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经常参加调查研究活动。通过一次次的实地调查研究，他为全党正确认识形势，制定一系列重要决策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进行的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最具代表性。
以普通人的身份深入群众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探究困难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对调整农村政策、稳定农村局势起到重要作用。会后，刘少奇决定到湖南农村调查研究，以便对农村形势、分配问题、公共食堂等情况作出判断，采取正确的决策。其实，刘少奇到各地视察的时间并不少，但他感到以前的调查研究往往是走的地方多，不深入，没有把情况和问题真正摸清楚。这次他决定转变调查研究方式。离开广州前，刘少奇对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1日，刘少奇到达湖南长沙，准备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第二天，他由长沙出发，在前往宁乡县的沙石公路上颠簸西行。4月的湖南本应是青山堆翠，可映入刘少奇眼帘的却是荒山秃岭，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刘少奇将此次调查研究的第一站选在了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他住在养猪场的一间破旧房屋里，窗户漏风就用雨布遮住，没有电灯就用蜡烛照明，1张铺着稻草的旧木架床、2张油漆剥落的四方桌和4条长凳便是这间“卧室”兼“办公室”的全部家当。在这里，刘少奇听取了前期到湖南调查的中央工作组的汇报。听完后，他感触颇深地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省宁乡县调查研究期间与乡亲们交谈。
随后几天，刘少奇除了听取中央工作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队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外，还到王家湾的养猪场和农田了解生产情况。经过调查，刘少奇对湖南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初步认识，也明白了他沿途所见荒山秃岭的原因——农村办公共食堂要用大锅做饭，由于收成不好没有禾草烧火，只好砍树用木头代替。农村生产之萧条，群众生活之困难，超出了刘少奇的预料。
为进一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认真调查研究。他同中共湖南省委研究后，决定前往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以诚恳的态度虚心求教
1961年4月，刘少奇在湖南省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研究时所做的笔记（部分）。
天华大队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起的一面“红旗”，曾得到在这里蹲点的中央工作组的认可。但实际情况却是：天华大队自1958年以来，先后建立了15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中住宿，人均口粮只有300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养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等因素，给社员生活造成极大困难。
4月12日，刘少奇来到天华大队，住在大队部所在地王家塘。第二天，他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着重讨论了“食堂问题”“分配问题”“粮食和其他实物分配”等。在请大队干部发表意见时，刘少奇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一阵沉默后，大队干部不约而同地看向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她说：“我同意办食堂，办食堂的好处很多，大家都出工，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刘少奇追问道：“是把自愿办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彭梅秀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虽然会场僵局被打破，但相继发表意见的大队干部一致表示，食堂应当继续办下去。刘少奇从他们的言谈中察觉到，这些干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为了能听到实话，刘少奇决定改变计划。4月15日，他不让大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直接到天华大队施家冲食堂，当天下午又约请了施家冲部分社员座谈。座谈开始时，刘少奇诚恳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这几年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当然有成绩，但有缺点，缺点很多。这些缺点，中央要负责、省委要负责、县委也要负责，这里公社、大队也要负责。”刘少奇的话打消了在场社员的顾虑，大家纷纷诉说加入公共食堂后生活上的不便和对生产的影响。社员彭五说：“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大家集中一起住，不利于生产，山边、冲里、远处的田地荒芜了……”他话音未落，社员彭玉鸿接着说：“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还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什么道理？就是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这时，气氛已经活跃起来，社员们把多年来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社员彭淑仪也壮着胆子发言说：“公社化后，人人‘坐大船’，田上没人种，种了没人管……办公共食堂，四五十个人吃饭，一个人种菜，其他人不动手。”刘少奇在听取社员们的意见后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在一起住，自留地没有了，猪不能养，鸡鸭不能养，许多东西比以前少，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以前喂猪有肉吃、有油吃，喂鸡有蛋吃，塘里养鱼有鱼吃。粮食少一点，有红薯、芋头。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生活就差了。所以这个生活不如以前，是肯定的嘛！从前的政策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了。于是，许多人‘坐大船’，不积极。这怪不得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
随后，刘少奇又同中央工作组及天华大队干部多次研究解散公共食堂问题，他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食堂，如果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最终，在刘少奇的建议下，由社员自愿选择是否留在公共食堂吃饭。
以聊家常的方式了解民意
虽然天华大队的问题有了初步解决办法，但是刘少奇的湖南调查研究之行并未终止，他决定多去几个地方看看。5月3日，刘少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当晚，他谢绝县里为其在花明楼公社安排的住所，住进了炭子冲旧居。虽然炭子冲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勾起了刘少奇的许多回忆，但他更关心的是家乡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一天，刘少奇邀来少年时曾一起放牛的朋友李桂生聊家常。刘少奇问：“听说去年干旱得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李桂生脱口而出：“没干，还剩半塘水呢！”刘少奇略带疑惑地说：“我记得有一年塘底干得可以晒谷……”“那样的大旱，每亩还收了两三担。”李桂生接着说，“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是有些影响。我讲话直，主要不是天灾，是人祸。”这件事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7日下午，刘少奇在炭子冲大队召开了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等大家坐定后，他关切地问：“田里工夫忙不忙？”几位社员说：“正在插秧。”“想耽误你们半天工夫，同你们谈谈。我来几天了，找几个熟人谈了一下，还没有同你们谈，今天谈谈。”刘少奇动情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这段话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接着说：“乡亲们谈谈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有的社员大着胆子说：“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刘少奇说，“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之后，他还对与社员利益密切相关的食堂、房屋、山林等问题谈了看法及意见。座谈结束后，刘少奇又挨家挨户地串门，察看乡亲们的生活情况。
这次刘少奇到湖南调查研究，掌握了很多第一手材料。5月11日，他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湖南的情况，并提出关于解决社员住房，退赔社员财物，巩固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所有制等多个问题的处理意见。随后，毛泽东就这封信的内容及有关湖南工作的3封信作了批示：“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同，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
5月16日，刘少奇从湖南农村回到北京后，立刻投入紧张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条款。
实践出真知，调查出真相。刘少奇1961年的湖南农村调查研究之行，紧紧围绕群众生产和生活两大主题进行。通过此次调查研究，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农村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摸底，准确掌握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为党和国家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文中所示档案及照片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6月23日 总第4000期 第一版 | 