文字，凡来稿之有价值有趣味而与此旨相合者，无论意见或有异同，无不公布以作公开的讨论。”由此，读者来信逐步增加，涉及的范围也大大拓展。到1928年11月，平均每日可收40多封。到1929年6月，增加到平均每日100多封。到1930年11月，又增加至每日200封。到1932年5月，最多时竟日收千封以上，当年收到的来信总数在二三万封。

邹韬奋虽然事务繁忙，但每天至少挤出半天时间处理读者来信，甚至晚上还要加班加点。他在《经历》中曾这样描述回复来信的情形：“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处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猥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者也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握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谋，代为忠谋。”他答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复信的字迹总是工工整整、清清楚楚，从不敷衍。对那些不便发表的复信，他也以“全部精神答复”。有一次，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复信，促成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婚事，后来这两位青年把《生活》当作他们家庭永远的读物。

五四运动之后，封建礼教开始崩解，处在动荡时局中的普通民众存在不少思想困惑。妇女解放、婚姻价值观、男女交往、家庭伦理、社会就业等问题，成为上海街头巷尾的聊天热点，也是《生活》“读者信箱”的集中话题。邹韬奋常会挑出那些在民众中最有代表性的话题，尽其所能作出解答。

一位因为经济压力而想节育的青年来信说：“我是一个受中等教育而现在为社会服务的青年，每月所入不过二十元。因为我的父母爱子心切，遵循旧习惯，已替我成了家室……在这种情形，不幸生了两个小孩。因为受经济的压迫，想到前途的危险，真是困苦万状，心胆俱寒……冒昧提出这个问题（节育）请教……”邹韬奋回复告诫青年说，“不但不可在求学时代成立家室，即在初毕业而入社会服务时代，亦不可遵行结婚，自阻其进步之路。须俟立足稳妥略有积蓄，然后可言及家室，否则不但不能享受家庭之乐，反累人以自累。”

有的读者因大家庭中的矛盾纠葛不堪其苦，想要分出去单过，于是投书“读者信箱”。邹韬奋答复道：“天下事权利和义务是应该相辅而行的。我们固然‘提倡小家庭’，但同时也主张凡是没有自顾小家庭能力的人不应该贸然结婚。”他还建议那些准备组建独立小家庭的青年男女，“应该先把自己的职业或事业弄得有点根底，经济能力已有相当的把握”。否则，不但享受不到小家庭的幸福，反使所爱的人和自己一同受苦，这就得不偿失了。

由于生活所迫，不少青年不得不放弃升学机会而就业。他们给“读者信箱”来信，吐露苦衷，谋求帮助。邹韬奋一面鼓励辍学青年走自学成才之路，不要迷信文凭；一面呼吁上海几个成绩卓著的大学联合起来开办“夜大学”，使好学青年能边任事边深造。学费要特别便宜，以造就人材为宗旨，不要以赚钱为宗旨。这一呼吁很快得到回应，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写信给《生活》周刊，表示“希望《生活》帮助调查在上海社会服务的青年与壮年，志愿入夜大学的有多少，应趋重何种学课较为适合”。在“读者信箱”的推动下，上海夜大学成立，邹韬奋还就“夜大学毕业生有寻常大学同样的资格”与教育部频繁沟通，把好事做实。

邹韬奋为帮助读者答疑解惑，除了自己动笔回复，还请专家代为解答，或者展开互动讨论。在诸如“打倒雌老虎”论战、恋爱与贞操论战、关于胡适之思想的讨论中，都是主动引导读者参与，让读者始终处于讨论问题的主角。

“读者信箱”除了解答问题，还为读者代办各种事情。有的读者寄钱来，委托《生活》周刊的工作人员代买书刊和生活用品；有的读者因夫人要生产，委托《生活》周刊帮助推荐产科医院；有的读者沾惹诉讼，委托《生活》周刊介绍可靠的律师；远在南洋的读者也来信，委托《生活》周刊代为选购衣料、绸缎……对于读者所托事项，邹韬奋均视作义不容辞的责任，组织刊物工作人员具体落实。有时买的东西读者不满意，还要调换或重买。这种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赢得了读者的充分信任，《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也从最初的2000多份一直稳步上升，最高达到了15.5万份。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1930年《生活》周刊还成立了“书报代办部”，邹韬奋发起成立的“生活书店”，就是从这一部门发展起来的。

据统计，“读者信箱”开设的7年间，共发表读者来信591篇。“读者信箱”既给读者提供了表达意见的公共平台，也使邹韬奋掌握了大量社会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成了新闻线索，有的充当写社论、评论的论据。特别是通过“读者信箱”编读往来，邹韬奋深刻认识到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促使他逐步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到同情革命、最后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转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大片国土被日寇铁蹄践踏，国民党当局却下令不抵抗，深深刺痛邹韬奋的心。9月26日，他在《生活》周刊撰文，报道了事变真相，并痛述：“本周要闻，是全国人民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宣传抗日救亡自此成为《生活》周刊主基调，“读者信箱”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婚姻、恋爱、职业修养等社会问题，而是更多地讨论抗日救国问题。

国际国内的情势牵动着爱国读者的心，一周一期的《生活》周刊已不能满足他们对战事新闻的需求，很多人不分昼夜地往《生活》周刊打电话了解战事消息。邹韬奋和同仁不得不轮流守候在电话机旁，回答读者的问题。他们还书写大张“号外”，张贴在周刊门外，引得数以千计的读者驻足阅读，许多人还为十九路军、伤兵医院和东北义勇军捐款。邹韬奋感动地说：“他们对于我们‘号外’的信任，超过对于任何日报的‘号外’。在这样的鼓励之下，我们同事尽管缩短睡眠，疲于奔命，但是精神上的愉快是无法形容的！”

《生活》周刊竭诚支持抗日，严厉监督国民党对日动向，激烈抨击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必然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所不容。读者十分关心其安危，明里暗里提供各种帮助。1931年12月，南京数十位读者致信周刊，提醒他们提防国民党的迫害。1932年7月，国民党禁止周刊在一些省份邮递，后来又禁止在全国邮递。当时分散在铁路、轮船、航空等交通部门的读者，配合周刊工作人员，帮他们把刊物成包成捆地送出去，竟使其发行量达到历史最高。

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强行关闭了《生活》周刊。编辑部在最后一期的《最后的几句话》中表示：“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一切对于民众呻吟呼喊的压抑，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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